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什么是非道歉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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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非道歉的“道歉”
作者：徐贲

　　据报道，现年93岁的王晶垚先生不久前发表声明，表示在妻子卞仲耘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那么，什么是虚伪的道歉呢，又可以如何识别呢？

　　虚伪的道歉不是“不道歉”，而是并没有真正悔意的“道歉”，也叫“非道歉的‘道歉’”。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幽默作家麦考(Bruce MaCall)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完美的非道歉道歉》（“The Perfect Non-apology Apology”）。麦考称非道歉的道歉为“艺术性的含糊说辞”。“含糊说辞”（double talk）一语来自奥威尔的《1984》，指的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

　　现有的各种道歉研究都把“悔意”和“承担个人责任”当作真诚道歉的两个关键要素。例如，法学家克利费尔德（JohnC.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希尔（Steven J.Scher）和达莱（John M.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4R定义，道歉必须包含悔意（remorse）、责任(responsibility)、决心(resolution)和补偿(reparation)。心理学家贝弗拉斯（Janet Bavelas）则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道歉是一种同时用行动和语言来表明悔意的忏悔行为，社会学家塔维切斯（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道歉是一种“只能用言语来进行的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不用言语，便没有道歉”。但是，只是用言语，而没有充分承担具体责任的实际行为（说出全部真相），仍然不会有真正的道歉。虚伪的道歉就是如此。

　　虚伪的道歉是逃避真正责任的道歉，逃避责任有多种不同的语言手段，一种叫“假惺惺道歉”（tongue-in-cheek apology），如“对这件事我比谁都感到对不起你，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还有一种叫“‘如果’式道歉”（If apology），如“如果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在这种道歉里，道歉者只是说自己不幸让你有了委屈的感觉，并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也许是你自己太敏感、多心、偏执的缘故，并不是道歉者真的有什么必须担负的责任。

　　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还有，替上司扛过或替他人掩饰真相的“形式道歉”（formalistic apology，如果宋彬彬知道谁是凶手，真诚道歉就必须说出真相）、为躲避更大罪责的“战术性道歉”（tactical apology）、无主语道歉(“伤害已经造成，对此表示歉意”)等等。利用道歉来作某种解释和表白，以此反驳和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并作为逃避责任方式，也是一种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这叫做“解释性道歉”（explanation apology），它的真正目的是辩白，不是道歉。宋彬彬的道歉中有不少这样的内容。

　　道歉并非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要么是真诚的，要么是虚伪的。真和假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造成道歉不充分或不真的原因、程度也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和对待。“文革”过错道歉经常有不充分的问题，成为半真相道歉（half-truth apology）。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就是谎话，人们至少有理由拒绝把半真话看成是真话。

　　任何对“文革”罪过的真诚道歉都必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伤害具体他人的行为罪责，另一个是在“文革”中给邪恶制度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道德罪责。否则便不可能有真正诚恳的悔意和充分的责任承担，这样的道歉是不能被接受的。

　　道歉的悔意越真诚，承担的责任越明确，道歉就越有效，受害者和公众也就越能接受道歉，并对道歉者予以宽恕和原谅。但是，即使是真诚的道歉，受害者也没有必须对道歉者予以宽恕的道德义务。受害者的宽恕是一种善意的礼物，不是道歉的等价交换物。在道歉和宽恕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是“同情”（感同身受，empathy）。真诚的悔过释放出人的心灵痛苦和煎熬，这会触发他人的同情，并因此促使他人予以原谅和宽恕。尽管受害者不一定原谅，但社会和公众应该欢迎和接受真诚的道歉，因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有助于人际冲突或社会矛盾的和解，也有助于整个社会恢复和维持文明的道德秩序。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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