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 中国需要一门“康生学”
《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自序

编者按：王晓林编著的《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由読道社于2025年9月出版，是一部以中共高层人物康生为对象的另类编年史。2023年余汝信（真名潘国璠）的《康生年谱——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出版之后，王晓林表示强烈不满，在她看来，余书故意遗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冤案、篡改文革事件细节、隐恶扬善、臆造“亮点”，预设立场以“发现康生的另一面”为名，实则虚无历史。王晓林“愤怒”之下另起炉灶，力求客观：精确记述康生一生至年月日、甚至时辰，只叙事实，不发感慨、不做评论；严格注明出处，以档案、文献、他人年谱为据；不隐恶、不扬善、尽量不遗漏、不篡改；避免谱主主角化，从他人视角攫取细节。在她编著的年谱中，康生——中共情报头子、文革“鹰犬”——被视为极权制度下的人性标本：从青少年流氓成性，到延安锄奸、抢救冤案、文革迫害的轨迹，曝光其发明“利用小说反党”“海瑞罢官要害”等权术，及在传统文化上的天才（如注《红楼梦》）。作者呼吁建立“康生学”，如牛痘克天花般寻找人性恶的“抑制剂”，警示“平庸之恶”勿再滋生“丑陋的中国人”。并借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论，结语呼唤：珍惜这份标本，人性需警惕！作者王晓林（1953年生），曾插队、做工、就读北方交通大学，后在交通部科学院任职，退休后投身历史研究，著有《顾准与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等书。他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志愿者，深受顾准、孙冶方影响，致力于近代史的理性探求。

本文为《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自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

——汉娜·阿伦特《致友人书》

平庸之恶能毁掉整个世界。

——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进入 21 世纪，忽然有人炒作起中国当代史中的大闻人、中共文革中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大名人——康生起来。他们大谈所谓“康生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可不是人们熟知的康某例如书法、绘画、才艺、文物鉴赏等等“才”华，而是乐此不疲地从绝大多数中共党人和中国国人对康某之“德”的恶评中挖掘他各种的“好”和“委屈”。其领军人物，先有师东兵 1989 年 4 月的开山作《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目 ——三访曹轶欧》，后有潘国璠（笔名余汝信，以下均以余汝信称之）2011 年3 月的跟进作《康生的另一面》。

2003 年，大名鼎鼎的“乌有之乡”甫一开网立刻全文转载了前者，后者眼见无人追捧，2023 年自己又出新作《康生年谱——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红封黑面的考究装帧，看似隐喻谱主其人之表里不一，可翻开白瓤，字里行间却大不是那么回事。好在并未影响它的上市，借着出版社的金字招牌，该书甫一上市即告售罄，余某总算是不输师某。

说康生有另一面，可以有多种解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先生的说法最是简单到位——“才德反差巨大”1。康生既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大坏人，又是一个稔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才子，这也是中国学界对康的基本定位。然而余氏《康生年谱》对谱主“另一面”的研究，其意却大不在此，用他自己的话，是要寻找“与官方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2。所谓“官方判定”，当然是指 1980 年 10月 16 日中发 [1980]77 号文件《中共中央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中的第一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份 45 年前的报告判定康是害人无数、命案累累的地道坏人，而余某却欣喜若狂地号称他发现了康生的许多“亮点”3。

700 多页的《康生年谱》，有名家写序、写书评，有名家或非名家种种溢美，他们乐道著者“以一己之力，为文革‘反面’历史人物编撰年谱”4，“他是赚够了钱后从事研究，纯属爱好，只因爱智”5等等。在寂寞荒芜的康生研究园地上，《康生年谱》和余汝信先生着实热闹了一会子。

但这些写序的、评论的、溢美的人士，你们真正通读、细究过这部“巨著”吗？

一. 《康生年谱》的基本“谱”

从一般学术意义上讲，“年谱”是一种按年月日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著作，通常以谱主为核心，以日期为经纬，详细记录其一生的事迹、经历和著述。年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最初多为门生故吏所作，后来多由后人为前人编撰。年谱不仅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还能体现丰厚的学术价值和教育意义。与一般传记不同，年谱以谱主为中心，按照年、月、日甚至上下午时间轴来述其一生，它比一般传记搜罗的资料更丰富，编纂形式也更灵活和便于查阅。

可是通读《康生年谱》，我看到作者的编纂手法，首先是完全丧失了上述的学术意义，与其这样给康生编年谱，您何不干脆把它叫做《康生别传》、《康生的另一面》或者《康生的“亮点”》呢？您既然号称另类党史专家、文革史专家、康生专家……为何与史官使用相同甚至更加不堪的的笔法来虚无历史呢？

众所周知，与自写（包括口述）的《回忆录》、他写的《传记》相比，叙述人物史最可靠的史料一是日记，二是年谱，当然毋庸赘言那是经过多方、各种验证确属实时的、真实的东西而非后人增删甚至篡改过的假货。而此部年谱最要害的问题却正是：故意遗漏、故意篡改、故意隐恶和臆造伪“善”：

1. 故意遗漏——许多众所周知、证据确凿的康生行为、举止，却在年谱中连日期也统统匿去，遑论细节。例如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制造的一众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报载、有出版物，被官版资料库、共产国际档案、苏俄档案和国民政府档案收入的冤、假、错案，在余书中却了无踪迹。就连当年轰动陕北、惊动重庆的“叛徒特务钱惟人案”、“日本特务王遵伋案”、“叛徒特务李凝案”、“张克勤案”、“红旗党案”……等等，年谱中竟统统无一字记载。这些当年延安妇孺皆知的案件、事件、报告、文章，却因为它们与余氏预设结论相悖而被刻意遗漏；

