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广景：从一次谈话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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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读到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谈话的一则档案资料［1］，这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教育问题，毛泽东谈话的部分内容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2］为题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发表。谈话的语言平实、生动，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包括学制改革，也包括学生减负，同时还关涉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等问题。

此次谈话看似聊天，却指代明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一个侧面显现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若干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索。第一，防止“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50年代末以后，中国领导人认为苏共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必须加紧培养接班人。中共中央认为，培养接班人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二，学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令人担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学生的健康状况曾一度有所好转，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生的健康状况再度成为突出的问题（学生健康问题较为突出的年份主要集中在1951年、1953年、1959年、1960年和1964年）。［3］1965年6月，北京市团委对北京师范学院二年级历史系一个班的学生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全班52名学生中，患有各种慢性病的28人，近视眼有25人。多数学生过去就有病，入学后病情加重；另有一部分学生为入学后患病。［4］调查报告认为，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外活动过多是导致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的三个主要原因。［2］(p.391)加之，很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健康。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第三，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发展的学制。新中国成立后，学制改革几经反复。1964年初，中央仍然认为我国学制中有两大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修业年限长，二是课程负担重。［5］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尽了很大努力，使更多适龄儿童入学，但当时财政吃紧，教育投资受限，因而就创造性地开辟了“多条腿走路”的办学道路。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一、缩短学制，提倡多样化

座谈会开始后，邓小平首先谈了对学制的看法。他说：“我们教育工作，主要是学制太长。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六年，要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实习一年，出去工作已经二十六七岁了，比苏联差两三年。这样文科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三四岁进入工作岗位。最近统计，原子能方面成名的人，美苏都是二十四五岁，这时候脑子最好使用。但我们青年还在学校里，到二十六七岁才工作，应该缩短学制。”毛泽东说：“可以缩短。”邓小平还说：“学制短了，就可以抽出时间搞搞劳动，当当兵。优秀学生应该允许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有的优秀学生，跳了班还是优秀学生。由林枫同志搞个小组专门研究。”毛泽东说：“让陆平、张劲夫都参加。”“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读那么多的书，考试的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林枫在座谈中说：“将来学制整个改革，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小学太晚，可以提早为六岁，就是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五年制，可以解决一些房子。大学每年招十四五万人，可以办一两年预科。”他还说：“大学除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制主要是医，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商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中国这么大，将来学制要多种多样形式”。毛泽东说：“对！要多样化。”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泽东赞同邓小平提出的学制要缩短的看法，同时，还允许学生跳班，主要考虑的是我国学制太长，学生毕业后年龄偏大，对于做科学研究不利，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学制定得太死，而是根据不同学科的需要提倡学制的多样化，以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各方面人才。

二、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全面发展

邓小平说：“现在课程多，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堵住课外作业。”毛泽东说：“现在就是多。课太多了，害死人，使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课程门类也太多，学生不能读课外读物。没有娱乐、游泳、运动的时间，怎么能行呢？孔夫子只搞了六门功课，叫礼乐射御书数。我们的课程要砍掉一半。”邓小平说：“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毛泽东说：“历来状元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是第二流的。罗贯中、王实甫、关汉卿也不是进士翰林，蒲松龄、曹雪芹是拔贡，比举人还小一点。凡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书读多了，害死人，读多了不好。明朝只有两个皇帝搞得好，一个是明太祖，文盲，一个是明成祖，半文盲，还做了些事情，到了嘉靖万历，是知识分子当政，反而糟了，国家管不好了。梁武帝有文化，懂佛经，开始还好，后来当了和尚，结果饿死了，亡了国。宋徽宗写字画画很好，结果当了俘虏。”邓小平说：“课程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毛泽东接过来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敌人的办法，不是对人民的办法，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现在还是考八股的办法，要完全改。我主张先出一批题目公布，让学生研究看书。例如考红楼梦，出二十个题，如学生答出十题，其中有几个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答“答”应为“打”，笔者注。一百分，全部答出了，但无突出见解的，只给五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可以冒名顶替，但要自己抄一遍。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他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试试点。先生讲课，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打瞌睡养养脑筋，可以不听，稀稀拉拉。”陆定一在座谈中说：“现在全国教育厅局长正在开会，这次开会和以前不同，不算账，不分钱。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负担过重，每门都有课外作业。现在学了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杜威一套，凯洛夫一套。”毛泽东说：“这不是孔夫子的，孔夫子不是这个办法，孔夫子没有那么多课，只有六门课。”他还说：“我们的教育，路线不错，方法不对，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书多课多，压的太重，我很不赞成。考试办法也要改，是摧残人的办法。”

上述对话至少可以说明以下问题：第一，毛泽东对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情况颇为不满，主张削减学生课业负担，改革教学方式和考试方法，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学习能力。关于毛泽东的这一教育思想，还有一则材料为证。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到教育制度问题时说：“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也吃的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课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员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员保密？到了课堂上才让学员抄，把学员约束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得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连举人都未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员提出的问题，学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6］可以看出，毛泽东倡导的教学方式和考试方法非常灵活，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毛泽东认为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减少近视眼，扩展课外读物，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推动孔子的教学方法，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开的课程不多，只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另一方面，这六门课却很齐全，礼如同现在的德育，乐如同审美教育，射御如同体育教育和体力劳动，书数如同智育教育，也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德智体美劳几个方面，只不过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诠释就是了。第三，毛泽东拿古代的进士举人、皇帝等名人举例子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学生学习书本知识，而是指要削减课程，减轻学生负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反对读死书。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对话中，邓小平说学生课业负担重，很紧张，毛泽东接着拿古代的名人从正反两方面举例，邓小平接着说，课程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从这段对话来看，毛泽东举例的寓意是指读死书往往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也是这样，毛泽东提到历史上的人物后把论述的落脚点放在了培养训练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博与精的统一

