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一份重要历史文献的产生(上)
发布时间：2026-06-29 14:38 作者：柳可白 浏览：437次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几天之后：

1980年10月31日 ，鉴于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

1980年11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对康生的最后判决是：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

康生，无疑是中共党史中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

在共产党内，康生是个老资格，他1925年入党，虽称不上建党元老，但他在党内悠悠50年，被尊为“康老”……

从地位来看，康生1975年去世时仍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却在死后因“四人帮”被粉碎，康生被划入被审查的高层领导之一；

从在中共党内广泛的影响来看，康生以“整人专家”威名凛凛，整人无数，作恶多端，是党内大多数干部中被认可的恶人，是无人敢惹的特别存在；

从经历来看，在中共两次重要的历史阶段——延安整风和文革中，康生都是最重要的操刀手，被美国作家称为“龙爪”，其所作所为，致使多少人家破人亡！

康生主导的延安抢救运动整人无数，以至于毛泽东都不得不亲自出面道歉，而康生却从未检讨，更没有收到应有的批评；到了文化大革命，康生又成为整个文革浩劫中整人的重要推手和操盘手；但他本人却一生未挨过整，这在党内也是少见的；

不过，从结局来看，康生死时虽极尽哀荣，评价甚高，然而，他却在死后5年，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

康生在党内肆虐50年，对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解决党内酷吏康生的问题，不仅是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更是国家走向民主法制的重要准备。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第一次比较全面客观地调查、研究和总结了康生罪恶的一生，该审查报告不仅是一个政治报告，而且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康生问题的历史文献。

《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作者，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康生专案组。这一专案组，不论在办案方针，还是在具体实施方面，都和文革时期康生主导的整人的专案组有根本的区别，它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方针，凸显出向现代民主法制方面发展的趋势。

一

鲜为人知的康生专案组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决定成立康生专案组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三天后，3月6日，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就任。经过调查研究，他敏锐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文革重灾区。而中央党校的文革运动完全是由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操纵和指挥的。解决中央党校问题，绕不开康生夫妇。此时，解决康生的问题开始提到日程上了。

康生死于1975年12月16日，生前是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基本上处于中央第三把手的地位。他更出名的职位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死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对康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高大尚的三顶桂冠。

但胡耀邦不管这套，他顶着上下压力，开始以大无畏的勇气，揭发和整顿康生破坏中央党校的罪行。

胡耀邦3月6日来到中央党校后，仅仅五个月，他做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当年8月10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平反了中央党校所谓“反动组织”红战团。这是他日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大案。

说红战团的案子是一个大案，是因为对上而言，这个案子涉及文革时的党中央。红战团的罪名是反对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而将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的，是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为主要成员的中央文革及周恩来，这个高规格“待遇”是绝无仅有的；对下而言，这个案子不光涉及党校几百名教职员工和学员，而且还涉及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体院的红卫兵组织，涉及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们和红战团共同搞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将康生问题推向了社会；因此这一大案的影响很大，其平反也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校长突破阻力，而且适时取得了当时党中央华国锋主席的支持，坚持为红战团平了反。

平反红战团意义非凡，是因为它对揭发康生的问题破了局，成为日后胡耀邦主导的全国范围大平反的起点。

胡耀邦初来党校，由于当时中央对康生的结论还没有新的说法，所以对调查康生，上下都有障碍——

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当时邓小平也不同意查康生，因为康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桂冠就是邓小平给戴上的（阎长贵:水煮百年网）;

汪东兴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也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当时党校康生培植的造反派武葆华等人仍在当权，他们一再申辩，他们干的那些坏事都是经过康老和曹大姐批准的。

然而，对于揭露康生问题，胡耀邦坚定地说：“不论现在是在台下的还是台上的，活的还是死的，只要是有问题的，就必须追究。”

从策略上说，当时平反红战团的文件中尚没有直接点康生的名，平反结论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七年一月，陈伯达、江青等肆意践踏毛主席指示和党的政策，破坏党校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事实真相，把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

当时我们几个被平反的中央党校青训班学员问耀邦同志，康生问题怎么办？耀邦明确地说，康生的名字被这个平反结论中的“陈伯达、江青等”“等”进去了，以后一定能够解决。可见胡耀邦平反红战团的这一举措极具针对性，针对的就是康生。这一点当时在党校也是人人心知肚明。这说明，反对康生已经不是禁区。

趁热打铁，红战团平反以后，胡耀邦立刻组织党校干部陈文斌整理文革中康生点名诬陷的人员名册。1978年底，中央党校（陈文斌）和中央组织部干审局（贾素萍、张志杰）共同整理出一份《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

当时笔者的先生任小彬在中组部工作，贾素平见到他，幽默地对他说：“小彬，康生说你是小坏蛋！”因为小彬和他的父亲任彬（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在这个名册上！

在这个名册中，康生点名诬陷的有：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个材料，尽管是初步的，但已经能坐实康生的整人专家、迫害狂的面目。

接着，胡耀邦发挥政治智慧，将康生大规模点名整人的材料带进中央工作会议，推动了中央对康生罪恶的清算决定。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期36天。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提出了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会议本来没有讨论康生问题的议程，但胡耀邦发挥政治智慧，将康生点名的这个材料带到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放在办公桌上，与会的许多代表看到后，瞬间引起轩然大波，无不义愤填膺，许多人恍然大悟：原来他还点了我的名，怪不得我挨了这么多年的整！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一个重要发言，提出，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遗留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关于自首问题的决定、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问题等6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康生问题他这样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文选》《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时又说，康生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都是极左。一次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乱点名，大概点了600个人以上，都是高级干部。他对中央和地方党政各级机关的瘫痪负有很大责任，是有民愤的。