2. 故意篡改——许多康生明明在场的事件和场合，年谱却多以记录旁人的言行的手法借以隐匿、篡改他的恶形恶状。例如 1962 年 9 月 24 日的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6，毛念了这张纸条后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7。余书则说“薄一波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不足采信”8。轻易臧否新时期党内大作之一、薄氏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余确实史胆不小，可问题是您的“经不起推敲”、“不足采信”又从何来？再放胆问一句：假如此话出自习仲勋而非薄一波之口，你余某人还敢如此“君前放肆”吗？编史“看人下菜碟”不太好吧？

再例如余某说王实味之死和康生没有关系，理由是王实味死在 1947 年，而那时康生搞土改去了 9。可您既然做的是按“天”排列的年谱，大不该不去查询 1947 年 6 月到7 月康生的行迹，那可正是王实味被杀的时段——6 月 12 日国军飞机炸毁了关押王的看守所，晋绥公安总局在转移前，局长陈养山书面报告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请求立即处死王实味。6 月末康生晋绥土改试点结束，从郝家坡回到兴县，7月 1 日即下令处死王实味 10。这都是有中共原始档案记录并都有幸保存下来的史料，您怎么就敢信口开河！

3. 故意隐恶——许多党内高层甚至路人皆知的康生恶行，余书不惜生吞活剥地咽下肚去。例如杨献珍之“哲学案”。起因是杨、康二人在“三面红旗”问题上一个全面鼓吹、竭力推行，一个鄙夷挖苦，企图阻止而产生嫌隙。紧接着的庐山会议令康有了底气，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6 月，康在中央党校组织了 22 场批斗会，直到把杨校长拉下马。岂料康错会了主子意图，毛泽东并不想把杨一棍子打死，竟同意为其平反。康因妒生恨，接连告密、挑唆主子，终于在1963年发动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批判持续 8 年，株连无数，仅中央党校就有 154 人受到迫害，哲学教员孙定国、黎明更不堪侮辱、以死明志 11。这一连康自己也承认是他“引蛇出洞”制造的冤案轰动全党全国 12。是时大人孩子几乎人人都能哼哼两句什么“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已是少年的余竟会不知？但他却在致事之年写下的书中只字不提这一事件中谱主应付的主责。杨献珍的逮捕令由康亲自下达，纂谱者难道不知 13 ？ 1968 年 7 月 21 日，康留下白纸黑字的批示“（杨献珍）这个无耻叛徒，平日装成道貌岸然的学者样子，研究叛徒内奸的两面手段，此人可以作为一个标本”14，也被余书羞羞答答含糊掩过，只留下致江青函，看似谱主又是在别人的淫威下行“不得已”之事，事后却替别人顶罪。

再例如余书引用多条仲侃著《康生评传》中文字和其大部分“康生年表”，却偏偏不用仲书列举的青少年康生种种恶行，例如打架斗殴、嫖娼拉皮条、流氓成性、惹事生非……而这正是康生之所以成为康生的重要根基、线索和人性的 DNA。

4. 臆造伪“善”——最昭著的例子莫过于后文所述谱主“对谭启龙的保护”。当事人谭氏事后出版回忆录，一口否认康生有此“善举”15，余书反污谭的回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16，可拿出来证实谭忆“失实”的东西既无出处又散漫不聚焦，除了两句无根无据的“保护谭启龙的态度”和“严加制止（殴打谭）”17 外，全篇与康当场言行举止风马牛不相干 18。

这段话我看了十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它们与“康生保护了谭启龙”有何干系。

这倒不是谱主伪善而是纂谱者在臆造谱主根本没有的“善”。

二. 漏着、挑着、跳着编的《年谱》值得一看吗？

这种纂谱除了作者主观上的故意，也不排除史料缺失、视野狭窄、取悦家属、避开文字险区等等因素。这里略举两例：

1. 《康生年谱》全书除一处外，都不采用广西师范大学马细谱等 2002 年编撰并公开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正是其中 1937 年 11 月 13 日的那次接见，令王稼祥近 1 年后，在 1938 年 9 月 14 日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石破天惊地编造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意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样一个假口信 19，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完整的合法性，也是毛氏策划并成功将自己定于一尊的“延安整风”的坚实基础。虽然“假口信”的谎言早已被在场的王明揭穿，被季氏夫妇一口否定 20，更被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 A·C·季托夫彻底推翻——在遍查俄方各种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文件都无法觅到蛛丝马迹后，他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 1937-1939》一文中斩钉截铁地定论——“共产国际根本没有那个意思（指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而是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21。1949 年初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的会谈中专门谈到“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国际纲领性的方针，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王稼祥带来的材料对我们非常珍贵，非常有益。这些纲领性的方针有助于我们制订好自己的具体任务”22。毛这里肯定有个故意的“口误”，就是把“1938 年”说成“1937 年”，而 1937 年王稼祥还在莫斯科治病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如何就“回了国”？如何就“带回共产国际纲领性方针”？这个谎扯得未免也太不专业。好在米高扬当年没掺乎这段官司，当然没去校正。姑且不论指定谁做中共党魁如何就成了“共产国际纲领性方针”，可毛自始至终未敢对米高扬说出那个雷霆万钧的“口信”内容，还是给人强烈的心虚之感。

