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波士顿大学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波士顿大学帕迪未来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士卓

傅士卓先生的本名叫约瑟夫·费尔史密斯（Joseph Fewsmith）。1949年，约瑟夫·费尔史密斯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恐怕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将来会与同一年在大洋彼岸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下不解之缘。费尔史密斯的父亲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战火中，父亲的右脚受了伤，所幸这并未影响到他退伍后的生活，而他也不喜欢谈论这些战争经历。费尔史密斯的母亲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全家人的生计全靠父亲。老兵父亲可谓含辛茹苦地把费尔史密斯及其姐姐拉扯长大。

1967年，费尔史密斯进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求学。这一年，纽约街头爆发了多达30万人参加的反越战抗议游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越南战争的缓慢拖沓、伤亡人员渐增的趋势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且愈演愈烈。与其说大学生们是受反战运动波及而被动卷入二十世纪六十年的这场社会运动的，不如说他们正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撰写文章、发表演说、举行辩论，甚至焚毁征兵点，抗议在大学生中为继续进行越战而征兵。此时的费尔史密斯正如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充满激情，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对战争和社会中的非正义现象感到愤怒。

费尔史密斯无视父辈与之相左的意见，多次参加了反战游行。费尔史密斯毫不讳言地告诉我们：“我在当时是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我的思想与那个年代流行于西方世界年轻人群体中的左翼思潮契合。我就是个激进分子。”1970年5月4日，被派去阻止学生示威的国民警卫队枪杀了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的4名学生，另有9人受伤。而学生也反过来烧毁了学校的征兵处，冲突有激化之态。当时，西北大学有一位非常善于演说的黑人女校长，费尔史密斯评价说，这是他“遇到的最会演讲的人”。这位黑人女校长一开始呼吁学生反抗，尔后劝说学生冷静下来反思暴力行动的可能后果。正是时代的动荡促使费尔史密斯开始关注政治，并勤加思考。

在西北大学期间，大一时的费尔史密斯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即所谓文科通识教育。大二时他学习戏剧，却自认为缺少天分。因为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律师，费尔史密斯在大三选择转专业，就读政治学（美国大学本科没有法学专业）。期间，他选修了一些关于亚洲政治秩序的课程，内容包括对中东、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还读了不少政治科学方面的书籍，由此受到这些研究的影响，产生了对亚洲，尤其是东亚、中国政治问题的兴趣。也是在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引导下，他开始学习中文。在初次接触中文时，他觉得相比起法文，中文没有复杂的动词时态变化，也没有难以记忆的名词阴阳格，认为中文学习起来要容易很多。费尔史密斯先生告诉我们：“我甚至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学习的语言。当然，之后我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也许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又或许是着迷于政治科学的魅力，也可能是什么偶然的因素，费尔史密斯在本科毕业后并未学习法学，而是选择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政治学。在这里，他遇见了引领其学术成长的导师——邹谠。

邹谠（1918-1999）是广东大浦人，美籍华裔政治学者。其父邹鲁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筹创人，也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员。邹谠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1951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邹谠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直至1988年退休。1963年，邹谠的论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首次出版，令其声名大振，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正是在跟随华裔老师研习的时候，费尔史密斯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傅士卓（下文就以费尔史密斯的中文名字称呼）。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由于受到老师的影响，傅士卓的学术兴趣点逐渐集中到近代中国研究上来，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研究。他很清楚，想要真正做好中国研究，非学习中文不可，而学习语言又离不开良好的交流环境。为此，研究生刚一毕业，傅士卓便开启了他踏上中国土地的首次旅程。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由于“文革”而处于封闭状态，与国际社会缺乏联系，美国学者基本难以入境调研学习。在当时，美国人想要前往中国，只能去香港或者台湾。在导师的推荐下，傅士卓于1974-1976年来到台湾学习中文。1978-1979年，他又一次来到台湾，搜集关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资料，以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在1973和1980年，傅士卓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3年，第25卷第4期《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学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刊载了他的论文《从行会到利益集团：清末中国的公私转换》（
From Guild to Interest Gro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 Late Qing China）。

1985年，傅士卓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与地方精英：1890-1930年间上海的商人组织与政治》（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这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题目中不难看出他的老师施密特对他的学术影响。应该说，从1971年到1980年，长达九年的硕博士研究生生涯使傅士卓获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了进行独立研究的卓越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形势也影响了傅士卓先生。在经历十年动乱后，1978年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怀抱。随着中国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世界事务之中，整个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关注都在升温，傅士卓的研究兴趣也从近代中国转向了当代中国。中国研究的广阔前景和非凡魅力，似乎总是向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美国学者抛出橄榄枝。

阅读傅士卓先生上世纪末以来对中国的研究，我们能发现，他既探讨宏观国家层面，又关注地方基层社会，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立体化观察，这形成他始终秉持的治学风格。从1985年至今，傅士卓撰写和主编了8部关于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和中国国内与国际政治（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研究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还尚未有引入国内者，但其多篇论文或评议已经多次被翻译成中文，收录在各种各样的论文集中，并被许多著名中国学者引为参考。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傅士卓进行研究的主要视角。在被问及这一研究视角时，傅士卓先生侃侃而谈：“政治制度的变革交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社会性的制度也是一个问题，比如人口流动问题中，这些流动人口的上学问题。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化安排是十分重要的。从任何层面看，建立合理的制度都是国家管理的核心。”某种意义上，傅士卓将制度化作为政治发展的判断标准。他说：“举例来说，今天我们谈古代中国的先进性，会注意到，中国人很早就在很大的范围内推行了一种全面的制度化的国家体制。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美国的政治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在理论上是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政治，尤其是在领导者和官员的选拔上，有一套标准的、制度化的程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总统特朗普——虽然他和他的政府的某些言论和行为会让我们觉得‘这简直是混蛋行为’，但他的确是被国民在制度化的框架里选举出来的。有些人，比如我，不待见他，但我们尊重他入主白宫这个事实。我认为，制度化是中国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点，自然也是观察中国并预测前景的一个重要参考方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制度化是解决一切政治、社会等问题的灵丹妙药呢？傅士卓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并不是在说制度化就一定多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种僵局（deadlock），甚至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的那种‘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研究任何东西都不应该陷入对某个方面的崇拜，我建议你们关注‘制度化’这个视角，但不支持‘制度决定论’。”前些年，美国经济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便讨论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Why Nations Fail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从中国内部来解读。如果近代史的开端定在乾隆年间，那么就是从内部的演变来理解的；如果定在1840年，那么就是从外部的冲击来理解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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