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校园环境

　　五十多年前的8月底，我们——北大附中的第一届高、初中二十个班900多人，满怀将来上北大的幻想，从北京各地来到北大附中。一下车，大家顿时傻了眼：黄庄东面只有一片未竣工的大工地，哪有北大附中？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从黄庄车站向东走，踩着碎石、泥土，顶着骄阳，沿着一条依稀可见的土路向前走，问了好几个工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学校。当时，学校的左前方是一个宰猪场，右前方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向学校望去，只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无数土堆，食堂、宿舍楼、高中楼隐没其中；校内到处都是石块、各种建筑材料；高中楼、宿舍楼的脚手架还没有拆，唯一的初中楼也破烂不堪。操场长满半人高的杂草，东边是生产队的玉米田；高中楼、宿舍楼前是一条煤屑小路，再过去就是一个大窑坑，里面一汪碧水，微微泛着小波纹。整个校园没有一条平整的路，没有树木、没有花草、没有院墙、没有校门。

　　住宿生条件更糟。开学时宿舍楼一层因水泥未干，楼梯不能用，在二层楼梯口有个高高的脚手架，宽两米多，十几块破木板横在其中，算是楼梯。上楼需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下楼时，特别是晚上就十分危险。宿舍里，床还没有运到，一个宿舍六个同学，都睡在稻草打成的地铺上，没有柜子，脸盆放在地上，牙缸只能摆在窗台上。楼里水管没有通，早晨大家要排着队，在楼外一个水管前打洗脸水，连住宿的老师们也不例外。

　　最难的是晚上上厕所。要宿舍人全体出动，结伴而行，在四周一片漆黑中，一个接一个悄悄地爬下“楼梯”，“长途跋涉”——从宿舍楼穿过现在的东花园，再绕过初中楼，直奔操场，走到头(就是现在体育馆的后门处)去上厕所。四周一片漆黑，各种声响不知从远处什么地方传过来。仰望天空，繁星满天，银河群星灿烂，北斗高悬天边。幸好当时是九月，天气还不冷。在微弱的手电光下，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边走边说说笑笑，编着各种鬼的故事。有时谁被石头绊一跤，有时听到不知什么的一声怪叫，大家都会吓得大叫起来。等回到宿舍，早已睡意全无。最令人敬佩的是初一一位女生(我已不记得她的姓名了)，因肚子不好，又不肯给大家添麻烦，就晚上一个人悄悄起来，爬下“楼梯”去厕所，结果差点滚下去。她乍着胆子，在黑夜中跌跌撞撞前行。她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心理，独自一人历险。第二天，这件事传遍全校，同学都用十分崇敬的眼光看着她。我记得还读过她写的《厕所历险记》，老师表扬了这个同学的勇敢和替他人着想的精神，但也从此严格禁止女生夜间一人上厕所。

　　对北大附中食堂，最难忘记的是好吃的大包子和难以下咽的茄子咸菜了。我们入学时，正赶上国家的困难时期，男生每人每月只有30斤定量、女生每月只有28斤，一月只有半斤肉、二两油，蔬菜也很少。除此外没有任何副食，吃块糖都成了妄想，更别说吃炖肉、鸡蛋了。在学校每天每人9两主食，不够吃就去买机动粮(因长身体，家长一般自己挨饿少吃，把粮票省下来给孩子，特别是男生)。每两周可以吃到一次大包子(我记得是隔周的周三。后来国家走出困境，条件好点了，改为每周一次)。大包子，顾名思义，个儿大，二两一个，用大油和馅，里面都是菜，还有点肉。整整两个星期吃不到一点肉，而这天中午每人能吃到两个包子，一咬满嘴油，真是香啊！“吃包子喽！”这一天真像过年一样高兴。男同学饭量大，吃完不够，经常还要排长队用机动粮再买两三个解馋。于是，吃包子成了困难时期每月最大的享受。至今老北大附中人还念念不忘附中的大包子呐。当时食堂最让人难以下咽的是用茄子腌的咸菜了，前两天和班上同学通电话，还说起过。茄子没有大大的油就不好吃，而用茄子腌成的咸菜，不但没有油，还放了许多盐，吃到嘴里又软又烂又臭，真是无法下咽。

