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红八月”人民日报社论辨析

钱江

今天的中国人，还记得、还知道60年前的8月吗？

“红八月”。

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运动”勃然兴起，受到了领袖毛泽东在8月18日的首次检阅。中共8届11中全会完成主要议题，宣布“文革”全面开始，则在这个月上旬。

“红八月”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率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夺权的第三个月。这个月里，人民日报社论数量之多，发表频率之密集，维系了6月以来的频繁势头。




1966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1版

回顾这些社论的标题和内容，探及这些社论的起草，对于今天的人们认识“红八月”的国内形势，特别是了解“红卫兵运动“，已经具有史料价值。

“红八月”中的人民日报社论,均发表在1版显著位置，列表如下：

8月1日，1版下方通栏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

8月8日，1版左下方社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拥护中共中央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决定。

8月11日，上半版通栏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拥护8届11中全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8月13日，上方通栏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这是“中央文革”讨论的选题，陈伯达为此向毛泽东报告，对这个题目，“拟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毛泽东于15日批示，“可以这样做。”

8月15日，1版半版刊登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出：“我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

8月17日，上半版左侧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社论中的“游泳”是指，“每个革命者，每个革命青年都要积极的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斗争中学会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8月20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宗旨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4个副词连用，从此定格为十年“文革”中标准的格式。（引者注：“四个伟大”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停用，仅保留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两个头衔。）



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1版社论

8月23日，人民日报一天刊登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版上方通栏标题）；左下方还有一篇社论 《好得很！》，指谓“红卫兵”“造反精神”好得很。这两篇社论的主旨是一致的。

8月24日，下半版社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进一步支持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缘由是应聂元梓之请，毛泽东于8月17日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了“新北大”3字。

8月25日，下半版通栏社论，标题是：《伟大的战略思想——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发表二十周年》。

8月28日，1版通栏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

8月29日，1版通栏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并称：“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根据列表，这个月里有11天总共发表12篇社论，都是与当前运动和形势直接关联的。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1版有两篇社论，这是不多见的

“红八月”社论+社论初拟稿

“文革”初始的6/7/8三个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刊登频率都是非常高的。分别为：

6月：16篇

7月：  8篇

8月： 12篇

“红八月“社论的数量和发表频率，对比7月里的8篇社论（其中2篇为外交事务社论），明显高出; 比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的6月当月16篇低一些，但若减去专涉外交关系的3篇社论，就“指导当前运动”的特性而言，则只比6月少了一篇。

“红八月”社论内容，与8届11中全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公报、与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有直接关联。这些社论为文革推波助澜，更着眼于引导“运动“持续蔓延发展，将社会动乱引向更加深层和广泛的动乱。

上表所列，是“红八月”中已经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编辑部还准备或起草了一些社论稿，其中在8月前半月打印或排印出的社论初稿就有：

8月2日，社论初稿《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革命》

8月4日，社论第2稿《革命只能靠群众自己》

8月7日。社论第3稿《人民万岁》

8月11日 社论第4稿《放手发动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路线》

8月12日，社论第3稿《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面》

如果这些已经起草出来的社论在报纸上正式发表，“红八月”社论会更加拥挤。




196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1版

1966年6-8月的文革“头三月”社论，篇幅多在1500-2000字之间，有一些更短。多采用口号式标题，行文组织并非巧构精思，遣词造句也谈不上神妙出彩，理论论述亦不着意引证思辨，引人瞩目的地方倒是营造语言气势、强调排比重叠，用心于语言鼓舞，推行领袖确定的“文革”方针。



1966年10月1日那天穿上了军装的中国第4号人物陈伯达

陈伯达和“红八月”社论

1966年6月以后的人民日报社论的组织和起草过程，目前可见的文献很少，当事人留下的回顾文字也很少。

以陈伯达本人的讲述，6月初掌控人民日报以后，他就提出，从报社编辑部抽调数人，与工作组中的善写者合作，一起进行社论和评论的起草。

副总编辑胡绩伟立即提出了一个名单，其中有安岗、何匡、何燕凌，可能还有凌建华。他找到何燕凌说，这件事很重要，有几个人同工作组一起写社论、写评论，知道了评论计划，也就好制定报道计划了。

几天以后，胡绩伟就因为6月11日”莫须有”的“黑画事件”停职了，他提出的名单随之作废。根据陈伯达授意，由唐平铸、钱抵千召集起一个“评论组”，唐、钱主要负责确定题目、审定稿件，具体事务由副总编辑安岗来抓，何燕凌负责与陈伯达之间的联系，送审稿件。唐平铸、钱抵千认为工作组这边人手太少，写评论者更少，又从军报调来战争年代的华东野战军战地记者冒雨吉，时年43岁，参与撰写社论。

陈伯达和前述“红八月”社论的关系是紧密的，但是到了8月底，却是陈伯达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的节点。

8月25日，陈伯达发烧了，上午8时许住进301医院，医生确诊他患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次日，中宣部部长陶铸、副部长张平化来301医院探望陈伯达。再过了一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来探望了。

即便在病中，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论依然是心心念念，约唐平铸来病房谈社论的起草。唐平铸在8月28日下午5时来了。到晚上7时，又约王力来谈社论的事。而此时的王力口气已经大了，他对陈伯达说，你“应该好好治病，不要谈社论事”。

陈伯达对王力的话很不满意。当晚9时30分，唐平铸给陈伯达送来了社论清样。

这几天，陈伯达情绪不好，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病，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次住院治疗，给江青取代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提供了机会。当然，即使没有这次生病吗，这样的时候也会很快到来。

8月30日晚上，陈伯达要秘书给唐平铸打电话，要他在自己生病期间，把社论清样送陶铸审阅。

有些事陈伯达不愿看到却是不能由自己把握的。中共中央在同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在这个时候，陈伯达还要管社论。

8月31日上午，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来医院看望。晚上9时许，唐平铸、胡痴来谈即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让群众听到党的声音，同时让党听到群众的声音》。

他们讨论的这篇社论，后来并没有发表。

（2026年8月8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https://mp.weixin.qq.com/s/VfZ3f6tZrp7prGznKFds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