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马以鑫 文/陈菱



“我们需要”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而在当年，它使一位叫马以鑫的上海中学生感到困惑。

海瑞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朝廷重臣，以正直清廉著称，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宣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的号召而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这出吴晗前后修改了七次的京剧公演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各大报刊一片赞扬之声，还受到毛泽东的夸奖。

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销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马以鑫：看了以后就有两个想法、两个疑惑。第一，海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海瑞是家喻户晓的清官，也是老百姓所爱戴的，我觉得姚文元的观点有问题；第二，作为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底是反动的还是积极的？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时代提倡海瑞精神，表现海瑞这样的清官，还是有它的积极性的，不像姚文元文章里所说的，配合了翻案风、分田风、单干风等。

记者：还有平冤狱这些？

马以鑫：对。

这一年，马以鑫十七岁，是上海市敬业中学的高二学生。姚文元时年三十四岁，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上，两者都无法相提并论。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四天后，马以鑫专门跑到上海图书馆，把《海瑞罢官》的剧本、有关评论、历史剧问题讨论集等借出，研读了一整天。两天后，马以鑫写下了《也谈〈海瑞罢官〉》一文，他觉得，姚文元这一次好像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

姚文元同志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像许云峰到敌人魔窟里斗争，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

写下四五千字的畅快之言后，马以鑫把文章装进信封，上面写《文汇报》收。为安全起见，他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捷。

尽管马以鑫想到了用笔名来避免麻烦，但他同时在文章后附了一封“读者来信”，署名为“敬业中学高二（四）班学生马以鑫” ，又在信封上留下地址：上海市敬业中学，然后把信扔进了邮筒。

四五天后的一个中午，班主任走进教室找到马以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马以鑫，《文汇报》来电话，让你下午去一次。”班上好多同学围了过来，纷纷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文汇报》这么大的报纸会找他。马以鑫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写了篇文章，并把自己文章的意思归纳为“反驳姚文元的”。此时，有些同学，甚至担任班主任的数学老师，都显出不屑的神色。

当天下午3点多钟，马以鑫一路打听着来到了位于圆明园路的文汇报社。一个秘书模样的男人带着马以鑫来到总编室，头发有点花白、形容老态的总编接待了他。

总编很客气，握握手，打量了他一番，坐下，直截了当地问：“你怎么会想起写这篇文章的？” 马以鑫留意到总编手里拿着他的稿子，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高二学生，平时很喜欢文学，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后，有点不同想法，也可能我是错的，所以我就写了文章来学习。”总编听后，又看了看稿子，说：“你的文章我们可能要用。”马以鑫感到非常意外，总编接着说：“我们还要让你稍微改一改。你这个文章写得很分散，不够集中。”说着，他攥起拳头，表示要集中。马以鑫不大理解什么叫集中，但听说能改，欣喜若狂，连忙答应回去马上就改。后来，他拿着稿子兴冲冲地走了，临走时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文汇报》总编陈虞荪。

除了“集中”，陈虞荪并没有给马以鑫就那篇文章的修改提更多具体的建议。原稿中，马以鑫指出姚文元对吴晗剧本的引用是断章取义，对某人观点的引用也是掐头去尾。最核心的是，马以鑫认为，姚文元是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批判吴晗的。当晚，他将原稿改成了一篇“读者来信”，对文章中锋芒毕露的一些话做了修改，语气温和了许多。

第二天一早，马以鑫把修改好的“读者来信”送到了《文汇报》。报社还没开门，于是他在外面闲逛。他逛到附近的书店，进去一看，吃了一惊，书店里摆了很多刚到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他心想，糟糕，单行本都出了，看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了。他暗自庆幸自己把文章改成了“读者来信”。

马以鑫后来没有等到陈虞荪，不得不把修改过的文章交给了秘书。他满以为这封信一定会转到陈虞荪手里。这时，是1965年11月下旬，上海已经进入了冬季。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并没有引起社会上多少反响。二十天后，《文汇报》上才出现了第一篇回应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30日，第二节课后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这时有一个其他班的同学跑到教室，找到了马以鑫。

马以鑫：他跑过来问，“马以鑫，《文汇报》登了一篇骂姚文元的文章，写的是马捷的名字，是你吗？”我大吃一惊，因为文章已经在我手里了，怎么会发表呢？我记得我的教室是在五楼，赶紧跑到三楼看《文汇报》。 果然，通栏大标题是《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一》，左面一个编者按：“今天发表马捷同志的文章，引起教育界学术界的注意……”