这个假口信至今还在官史资料库中扭扭捏捏、若隐若现——写上吧，不太好，去掉吧，更麻烦。

回头看 1938 年的康生，早已一脚蹬开了王明这棵朽木攀上了毛泽东那根高枝，面对王稼祥这一“保加利亚款克娄巴特拉鼻子”的故事 23，当时就在现场的他绝不会仅限于缄默而是高调地给它背了书——这可是毛泽东上位基础的基础啊。余书对此日、此时、此事的“不予采信”，令人完全无法理解。

2. 康生 1942 年 12 月 16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那可是延安整风号角级文献24，哪个史家敢小觑？可余书敢。《康生年谱》不仅把康氏“报告”滤得干干净净，连带把彼时路人皆知、此时史家（史官和史民）皆知、害人伤人无数，还死了人的“张克勤”案、“红旗党”案也都滤了个天清地爽。这里套用一句文革术语——“是可滤，孰不可滤”？

1945 年后延安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日后毛泽东最大的禁忌之一，他下令不许任何出版物涉及这段小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也可能是真有病）的 1950 年代也不准任何人语涉“抢救”25，文革中更因陈毅对“抢救运动”不知轻重的公开批评而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打入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职26。可眼下都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了，事过 80 多年，您编书还不涉及这个痈痔，是史胆太小还是史料太缺，还真不好说。

余书除了不用《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之外，也完全不用彼得· 巴菲诺维奇· 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本人曾当面问过余，这样两部被学界重视、肯定和由官方出版的重要史料您为何不用？余吞吞吐吐答曰“不采信”。请问：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不可信，还是季米特洛夫和弗拉基米洛夫不可信？您既然不采信季氏日记，可又为何在 1936 年 8 月 9 日的那一天“信”了一次27 ？

更奇怪的是明明放着一套现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一研究室编辑的 21 册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31-1937）》您不用，却处处采用他人所编《王明年谱》28 来述及康生在苏联的种种行径、举止、报告、文章，竟然用了 52 处！省事是省事了，可王、康后为政敌，无数王对康的负面叙述文字，例如他的《中共 50年》29、他太太孟庆树的《陈绍禹-王明　传记与回忆》30您又都弃不采用。看来您确实“学术潇洒”，连“不端”这顶帽子都不在乎。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也不排除余书追求鹤行鸡群的效果，就像郭沫若给曹操平反一样。可就算郭沫若，也只敢通过《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类欲说还休地扭捏带过，比起《康生年谱》直接要为康生“讨回公道”，那可差远了，倒是与毛泽东的“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31 有得一比，只是毛诗不藏不掖地要给屠夫嬴政讨个说法，余书则藏着掖着要给康生平个反。

三. 预设立场编纂年谱可取吗？

显而易见，余书在写作之前已预设了立场，定下了主题，有了固定的结论，这是很难否认的。于是在纂谱中余氏本能地回避和舍弃与结论不合的资料，或选择性收入、或弃置不用、或（用余自己的话）“不予采信”。此部年谱，编纂者预设的立场就是要尽力反映出所谓“康生的另一面”，哪一面？当然是“真善美”的一面，并通过这个“另一面”，达到“全面认识康生”的目的。为此，余书自序中举了谱主在文革中的三个批示为例，因为前面已经写到其中一个，有重复之处就不再啰嗦了：

1. 关于对谭启龙的保护批示。可这是在毛泽东明确指示“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指王效禹）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32 之后批示的，就算这事是真的，康也不过紧跟领袖而已，毛都要保谭，康敢不保？更何况文革后谭启龙的回忆录中根本不承认此事，余只得霸凌式解释为谭氏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连“回忆”二字都被他打上了引号33。

2. 关于逮捕彭真的批示。谱主本人就是彭真专案组组长，他在《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叶群同志审批”，被余书解释为“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34，有罪大家担，凭什么记在康某一人头上！一个汉字“拟”（打算）字就这样被余玩出了百般花样。

3. 关于对吴德峰的关怀批示。余自嗨道“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35，却只字不提吴氏就是当年延安的“网信办主任”，直接受命于毛泽东，垄断了延安和莫斯科共产国际间唯一的无线电通讯，保证了王稼祥的假口信不穿帮，保证了毛的顺利上位。更加不堪的是，余书中这个“康生批示”竟无出处 36，那年那月那日有出处的是：罗青长向周恩来“写信反应情况……周当天批转谢富治，请他做‘工作处理’，‘一批二保’解放吴德峰同志”37。究竟是“周批”还是“康批”？如此罗生门小史剧，叫人信谁？还是最好谁也别信？

余书宣称康生的这 3 个批示“展现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并自信满满地问道“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38。

且抛开那无出处的“吴德峰案”不论，余汝信的这个“目标”无疑就是直接与他自序中引用的中发 [1980]77 号文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 839 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 122 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 247 人。被点名的 839 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360 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 82 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39唱个反调。

余某深知事过 45 年，和彼时的中央文件唱唱反调无伤大雅，更谈不上什么危险，这点分寸他还是能拿捏的。可是那 82 个冤魂，那数以千计、万记、十万计百万计断送了生活、身体、年华、家庭的人们，您潘国璠（余汝信）又何言以对、何话可说？