陈云的提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

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康生的问题，并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理。这样，康生专案组成立。

(二) 康生专案组的指导方针：查清罪行，重证据，不以牙还牙，防止扩大化，不株连家属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的案件（以下简称“两案”），清理文革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也包括审查康生。

这一任务负总责的，是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书记王鹤寿。按照中央提出的“两案”审理方针，王鹤寿要求严肃对待、慎重行事，既彻底查清罪行，不留下祸根，又不感情用事，防止扩大化。在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工作人员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要自觉设立对立面，要鼓励提出反对意见，要使论点、论据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政策上，“要注意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在不留祸根的前提下，尽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戴帽子’、法办要严格掌握；不株连家属”。

关于审查康生，王鹤寿说，康生在政治上善搞阴谋，耍两面派，一贯虚伪是康生的品性。但他始终强调中央对审查康生问题原则是，“我们不搞以牙还牙”。对康生的每一件事，要分清哪些是他主谋，哪些是他参与，哪些是他策划，哪些是阴谋、诬陷，哪些是工作问题，处理时要恰如其分。（摘自《人民日报》2009年4月18日 作者：祁培文（中央纪委原常委） 原题为《纪念王鹤寿同志诞辰100周年发言摘要——赤胆忠心 铁骨铮铮》）

在这里，“不搞以牙还牙”的方针，有特殊意义。康生整人无数，就连王鹤寿本人也曾被康生点过名：康生1967年5月4日接见中组部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就称王鹤寿是叛徒。还有不感情用事，防止扩大化，不株连家属等政策，也非常重要。这说明，审查康生问题，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徇私报复，而是要查清康生的问题，揭露康生的犯罪事实，以利于党接受教训。这就要求重证据，不造假和扩大事实，要使论点、论据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些政策，是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趋向法制，并成为信史的基础。

(三)康生专案组的组长是党内倍受尊重的老大姐章蕴

1979年1月，康生专案组成立，由新选的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为组长。章蕴组建了彰显法治精神的、老中青三结合，非常精干的工作班子，进行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进展迅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奋斗，1980年9月2日，康生专案组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以中发[1980]77号文件发布，1980年10月21日，中央批转此文件下发到县团级。随此《审查报告》带有以专题分类的7个附件，展示各种证据，其附件只发到省军级。重证据，是该审查报告在历史中站得住脚的突出的特点。

康生专案组的组长，是党内最受人尊重的老大姐、建党元老章蕴（1905-1995），她是湖南长沙人。1925年入党，是职业革命家，亦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章蕴的第一个党内身份就是1926年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妇女部部长，组织妇女迎接北伐军，后任中共硚口特区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章蕴在武昌、南京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工委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妇委负责人、苏南区党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苏中二地委书记、苏中区党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中共华中分局委员兼妇女部长、华东局妇女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豫皖苏分局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妇委和上海市委妇委书记兼华东区妇联主任、上海市妇联主任、中央妇委第三书记兼全国妇联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中央1956年9月选举产生的73人候补委员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章蕴受到康生的诬陷和迫害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章蕴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分工让她主持审查康生、谢富治和王、关、戚等专案。

审查康生任务的圆满完成，专案组组长章蕴是一个关键。

首先，她资格老，超过康生。在按资排辈的体制下，资格老才能镇得住场子。章蕴在1921年就接触了革命，1923年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她在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者。而康生，在20岁时（1918年）,还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他26岁时才去上海，进了上海大学。虽然他也是1925年入党，但那时他已经27岁了。而且由于日后始终没有人承认是康生的入党介绍人，所以康生入党的问题始终存疑。章蕴比康生资格老。

第二，她是烈士遗属。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她出生入死、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1932年她的丈夫李耘生被捕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章蕴经受了痛失革命伴侣，诞下遗腹子女儿，却与儿子离散，并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严酷考验。

此时她立下三条誓言：一定要找到党，回到党组织怀抱；除去做工挣钱自己糊口和抚养女儿外，不做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再结婚。这三点她都做到了。而在历经曲折找到党组织后，她第一个请求就是“请组织分配我做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

而康生，他在1930年确曾有过失踪的情况，但始终未向组织交代去向。然而这却成了他的心病。他终生都在表白自己没有被捕过，没有叛党，为此还采取了种种掩盖的行为，如销毁有关档案，甚至下令处死知情人等，这些都使他是否曾经被捕过，至今仍是一个谜。另外，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期，多次为确实被捕过的江青担保没有问题，以至于人们说，他是江青的保护伞，是江青的靠山。然而在他临死前，却揭发江青是叛徒，其动机令人怀疑。



回首雨花台畔, 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 日日在肩"双担”。

双担, 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以上这阕《如梦令》，是章蕴1982年6月为纪念自己的爱人、革命烈士李耘生殉难五十周年所作。是年，章蕴已届七十七岁高龄，正担负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重任。

第三，她工作能力强，贡献大。

章蕴是党内少有的能够全面参与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女干部之一。70多年的革命生涯，她为党的建设和妇女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她就担任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并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1977年起，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4年。