　　当时入学时，我们只有13岁，高中生16岁，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大家并没有被艰苦的环境吓倒，碰到的困难、奇遇，倒给我们的作文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学们天天写日记、津津有味地编故事、人人争着写打油诗，最著名的就数“北大附中，四面通风，水管没水，厕所不通……”了。

　　两个月后楼里水管终于通了，天冷前楼里的厕所终于可以用了，半年后床也全部到齐了，同学们终于过上正常的学校生活了。

　　这里就是建校初期的北大附中，这里就是我们圆梦北大的地方。现在，我们同学之间一聊起当年的艰苦生活，就会想到无数趣事，逗得彼此哈哈大笑，大家没有觉得苦，反而一致认为，少年时代能有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是人生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现在的孩子们长在蜜罐里，生活条件太好了，应该珍惜啊！

　　激动人心的开学典礼

　　1960年9月1日在大饭厅(已拆除，现已变成西花园)举行开学典礼。我们二十个班的同学拿着椅子，每班坐成一行，静静地等待典礼开始。大饭厅的主席台上，放了两排桌椅，主席台墙上挂着横幅“北大附中开学典礼”。大饭厅的水泥地还没有完全干，有的地方汪着水，时常把班级的队伍隔成几截，老师们有的随班坐，有的站在一边，还有一些坐在最前面。听说北大陆平校长要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我们这些12、3岁的初一小孩十分兴奋，高中生就比我们稳重多了。不一会，陆平校长就在不少人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只记得陆平校长的讲话十分风趣，开始就指着饭厅外说，现在学校还没有完全竣工，条件不好，大家觉得苦不苦？我们拼命嚷道“不苦，不苦，我们不怕！” 陆平校长号召我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以主人公姿态建设学校，美化校园。还说希望下一次他再来时，附中的环境会有彻底变化。

　　然后陆校长讲述了北大决定创建北大附中的目的：是因为北京大学党委为了探索人才成长规律，解决大学与中学的衔接，提高大、中学的教学质量，实现“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研究生院”四级办学，为大学输送高质量的毕业生。又指着前排的老师说，利用北大文理兼有的综合大学的优势，从大学各系抽调四十多名业务强、素质好的助教、讲师(如周培源的秘书勋刚、地理学科泰斗侯仁之的得意门生周洪建等)来校，与原一O四中的教职工组成北大附中的干部师资队伍。派北大副教务长尹企卓兼附中校长，派化学系讲师刘美德为常务校长。

　　1960年代是崇尚英雄的年代，听老师们说陆平校长是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我们的校长也是老革命，还是抗大第三(记不清了)期学员，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们觉得自豪极了，拼命鼓掌。

　　陆平校长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国家建设急需人才，作为北大的四级火箭之一的北大附中人，一定要好好学习。他号召大家要有志气成为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将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服务。

　　附中是北大办学的四级火箭之一！这让大家极为兴奋，倍受鼓舞，从此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学习，做中国的牛顿、居里夫人成了所有同学的理想！

　　北大附中的第一课就是一周的建校劳动。20个班人人动手，分工合作。第一项工作：平掉食堂、高中楼、宿舍楼周围的土山，平整校园。两人抬一个框，铲下土山上的土，运去垫操场。学校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各班比赛，谁班超额完成任务；班内小组比赛，看谁抬得快，运得多。只见校园中人流涌动，人头攒动，来往穿梭。刨土的同学，镐在他们手上上下飞舞，一刻不停，充分备料；铲土的同学，筐来了，立刻装筐，抬筐的同学走了，立刻帮助刨土的同学搬石头、平地；9月，天气十分炎热，骄阳似火，人人挥汗如雨，但是没有一个人偷懒，大家跑着笑着唱着，兴高采烈。学校大喇叭里不时传来鼓励声、加油声。我们这些愚公们，只用三天手刨、肩抬，就搬走了校园内无数大山。再看我们手上、肩上，都磨出了血泡，脸成了三花脸。同学们本来有些破旧的衣裳变得脏稀稀的，甚至挂了口子。但每天收工时，看着经过我们的双手变了样的校园，大家都笑开了花！

　　土山平完了，就该做细致活了。平地整路、轧操场、挖坑种树。劳动时，别处静悄悄，只有操场上好不热闹，只见高中男生拉着碾子在操场上跑来跑去，那个得意啊！初中男生、女生跃跃欲试，但不让干这活儿，说是力气小。真气人！我们初中女生只能在操场跑道上拔草、清石头，男生去挖坑准备种树。乘高中生休息时，我们立刻冲上去，不甘示弱地拉起碾子，是真沉啊！那也要拉几下体会体会。