四. 以这样的文字结构编纂年谱合适吗？

再说余书的文字成分。

按照唐某先生为此书做序中所称，该书全文为 55 万字 40，其中引用的康生原文字，例如讲话、报告、批文、文章、书摘等就有 44 处，字符数（不计空格）为 7.5 万，竟然占去全书近 14%，还未将其不足一页的信函、电报，从“XX 同志”起到“此致敬礼 X 年 X 月 X 日”计算在内。此外余书还引用了他人所著的 16 人年谱，例如《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甚至《王明年谱》等，共计 1046 处，保守估计也不会少于 10 万字。这还不算大篇幅抄录的谱主与他人的对话，例如 1966 年12 月 4-6 日与林彪、周恩来、李先念、江青等人长达两页的对话 41、1967 年 1 月 3 日与北大学生崔子明长达两页的对话 42，也不包括大幅抄录有谱主在场的他人之间的对话，例如 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长达两页的“极为亲切诚恳”的谈话43。

如此这般编纂年谱也未免太容易了吧？怪不得同一作者的《陈伯达年谱》紧跟着就面世了，接下来的《江青年谱》、《谢富治年谱》一定会接踵而至，令市场目不暇接。再做一点恶意联想，中国国民意识中的大“坏人”年谱都将会出自余氏笔下，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概因他们履历重叠，行为相似，更重要的是省事儿啊，官谱现成，自谱也有，可以抄来抄去，既然得来全不费工夫，何需踏破铁鞋到处觅嘛。就算你的做序者将这些“官谱”一通滥贬，我对您的“民谱”也一通不买账（您是官是民还真不好说），可只要注明出处，又有何不可抄的？“著而不述，抄而不袭，剽而不窃，跃如也”，好主意嘛！

余书名为“年谱”，却在“年”字上相当偷懒。谱主童年期几为空白不说，青年期居然也一一跳过：谱主 16-22 岁均寥寥 1-3 行字，23-25 岁居然两年空白。连路人都知 23-25 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阶段，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并固定的最重要时期。余书如此敷衍是何缘故还真说不清楚、说不过去。

余书请二位知名学者所做序言，都竭力赞扬的此书独到之处不同于“那些铭刻官方印记的年谱的编撰者们的艰难或苦楚，这些动用人力之众、耗费物力之大的年谱”44，“这部《年谱》的编撰价值和学术意义还在于它与已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彭真年谱》、《杨尚昆年谱》等等的具体比较”45。可君不见那些官编年谱对谱主的少年期、青年期可都不是余书这么瞎对付的，抛开真实性不论，它们可都是“从头说起”的。您既然明里比较、暗里褒贬，可你褒的文字有那么多出自你贬的内容，请问唐学者此话怎讲？

至于“这部近 55 万字的《年谱》，填补了中国现代历史人物年谱的一个空白 , 填补了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物记述和研究的一个空白”46，请问唐学者此话又怎讲？中共确实有必要建立一门“康生学”，可若是以余书的方式来做这门学问，不做出个“雷锋式充实而丰满”的或者“维纳斯式极具残缺美”的康老来，那才叫奇了怪呢。

在仔细研读完这部“巨著”后，作为一个很不专业的史民，我也被吓住了。如此的内容缺失、硬伤累累，如此的不端和偷懒，如此的失实和造假，真可以算得上一部新时代的《撒旦诗篇》，只是它亵渎的不是中共中央文件而是常识，它伤害的不是宗教感情而是普世的、人的感情。

五. 评《康生年谱》之序

相比我对《康生年谱》的不理解，大学者秦某先生、唐某先生为其做的序我更是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二位都是知名学者，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年谱应是编年史式的体例，重要的日期和事件都不应当遗漏，但余书尽管号称资料齐全甚至独家，可众多康生整人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日期却根本没有记载或者用一些其他无关的事件充填、掩过，凭你们多年的学养难道看不出来？

二位的序言都说到了“妖魔化”、“脸谱化”及“本来面目”这些名词。试问：妖魔本身用得着妖魔化吗？妖魔的嘴脸用得着脸谱化吗？妖魔的本来面目有可能不是恶魔吗？

更要命的是，又是谁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了呢？余书认定脸谱化、妖魔化康生的，就是 1980 年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审查和处理决定——中发 [1980]77 号文件。问题是你可以驳斥、否定这个文件，但你拿什么去驳斥、否定文件中那些精确到个位、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和附件呢？秦某先生既然号称“当年在我还是‘毛粉’的极左少年时代就曾对他（康生）有过恶感”并至今清楚记得“1968 年 7 月 25 日凌晨”、“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其中康生火气尤大……他说柳铁一中几个学生写的《今日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而且还隐藏着大阴谋……咬定该文不是中学生 , 而是背后的黑手捉刀写的”47。如此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对话的实况，余书中竟无一行一字秦序所述之情景。《年谱》对那日凌晨的记录，通篇都是康对学生启发式的教育，说“一派温情”“循循善诱”都不过分 48。对此，秦大学者您作何解释？是您的记忆失实，是余选择性遗漏，还是您并未通读自己将要做序的东西就下了笔，不小心漏了破绽？还是……？

唐先生的序言也怪怪的。你既然明明白白提到 1944 年 1 月毛泽东回复季米特洛夫来电之事，曰“毛泽东否定了这位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对康生的指责，称‘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49，可《年谱》中抄录了季氏致毛电的其他内容，却偏偏将他高度怀疑并严厉指责康生的文字——“康生的作用令我感到怀疑。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让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作用……我不怀疑康生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些奸细助一臂之力”50整整一段漏过，这又是出于什么考量，您这位做序者下笔前就不稍稍想一想吗？