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而康生，没打过仗，没搞过经济，未有理论著述，一生寸功未立，只会整人。建国后，康生称病数年，到1956年八大召开的时候，听说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嗅到时机已到，决定复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懂搞经济、建设，只懂搞斗争，一搞斗争病就好了。文革“二月逆流”时，他阴森地说：“我是整人的！”

第四，她在文革中深受迫害。

文革中，章蕴受到康生点名诬陷，康生说章蕴是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康生1967年5月4日在全国妇联“红旗战斗总团”《关于章蕴问题的调查意见》上的批语），还说她“确同国民党蒋匪帮的宪兵司令部的人有关系”。（康生1967年11月3日的一段批语）

在康生的点名授意下，文革中章蕴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逼她交代“叛徒罪行”。她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但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1975年，在她71岁高龄时，党中央为她平了反。1979年12月24日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康生迫害章蕴同志问题的情况报告》，证明康生诬指章蕴同志为“叛徒”纯属不实之词。

粉碎“四人帮”以后，章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和中纪委副书记，她是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接谈组”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了很多长期蒙受冤屈的干部。她还严肃处理了几起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

总之，章蕴作为康生专案组的组长，不但具有权威性，而且其组织能力和判断力是审查康生的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

(四)康生专案组的人员构成

在章蕴的领导下，康生专案组组建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作风正派、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作班子。

专案组中的老干部，是专案组的骨干。

其中：金石，原中办司局级干部，是专案组第一笔杆子；陈麒章，也是原中办干部，是专案组的第二笔杆。他们原来都是杨尚昆的部下，长期在中办工作，非常熟悉中央的情况，特别是深知归纳研究内容，写简报、总结、文件的要求和程序。过去往往是党中央开会，不论经济还是政治的会议，一开完他们就能够特快就把文章写出来。然后就骑个自行车，送到中南海对面灵境胡同的印刷厂，简报、文件立刻就印出来了，效率极快。他们是专案组的主力。不过他们有一个“弱项”，就是文革一开始就和杨尚昆一起被打倒，隔离起来了，所以他们对文革中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不像直接参加文革的年轻人这么清楚。

专案组里还有一个资格很老、非常厉害的女干部，毛诚，1932年入党，她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秘书长，非常能干。

早在1938年2月,中央社会部开办的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第一期训练班在延安开学，届时毛诚刚从苏联受训归来，在训练班旁听。

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枣园秘密成立了另一所培养情报和保卫干部的学校——西北公学，校长由中社部副部长、中情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副校长为中社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后又派吴德峰来加强领导。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曾任中社部秘书长）。

有亲历者回忆了毛诚对延安审干运动的看法：一天晚饭后，毛诚同志来到我的窑洞，欲言又止，我看出她像有事的样子，就问她：“毛诚同志，你好像有话要说，你就谈吧!”这时，她才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话来：“李校长，我看目前这个运动有点问题，哪有这么多特务啊？”这件事在我（亲历者）心里已经想了很久了，但对谁也没说过，也不敢说，经毛诚同志这一谈，我才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俩谈开了，从运动的方法到具体人，什么都谈。

最后她提出让我是否找康生反映反映。我说：“毛诚同志，现在我没法找他谈，一方面是我已成为怀疑对象，一谈更使他怀疑；另一方面他根本不会听我的。你能否找他谈一谈？”她也表示为难。就这样，我们议论了一番，谁也不敢去找康生，因为我们知道，找他谈这些，自己被怀疑是小事，他是根本不会接受的，说不定还会把运动搞得更大，以显示自己是正确的。怀疑的人岂止我们二人，只是都不敢说出来而已。（亲历者记忆：延安审干运动中的众生相《私人史》2025.5.29）

毛诚也是《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揭露的被康曹点名诬陷的839人之一。她被曹轶欧点名，诬陷她可能有盯康的任务。（曹轶欧1968年4月11日同郑长安等人的谈话）说她很坏，很滑，与杨献珍关系非常好，老早就叛变，接受敌人什么任务。（曹轶欧1968年2月16日接见武葆华、智纯等人时的谈话 ）还说她是日特、里通苏修、日修、与刘少奇等人结合迫害无产阶级司令部。（曹轶欧1969年7月12日与张韬专案组的谈话）

看起来，毛诚不仅是康生历史的见证人，还是对中国隐蔽战线非常熟悉和立场坚定的知情者。这对专案组来说，如何寻找证据材料和判断历史真伪非常重要。

此外，专案组还有一个负责人是王文轩，七机部领导干部，老军人，能够聚拢来自五湖四海的借调干部们，组织他们各有分工有效率地工作。

专案组后来还请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做顾问工作，由她来给专案组讲述康生历史中迫害或打交道的那些中共重要人物的历史作为参考。

还有郭庆祥，中组部处级干部；

江秋，女，原中办干部；

还有朱晓姣等年轻人。

专案组里还有几个从地方的组织部等单位抽调上来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但对党史不太熟悉，对于中共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也知之甚少。于是章蕴这个组长就又抽调增加了一些经历过文革，对中共历史特别是历史人物都比较熟悉的年轻人加入到专案组工作。正是在章蕴和王文轩领导下，在金石和陈麒章主持下，又有毛诚、刘英老革命的参与，再加上年轻人的冲锋陷阵，康生专案组老中青三结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专案组早期还有受害者家属参加，如刘仁夫人甘英，后来中纪委高层领导认为康生对刘仁的迫害实在太残酷了，有多次详细具体批示，觉得这些文档还是不要让甘英看到为好，于是甘英就离开了康生专案组。