　　大操场平了，可以踢球了；小操场平了，可以打篮球、排球了；校内有了整齐的土路，上下学不会绊跟头了；楼周围种了丁香、白杨树，校园里有了绿阴了。

　　靠自己一周的动手劳动，北大附中变样了，我们也在建校劳动中体会到劳动光荣，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

　　建校劳动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965年都没有停。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围墙修起来了，各种花草树木种起来了，北大附中彻底变了样！北大附中不再四面透风。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修的围墙的砖垛依稀可辨，昔日我们亲手种的小树已变成参天大树，绿树如荫，为学弟学妹们挡风遮雨。当年我们拉着碾子，在贾世起校长亲自指挥下修的校内柏油路，虽三经重修，但路基不变，看今日学子们每天徜徉于此，我们心中无比自豪！

　　我们每周都有半天劳动。当时附中还有养猪厂。在学校，我们清过猪圈、采过、剁过、煮过猪食；去生产队收过麦子，干过杂活；每学期还有半个月下乡劳动，吃住在老乡家。

　　最引以为豪的的是1965年(全市高一高二学生响应北京市号召，为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水问题，)我们学校去怀柔茶坞挖京密水渠(以后再详述)。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1960年代的教育方针中的一句话。劳动使我们体会了劳动人民的辛苦，懂得了劳动光荣；劳动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会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本领；劳动让我们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创造幸福，更珍惜、热爱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让我们在学校就能与社会接轨，增加了社会责任感。我们这代人历经各种磨难，特别是1968年的上山下乡，几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的磨难，我们都能咬牙挺过来，而且一直保持乐观的精神，因为那些劳动我们在学校都干过。

　　现在我们已进入老年，还能用自己的双手为他人造福，这与学校的劳动教育、培养有关。基于我们的亲身经历，我真心呼吁学校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培养劳动习惯，从小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独特的教学教法

　　在大学的关心下，北大附中从建校就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品位的干部师资队伍。

　　至今还记得许多老师的课：难忘关秋岚老师的历史课，上课从不带课本，娓娓动听，令人神往，我们最怕下课，下课的铃声一响，同学们就会不由得叹息起来；常竞超老师哲学课上的无数哲学故事，引发我们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章熊老师国学根底深厚，他的气质大有北大教授林庚先生所说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范儿；杨贺松老师的语文课如涓涓细流，每节课都带领我们乘舟遨游在文学的溪流中，让我们流连忘返；黄铁军老师虽是学经济出生，但他在每节语文上都激情满怀、热情奔放，大有李白的浪漫气质；陈剑刚老师的数学课严谨踏实、不断探索，教法永远新颖；孙增彪老师数学推理一步一步极其严密、叫人叹服；刘石文老师把化学分子、元素符号变成了顺口溜，那么好懂、好记……

　　有三个老师的三个小细节可以折射出北大附中老师教学的特点。

　　1960年附中刚建立，我们上初一时，关秋岚老师曾针对我们有些人死读书的现象，告诫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死读书，读死书，最后只会读书死！”同学们受到极大震动，“三死”广为流传，从此大家都以死读书、读死书为耻，广泛涉猎，养成了爱读书、爱学习、热爱知识的良好习惯。

　　1963年我们刚上高中。记得数学作业不再用本，改用习题纸。教代数的王立明老师要求严格，作业字迹要工整，不许涂改，一遍做对，否则不收！从此同学们比赛谁的作业写得更整齐、更干净、更漂亮、更准确，我们也知道了做事就要认真、精细、注重细节，一切要打好基础！

　　1966年上高三时，颜同照老师每节数学课都精讲、多练，每次讲课只有15分钟，剩下的时间让我们练习。他课上精选的例题，让我们赞叹不已！颜老师还有一个独特的要求：题能做出来不叫好，只给3分，方法最简洁才给5分(满分)。于是同学们每做一道题都要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力求找到最简便的方法。  

　　热爱知识、热爱科学，注重基础、遵循规律，勤于思考、直入主题，从不死读书，一切追求高质量，这就是北大附中老师在学习上给我们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在恢复高考时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那时英语期中或期末还实行听力考试，同学们都是挨个进考场，自由选题。老师将我们选中的英语故事念三遍后，我们就要马上口译出来。