行文至此，是康生“测不准”还是余生测不准，真是令人困惑。

秦序的“测不准论”和唐序的“镜像论”倒都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前者是海德堡于 1927 年提出的物理学原理——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后者是雅克· 拉康于 1936 年提出的精神现象学理论——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意识称为镜像体验。

余书确将“测不准”论在谱主身上使用到了极致，他的见风使舵、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统统被余书、秦序归结在“测不准”51 名下，并不在意海德堡“不可能同时测定”这几个字。康生是“位置”还是“动量”测不准？要是按照这个逻辑，那么请问斯大林、贝利亚测不测得准？希特勒、墨索里尼测不测得准？卡扎菲、本拉登测不测得准？毛泽东、周恩来测不测得准？作为生物 - 动物的任何一个人测不测得准？您对您自己测不测得准？！

至于唐序的“镜像”论，稍嫌复杂，需得另花时间，专门商榷。

二位做序者的文字也十分有趣，不止用上“突破”、“开创”、“出色”、“厚重”、“生动”、“朴实”、“深刻”、“直切”、“上佳”……等等极端的形容词，更道余书是“一点也没有妖魔化康生这个人……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康生个人的评价本身”52，“可以断言，年谱不仅成为今后人们审视康生问题所无法回避的路径，而且还是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53。秦序甚至引用了当年师东兵先生对康妻曹轶欧的采访录《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 ——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曹轶欧》54，用自己在学界多年的声誉为余书浓墨重彩地签下背书，完全不考虑师东兵在学界的恶名——由于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和多次造假、欺诈而被逮捕判刑，按照当年所判刑期应该至今仍在狱中 55。

秦、唐二位的序言不仅不严谨且用词如此极端和武断，都快媲美当年林氏“四个伟大”了，这就不但过分，而且容易让人产生“恶意联想”。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这是为什么？用一句你们自己的话——你测不测得准你自己？

下笔至此本人突发奇想，与其这样一行行一页页没完没了写下去，何不干脆把余氏《康生年谱——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丢在一旁，另做作一部《康生年谱 另编》，也用个副标题——“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尽力精确到年月日、甚至上下午、甚至几点钟，只做叙事，不发感慨，不做评论，严格注明出处，以史证、史料服人，以数据服人，以理性服人，不隐恶、不扬善、尽量不遗漏、绝对不篡改、绝对不弯弯绕、尽量不夹缠、绝不故弄玄虚，不是谱主唱主角而是从他人年谱中攫取的细节尽量不用。

只是有一点实在很难做到，那就是不预设立场，因为编撰本身就已经是立场。不过我期待着碰撞、反驳、批评、批判及至否定。

历史在细节中，魔鬼在细节中。为了“王明万岁”的历史不再重演，为了延安社会部的历史不再重演，为了中南海 1966 的历史不再重演，不要放过人们已经知道和已经挖掘出的历史细节，不要放过魔鬼，无论它在大节中还是在细节中。

中共确实需要有人花大力气研究“康生现象”，中国确实需要建立一门“康生学”。君不见人家台湾国立大学已经有了《康生之研究》的硕士论文 56，史家的专著《延安的阴影》57、《延安抢救运动始末: 200个亲历者记忆》58，美国人的《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59，俄罗斯人的《中国的贝利亚——康生》60……咱们也得努力才是啊。

康生，是“鹰犬”、“爪牙”还是“狼狈”？何等样的民众，何等样的社会，何等样的制度才会孵化、异化出如此出色的鹰犬、爪牙和狼狈，这不仅是中共党人、更是中国国人应该从人性出发深切思考的学问。眼下中国，百般千种的人性恶在人性的放大镜下看，几乎都能找到与康某相同的 DNA。中国需要建立一门“康生学”，找到一

种牛痘之于天花、奎宁之于疟疾的抑制剂，或者出现一位中国的弗洛伊德，将康生作为他的第一份研究标本，从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政治哲学上找到疫苗或抑制剂。

人啊，请勿行平庸的恶，尽量不做这个时代、另一种意义上的艾希曼 61，尽量不要再充当滋生“康氏丑陋”的污水秽壤吧 , 咱们不能再被外人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了 !

编后记：请珍惜这份人性标本
本书无序无跋，书中的每个字、每个标点均由作者文责自负。

写《年谱》是个既能取巧，又能累死人的活计。能取巧的是扒拉一堆料按日子堆砌就行，用不着琢磨什么承上启下、连贯通顺。能累死人的是碰上料太多的人物年谱，每每以为能杀青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又冒出无数让你无法拒绝的东西。尤其《康生年谱》，料实在是太多了，仅仅一个《炎黄春秋》，一共 292 期，不说期期吧，至少80% 都有康生或康老名列其中。如果规规矩矩用 Word 来做，光是年月日、页眉、页脚、页码，就能晕死你，稍不留神就错了年月，乱了日时，而用 Excel 做来就舒服多了，先把“Sheet( 工作表 )”按年分好，无论你来多少新料，找到那一年的工作表“插入一行”就行，无论你发现多少错误，找到那年的工作表“删除一行”即可。

知道“康生”俩字可有些年头了。

彼时虽有电视的人家凤毛麟角，可城市乡村一张张大小银幕上康老那婀娜多姿，仪态万方的身姿还是人人熟悉的。作为全中国的大、中、小学生全体辍学岁月中的一员，我对此人毫无感觉，直到有一天父亲拿着一张小纸条给我看，上面写的什么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可他的一句话至今还没忘记——“这笔字好漂亮啊”。