（ 未完待续 ）

来源：三家村

http://www.hybsl.cn/article/12/67186

柳可白：一份重要历史文献的产生(中)
发布时间：2026-06-30 15:46 作者：柳可白 浏览：343次
二

康生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注重从档案中查找真相

号称整人专家的康生，诬陷、陷害干部的数量太多，民愤极大，所以专案组重点审查他整人的问题，审查康生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虽然康生已经死去，但大量的文书档案会说话，里面记载了他的许多罪恶行径。

康生专案组成立后，1979年2月5日下午，章蕴部署了一个专案组工作计划，要求整理一个康生如何点老干部的名字，血口喷人，致人于死地的材料。可以从他各处的讲话煽动，和在各种文件上的批示这两个角度来查。用康生自己的言行、康生的亲笔批示，这些直接证据来定性其罪恶，不仅证据确凿，而且事半功倍。

在章蕴的领导下，康生专案组把所有被他迫害过的人分成几部分，去北京张自忠路（原铁狮子胡同）中组部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二、三办）档案接收小组查阅文书档案。

“四人帮”被打倒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整人的海量文书档案，都保存在原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原驻地之一的铁狮子胡同的一个大院中。那里集中保存了许多康生对被迫害干部的批示、指示，处处可见康生捏造事实，诬陷干部群众的证据。1978年12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解散文革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所有档案材料移交中组部管理。

文革中，一个人只要被康生“批示”了，肯定会大受迫害。这些康生的批示、指示、命令、讲话等等，都成为揭露康生的有力证据，成为定案的第一手资料。从被他迫害过的，后来又平反的人入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来研究他是如何整人的。根据康生自己的批示，自己的讲话来定他的罪，证据确凿，事半功倍。

康生专案组组员查阅了大量文革时康生领导和参与的专案的文书档案，从那些海量的原始材料中，一点点去看，去发现。而且当时出于条件的限制，以及保密的要求，这些档案材料只能看，不能照相、复印，可以做一点点笔记，最后笔记也得上交。

这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工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任务，这个工作基本上由康生专案组里年轻的干部承担，他们精力旺盛，记忆力好，政治敏感性强，工作认真负责，效率很高。康生专案组有年轻成员回忆，“每天我最多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十万字哦，看完了以后回来写个三千字的简报，交给金石和陈麒章看完再交上去。今天看一个案子，明天再看一个，包括彭德怀案子什么的。这些工作我基本上全做到了，几乎没有落下来的。”

除了查阅资料，康生专案组还进行了许多知情人的访谈。包括康生主导的整人的中央专案组骨干，亦是康生的秘书齐景和、李鑫、黄宗汉等人。基本上他们的态度都不好，一直是保康生的态度，对康生的许多所作所为他们都不肯揭发批判。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些事他们也参与其中。尽管这样，他们也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反而工作职位都安排得非常好。

据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披露，黄宗汉曾对他说，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社科院经济所任副所长。（阎长贵：共识网）

另外，曹轶欧的秘书张恩慈对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起了重要作用，他后来担任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也没有受到影响。

专案组还约谈了被康生多年迫害的秘书沙韬，还有彭德怀的秘书，以及一些康生迫害最严酷的受害者，记录下长达多年反复迫害的细节，还原康生残酷无情和罪恶。其次还采访了许多与康生的历史有过交集的知情的老干部，例如李维汉、夏之栩、孔原、刘英等从大革命时期就了解康生的人，希望可以从历史上了解康生的问题。

康生专案组查康生，没有双规、留置任何一个干部，更没有抓人进监狱这回事，因此根本不存在刑讯逼供这些事，而且没有株连一个人，包括康生的秘书、家人等等。例如，他们连曹轶欧都没动，至少可以“逼供信”曹轶欧啊。为什么不碰她？就是因为专案组的整个的理念是不整人，不株连人，他们只注重证据和事实。这是中纪委“康生专案组”和文革中康生主导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央专案组）的根本区别。

三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由于这个报告诞生于近半个世纪之前，六七十岁以下的国人大多并不知晓，所以笔者不吝笔墨，对其内容略加叙述如下：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归纳了康生的一生经历，指出：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这一结论尖锐地指出康生问题的实质，是通过残酷迫害干部，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审查报告归纳总结了经过调查核实的康生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概要）：

（一）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玩弄阴谋，制造事端，乱中夺权

此部分归纳了康生的十大问题，多个事件，包括：《海瑞罢官》、《二月提纲》、“第一张大字报”、“二月兵变”、“二月逆流”等……，陷害的人员，有彭德怀、彭真、贺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康生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整了许多人。

他制造了两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一是把大部分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二是给大批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任意加罪定性，戴上敌我性质的帽子。

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典型的案例有：“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新疆叛徒集团案件”、“大特务刘仁案件”、林枫案件、对赵健民、王逸伦的“相面”定案、“谋害苏枚”案件，等等，办案时他大搞株连。

特别骇人听闻的是，经过核实，审查报告揭露出康生和曹轶欧直接点名诬陷和迫害的干部竟达839人。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82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在审查报告的附件证件三中，列表展示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包括被迫害者的姓名、诬陷之词（点名诬陷的时间、地点）等等。(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

文件特别揭露了他整人和耍两面派的历史一贯性，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制造大假案，轰动陕甘宁边区，如“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遵伋案”等，李凝案件等冤案。和把白区地下党诬陷为国民党搞的“红旗党”，如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此外他在办案过程中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乱斗乱打成风，有些同志被折磨致死。大批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

