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石：该谁道歉

yangharrylg

宋彬彬的道歉，把我带回那段不堪回顾的往事。
    和宋彬彬当时所在学校一样，我就读的也是一所女校，且我们的一位校领导也死于文革初期的武斗之中。那一幕，在脑海中难以抹去。

那天，我们这些‘革命群众’坐在学校中间广场上。在一片‘坚决拥护毛主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校党委书记沙坪等各由两名身着绿军装，腰束皮带的英姿刹爽的红卫兵押入会场。几个批判发言后，大会主持人要求这些‘牛鬼蛇神’低头认罪，供认’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状。
    沙坪三十年代在延安入党，已是有些资历的老党员了，高高瘦瘦的，却性格刚强。她明知自己不反党，又无法和这些无知的孩子们辩解。她能做的，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结果，在一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由飞机式（大弯腰，双臂被高高直举在身后）被踢成跪趴式。接着，小将们把脚踏在她背上，从腰间抽出铜头皮带，开始抡打。同时，坐在台上领喊口号的红卫兵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颂读毛主席语录：’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 声音钪锵有力，一遍比一遍激昂高亢。语录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会场情绪达到高潮。我注意到那踏上的第一只脚的迟疑，重心不完全在这只脚上。从第一鞭抡下的速度，也能感到一丝犹豫。 ——那毕竟是与我们朝夕相处，被受尊重的师长。一遍又一遍的语录声，口号声给了她们战胜自己的力量，她们正在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是无尚的荣耀。坐在台下的我，机械地跟着喊口号。看着那重重地踏在她身上的脚，及一鞭重于一鞭的抽打，我低下头，不忍再看。旁边有人碰了我一下，马上醒悟：是不是我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强？还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还是因为——我爸爸？！
    父亲就职于科教部门——文化革命首当其冲的单位。和沙坪一样，第一批被打翻在地。那天他单位的造反派三人到学校来找我，要求我站出来揭发批判我父亲。揭发什么？他把自己的一切，从物质到精神，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从小到大，他不厌其烦地鼓励我们改造思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说他反党，打死我也不信。我看着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只感到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使劲咬紧牙关，还是没能忍住，泪水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任凭它流淌。——这是我记忆以来的第一次落泪。总以为自己挺坚强，这才知道，心中若没有泪泉，眼泪当然无从而来。造反派们走了。我恨自己，为什么落泪，特别是在他们面前落泪。我疑惑，该不该像一直被教育的那样，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积极投入文革，批判一切牛鬼蛇神——包括爸爸？对他的批判会，我还是去了。我的兄弟姐妹，父亲的所有子女，从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妹妹到正面临大学毕业分配的大姐都被要求去了，并且被安排在第一排，正对低头站在台上的他。二姐被代表全体子女发言，表示要与他划清界线。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出了颤抖。两个多小时的批判会，父亲一直低头站在那，他不能抬头看任何人，——他的目光所向，会被认为对革命群众的敌视；他更不能看我们，——他不愿加重子女们的思想负担。幸运的是，父亲单位多是知识分子，‘君子动口不动手’，因而少受不少肌肤之痛。回到家里，他对我们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做党的好儿女。

我不知道怎样才是党的好儿女，我选择了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我们全家九口被安排到了九个不同的地方。父亲在河南某农村被监督改造。那几年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小小的包裹，上面没有寄信人姓名。但从那钢健有力的字体，我一眼就认出来自于他——我很久没有叫出的爸爸。包裹里只有一本书，一本用红色塑料皮包装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从头翻到尾没有找到一个父亲的笔迹，我却读出了所有的心意。爸从妈妈那里知道，我下乡前曾专门到医院学了一些医疗知识，并用文革前存的零用钱买了一些药品及简单用具（家里银行账户已被冻结），准备为贫下中农服务。他极为欣慰。用掉他近一个月的生活费，精心挑选并寄给我这本书。担心他的名字会牵连到我，让我变成‘不可教育好的子女’，他没有留名。没有他的地址，我没有回信。但我知道，他支持我，尽其所能在帮助我，——我们的心已经相通了。当心里有话却无法倾吐时，话变成了泪水。我把自己埋在被子里，无声的泪水湿透了半边枕头。我不愿让睡在同一个土炕上的同学们听见，再说，明天还要下地干活。

直到父亲去世，他从来没有为‘划清界线’而责备我们。他知道，这里即使有错，也错不在我们。他了解，我们的‘划清’绝非开脱保全自己之举。我们只是想和他人一样，投入轰轰烈烈，跟上历史潮流。
同样，那些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小将，因其各自父辈的背景，使他们更具历史使命感。他们要证明，自己会奋不顾身地保卫父辈们打下的江山。我无数次想否认一个事实：如果当时我在那个位置上，怎么可能不像她们那样大打出手？
    在被批斗当天，在关押她的校内那间小屋中，不堪凌辱的沙坪“自绝与党，自绝与革命群众”，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千千万万死于文革的人一样，无声无息地被掩埋在历史的流沙中。沙坪死得不明白，自己亲手培养教育出来的这些单纯可爱的少女，这些正在开放着的‘祖国的花朵’，她们心中不曾有过任何邪念，有过的只是跟党走，做革命接班人的激情，怎么瞬间变成凶残的恶魔？沙坪应该知道，正是这种激情，这种对个人崇拜到极点的激情，这种完全变成了迷信的信仰，给了她们无穷的力量，去战胜自己的纯洁和软弱；给了她们极大的勇气去把自己变成那种邪恶——那种我们至今都不愿承认的邪恶。敬爱的沙坪老师，你真的认为错在我们吗？
    沙坪早早去见马克思了，也许会与马克思探讨文革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但许多像父亲那样活在文革中的人们却没有那么幸运。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被剃成阴阳头的阿姨最后一个上了车（阴阳头，也是文革的发明：把头发一半剃光，另一半保留原样，而且会要求下次接受批斗时，还需保留这种发型）。她虽然看上去疲惫不堪，目光凝重，却仍难掩原有的端庄。从气质上看应属领导阶层，阴阳头说明她在学校工作——只有不经世事的孩子们才会做出这么混的事。没等她站稳，一个满脸正气的英俊少年走了过去：“有没有车票？”阿姨拿出乘车月票。小伙子接过去，撕下月票上的照片还给她，将月票撕得粉碎，义正辞严地说：“公共汽车是为人民服务的。牛鬼蛇神没有权力使用。你下去吧！”车开了，我看见她面无表情地拖起沉重的腿。我至今依然挂念着她：她能走回家吗？她能受得住吗？我宁愿相信她坚强的活了下来，已是我们的老阿姨了。老阿姨，你身上的，心里的伤痕敷平了吗？我们的道歉会使你感到些许安慰吗？那位英俊小伙应该和我们一样已过知天命之年了，当你回顾那一时刻，你的心会不会颤抖？你心上的伤痕有几多？我清楚得知道，对那些红卫兵来说，这几十年，不断抽打在她们心上的鞭痕远比沙坪身上的要多得多。不论说没说出，她们都在一遍遍地渴望着原谅和谅解。她们的道歉，实在更是对自己心灵的宽慰。
    无论对死去的沙坪还是活着的老阿姨们，他们等待着道歉——那是改正错误的第一步；等待着对事态根源的解析；等待着让这类事情不再发生的制度上的保证。这样的一天会有的。

于2014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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