彼时温都尔汗的一声爆响已经炸过，50 后的这代人从对《“571”工程纪要》 的冲天愤怒转到对“滴水洞一封信”的大惑不解，从对领袖的极端热爱转入对所谓“政治”的彻底无视，在城市社会中已是普遍现象。那时的老爹应该是某部委一个小干部，某日参加了一个什么会，会后打扫卫生时在主席台上捡到了这张纸条，他也算是个书法爱好者，拿回来和家人分享。他说写这条子的人是康生，是党和国家的大领导。刚成年的我不甚了了，也毫无兴趣。

后来《祝酒歌》唱响，老爹陪一位大官去故宫还是西四某处看了一个什么展览，回来后兴奋不已。他是大学学生地下党出身的干部，资浅位不高，原是没资格看这个展览的，沾领导的光看完回来，兴奋地在饭桌上对一家人说“这人的书画可太了不起了”。

“这人”，就是康生。

那时的我早已从红宝书转向老课本，并在白卷英雄张铁生那年以 199 分的总成绩（算术 100，语文 99）考入某交通大学电信系，虽然从小立下的考入名牌大学新闻系或者历史系的志向没能实现，但在那一片文化沙漠的时段和地段上也就够心满意足的了。从此我开始陷入对“与门”、“或门”、“NPN”、“PNP”的热情中，开始迷恋于设计分米量级的“芯片”，虽成绩平平，可赶上了 1980 年代的好光景，赶上老邓“画了一个圈”的好地方，吃饭养家是足够了。

非常幸运，退休后的我居然圆了幼时爱好——历史，在孙冶方、顾准的感召下进入中国近代史领域，以“票友”身份唱了两出小戏——2010 年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2015 年在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顾准和他的时代》，并以书会友，接触和见识了远、近、中、外“梅兰芳”们的大戏，例如《新阶级》、《通往奴役之路》，例如《顾准文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人到晚年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幸甚。

这次写《另编》，事出有因。

因为“种种原因”吧，有幸和余汝信先生在香港同桌吃过一次饭，饭桌上交换了作品。蒙他错爱，亲笔题字送了我一本《康生年谱》。作为史学票友的我受宠若惊地捧回北京，岂料不足一周，就被……了。尔后恰恰是给余书写序的唐少杰先生告诉我，余先生本名潘国璠……二部……大校。再看到文革老前辈关锋 - 戚本禹狱中通信，关对戚说“……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潘国璠记者打过几次交道”，“潘兄并没有一个名字叫余汝信，我看那是另一个人”62，能和关老前辈称兄道弟，太不简单了，可也令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恍惚间明白了些什么。再接着，从网络上看到潘先生英姿勃地发站在党旗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横幅下的照片，原来他老人家是香港上市公司伟鸿集团控股(03321.HK) 的顾问兼技术总监，怪不得被人赞为“他是赚够了钱后从事研究，纯属爱好，只因爱智”，再次证实余汝信就是潘国璠。

等到一个月后偶然读到可白的《为康生翻案的 < 康生年谱 >》，这就茅塞顿开 +恍然大悟了。老余何止是“赚够了钱又去爱智”63，更是“爱够了智再去赚名”，甘蔗何止两头甜！

接着就是，如《自序》所述，从打算“写一篇文章”发展到写一部《康生年谱 另编》，这里就不重复啰嗦了。俗话说“愤怒出诗人”，殊不知“愤怒”也能出“年谱”呢。

不必当真，聊笑罢了。

不过说“愤怒”确实有点过，某些人确有“任务”在身，就像眼下路边的辅警，一心盼着你违章、违停，以便完成当月任务。万一你有幸碰上成了“任务”，也怨不得人家。至于老余是不是真的要为康生“翻案”，也未见得，文人嘛，标个新立个异，时时有个“鹤行鸡群”、做个“庸中佼佼”的小心思也是常有的，都能见谅。大家鸡道狗道，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在如今眼下应该也还是允许的。

丑话说在前头，本年谱不是用 Word 写出来而是用 Excel 做出来的，急就章，用时不足 3 个月，目的是想要赶在余汝信先生刚刚出炉的《陈伯达年谱》后和即将出炉的《江青年谱》前，能和余先生各种另类的、发现了谱主“另一面”的年谱并驾齐驱。说难听点，也算是“蹭个流量”吧。

康生在中国、在中共，确如狗屎般令人不屑，在编谱过程中本人更加深了体会。岂料陈年“狗屎”之余又有许多新的“惊艳”：

却原来，“利用小说反党”这一名句的发明权属于康老而不是主席（见 1962.8.24）；

却原来，“《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一名言发明权属于康老而不是主席（见1965.12.31）；

却原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康老与夫人曹轶欧联手的杰作（见1966.05.25 ）；

却原来，“写得何等好啊”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是康曹氏在其夫耳提面命下与王力、关锋组班写出的（见 1966.06.02 & 08.07）；

却原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康老建议毛主席由“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改而成之的 264；

却原来，“四个伟大”是由康老亲手“合成”的（见 1967.08.31）；

却原来，“三忠于、四无限”是康老率先倡导的（见 1968.04.05）；

却原来，“唯生产力论”并非主席而是康老第一个用中文诠释了德国人伯恩斯坦的Produktivismus-allein 后，率先提出严厉批判的（见 1966.12.27）；