“抢救运动”的错误，最后被党中央纠正了，毛泽东同志还代表党中央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可是，当时一手造成这个错误的康生，却不作检查；相反，还对甄别平反工作进行种种阻挠。

此外，康生还有倚仗权势，巧取豪夺，侵吞大量珍贵文物等问题。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结论：

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

附注：审查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均有原始证件，现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得到党中央的批准。

《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早的影响，体现在紧接着对林彪、江青两案的审判中。审查报告中陈述的许多事件，对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因为康生和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迫害干部群众，篡党夺权，许多事情都是他们一块干的。

1980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对康生的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因其已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骨灰要迁出八宝山。（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

康生终于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解决康生的历史评价问题，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期准备之一。特别是它涉及到日后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工程，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制度变革问题。而其中，胡耀邦是揭发康生问题的第一人，功不可没。

四

办案宗旨根本不同的两个专案组

在文革时期康生整了那么多人，有许多是通过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实施的。这些专案组，与日后的康生专案组，其办案原则、宗旨和实施方法根本不同。这一点，在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多有记载。

（一）办案原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审查中央一级的干部问题，简称中央专案组。该小组权力极大，不仅超过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超过了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但康生显然是中央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因为他是主要操盘手，主要打手，是赤膊上阵的人物。康生诬陷和迫害干部的行为，有许多是通过中央专案组实施的，它是康生陷害干部的工具。

文革中康生主导的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原则，就是为政治服务，是搞路线斗争选边站，许多事参杂着党内个人恩怨的挟嫌报复。

请看刘少奇专案组的成立过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即彭罗陆杨）的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同年12月，中央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剑指刘少奇的王光美专案组。起初江青要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邓小平专案、陶铸专案。毛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江青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中央文革一、二、三办是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的三个办公室。

一办负责人：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负责党内高级干部的审查，下属刘少奇、陶铸、张闻天以及薄一波等专案组，以及彭真、安子文、刘仁、周扬等案件。

二办负责人：最初为杨成武，1968年3月后由吴法宪、黄永胜等接任。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负责军队高级干部的审查，下属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专案组。

三办负责人：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负责一办、二办不管的案子和社会上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下属抓“五一六”、“抓叛徒”等专案组。1969年冬，吴德负责审查“五一六”案件。

这些专案办公室有权对中央委员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职位较低的政治敌人进行搜查、迫害、逮捕、关押、刑讯。

中央专案审查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最终向党主席毛泽东负责。

专案组人员规模庞大：三办成立后把公安部负责的各零散专案和专案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约有200余人。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县，纷纷效仿，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审查干部问题。

这些专案组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所有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

不过这一点后来似乎并没有实现。

在中央专案组里康生和江青对整人最积极，但江青最感兴趣的除了刘少奇王光美案，就是与她的个人历史、个人恩怨有关的人，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派人调查过，但被康生隐瞒掉了。

而康生整人的面要广泛得多。审查报告中披露，一、二、三办中，康生分管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文革时期还没有哪一位领导核心层的人物像他这样，直接主管或间接负责那么多的“大案”、“要案”甚至“个案”。康生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一、二、三办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所以，美国作家约翰 • 拜伦称康生为“龙爪”是非常传神和贴切的。

康生参与和主导了那么多的中央专案组，其办案原则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目的，这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也就是为所谓路线斗争的需要，也就是为党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曾引用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诗文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党内有派，就一定要选边站。康生整人是他站队的需要，是他升官和飞黄腾达的需要。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党校有十次路线斗争，声称每次他都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和杨献珍、林枫等斗争了几十年。而杨献珍、林枫都是刘少奇那条线的。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

康生狠整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就和要打倒刘少奇有关，林枫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和彭真、吕正操是 “桃园三结义”。1966年文革酝酿与初起时，康生就感觉到毛泽东要整彭真，而林枫他们又和林彪有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林枫当然在劫难逃。况且，在批斗林枫之前，康生已和毛泽东商量好了。

（二）办案实施方法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具体的办案手法是：罗织罪名，刑讯逼供，作伪证造假案。

毛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康生就是这样。他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专案组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超越党章国法，为所欲为，造成冤案遍地是必然的。有人说，中央专案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

办案要先决定罪名。罪名往往是“上面”已经定下来的，不可改变，专案组只是负责将这些罪名细致化、具体化，然后通过“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手法，不惜通过逼供、作伪证来造假案。在这里，证据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否迎合上面的要求。当然，所有的重要专案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最高领袖。

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全国最大的冤案。康生知道毛泽东想扳倒刘少奇，如果只将其定为派工作组打压学生造反的问题，或者施以路线斗争、走资派等罪名，还是内部矛盾。为使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就必须把他定为敌人，这就是一定要把他定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原因，没有事实就捏造事实。

在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指使南开大学红卫兵去搜寻档案资料，挖查叛徒。由此制造了一个61人叛徒集团大案。

1967年3月16日，中央正式批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21日毛就批准立案审查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和叛变问题。

6月3日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成立，由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负责，由康生出任组长，成员包括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及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由江青直接负责，戚本禹任秘书。

专案组派出了数千人员逼供取伪证，他们于1967年5月至10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11人进行刑讯逼供。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已是癌症晚期，生命垂危，仍对他在二十七天里进行了二十一次审讯，直至死去。他们还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均被安子文拒绝。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一定要定成美国战略特务。为此他们制造了北京地下党大冤案，捏造一系列事实，制造“大特务刘仁案件”。