　　1963届高中生，我们的高中老师全是北大来的讲师、助教。在高一、高二时，我们用的课本全是老师们自编的讲义(直到高三才回归到北京市教材)。他们根据大学的需要和学生高中应具备的知识来编写教材，所讲知识比一般中学要难得多。老师们之前完全没有高中教学经验，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超过60%考上了大学。同年进校的初中的升学率达到98%。北大附中教学首战告捷。即使到高三，我们的老师也不是把学生完全限制在课堂上，总给我们充裕的自主时间。

　　在1966年高考复习中，理科生在校内半天上课，半天自主复习。只要不出校门，在哪儿复习都成，于是同学们三五成群，讨论、做题，互相讲解，互相启发。全体高三文科生则在4月，由关秋岚老师带领，吃住在历史博物馆实习一个月。每天半天利用博物馆资料图片进行系统复习，半天分阶段给参观者当讲解员，一周一换。这样，同学们既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又系统复习了功课，增长了才干。这种打破传统的高三复习课，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是北大附中教学独有的特色。

　　北大附中这种充满创造力的教学延续至今，不死抠课本，不搞题海战术，注重教方法、注重思维训练、注重人文素养，五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优秀人才。

　　1977年恢复高考，北大附中老三届的同学虽然插队、工作十年之久，但高考成绩都很优秀。北大附中人在哪个地区，那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必定北大附中的。附中人只有考上大学不去的，少有考不上的！

　　1977年北京高考，教育相对落后的延庆县录取率在北京市各区县竟然最高，后来发现高分主要集中在千家店一个考场上，那里的考生大多是来自74、75、76届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插队知青。74届是北京市“文革”中恢复的第一届高中，附中带领学生去北大听了有关宇宙航行的讲座，并观摩了美国阿波罗飞船1969年登月的内部电影，课后还听了北大数学系老师来做的有关优选法的讲座。这在那个中学质量普遍下降到小学水平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年延庆花盆公社共有47名考生上了体检分数线，其中知青44名，北大附中占39名。(注：当年公社另有月坛中学等插队知青40多人。)

　　1977年北京市高考报名人数共有15.8万人，录取0.9万人，录取率不到5.7%。当年，在花盆公社插队的北大附中考生录取率是平均录取率的十倍。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诗人郭小聪当年尽管报考文科，且已插队四年，但在四门考试中数学考分却最高。从这可看出，附中教育给我们打下的学习根基之深，综合素质之高。

　　1978年首届应届生参加高考，北京市前十名中，北大附中考生占7名。

　　1980、90年代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附中有11人13次获得一等奖。1987年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滕峻(女)获得金质奖章，高峡获得银质奖章；1988年在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黄烯获得金质奖章；1990年国际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江晓晔获一等奖。1989～1990年全国数学冬令营比赛中，以我校学生为主力的北京代表队获得陈省身杯。这次竞赛共有7名同学获得一等奖，其中北大附中同学有3名。

　　进入2000年，高考应试之风愈演愈烈，学生完全失去了自由，只有我校依然坚守素质教育；坚持继承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坚持高一、高二不补课，高三不补、少补课；高考前十天完全给学生自学，教师答疑。同样在高考中取得的好成绩。

　　丰富的课余生活

　　前几天中午和校友会的同学吃完午饭，在操场上散步，看到许多初中小同学，连中饭都不吃，在操场上热火朝天地踢球，校友会一位同学说，当年，某某同学报考北大附中，就是因为附中天天能踢足球，天天能玩。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附中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当年我们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各班就到操场上跑步。后来觉得这样跑不过瘾，就上马路，从人大、农科院，打个来回。我们这么投入锻炼，没有老师督促，全是自觉自愿，就像现在媒体曝光的云南那个“操帝”一样。下午一下两节课，体委立刻派两个快腿，疯跑到初中楼后的体育组，排队借篮球、排球、足球，一个排球全班能一次托起300多下不落地。