却原来，“和平演变”并非主席而是康老用中文诠释了美国人杜勒斯的 PeacefulEvolution 后，第一个高叫着要中共警惕的（见 1960.02.04）；

却原来，文革中由“相面”、“直觉”发现阶级敌人，是康老发明的（见 1966.01.21 & 1967.04.06）；

却原来，用毛泽东阶级斗争伟大理论教育、教导各兄弟党党魁的任务是康老在肩负的（见 1966.10.15、1967.01.26 等等）；

却原来，文革中要求全民必读的 6 本书——《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叛徒考斯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是康老而非主席挑选出来的（见 1970.09.06）；

却原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史无前例而是史有前例、前例有史的，那就是“延安整风”。而这两次对人性极度摧残的人类活动，其最主要的执鞭者都是康生，说他是导师、舵手也应无大谬，毕竟领袖再伟大，统帅再威风，没有得心应手的帮衬也是成不了大事的。

……

这些新发现要说不能怪在康老身上，要怪也只能怪我这撰谱的人少见多怪。

还有一处我的少见多怪，不，不是少见而是无知，那就是康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造诣，实在是太高、太深了。他注《红楼》、批《西厢》，校《聊斋》，都不是一般人能读得懂、说得清、道得明的。举个例子，他与周汝昌之间的唱和，我打起字来超级困难，搜狗拼音根本玩不转，更别提语音输入了，连念都念不出来，连查字典都不知从何下手，由不得你不肃然起敬。他的“墨荷”，他的“敏求”，就算你不懂国画，

不懂书法，也很难不明里暗里赞叹一声。

假如康生不是康生，他的名字，或“张宗可”或“张三洗”，一定会在中国书画界中与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齐名，齐白石就更不在话下了，他的书写、画作所用的笔名“鲁赤水”与“齐白石”的对仗、对峙已经表明了一切。

康生，你可以说他生而逢时——做官做到极品，尽享人间富贵荣华，死也死得逢时——走在主子前头，备极哀荣。可是撰毕他的年谱，我真诚地为他扼腕叹息。他生不逢时——一个骨子里的艺术天才，却操弄了一辈子“政治”（实际上他操弄的只能称作“权术”，咱别糟蹋了人家希腊人发明的 πολιS（珀里斯）——“政治”的原创，指城邦中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战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由“珀里斯”变形而来的法语 Politique、德语 Politik、英语 Politics，才是原始意义上的政治），弄得自己不人不鬼，得意时不能免除恐惧，失意时更甚，一辈子生活在毫无安全感的恐惧中，不知真正的快乐为何物；死也不逢时——再无机会反思和忏悔，倘若真有来生，岂不旧戏重演、覆辙重蹈？真个是细思极恐。

最后说说本年谱撰谱用料。

除了使用大量官方公开出版物，例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共产国际、联共（部）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等外，本书大量采用了署名仲侃的《康生评传》和美国人约翰· 拜伦与罗伯特· 帕克合著的《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

仲侃实际上是文革前中共中央党校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召集人马仲扬。他是文革后首批“康生专案组”成员之一，笔下可信度很高，尤其是书后的年表，不是亲历、亲力、亲为者是很难写出来的。而写出后者的那两位美国人，虽然对前者颇有微词，一面怪罪“这本康生传记有许多使人恼火的省略，不仅很不完善，而且用自由随便的分散线索和通过上下文的暗示来弥补那些故意的省略。作为康生的画像，它是失败的”，一面却大量使用了前者那些“没有被省略的东西”，真是吃了人家的果子还嫌不甜，不太厚道。而第三本有关康生的专著——林青山的《康生外传》，由于太多的冒号、引号跻身其中，可信度打了不少折扣，本书很少采用，虽然林先生是“杨献珍哲学案”最直接的受害者。

本书还大量采用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原因见书前《自序》。

本书重复使用的主要文献、文件、文章目录附后。

本书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维克托· 乌索夫之《中国的贝利亚——康生》。

许多史料必须对照阅读，去伪存真，特别是遇上截然相反的叙述时更必须如此。

举 3 个例子：

1.《康生评传》和《龙爪》在康生与江青的关系上都隐约暗示两人在诸城就有一腿子。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女皇梦》暗示就更露骨了。但两个相差 16 岁的人，且1917 年初遇时江年仅 3 岁，就算康 1924 年去了上海，她也就才 10 岁，如若真有“偶尔一乐”，那也是不折不扣的“亵童”。康生虽然性早熟，但从日后他的夫人曹轶欧以及旁人的叙述看，比起其他中共最高层，他的私生活还算严谨（苏枚除外），而如此过于下流且会贻害终身的亵童、娈童癖，在他的日后生活记录中并未发现。

2. 1966 年 11 月，北师大造反派首领谭厚兰率众砸了曲阜孔庙，康生是什么态度？有说他大力支持的 65，有说他大怒还拍了桌子的 66，我当然采信后者。第一，康是个狂热的文物收藏狂，第二这是康身边人的叙述（见 1966.11），无论从人性还是从常识出发，选择都不困难。

3. 幼年和少年时接触康生曹轶欧较多的陈楚三先生，在晚年与媒体互动回忆康和曹时断言，康生生活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宫廷厨师”一事 67。而多年前驻延安共产国际代表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摆的一桌宫廷宴，那奢华的菜谱甚至餐前小吃和酒让这个人俄国人惊叹不已——“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68。本书认为前者显然有“盲人摸象”之嫌，后者所用定语“康生的高级厨师”之语也不排除有夸大之嫌。康生既不可能顿顿“御食”，也不能朴素如雷锋。本人曾专门寻访了康老故居——北京小石桥胡同的“竹园”。撇开奢华的现代建筑和装修不谈，仅仅其的占地，驻扎一个营的兵，面积是绰绰有余。

不啰嗦了，让我用康老很喜欢用的山东诸城话“冒叫一声”来结束这编后记吧——

“康生，这是一份多么好、多么典型的极权下的人性标本。人，请珍惜呵！”

再用一句尤利乌斯· 伏契克所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话，来悄悄结束这份年谱吧——

“人，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呵 !”