1946年国共北平谈判的“中调部”期间，北平地下党给“军调部”我方机构选配一名英文翻译。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工作，他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刘仁、武光等同志考虑王光美符合条件，经叶剑英同意，将王光美调到“军调部”作翻译工作。康生却要专案组将此事诬陷为派遣特务，进行重点审查，妄图借此把刘仁同志的所谓“特务问题”与“刘少奇叛徒集团”挂上钩。

康生对刘仁案子批示最多。他对某个案子一般批一到两次。但对刘仁，他竟然批了十几次。

1968年1月3日，康生在“刘仁专案组”上报材料中的批语：“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讯工作”。（《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

刘仁得了肺炎，就连监狱和专案组人员提出最起码的让他去看病，康生都批示不同意，当狱卒都看不过去，申请说得给他看病。他的批示竟然是：你们的革命意志软弱啊！

他们威胁崔月犁出假证，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任彬被活活整死。被扣上“特务”罪名的刘仁，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扣上扣子穿，只能披在身上，导致反复肺炎，终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根据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蒋特”。按照康生“由此及彼”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在康生的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

办案手段普遍实行的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立案。这是康生从苏联格别乌（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全称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处学来的。先有罪名，捏造事实，制造伪证，刑讯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行。

这样，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都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毛泽东应当对中央专案组审查的走向是了解的，但对细节他可能不甚了解，或不愿了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手，是斗争中传统手法，在延安整风中就是如此，毛当然心知肚明。作为“政治家”的他，当形势需要安抚人心时，也会放松一些。所以，林彪事件出现以后，毛泽东就批评了中央专案组的逼供信等是法西斯行为。

1968年3月30日，经康生授意造反派要求，林枫由北京卫戍区逮捕送秦城监狱，11月22日，康生派人到中央党校传达：林枫、杨献珍等为中央“重点审查对象”；中央党校即成立林枫等人的专案组，受党校和中央专案组双重领导。林枫受尽折磨。

197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的来信摘要上批语称：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有了圣旨，林枫出狱治病，住进北京复外医院治疗。但是头四个月仍被“监护”。

1972年12月，毛泽东在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提出控诉。周恩来借此批示，让被关押的高级干部的子女通过各种渠道得以获得探视权，而被康生等特殊“关照”的 “犯人”却继续被排除在外，受到残酷对待。

1972年，罗瑞卿也被允许出狱治病。

（三）中央专案组奇特的用人标准

为了达到陷害干部，造假案的目的，对加入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最重要的要求是，上级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自己不能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使中央专案组形成最奇特的用人标准，特别是对文化程度的特殊要求。

有报刊曾披露，文化程度高的人是进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披露此信息的作者说，他从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获悉，吸收进专案组的成员，必须符合三个框框：“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的这个标准，让作者惊掉了下巴，但刘少奇专案组的那个副组长对他说，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他还说，我去北京是周总理跟我谈的话，说这个专案是江青最关心的一个专案，包括我来，都是江青圈定的。周总理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各省刘少奇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选择条件，和中央专案组一样。

他还说，当时领导要求，这个专案，要办成全国样本专案，所以所有事情都不能马虎。比如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作者还说，这些事情我原本不想写出来，在肚子里窝到另一个世界。但看到网上一些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帖子，觉得应该把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义务。（本文摘自《今晚报》2011年5月17日17版，作者：郑彦英，原题《与刘少奇副组长同行》）



（未完待续 ）

来源：三家村

http://w.hybsl.cn/article/12/67194

柳可白：一份重要历史文献的产生(下）
发布时间：2026-07-01 15:35 作者：柳可白 浏览：347次
当康生们决定要打倒一个人，或者说要整一个人时，通常要经过两个阶段，即群众专政和专政机构审查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被整者都将遭受炼狱般的肉体折磨和人格羞辱。

(一)第一个阶段,群众专政阶段

在康生和四人帮的鼓励和带动下，文革中通用一整套以“群众专政”，“大民主”为借口的整人程序。

首先，是揪出。宣布他是阶级敌人，把他从革命群众中揪出来。

第二，写大字报批判。罗列种种罪状，造舆论，许多是无限上纲和捏造。

第三，抄家，抄家古已有之。

以前是官方对家庭财产的强制剥夺。清代最甚，抄家财物纳入皇家私库。文化大革命时期，抄家已不是官方行为，许多造反派对揪出来的人就可随意实施，不仅抄财产，还抄书籍、照片、信件、文稿等文史资料，这一点江青最热衷，她趁机隐瞒历史和报仇。此外还抄文物，这一点康生最热衷，因为他可趁机将其据为己有。

文革初期康生一伙在中南海抄了刘少奇的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曾在1967年10月24日向江青等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七月十八日，从刘少奇家中抄出刘少奇、王光美笔记本，共一百八十八本。其中，刘少奇的笔记本六十一本，王光美的笔记本一百二十七本。”

普遍的抄家行为导致许多历史资料、珍贵文物遭焚毁。抄家时还有连带的打人、侮辱人，甚至打死人等行为。例如1966年恐怖的北京“红八月”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

第四，批斗，或称揪斗，即揪出来进行批判斗争。

“批斗”是政治运动中特有的术语和行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打土豪斗地主开始，延安整风时期也有，至文化大革命泛滥成灾。

