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中使我告别少年走向成熟
　　1961年9月，我走进北大附中，高中生活开始了。当时我不满15周岁。有一天，负责生活的王老师走进教室，分别与包括我在内的四名同学核实出生日期，要给我和贾国平等其他三人发儿童补助布票。引得其他同学一阵哄堂大笑，我也感到不好意思。按规定15周岁以下就是儿童嘛！我们还是少先队员哩！我们四人真的领到了儿童补助布票。

　　第二年春天，我们四人都满15周岁了，附中的少先队大队委员会要给我们隆重地颁发“离队纪念”。64—2班的中队长手工制作了这张离队纪念，盖上少先队大队委的公章(见图)。我接过这本小小的纪念证，沉甸甸的，这是人生的一段里程碑，少年时代结束了啊！

　　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读小说《红岩》，团支部组织大家座谈，有的同学慷慨激昂，即席朗诵烈士诗抄；有的同学联系实际，热情讴歌社会主义；有的同学表示决心，长大永走革命道路。红色的书籍，红色的团旗，映红了一张张火红的脸庞。

　　我们经常搬着椅子，来到食堂，以崇敬的心情聆听老革命的经历，听革命传统报告，听陆平校长讲“一二九”运动，听尹校长讲抗大，好像吴运铎，高玉宝都来过。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做报告的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新中国来之不易。

　　我们学习雷锋，校园里到处洋溢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墙壁上贴着雷锋日记摘抄。我们懂得了，帮助别人是最大的幸福。一个同学生病，大家都寻找能解决他困难的事抢着去做。1963年暑假，我留在学校，突然发烧，不省人事。几个同学(和我不同班，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毫不犹豫，推起自行车就把我送到北大医院，留下了人生第一次住院的经历。出院时，北大物理系的几个病友还送给我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扉页上签字写着：“小病友：做学习雷锋的好榜样，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那时的年轻人啊，那时的北大及附中啊，那时的气氛啊，那时的精神啊，火热！

　　我们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个个学会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少年男子汉的宿舍里，几乎人人有一只针线包，缝缝补补，差不多都会。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吃苦耐劳为荣，以勤俭节约为荣，以拒绝享受为荣，这四个为荣蔚然成风。

　　我们学习解放军，曾有一段时间，下课排队进食堂吃饭。这种做法，今天听了似乎好笑，当年却锻炼了我们的纪律性。早晨6点30，集合哨子一响，各班整整齐齐开始跑步，7：00各自拿着外语书走到田野边，大声朗读。校园广播里经常响起“红米饭那个南瓜汤……”、“一送哩个那红军，盖兹个下了山……”。每年，我们都要到北大校园的打靶场放它几枪，使用的是小口径步枪，每人五发子弹，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打过34环。我们的校园，不是兵营，类似兵营。



　我们自编自演节目，围坐在教室里共同度过1963年、1964年阳历新年的除夕夜，共同等到24点，师生一起在欢歌笑语中迎来新的一年。我们班的节目丰富多彩，朗诵曹禺话剧《雷雨》片段，等到高潮时，还有人拿着铁板金，左右一摇，发出像惊雷的声音；女孩子唱起印尼的摇篮曲“宝贝，你爸爸在前方打击敌人，快睡吧，我的小宝贝”；我们自己排演的话剧《年轻的一代》，主题当然离不开阶级斗争，我演林育生，是个被教育的对象；忘记是哪个老师客串到我们班，唱起罗马尼亚歌曲“墙上的镜子请你下来，照照我的模样……”，引得同学们捧腹大笑；班主任老师褚再陞则一反教政治课时的严肃，亮起男中音的歌喉唱起《黄河颂》；演节目间隙，大家一起做游戏，笑啊，叫啊，乐啊，喊啊……外面是数九隆冬，里面是春风拂面。试问诸君：现在还能找到几所这样的学校如此迎接新的一年？

　　在北大附中，我告别了少年，走向成熟。在这个大课堂上，我思考人生，憧憬未来，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

　　1963年元旦过后，我在64—2班加入了共青团；改革开放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现在的时令语言，我一辈子正统，没走偏过，走到哪儿，起码都是有用的人。北大附中那三年，正是人生观打基础的三年。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关内关外，跟随我的物品一批一批淘汰，但这张离队纪念卡却一直揣在身边，它是我走向成熟的标志。如今我已经“奔七”了，爷爷辈的了，还经常摆弄它，越老越珍惜。以前它放在我的集邮册里，前几年我把它塑封好，当作我自己的文物。我还打算把这一段，讲给我的外孙和孙女听，他们都是少先队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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