记者：叫同志？按说叫同学更合适。

马以鑫：同志，就变成一个成年人了。编者按边上就是我的文章。我一看，就是我拿回来的那个稿子。

马以鑫顾不得想到底是怎么回事，赶紧跑到校长办公室，“对不起！ 我借个电话。”电话打到《文汇报》， 直接找陈虞荪总编， 结果是那个接待过他的秘书接的电话 。马以鑫说：“不是原来说好我的文章不要了吗？退给我了，我给你们写了读者来信，怎么登了原来的文章呢？”这位秘书只说了四个字：“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是什么意思？一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中学生是无法明白的。

后来马以鑫知道，“我们需要”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幕后操纵的江青、张春桥一直希望有大的反响，最好有一些反对的文章，这样可以引蛇出洞，以挑起一场大的文化批判。结果迟迟没有回应文章出笼，为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给了《文汇报》总编陈虞荪很大的压力，要求他收集反响，及时汇报。眼看十来天过去了，有分量的投稿还没有出现，陈虞荪来到群工部，翻阅群众来信。马以鑫的文章就是这样被发现的。陈虞荪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恰好符合上面的指示。

陈虞荪在找到马以鑫的稿件后，是否直接送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是否直接指示了对马以鑫文章的采用，尚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即陈虞荪第一次见到马以鑫，告知他“文章可能要用”时，这早已经不是“可能”，而是确定要采用，关于修改，以及打听他的写作背景的问话，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后来那封马以鑫用一晚上改写的“读者来信”，最后是不是经过秘书的手到了陈虞荪手里，陈虞荪又如何处置了那封信，就有待更多的史料来证明了。

也许，在这个时刻，对陈虞荪而言，这个十七岁中学生的文章，真的帮了他的大忙，也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文汇报》上的“马捷”，就是高二（四）班的马以鑫——全校师生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可是，校园之外，人们并不知道“马捷同志”的身份，由他的文章开篇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了次年的三、四月间。

曾经给予自己保护的陈总编如今自身不保，

马以鑫迷茫了

1965年11月29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十九天，《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但四大报纸在转载的时候，分别加上了自己的按语。《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斟酌敲定的，为了淡化姚文元文章中杀气腾腾的政治色彩，周恩来指示把文章刊发在第五版的《学术研究》专栏中，尽量把这场批判归入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然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却让马以鑫大吃一惊。

《解放军报》第一句话就是：《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部历史剧出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反动阶级说话。那个时候，全国都在学解放军，《解放军报》这样出来说话，好像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马以鑫紧张了，他感觉到周围人的态度、同学的眼光都发生了变化。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此言一出，由姚文元文章引起的批判运动，很快超出了文化讨论的范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在1965年11月之前，马以鑫还只是个爱好文学的高中生，而1965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他迅速成长为“马捷同志”，而且还是一位犯了错误的同志。这让马以鑫倍感压力。学校苏校长和父母对他的理解和保护，也没有完全让他释然。《 文汇报》转载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自我批评后，马以鑫觉得，自己不能不承认错误了。在压力下，他提笔给陈虞荪总编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向陈总编提出，自己是否应该再写一篇类似于吴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再发表一次，缓解自己的不安。

陈虞荪给马以鑫写了一封亲笔回信：

以鑫同志：

你现在的处境和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从这件事， 如果你能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下面用了比较小的字：

此信可以交你们校领导一阅。

陈虞荪的这封信对马以鑫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他定性了：认识的问题，无非就是对和错，不是一个立场问题，也不是其他问题；第二，他从宏观上讲：不管怎么说，要吸取教训。下面那句话也很重要，是有意让他给校领导看的，陈不方便给校领导说些什么，而把信给校领导看，是让领导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定性，马以鑫的压力就可减轻一点。

马以鑫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同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再谈〈海瑞罢官〉》，针对自己的两个观点，表示自己错了——第一，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他的消极作用；第二，吴晗同志都承认这部戏起了消极的作用，今天来看，可能是无意中和当时彭德怀的问题，和单干风、翻案风应和了。

投稿几天后，报社理论组的两个人找马以鑫谈了一次话。

然而，形势变化的速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66年5月，全国开始大批“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紧接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在这前后，学校里面已乱成一团，课也不上了，学生们都下乡劳动了。等回到学校，马以鑫又吃了一惊，学校最高的教学楼上，大字报从一层贴到了五层，赫然写着：“马以鑫是个修正主义苗子”“马以鑫是个反动学生” 。

不久，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其中第十六条有这么一句话：“学生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或许是这个“十六条”真起了作用，之后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找马以鑫的麻烦。