往往采取“批判大会”、“批判小会”、“游街”、“武斗”、“文攻武卫”等形式来进行。批斗一定要在显要的地方，而且一定要让大多数人都知道。

批斗对象的确定，不用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任何一个造反派头头，或者群众组织都可以决定，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被批斗者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首当其中的是要打倒的当权派，还有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商人（资本家、小业主）、宗教人士（和尚、修女、教士）、甚至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都遭到批斗。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许多人因不能忍受批斗的屈辱、毒打而自杀。大作家老舍就是在批斗后跳湖自尽的。

批斗形式，一是给“挂牌子”，给“阶级敌人”脖子上挂上纸板、木板，甚至沉重的铁板；二是“戴高帽”，给“阶级敌人”头上戴长圆锥形的高帽子，上面写上罪名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三是“喷气式”，指批斗姿势，被批斗人始终都要弯着腰低着头，还有人不断用手把被批斗的人的头往下按，即坐喷气式飞机。那个年代，全国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喷气式”。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中评价“喷气式”批斗说：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四是把敌人两手用墨水或黑油漆涂黑，称为“反革命黑手”。还有游街，下跪，打骂，剃阴阳头，武斗，“游街”，宣布罪状后如被批斗人进行辩解或不承认将会遭痛打……

批斗组织者宣布其罪状（许多都是捏造的莫须有，硬栽上去的），带领台下的群众振臂高呼口号：打倒某某或砸烂某某狗头，火烧油煎等口号，最后当然还要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批斗中的重要特征，即除了体罚，还有各种侮辱人格的行为，用当时时髦的话，不但触及肉体，还要触及灵魂。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不只是批斗一次，要经常遭到这样的批斗。这一切都是为了摧毁被整人的意志。

这类批斗是特殊历史时期对人身和人格的严重侮辱与侵害。文革初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影响很大，许多人效法其中的形式，“在太太小姐的牙床上踩一踩”，“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成为流行的语言。许多人认为批斗、打骂“阶级敌人”是理所当然的，在延安整风和土改、镇压反革命等许多运动中都流行过。而被斗者则失去了任何权利和法律的保护。

文革中的批斗，也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是典型的多数人暴力，它通常以诬告和挑唆的形式激发大多数人狂热情绪，然后做出群体极端非理性行为。而这种“民意”是被人操控的。

康生及“四人帮“不仅支持鼓励所谓革命群众随意批斗干部，他们首先身体力行，带头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给造反派树立榜样。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7月15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批准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7月17日晚，戚本禹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戚本禹说，“批斗会低头弯腰都可以，夫妇都可以斗”。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设下刘少奇女儿平平遭车祸的圈套欺骗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并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陈伯达、康生都同意，江青提出批斗时，叫王光美也到会场陪斗。

在中南海这个党中央最高领导干部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居然发生批斗国家主席这样的丑剧，在全世界面前是丢人现眼，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取悦最高领袖。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后，1966年6月18日至20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1966年8月15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在康生、曹轶欧的直接煽动下，8月19日，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上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的第二天，就在康生的直接操控下，被造反派揪出，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挂牌子，在校园游斗，进行人身污辱。为社会上出现的批斗走资派风潮树立了一个样板。

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虽然社会上已经批斗成风，但林枫却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批斗的中央委员，这件事还上了中央的简报，在高级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说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审查报告披露，对此，康生当时却轻飘飘地说，戴个帽子没有关系，帽子很轻。

当时在传达康生的这个指示时笔者在场，感到不寒而栗！要知道当时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圣旨”，讲话传到社会上，影响极坏，既然中央文革领导说了，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而且当时还有所谓“要武”的最高指示，那么全国造反派的武斗当然纷纷效法，愈演愈烈。野蛮的、践踏人格、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子游街”，蔚然成风，成了文革中“革命大批判”的“规定动作”！让全世界世界目瞪口呆。

随后不久，12月18日，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批斗大会上，林枫校长被打断肋骨三根、前胸、后背、左肘等多处受重伤，当场昏迷不醒。当夜送301医院抢救。最终，林枫校长被迫害致死。

第五，蹲牛棚

牛棚也是文革时期的一个常用词。这里的牛棚不是指饲养牛的棚子，而是指羁押的受害者进行隔离审查的地方。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是陈伯达的文笔。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随之掀起揪斗学校领导的高潮。红卫兵造反派将被整对象称为牛鬼蛇神，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关押在包括办公室，学校，招待所，地下室，农场等地，以交代历史问题，工作问题等和改造思想，进行体力劳动和思想批斗的地方，简称“牛棚”。关押在“牛棚”，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所以不等于正式逮捕，还是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非法拘禁。

牛鬼蛇神原意是指是阴间鬼卒、神人，牛头马面、人面蛇身之鬼神。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毛泽东称那些右派们，即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以及右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五类分子中的资产阶级右派为“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关押批斗“黑七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风暴，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各省市县、以及农村的基层公社、村镇都开始效法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些做法。农村将原有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集中关押批斗改造，城市则将“四类分子”及其延伸的“黑七类”（包括四类分子以外的“右派”、“历史，现行反革命”、“资本家”、“走资派”等）还有很多犯了错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以及部分群众遭到批斗，被戴上各种帽子，这些人被引申统称为“牛鬼蛇神”。

各个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们常常自行审查批斗这些阶级敌人，不经正规的法律程序便限制“牛鬼蛇神”们的人身自由，不许他们回家，被看管在单位里，接受他们自行组织的审查，批斗大会，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这些严重违反法律、侵害人权的行径，广泛流行。