　　学校还有各种体育团队：足球队、体操队、田径队、排球队、舢板队、跳伞队……

　　我们当年，夏天一个月去北大游泳池上一次游泳课，冬天就去跳伞基地练习跳伞。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中生每月一次去靶场的实弹练习。那时北大附有不少小口径步枪，我们每月打一次靶，每人五发子弹，真过瘾啊！同学们的射击成绩都很高。暑假学校还组织同学们去部队军训，我记得我们去的是官厅水库，和解放军一起生活，像军人一样拉练、急行军、天天擦枪、练射击、实弹演习、扔手榴弹，那可不是小口径步枪了，而是真正的作战的枪、真的手榴弹啊！

　　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增强了同学们的体质，培养了我们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办事有毅力的精神，附中人身心健康，在玩儿中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素材，又促进了学习。

　　当时周日，老师、同学们经常组织外出：去工厂去农村参观、访问，了解社会、体验工人、农民生活；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记得初二时我们的中队辅导员高波(其实是高二友谊班的学生)，带着全班同学去北京展览馆看最流行的电影《刘三姐》。我们还经常去公园、野地踏青、游玩。在中学六年中，北京哪一个公园没有留下我们的身影？

　　1962年，学校团委、少先队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次我去高中楼找辅导员，一进高中楼，感到有些异样，刚一推开友谊班的教室门，吓了我一大跳，友谊班全体男生全剃了光头，在灯光照耀下，头亮亮的，还微微带点青色。我忍不住要笑，辅导员却一脸严肃地解释说，要向解放军学习，先从剃光头开始。再看高中各班男生，真的几乎全剃了光头。由高中生发起，学校一切军事化。从此全校同学，去食堂吃饭先在楼下排好队，然后一边唱着歌，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意气昂扬地走进食堂。吃饭时整个食堂上千人，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向雷锋学习，不仅表现在外，更注重思想落实，艰苦奋斗。

　　1965年，学校又在高中建立了民兵营，贾校长是营长，高三2班的赵国胜当，副营长，一切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如半夜紧急集合，早晨急行军，放学紧急疏散等等。

　　学校还组织各种各样的报告会、演出会。刚建校时，我们曾听过校长尹企卓做延安抗大精神、抗大生活的报告；贾世起校长回忆他参加革命前在煤矿的苦难生活；我们见过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见过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见过黄继光、刘胡兰的妈妈；听过高玉宝作忆苦思甜、刻苦学习，成长为中国的新型作家的报告；听过王愿坚讲述关于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和中国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见面，聆听他们讲述：为了祖国，克服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学校还请来了获得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人，他们当场表演，使学校掀起了乒乓球热；音乐老师还请了中国老一代的指挥家丘里先生讲音乐，大家感觉大开了眼界……

　　改革开放后，学校又请过许多科学家来我校做各种科普报告，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一次；还经常在寒暑假举行生物、体能、物理、化学等夏令营；近些年还经常组织学生到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到美国、英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友好校参观访问，进行友好交流或参加科学访问，极大地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知识，使大家更加热爱科学、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大家都以知识渊博为荣。

　　这些丰富的文艺、体育、军事活动，各种见面会、报告会，使北大附中的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关心国家大事，有远大理想；热爱学校，尊敬老师；求知欲强，有主见；热爱劳动，朴实乐观；纪律严明，作风正派；精神振奋，积极向上；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很强，成为既有个性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肤色各异的外籍兵团

　　当时，北京只有一0一中和北大附中两所学校可以收外籍学生。我校的外籍学生的家长，很多是长年支持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外国友好人士、专家。他们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王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美国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的两个儿子小罗伯特和约翰逊，美国专家的子弟米马克、米克里，几个日本专家的子女：土肥民雄、冈崎温、德地一人等九人，英国专家柯鲁克的三个儿子：柯鲁、柯玛凯、柯鸿冈，新西兰专家的三个女儿雷沙莉、雷普露、雷鹫，还有智利的、法国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非洲的等共30多人。一个学校，有这么多外籍学生，这在当时还很闭塞的中国十分罕见。

　　这些外籍学生的父辈有的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受本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建设。因而这些外籍学生从不把自己当成外国人。他们在学校和中国学生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甚至学习比中国学生还刻苦。

