李井泉评论(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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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争议人物：李井泉

发布时间:2013-11-15 00:25 作者:欧阳龙门 等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1671次

　　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同志，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同志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同志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同志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同志是围攻彭德怀同志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同志属贺龙同志一派，贺龙同志因为与彭总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同志挑起攻彭，李井泉同志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同志治下的四川省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同志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同志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毛泽东同志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同志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同志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同志、安徽的曾希圣同志、甘肃的张仲良同志、山东的舒同同志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同志，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同志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同志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同志调出四川。李井泉同志在小平同志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1959年4月，毛泽东党内通信发出，要求发到全国生产队一级，而李井泉竟然扣留下这封信，在全省干部会议上继续推行五风，把反对者都打成反革命，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扬，导致四川省纠正五风比其它省分晚了一年多，为四川省大面积死人埋下了伏笔。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其实是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受到冲击批斗，一家人遭遇很惨，但没有人同情，他作废粮票太缺德了。幸好人民银行没有学他的办法，因为有人制造假钞票，就将人民币全部作废，不予兑换。

　　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李井泉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几年以后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触及到各层领导干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这对李井泉的嘲讽实在是太大了。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二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

　　李井泉后来复职任人大副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了这个事情，听完之后他默默的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当晚痛苦到没有出来吃饭。四川人说，李井泉死了一个儿子痛苦到极点，而大饥荒时，他饿死了无数四川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他怎么毫不动心？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省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李井泉同志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同志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同志（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同志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同志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中央苏区的，一直做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同志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同志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称是儿女亲家。贺龙同志与小平同志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小平同志对李井泉同志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同志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省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入川的二野干部，以及四川省地下党干部。李井泉同志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同志，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同志（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同志（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同志（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同志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同志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同志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和著名作家沙汀同志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省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同志、张西挺同志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同志不和，文革前刘结挺同志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闻名全国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不得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同志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小平同志，恰好小平同志不在，于是又给贺龙同志打电话。贺龙同志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同志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同志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同志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同志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李井泉同志，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同志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同志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坚持极左的李井泉

　　李井泉在文革当中遭到的打击程度，相对于其他几个大局书记来说，处于中等水平，有幸有不幸：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比较剧烈，但是相对于惨死于监禁之中的陶铸，尚属万幸。１９７３年，李井泉被解放出来并且安排了工作，而宋任穷直到１９７７年才安排工作，刘澜涛直到１９７８年底才平反。

　　从家庭角度来看，李井泉则相当不幸，儿子李明清被活活打死，夫人萧里自杀于监禁之中。

　　那么劫后余生的李井泉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些什么反思呢？

　　说来好笑，李井泉对自己的总结只是“中间偏左”。

　　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极左？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些揪斗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仅仅是“有一点过左”？

　　在《说一说李井泉》和《“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里，我们以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介绍了李井泉在“反右”、“大跃进”、斗彭德怀、纠正“大跃进”的遗患，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结论是李井泉“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

　　然而李井泉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左”，仅仅是“中间偏左”而已。

　　我们看到了吴芝甫忏悔河南“大跃进”的恶果，我们也看到了廖志高反思四川在纠正“大跃进”的遗患时措施不当，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李井泉的任何自我检讨。

　　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了李井泉在“整人”问题上“坚持极左”。

　　作为中共的老干部，李井泉和许多人一样既有“整人”的业绩，也不乏“人整”记忆。问题是有的人得出教训：“整人”不对；也有人认为自己“整别人”是对的，别人“整”到自己头上是不对的。前者如陈云、胡耀邦，后者如李井泉、罗瑞卿。

　　在《说一说李井泉》里我们说到了李井泉“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 我们列举了李井泉制造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冤案、文革初期 “四川‘三家村’”冤案。

　　这里我们再来说一说“四川地下党”的冤案。

　　文革前李井泉在四川就打击排斥“地下党”的干部。这当然和当时中央的左倾政策有关，而李井泉又是在这个左倾政策上加倍偏左。

　　文革前夕，李井泉就这着手对全四川的“地下党”干部进行整肃，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

　　文革当中揪叛徒风潮兴起，所有的“地下党”的干部都在劫难逃。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冀东叛徒集团”案……真是数不胜数。四川也不例外，江青就说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叛徒多得很。

　　文革结束以后这些冤案都平反了。李井泉当然是无法阻挡平反浪潮，但是对四川“地下党”冤案的平反却颇不满意。他说：“解放后，在地下党使用问题上有问题……如果用地下党掌握政权，他有一股势力。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

　　这些话如果是在文革前、文革当中讲出来尚不足怪，问题是李井泉讲此话的时间是八十年代中，冤案已经平反好几年了。让人感到李井泉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四川地下党的人将此事告到中央。中纪委派人去找李井泉查证，问他为什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

　　李井泉矢口否认。别人把讲话记录拿给他看，他见无法抵赖，答曰：

　　假如说过这样的话，那当然不对嘛。

　　四川地下党人不依不饶，一直告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息事宁人说：

　　算了算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可惜的是李井泉已经在１９８９年去世，我们没有机会在他去世前告诉他我们的看法：你不仅仅是“中间偏左”，你是“加倍偏左”而且还“坚持极左”。

　　附录：李井泉生平简介

　　李井泉（1909～1989），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者。江西临川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井泉1924年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就读时，与舒同等组织“ 读书会”，探讨革命真谛。

　　1927年投笔从戎，随“八一”起义军 南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至1933年先后担任红军独 立第3师政委，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第1、第3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4 方面军上 级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4师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率领属部北出绥远，深入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归绥、包头山区，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围攻，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政委、第20兵团政委、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先后领导和指挥过晋绥地区的土地革命、绥包战役以及进军西南的战斗。此后一度与邓小平、贺龙在一起，为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得小平同志的喜欢。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期间，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等；大力发展四川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改变西南贫困面貌中，政绩卓著。他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1982年8月退居二线。 1989年4月24日，病逝于北京。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评价 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共识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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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民之恨——“西南王”李井泉其人其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1949－1966），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爷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大量饿死人，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理狡辩。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67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9到1961那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清二楚
——那完全是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在1959年初曾向全国批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瞒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结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1959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1582万吨，可是在“反瞒产私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员，“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3500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量征购了高达49％的公粮（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31％）。大量的粮食被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员，将该市所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员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员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招！”官员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0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1959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 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 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1960年7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1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5元，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20多斤粮食和2两肉，还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1到2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20％。例如，巫山县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荒光顾的好地方，也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1958年到1962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人数是812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900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杀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另有一位作者写道：“1960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里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官方的报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1959年7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1961年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级，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贵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出毛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的好学生”，在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和毛爷1957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某人的包庇下却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甲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爷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在还未断气时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转自西祠胡同，作者：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