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邓力群之惑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在《1986年，为什么“以共产主义为核心”不能写进决议》一文里，我曾提到，邓力群与胡（耀邦）、赵（紫阳）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顶得很厉害。

邓力群后来回忆这段往事，留下了一个疑问。他说：

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还看出了一个新苗头，过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时，赵是维护邓（小平）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赵根据邓的意见要改正胡与邓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赵和胡有这样一种不同吧。而这次赵和胡是互相支持的，这种互相支持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疑问，很值得一问。

因为自1983年3月17日胡、赵分工之后——这一点我在后边会提到，两人联手，少见。可在“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胡遭遇强烈阻力，赵却伸了手。1986年9月14日，胡、赵联名致信政治局常委，说明为何应取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提法。邓小平批示认可，决议才得以提交审议，并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这件事，放在高层政治生态里看，分量很重。

熟悉那套生态的人都知道，高层大体遵循的是“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你可以各自向一把手进言，但不宜私下串联。若是彼此呼应、共同进退，弄不好，就会被扣到“路线”“集团”上去。

可这一次，胡、赵偏偏联手了。而且，不是胡去拉赵，是赵看了胡的信后，主动提出一同署名。

赵一向谨慎。越是这样的人，越不会轻易越界；既然越了，就不会没有缘故。

这个缘故，若只看表面，的确难解。但若放回1986年的局势里看，就不难明白：这个文件，实际上帮了赵的忙。

先看胡为什么要搞这个“精神文明决议”。

1986年7月23日，他同起草小组谈话。郝怀明作了记录。他说：

现在改革大大回升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经济建设受阻，体制改革攻不动，所以缓冲一下，搞精神文明建设观念形态的东西。现在大争论弄不起来了，有老人家在，压住了。现在政局沉闷，有人认为是弯路，更多的人全想的是怎么搞改革，发展经济。所以文件只能起缓冲作用，没有妨碍，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老人家对这个稿子也不会满意，他历来反对长东西。凭对我的信任，他可以通过。

这里最值得咀嚼的，是两次用到的“缓冲”二字。

胡明明说，这个文件“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多也只是“起缓冲作用”；可他偏偏又很上心，甚至不惜与邓力群正面顶。为什么？

在胡看来，1986年的问题，不仅是改革推进慢，更是社会情绪已经被吊得很高，而中央手里的成熟方案却还不够。此时若不加疏导，风险很大。

所以，“精神文明决议”不是要解决全部问题。它是拿来稳局面的。说得直白一点，是要在“改革攻不动”的时候，先用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文件，去缓冲情绪，疏导舆论，安顿人心。

可为什么到了1986年，会有这种“缓冲”的需要？这得从1983年往回看。

1983年，农村改革已见成效，胡试图把改革往城市推进。1月20日，他发表《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讲话，提出改革是一切行业的任务，意在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这个讲话，遭到陈（云）、赵、胡乔木等反对，最后留中不发。

紧接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政治空气一紧，改革步伐自然受拖累。

经济上也不顺。胡那种较为全面推进改革的思路被压住后，赵改从“利改税”找突破口。但在计划经济格局下，企业千差万别，一刀切的税率行不通，最后不得不加“调节税”。结果还是一户一率，原本想建立的统一规则，落了空。安志文后来把“利改税”视作改革“走了一些弯路”的例子，不是没有道理。

到1983年底，连邓小平也开始发问。12月22日，他听姚依林、宋平汇报经济情况时就问：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利改税能不能解决？两年做不做得到？

这话问得生硬，问得直白，也说明中央高层对改革路径，心里并不踏实。

政治上“清污”，经济上“弯路”，1983年的经济局面并不好看。房维中后来盘点这一年，口气几乎是叹息：

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控制住，消费基金增长没有控制住，经济秩序混乱，外贸亏损严重，工商业亏损严重，重点建设仍难保证。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开会，陈云不得不出来讲话。11月，赵发出警告：在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要出现失控现象。可惜，后来还是没能避免。

局面既如此，转机就只能另寻。

1984年初，邓小平南下视察经济特区。南方风起，北国冰解。

几年来由陈云等主导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以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被现实撞得有些站不住。1983年的乱局，恰恰说明老办法也未必真能稳住局。

在这种情形下，陈一时也不便再多说。现实反倒逼着赵从原先那套“北京话”里挣脱出来，重新看改革。胡则从政治上叫停“清除精神污染”。

于是，邓、胡、赵再次形成合力。这才有了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正式提上议程。

同1983年的沉闷相比，1984年以后，改革再度成了社会主旋律。

但主旋律归主旋律，真正做起来，事情比设想复杂得多。

吴敬琏到1986年底回看那几年时说得很坦率：按理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本该很快发展，可实际情况复杂得多，暴露出理论准备不足；改革已进行几年，理论上却仍在摇摆，说到底，是认识还不一致。

这话，说到了根子上。

从1985年到1986年，国务院在城市改革这个新课题面前，确有几分措手不及。

一方面说放权让利。可权力盘根错节，部门利益林立。所谓“放”，所谓“让”，常常停在文件里。雷声大，雨点小。真到落实时，便处处掣肘。

另一方面，大问题迟迟定不下来。是加强宏观控制，还是放松宏观控制？争来争去，决策难下。是搞价、财、税联动的配套改革，还是先推价格“双轨制”？一番沙盘推演之后，又因为顾虑风险，最后只好先走“双轨制”这条看似风险较低的路。