陆定一在座谈中说：“现在中小学目标是升学，毕业后不愿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二是两条腿走路。河北大水后，教育厅很紧张，房子塌了，就办简易学校，结果学生人数反而多了。”毛泽东说：“大水冲掉了教条主义。土教条，洋教条，都要搞掉。”陆定一接着说：“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复式教学改单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子女失学很多。河北省这个经验很好。广东新会县调查了十几个农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120元，农业中学国家一年花6元，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要两条腿走路。以前就是苏联的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但忽略了学问，劳动多了些，改了就好了。文艺也是如此，没有一九五八年，没有今天的水平。”毛泽东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都轰下去，不许住在城市，到工厂农村去。不下去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在城市里那“那”应为“哪”，笔者注。能写出好剧本好诗歌。”陆定一说：“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有2.7%的牛鬼蛇神要清理。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以考虑师范文科不招高中毕业生，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两年的学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有一个经验，把一批教师下放一两年劳动，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成了教师骨干。”毛泽东说：“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也没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也没上过什么大学中学，他只是找了一门职业，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像个道士，又会弹琴，又会射箭，架车子。书是什么？是书法还是历史？（问章士剑“剑”应为“钊”，笔者注。，章说可能是书法。）不是，大概是讲历史，还有会计。他没进过大学，课目少，只有礼乐射御书数。”毛泽东接着说：“孔夫子这个人比较老实，小时候比较穷，放过牛羊，当过会计，常与人接近。后来在鲁国当了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他常常挨骂，后来有了子路，恶声才不入耳，大概是请子路当了孔子的保镖的，谁说孔子，子路就揍他。”这段话在《文稿》中的表述是：孔子“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2］(p.23)毛泽东还说：“高尔基只念过两年书，完全是自修，发明电的福兰克林，是个卖报的，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毛泽东在谈话的最后说：“孔夫子六门课，没有工业农业，因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研究，想个办法。”

仔细分析上述对话，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社会实践，在他们看来有两点好处，一方面，容易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节省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让更多的学生入学，让贫苦的人也能受到教育。第二，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培养人的创造性的一条重要途径，李时珍、高尔基、福兰克林、瓦特等人走的都是这条成功的道路。因此，毛泽东不仅主张学生要和生产实际相结合，就是剧作家、诗人等都要如此，只有这样，才会从实践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第三，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也是改造人、防止脱离群众的一条重要路径。在他们看来，这既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老师下放后思想转变的成功案例，也有孔子后来做了大官、脱离群众的反面例证。

怎么读书呢？林枫说：“还是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毛泽东说：“中学有些课程只要讲一下，像学点逻辑语法，不用考试就行了，让学生将来在工作中去理解。”彭真说：“现在是灌，死念死背。”陆定一说：“现在有两派，一派主张讲透，讲彻底，什么都讲。一派主张学懂学会学少点。”毛泽东说：“烦琐哲学要灭亡的。无论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繁琐哲学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十三经作了那么多注解，现在走向消灭。十三、十四、十五世纪的繁琐哲学，要走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启蒙时期。佛经那么多，那“那”应为“哪”，笔者注。能读得完？唐玄奖“唐玄奖”应为“唐玄奘”，笔者注。考证全刚经“全刚经”应为“金刚经”，笔者注。，只有一千多字，另一本考证字就多了。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能读的太多，无非是几个本，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成了书呆子，成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由此看来，毛泽东主张泛读和精读相统一。前面，毛泽东批评了学校课程门类太多，学生不能读课外读物的现象，这里又主张学生要学点逻辑语法，可不考试，让学生在工作实践中理解，其实，这都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但毛泽东也强调要精读，毛泽东列举中世纪的哲学、唐玄奘考证金刚经等例子，无非是要指出精读的重要性。

总之，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逻辑和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按照这一科学分析方法，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讲话具有明确的条件性和针对性，要准确把握他的这一思想就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场景来肢解其谈话内容，从而截取个别历史片段为我所用。比如，有的著作认为，毛泽东指出明代仅有的两个有政绩的皇帝勉强才能读书，把诗人、剧作家赶出城市和政府机关，这预示着“文化大革命”极端反智力的特点。［7］而当把这段话放在当时的语境下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论述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不是反智力。不过，在书本学习和实践锻炼之间，他更看重后者，这种认识日后又有所发展，尤其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受个人经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有些看法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授课方式、考试方法固然应该灵活，但主张学生上课可以“打瞌睡”、“稀稀拉拉”，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的想法就不太可取了。

［ 参 引 文 献 ］

［1］《毛主席春节座谈会对教育工作的指示（记录稿）》，石家庄市档案馆：47－1－167。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4页。

［3］中央办公厅综合组：《有关保证学校师生健康、劳逸结合问题的一个资料（1965年7月5日）》附件，石家庄市档案馆：47－1－167。

［4］《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石家庄市档案馆：47－1－167。

［5］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页。

［6］《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纪要》，石家庄市档案馆：47－1－167。

［7］〔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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