　　一九六一年三月，邓颖超大姐邀请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的孩子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前首相黄意的三儿女(黄东、黄丹、黄莎)到中南海家中作客时，在西花厅门前与大家合影留念。在场的还有外交部、国家对外文委、北京市外事办等单位领导人和柬驻华使馆官员。图为：邓颖超大姐(一排正中)、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一排左四)、诺罗敦•克玛努拉克(一排右四)、黄班纳利德(黄东，一排左三)、黄思蒂乃万(黄丹，一排左二)、黄莎娜丽(黄莎，一排右三)、陈绍光(后排右二、柬文翻译，时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干部，负责接待和安排西哈努克亲王的两位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位子女的学习，现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局级离休干部，资深翻译家)、庄则栋(一排右一，被邀请来给这些小客人传授乒乓球技艺)，王子的老师乔教师(二排左二)，黄意首相儿女的老师常老师(二排右一)。黄意首相三儿女黄东、黄丹、黄莎在北京读书时，邓颖超大姐给予极大关怀，经常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家中做客，使这三位海外小客人感到无比温馨。

　　记得土肥民雄刚上高一时，因初中上的是体校，学习基础差，特别是英语，几乎没有学过。他不怕困难，每天写小条，天天玩命背单词，晚上同学们都睡了，他还在读书，一年后通过他的顽强、刻苦努力，他的成绩终于赶上大家。班主任老师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虽贵为王子，因国家外事保密需要，不能住校，但他从不把自己当成王子。高二一开学，一大早王子就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还以为王子得穿得多么高级，结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穿着极其简朴的人：和我们一样穿一身蓝布衣，脚下踏着一双懒汉鞋，看着我们，向我们安详地微笑。每天早上使馆派车送他来上学，但他从不张扬，只许司机把车开到黄庄路口，然后和警卫一起走到学校，我们班的同学都没有看到过他的专车。后来他干脆要求警卫在学校不许跟着他。见到老师，不管教不教他，他都极其有礼貌地鞠躬打招呼，可以说王子是北大附中最有礼貌的学生。记得1965年新年，按照惯例，各班30号晚上在班里要开联欢会。我们怕不合外事要求，问王子，你能参加吗？王子说一定要参加，我们都知道他是柬埔寨皇家歌舞团的，就又说，必须带节目来。那天晚上，王子果然来了，大家起哄说“王子，跳个舞！王子，跳个舞！”王子笑了笑，拿出一个小半导体收录机，放在地上，就在班里的水门汀地上忘情地跳了起来。令大家感动的是，他是脱了鞋，只穿着袜子跳的。这是冬天，又是冰凉的水门汀地，大家十分心疼。王子跳舞了，大家快去看啊！好多外班的同学也来了。舞跳完了，王子也该走了。事后老师告诉我们，其实王子这一晚纯粹是为了我们，才破例晚上来参加联欢会的，虽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他却要经过不知多少层的请示才能来啊！

　　还发生了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1965年学习解放军继承我军光荣传统的活动中，一天在校园里，我们突然看到雷沙莉三姊妹穿起了草鞋，满校园地唱：“红米饭拉个南瓜汤伊吆……”后来还光着脚走来走去。早晨分完早饭，洗饭盆时，她们姊妹用手指把粥盆周遍抹得干干净净。她们说，盆边要沾多少粮食啊，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我们要学习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珍惜每一粒粮食！雷沙莉三姊妹的这些行动，感染了我们大家：外籍学生比我们还热爱红军！为我们上了一堂学习红军、艰苦奋斗的课。从此全校同学更注意节约，更严格要求自己了。

　　日本同学冈谷郁子当时初来中国，不习惯中国生活，外国人中只有她吃小灶。其实学校规定外国人可以吃小灶，但是除郁子外，所有外籍学生都坚决要和中国同学同吃同住，家长们更坚决，决不能搞特殊。在校的日本同学们对郁子的举动十分不满，他们一次次做工作，终于郁子也吃大锅饭了。

　　外籍学生不仅学习刻苦，不搞特殊化，他们在发扬中国革命传统上比中国学生还积极，在体育上也带动了附中人。土肥民雄、冈崎温都是校足球队的，他们为1964年，附中足球队取得海淀区高中组冠军和北京市第三的好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小罗伯特的篮球打得极为漂亮；冈崎温、约翰逊的百米跑名列前茅，也推动了附中的体育发展。

　　他们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你们外国人……”，一听到这话，他们马上就急。记得一次我们下乡劳动，要去香山后边的六里屯村，那时是军事禁区，外国人不能去，这些外籍同学只好在学校劳动。我记得土肥等人找到校领导，说这是歧视，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们的父辈战争中，中国哪儿没有去过？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农村劳动？