可改革一迟，物价却涨起来了。从1985年秋起，通货膨胀持续，社会上开始恐慌。国务院拿出的办法，还是老办法：紧缩，压缩流动资金。

于是，老毛病又犯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工矿企业最先感到窒息。企业要活，银根就得松；银根一松，物价又顶上去。改革重新陷回那个熟悉的恶性循环里。

到这个时候，胡耀邦说“经济建设受阻，体制改革攻不动，政局沉闷”，不是泛泛之语，是对时局的判断。

但事情的吊诡也正在这里：越是“攻不动”，社会对改革的呼声反而越高。因为人人都看得出来，旧办法不行了，新办法又迟迟出不来。上上下下，便都急。

万里就嫌赵“过于保守”，甚至授意首钢“写一材料攻击”他。到十二届六中全会时，连中纪委、中顾委这些离经济较远的部门，也对当前经济形势多有指责。有人甚至说，有些政策措施不是“出台”，而是在“拆台”。整理简报的人吓得不敢上报，也不敢下发，只能压住。

这就是1986年的氛围：人人都知道该改。可怎么改，谁也不敢轻下决心。结果便是政局沉闷，机构臃肿，能力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改革热情开始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起，陈某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有意识资助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政改研究。中央党校研究生吴 伟等人，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名义做调查，形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并报送中央党校和国家体改委。到了198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两次讲话传开，社会上的“政改热”又被推高。4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持“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7月，中央党校又召开较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朱厚泽出席，影响很大。

一时之间，大街小巷都在谈政改。气氛很热，热得有些虚。

因为中央的具体方案，其实并没有成熟。邓小平可以先定一个方向，说“用年把时间”调查研究，提出方案；但胡作为总书记，却必须考虑另一层：没有成熟方案之前，若把空气造得太大，舆论与现实之间就会出现危险的落差。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恰恰显得比许多人都谨慎。

1986年9月28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明确讲：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有些研究单位一写就是一大本，有些议论信口开河，并不高明。书记处已经决定，由紫阳同志牵头，在明年几月以前，拿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意见来。但各地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没有研究成熟的东西，就不要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这话，很重，也很老到。

胡不是不主张改革。恰恰相反，他太知道改革的分量，所以也更知道，改革不能只靠鼓噪。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热可以有，风潮不能乱起。

回到“精神文明决议”，事情就清楚了。

胡耀邦说，这个文件的作用是“缓冲”。缓冲什么？缓冲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围绕改革而起的两种危险情绪。

一是“改革攻不动”之后的失望与怨气。二是政改空气过热之后的虚火与躁动。

前者会把舆论导向“改革出了问题”；后者则会把期待抬到现实承受不起的高度。

这两头，都是险处。

而“精神文明决议”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篇空文。它要做的，是把精神文明建设重新扣回现代化建设，扣回改革开放，向党内外说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因为改革错了，更不是要用意识形态去压改革，而是要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前提下，整顿认识，稳定方向。

中央的心思，一些地方大员也都懂。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说，人们关心的还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稿子好就好在把精神文明扣在现代化建设上，核心其实还是经济改革。杜润生说得更直白：从指导思想上把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免得大家从反面去理解，误以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改革出了问题”。

这几句话，都是点睛之笔。

赵身在经济改革第一线，承受的压力最大。他当然明白，如果任由“改革不行了”的空气蔓延，局面只会更糟。此时，由胡主导搞出这样一份文件，从政治和思想层面把改革方向重新讲清楚，对赵来说，不是添乱，正是帮忙。

所以，赵不但支持，而且主动联署。不是如邓力群疑惑的胡、赵忽然“思想一致”了，而是局势逼出了共同判断。

当然，还要再往深处看一步。为什么胡赵联手，会让人觉得如此反常？是因为1983年3月17日以后，中央高层权力格局已发生变化。

这一天，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联席会议决定：有关经济财政工作的决定，一概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负责宣布执行；政府工作，仍由国务院负责执行。

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设立书记处时所赋予书记处的“管全局”职权。

十一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时，中央几老的意见一致，书记处“管全局”。党、政、军、民，都在其中。可1983年3月17日的决定，等于把这个格局改了：经济财政工作和政府工作，交国务院负责；胡主持的书记处，主要管党务系统，不再就经济问题发言。

从此，胡、赵之间有了清楚的界线。两人尽量不越界。越界，就容易生出嫌隙。正因此，这次赵主动同胡联名，才更显不同寻常。越不寻常，越说明这件事在现实政治中有其必要。

说到底，邓力群之惑，并不神秘。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在1986年的局势下，他们对现实风险作出了相近的判断。

经济改革一时攻不动，政局沉闷；社会却对改革抱有很高期待，尤其对政改热情高涨；方案尚未成熟，舆论已经走在前面；若再任由“改革出了问题”的议论扩散，局面只会更难收拾。

于是，就需要这样一份文件。它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却能“起缓冲作用”。能稳住方向。能安顿人心。也能给改革争取一点回旋余地。

胡看重的，正在这里。赵支持的，也正在这里。所以，1986年这一次胡赵联手，不是偶然，是局势使然，也是政治判断使然。

这大概，就是邓力群之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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