1
曾彦修《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炎黄春秋 2009-2

2
潘国璠（余汝信）《康生年谱》“自序 康生的另一面” 新世纪出版社 2023

3
同上 “自序” P23-27

4
《去除给反面历史人物勾上的脸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访独立历史学家余汝信》香港《明报》2025.2.11-12

5
同上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P1096 “八届十中全会和强调阶级斗争（四 ) 为何发生对‘翻案风’ 的批判”

7
武 汉 民 间 1968 版《 毛 泽 东 思 想 万 岁 1913-1968 之 1961-1968》P42 “ 在 八 届 十 中 全 会 上 的 讲 话 毛 泽 东1962.9.24”

8
《康生年谱 1962.9.24 下注 1382》

9
著名党史军史作家余汝信谈《康生年谱》及对康生一生的评价 “老杨到处说 2023.4.28 杨锦麟”

10
李维民《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炎黄春秋 2013-6

11
散木《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文史精华” 2005-4 &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 1981

12
见《康生年谱》选择性跳过的 1967 年 1 月 5 日康生接见党校造反派头头武葆华、智纯等人的谈话

13
萧岛泉《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湖北文史”第 83 辑 2014.9.15 “1967 年 9 月 23 日康生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亲自下达杨献珍的逮捕令，将其关押在北京军区白庙监狱”

14
中发 [1980]77 号文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 附原始证件》现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5
《谭启龙回忆录》P645 第 11 章 “‘文化大革命’初期 历经磨难” 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3

16
《康生年谱》自序“康生的另一面”——P24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17
同上 P23 “康生看到……保护谭启龙的态度”、P24 “康对这封信做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制止’”

18
同上 P24-25

19
徐泽浩主编《王稼祥年谱 1906-1974》P196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0
孟庆树编《陈绍禹 - 王明 传记与回忆》P340 莫斯科慈善出版基金会 2013 & 郭德宏《王明回忆录提供新史料 : 是否担任 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北京日报” 2011.11.21

21
A·C·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 苏联《远东问题》1981-3

2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16471“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 1949.2.3”

23
王稼祥再有胆也还不敢编造季米特洛夫说了什么，只是说在曼努伊尔斯基和他“要求毛泽东上位”的请求后，季氏“点了一下头”。 哲人说“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稍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季氏这位保加利亚人那一刹那原因不明地动了一下头，就决定了中共的命运和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卢毅《延安锄奸：中共防范特务渗透》 当代陕西 2011-4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7》P114 “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958.8.25”

2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267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后一律简写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 贺晋 < 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 >》P358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27
《康生年谱 1936.8.29》注 232 “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P4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8
周国全 郭德宏《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29
王明《中共 50 年》东方出版社 2004

30
孟庆树《陈绍禹 - 王明 传记与回忆》莫斯科《本体心理学》慈善基金会出版 2013

31
毛泽东《七律·读 < 封建论 > 呈郭老》1973

32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1966.9.7》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93

33
《康生年谱》自序 “康生的另一面”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康生年谱 1969.3.4》下注 2789

37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吴德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38
《康生年谱》自序：康生的另一面”

39
同上

40
《康生年谱》“序二：’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唐少杰”

41
《康生年谱 1966.12.4-6》

42
《康生年谱 1967.1.3》

43
《康生年谱 1967.2.3》

44
《康生年谱》“序二：‘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唐少杰”

45
同上

46
同上

47
《康生年谱》“序一：‘测不准’的康生 秦晖”

48
《康生年谱 1968.7.25》

49
《康生年谱》“序二：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唐少杰”

50
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 1920-1943》第 19 卷 P392 “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给毛泽东的信”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51
见潘国璠（余汝信）与杨锦麟在凤凰卫视的对谈

52
《康生年谱》“序二：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唐少杰”

53
同上

54
《康生年谱》“序一：“测不准的康生 秦晖”

55
百度百科 “师东兵”目——2010 年师东兵因涉嫌诈骗被送上法院。2010.9.13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2011.4 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2.2.17 作出（2011）高刑终字第 137 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师东兵上诉，维持原判”

56
台湾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 谢依纯《康生之研究 1989-1975》指导教师：齐茂吉

57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2023

58
高浦棠 曾鹿平《延安抢救运动始末 : 200 个亲历者记忆》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8

59
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98

60
维克托·乌索夫《中国的贝利亚——康生》

61
见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关于一份平庸的恶的报告》

62
《戚本禹回忆录》P761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6

63
《去除给反面历史人物勾上的脸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访独立历史学家余汝信》香港《明报》2025.2.11-12

64
师东兵《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曹轶欧》华夏文摘增刊 第 647 期 2008.5.19

65
《数据库 IV》2001.3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事记 1966.5-1976.10》”

66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炎黄春秋 2012-11

67
陈楚三《是人还是鬼？我所认识的康生》历史明镜第 97 期 2019

68
《延安日记 1943.2.7》

https://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p/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