　　现在我们的外籍军团的同学们，人在世界各地，却都心系中国，许多人仍在为中国贡献力量：

　　纳拉迪波•西哈努克，1966届高中1班校友，从中国回柬埔寨后曾做金边国家一重要报纸主编，积极宣传、维护中柬友谊，后因反对国内红色高棉的残暴统治牺牲。

　　柯玛凯，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学校——京西学校，将中国文化带给西方的孩子们。对于这“蜜罐里出生的一代”，柯马凯认为艰苦朴素的精神仍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打造别样的京西风范——生活勤俭，学习认真。经常会带着学校的孩子体验不一样的中国文化，走进敬老院，为残疾人服务等等。他是英国珍妮•古道尔研究会的理事，主要从事推动根与芽的青少年环境教育，并在中英文化交流和环境保护的许多方面取得成就。

　　柯鸿冈，在英国BBC世界台电视频道担任中文译制组编辑，负责统筹管理有关电视节目的中文译制工作。还一直兼任BBC中文部的转播业务经理，负责与中国各广播电台洽谈节目交换和合作事宜，而且还参与过BBC国际台与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中央电视广播大学三方合办的英语通教学网站的筹建，以及其它一些促进英中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工作。

　　柯鲁，现任名特公司CEO，在中国做进口葡萄酒业务。代理着来自世界14个国家闻名遐迩的酒庄酿制的500多种葡萄酒，柯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制作包装材料的工厂。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使用再生材料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如今经常可以在香山看到一对老年外国夫妇在捡中国人随手扔下的垃圾，那就是柯鲁夫妇。

　　土肥民雄，现任北大附中日语选修课教师。1970年4月，回日本后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大阪府委员会”，后来又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左派)，1978年，土肥民雄先生当选为日本共产党(左派)大阪府书记，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更翻译了多部马列主义的书籍，希望能从根本观点上转变日本人民的思想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种种好处。他与他父亲的一位同学——日本某大学的教授一起编写了日本最早的一部“日中词典”，它是日本最早的电台学习中文的教材。他现在专心地投身于翻译事业，为中日友好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德地一人，1971年回国，同年4月日本在名古屋，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德地作为志愿者，成为日本组委会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待办事处成员和中国队在日期间的翻译。在这次世锦赛中，他亲身经历了世界著名的“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他是这个重大时刻的历史见证人，见证了中美恢复外交上的交往努力。他现在依然投身于中日友好关系工作中。虽已退休，他仍往返于中日之间，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

　　冈崎温，日本国日中友好协会中央常务理事，爱知县日中友好协专务理事，多年来一直为日中友好奔忙，作出重要贡献，1971年在名古屋举办的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被后人称道的“乒乓外交”，为打开中美外交的大门捕捉了时机，这期间，冈崎温和德地一人一起为中国乒乓球队做全程翻译，为中美、中日建交作出了贡献。

　　兢兢业业的老师们

　　北大附中的教师们充满激情，有过人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突出的创新精神、自信而又开朗的性格、学者的气质(是温文而雅的力量)，是北大附中最可宝贵的财富。附中领导为教师营造宽松而利于发展的空间。这些无私、敬业的教师大胆改革，发扬光大了北大附中的风格，形成了附中教育教学的特色，

　　早晨，六点多钟，学生还没有起床，许多老师就来了。从一建校就如此，那时像章学淳老师、关秋岚老师等等孩子很小，每天学生还没起床，宿舍楼门还没开，就能看见几位班主任站在宿舍楼边上的阳光下，小声说着话。关秋岚老师所教的班，学生十分淘气，每晚熄灯后还在折腾，关老师每晚九、十点还不回家，趴门提醒学生，最后干脆把年幼的孩子扔下不管，自己搬着行李来学校住。老师的举动感动了学生，大家羞愧万分，从此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老师们当时都很年轻，住宿的很多，更是和学生打成一片。一早，学生去操场锻炼时，就看见不少老师已在跑步了；放学了，同学们有的打篮球，有的踢足球，有的打乒乓球，经常可以看到老师加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颜同照老师，他是广东人，特爱踢足球，还总是光着脚。我们班男生只要占到球场，颜老师准到，这时就可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光着脚在操场上跑来跑去，大声嚷着，时不时推推眼镜，同学们怕踩着他，撞着他，可他全然不顾，完全忘了他是老师。看到这一幕，我们女生在一旁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北大附中，你不会听到老师大声呵斥学生的声音，听到的是软声细语；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听到学生对老师讲课中某个知识点提出不同意见，老师也不会训斥，而会说我回去再查查资料，明天回答你。学生提得对，第二天还要表扬，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你一走进北大附中，特别是走进办公室，无论何时，都可看到老师在给学生答疑，尤其是中午，老师没有休息，每个老师周围都有一群学生，甚至排了队。为了给学生创造质疑的习惯，甚至给不爱问问题的学生作记录，打质疑分。老师放弃休息给学生答疑，直到今天仍保持不变，这也成了北大附中的光荣传统之一。