这天，马以鑫来到文汇报社附近。虽然自己承认错误的那篇《再谈〈海瑞罢官〉》没有回音，但他还是想走进报社看看里面怎么样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进去后看到的一幕，成了他至今不能抹去的记忆。

马以鑫：我往楼上走，大概走到第二、第三层楼，楼梯拐角的地方是个厕所，陈虞荪拿着扫帚拖把在那个门口，我印象很深的。

记者：站在那里？

马以鑫：他大概正要进去打扫，戴着个袖套。

记者：你没跟他打招呼？

马以鑫：没说话。他看见我了，我也看见他了，两个人眼光对视了一下，我赶紧转过身往下走了。 他虽然没说话，但是我在这里看到打成小样的大字报，像杂志那么大，贴在那里，有几个就提到我了，说马捷的《也谈〈海瑞罢官〉》是陈虞荪授意的，发表之前找马捷密谈，授意他怎么改，改得更反动、恶劣点，甚至马捷这个名字也是陈虞荪起的，为了保护他。当时我一是觉得好笑，完全和事实不符，二是有点内疚，觉得陈虞荪为了我受到了一些牵连。

曾经给予自己保护的陈总编如今自身不保，马以鑫迷茫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也形成了红五类、黑五类和中间派。马以鑫不属于任何一派。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找上门来。

一天傍晚，天已经黑了，班里还有四十几个人没走。一个红卫兵叫住了正要离开的马以鑫，要他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

马以鑫愣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就和那个红卫兵吵了起来。原来是马以鑫做了两张卡片，抄了几句《毛主席语录》，贴上了裁剪下来的毛主席头像。马以鑫仔细检查，抄写的内容没有错，头像也没有缺损，但是那个红卫兵说他裁剪毛主席头像的时候，不够认真，剪得圆不够圆，是反革命的行为，马以鑫顿时欲哭无泪。这时两个女同学看不过去，帮马以鑫解了围，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几天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极大地刺激了马以鑫——苏校长自杀了。传闻说，从教育局弄出来的档案里，证明他“历史上有问题”，这件事情公布没有几天，他就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上吊而死。

在此之前，马以鑫还见过苏校长，他明显地消瘦了，见面也不敢说话。在马以鑫心中，苏校长是保护他的人，如今，这个人突然间消失了！他曾把苏校长视为靠山，在他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是苏校长站出来护着他，告诉那些人“不要这样”。在马以鑫心里，惊恐中混合着对苏校长的感激。

那份“惹祸”的文章原稿，虽然陈虞荪早就还给了马以鑫，但最后，这份原稿的下落颇为蹊跷。

一天，马以鑫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惊恐的他在对方姓什么、在什么单位工作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那份原稿给了来人。

尽管马以鑫怀疑来人是《文汇报》的，也怀疑来要稿子和整陈虞荪有关，但这些也仅仅是推测。最终结果就是这篇给他带来诸多麻烦的文章，从此离他而去。

那么，写信质疑姚文元文章一事，对还是高中生的马以鑫来说，是不是就此打住了呢？

“档案风波”让他“动过把它撕掉的念头，但不敢”

1968年到来了，昔日的红卫兵，这时大都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一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兴起。

马以鑫不知悬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剑”何时会掉落下来，这就是“文革”开始时讲到的那句话，“到运动后期再处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自己没有报名的情况下，他被学校安排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第二天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后，医生认为他的身体情况根本不适合去插队落户，把坚持让他去安徽的带队老师给顶了回去，马以鑫“因为身体原因，待分配”。这把剑这一次没能伤到他。

待分配的马以鑫“混”到了1969年的四五月份。眼看他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根据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的政策，他弟弟留在了上海的工矿。最终，马以鑫被分配到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

马以鑫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事情在三分场传开了。

一位和马以鑫同时去黑龙江的敬业中学高一女同学跟别人说：“这个马以鑫反对过姚文元。”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连分场里的哈尔滨知青都知道了，很神秘地来问：“马以鑫，你反对过姚文元？” 马以鑫被吓坏了，问他怎么知道？对方回答说：“你档案里有你的检查。”

马以鑫的档案就摆在他自己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柜子里，因为管理混乱，没有上锁，但明显已经有人偷偷看过了。在此之前，他自己从来没有动过念头要看自己的档案。

后来马以鑫偷偷在办公室看了自己的档案，里面除了一份登记表和他自己写的关于写信质疑姚文元文章的经过，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马以鑫后悔不迭。假如自己来三分场之前不写这个东西，可能这件事情就没人知道。当时，他动过把它撕掉的念头，但不敢。因为已经有人看过了，若以后没有了，肯定会怀疑到他本人，查实的话罪加一等。