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回忆录把这种非法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被称为“牛棚”，这个称呼流行开来。某人“被关进牛棚”的说法，实际是那个时代受单位迫害的代指。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著有《牛棚杂忆》一书，成了名著。此书以作者自己的回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他的迫害。他说，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还有著名作家冰心也曾在文化大革命时进过本单位的牛棚，在烈日之下遭受造反派的批斗大会！

在文革中群众专政时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被许多人写文章书籍披露，被广大人群知晓。可是，对于一、二、三办中央专案组残忍迫害“敌人”的程度和细节，并没有深入研究分析与揭露，这是历史研究的一块遗憾至极的缺失。

(二)第二个阶段,国家机器专政阶段

许多受迫害者经过群众专政的炼狱后被抓进监狱。

这种抓人，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群众扭送进监狱，一种是专政机构直接抓人。这时，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中央专案组出现，决定这些受迫害者的生杀予夺。

将整肃对象逮捕，送进监狱后，罪名也是步步升级。同样，如果仅仅是路线错误，如走资派等，还是内部矛盾，还有可能被解放，“翻案”，甚至东山再起。所以要想将受迫害者置于死地，一定要有所谓“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使其成为敌我矛盾，就会判刑，甚至枪毙，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康生整人时，对“里通外国”的罪名非常感兴趣。

为此，必须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这就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康生还亲自批示逮捕了不少人，把人送进监狱。

在《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揭露了，为坐实王光美的所谓特务罪名，康生亲自批示逮捕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彬同志，任彬同志1968年5月10日冤死狱中。

康生不仅热衷于将干部送进监狱，对年轻学生也不放过。审查报告揭露，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学员，年仅20岁宋扬之，由于曾经挑头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实名揭露康生，被康生恨之入骨，他亲自批示将其逮捕，还说与江青商量过。

此外，审查报告中还记录了许多人经康生批示被送进监狱。例如：李敦白（美）、汪璜冯（基平）、张洁清、张秀岩……

康生在1967年7月19日在“彭真专案组”上报材料上的批语，先将杨（成武）妻赵志珍秘密逮捕、还有欧阳飞、贾震、袁庚等人，都被康生送进了监狱。

康生的批示经常是铅笔手书，最奇特的是对某一个人的批语，定性-罗织罪名-总结罪状-怎么处置，因此常常会有一页纸，最长的会写满四五页纸。查阅在文革期间一、二、三办专案办存档的文件中，显示出康生的迫害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不足之处

这一点,《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也指出：

“根据许多材料揭发，康生一九三〇年前后在上海秘密工作期间，有被捕和出卖同志的嫌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和破坏档案消灭罪证的嫌疑。由于很多历史档案，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康生个人历史有关的档案，被他们一伙所破坏，有关人员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书刊材料又无法查证，这些问题还不能做出结论。

康生在编辑《毛泽东选集》、外事工作中，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作系统的审查。”

如上所述，由于对康生问题审查的时间短促，《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涉及的内容也只是侧重于他的整人问题，对于康生这样的复杂人物，在党内肆虐这样长的时间，这个审查报告还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研究。

就拿他迫害人的规模看，光是点名诬陷，就有839人之多，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不说每个人，如果把多数人的被迫害史都记载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可以从中总结出多少经验教训呀！然而，这方面的记载却少而又少！

此外，康生这个人在世上77年，身上充满了各种谜团。随手拈来，就有：

入党之谜，入党时间和介绍人；被捕，叛变之谜；下令处决知情人之谜；销毁档案之谜；情报之谜；“王、康指示”，使东北抗日联军遭到破坏之谜；肃托之谜；婚姻之谜，特别是与小姨子苏枚的关系；升官迅速而从不挨整之谜；与苏联关系，共产国际延安代表对康生不佳看法之谜；与最高领袖关系之谜；与江青关系之谜；与党内高层人际关系之谜，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本人精神状态之谜；文物书法专家之谜，……

如此等等。

最后，还有康生研究受阻之谜及后果。

漫长的岁月，复杂的人生，康生的一生，里面有多少故事，秘闻，值得人们去挖掘，吸引人们去探究，并从中汲取教训。然而，由于康生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疮疤，所以，几十年来，对康生这个人物的揭露和研究，被刻意淡化。至今为止，在康生研究的这一富矿上，目前成果却是一片荒芜，惨不忍睹。

从近年披露的苏联档案中，俄罗斯研究者都说，你们把康生忘了，我们还记得。是的，现在你去问年轻人，连听说过康生这个人的都可以说寥寥无几。

特别是，由于严肃的、真实的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在康生研究问题上，还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一些人声称要寻找不同于中央文件结论的“康生的另一面”，还有些人将历史真实指责为“妖魔化”康生云云。

最近，有部《康生年谱》出版，此年谱不符合年谱的写作规范，遗漏了大量事实，对康生的恶行，采取了“不予采纳”的立场。

康生研究中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对康生本人的历史评价，更重要的是，康生的流毒远未肃清，康生们制造出来的体制中的种种问题，有些还在大行其道。比如，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等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可见，不揭露、清算康生的罪恶，不利于我们接受教训，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因此，对康生问题的历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总之，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由于事实全面，资料翔实，证据确凿，它不仅是一个政治报告，也是一部最早，最靠谱，至今看来仍是水平最高的关于康生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一部信史，是有关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之后出版的关于康生的各类图书，各种论述、回忆录，其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这一报告内容的范围。

（全文完 ）

来源：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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