　　老师们处处为学生着想，有一次，在学校一月一次的年级班干部会上，一个班的班长汇报说，某某同学上课老睡觉，有时都打呼噜了。当时的李雅主任说，他家非常困难，每天放学他都要替他妈妈去卖冰棍，十分劳累，但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就让他睡吧，大家今后也应多关心他。领导是如此了解学生情况，如此关心学生。现今哪一所学校的领导、老师还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记得，陈三主任因为学生闹着玩踩了农民的庄稼而召开的紧急全校大会吧。陈主任拿着那几根被踩坏的老玉米杆极度生气的神情，那“要爱护老百姓的庄稼，粒粒皆辛苦”的话语，至今难忘！

　　高二时，全体高一、高二学生去怀柔茶坞挖京密水渠。那时已是深秋，早晚都要穿棉袄，每天开渠挖河泥，再把河泥运到别处。一开始大家都抢着干苦活，全争着光脚跳下水去。刚干一天，校长就下命令，女生不许下，尤其女生特殊时期坚决不许下水。查得很严，一经发现，严厉处罚班主任，为了老师不挨处分，女生只好听从命令了。高三高考前一天，学生十分紧张，我记得好像是从1963年开始的，那些年轻的老师们，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在高中楼门前的台阶上，在朦胧的月光下，为同学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只见老师们纷纷从宿舍、办公室走出来，有的说快板，有的唱歌，有的朗诵，有的唱京剧……演得虽不专业，但十分认真。同学们互相招呼着：“老师演节目了，快去看啊！”原来怕第二天考不好，在教室、宿舍不知所措的同学们都跑下来，人越聚越多，都来看老师们演节目，兴奋极了，紧张的情绪得以松弛。这个晚会，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月光晚会”，以后每年都举行一次，直到文革开始才终止。这些老师是多么好啊！一切为了学生，这是至今附中老师仍坚守的传统。

北京大学网站的“校园文化”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北大校园里，老师是一盏盏明灯，是他们为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子铸造铁打的营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人才；学生是北大的主人，各地精英在北大的空气中自由呼吸、展翅翱翔，他们突破创新，碰撞出绚烂的思想火花，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北大校园文化生活；北大精神是神奇的，它使老师和学生在这里自由快乐地交流，畅快淋漓地讨论，更使他们在这里水乳交融，共同进步。”这样看来，以北大精神为本质与核心的北大校园文化，是在师生的共同交流和培育中建立起来的。而以学生为主体、有教师参与所创造出的校园文化，除了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成绩之外，还应包括老师的精神品格所放射出的光芒。北大附中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北大附中校园更美丽了、教学设备更加现代化，校园内的设施更加人文化，更重要的是她具有优良的传统，有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是一所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好地方。你想要全面发展吗？你想摆脱烦人的应试教育吗？你想发展个性，涵养人格吗，那么请到北大附中来吧！

　　作者介绍：

　　陈振群：北大附中初中1963届/高中1966届1班校友，北大附中资深语文教师，曾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相关人物介绍：

　　庄则栋：31届世乒赛主力选手。乒乓外交中的传奇人物，迈出了与美国队员交往的第一步。

　　梁戈亮：31届世乒赛国家队的秘密武器，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的名单上并没有梁戈亮的名字，周总理特别嘱咐在名单加上梁戈亮。

　　张旭初：上世纪70年代前期的广东体委主任，一手安排接待了美国代表团在广州的行程。

http://edu.sina.com.cn/zxx/2015-07-30/1004479633.shtml

师大一附中也可以收外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