从“海罢事件”到“毛主席像事件”，再到“档案风波”，尽管困扰马以鑫的问题不少，但自从来到黑龙江，在北大荒的广阔天地中，马以鑫却自感来了个“三级跳”：先是场部不计前嫌让他进了基干民兵连，一个月不到， 场部宣布他担任基干民兵连的文书，不用站岗放哨，改为抄抄写写搞黑板报，负责宣传。1970年，当时全国正在搞“一打三反”运动，二三月间，进农场不到一年的马以鑫升为农场“一打三反”核心组成员。

因为文学方面的才华，马以鑫的散文登上了《黑河日报》，他被场部看重，调他到场部搞文艺创作。在那里，马以鑫写独幕话剧、小歌剧、编舞的本事高人一筹，所以得了个外号“小节目”，在他的知青战友圈子里，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马以鑫说，那段日子真叫幸福，不仅得到重用，同伴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作品在文艺会演中还得了奖，他觉得这是自己多年来“很舒展、很梦寐以求的日子” 。

“不要因为十七岁时写的一篇文章

影响他一辈子”

1973年，马以鑫二十五岁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入团。为此场部宣传队指导员催促他尽快入团。他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写入团申请书，却始终在共青团的大门外徘徊，眼看就要超过入团的年纪了，机会却找上门来，马以鑫既感慨、高兴，也有了隐隐的担忧，这个担忧和他的档案有关。

入团志愿书填好了，结果材料送到团委遇到了麻烦：他的档案找不到了。

因为反驳姚文元的事情如影随形，给马以鑫的生活、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当初他甚至动过撕掉有关材料的念头，但最终放弃了。现在，他的档案不翼而飞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入团问题受阻后，马以鑫回忆，在他从分场被调到场部，转户口关系的时候，民警告诉他：“你的档案找不到了。”马以鑫老实地问：“要紧吗？”民警回答说：“你们小年轻要什么档案？”一句话就带过了。

推测起来，对自己档案的丢失，马以鑫的感受是复杂的，他对民警的反应并没有感到奇怪。团委书记也给出了一句话：“重新做一个吧。”于是，马以鑫有了新档案，档案里再也没有“海罢事件”了。这样，在二十五周岁那年，马以鑫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1971年，部分高校开始恢复招生，本着“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 的方针，招收工农兵学员。马以鑫所在的嫩江农场，从1971年到1972年，已经有两批知青被录取。到1973年，第三批工农兵学员开始招生。

马以鑫觉得，考大学这事自己肯定没份儿。第一，不想。为什么？因为自己刚调到场部宣传队一年不到，正式关系才上调半年，已经是“三级跳”了。第二，不敢想。回上海读大学，这和自己、也和广大知青目前的处境差异太大了。

好在这个困扰没有持续多久，场部宣传队队长亲自找到他，问他：“你考虑过上大学吗？你可以考虑啊。”

这句话，让马以鑫终于鼓起了勇气，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在“群众推荐”这一关上动用了拉票战术，终于不孚众望，以第一名的名次被集体推荐参加考试。

考试顺利通过，上大学看来有希望了。这时候，上海来的招生老师要见马以鑫。

马以鑫：这位老师姓罗，他劈头一句“听说你‘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写过批姚文元的文章？”

记者：那个时候的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员。

马以鑫：政治局委员。整个十年，随着他地位上一级我就吓一跳。他是政治局委员了，我觉得完了。当时感觉五雷轰顶。我回答招生老师说：“是的。”“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我就结结巴巴、战战兢兢讲了过程，当然里面夹杂了不断的忏悔。大概讲了二十分钟，我注意到罗老师没一点表情，很严肃。

记者：你说的过程中还夹杂着忏悔？

马以鑫：甚至夹杂了眼泪，我恨自己，这个事情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怎么也甩不掉，而且到关键时刻它就冒出来了。当时第一感觉是我完了，心里一遍遍说：“我以后在农场里怎么活？”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一关了，政治审查不合格，意味着我政治上问题很严重。

记者：所以你这一次流眼泪了。

马以鑫：我真的流眼泪了，完了，真完了。而且罗老师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个字，最后手一甩，说：“你走好了。”我两腿千斤重，迈不开步子，不知怎么办。

就在马以鑫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来自上海的入学通知书。时隔多年，他才敢探听当时这位名叫罗中得的招生老师的想法，罗老师只是说，“不要因为十七岁时写的一篇文章影响他一辈子”。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作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被捕，后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如今的马以鑫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蓝天浮云》。小说出版后，他特意向罗中得老师送上了自己的书。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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