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革命的“事务”层面——“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运用


作者：李里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导读〕该文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整理印行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作为对象，与学界分享近年来对这套史料集的研究和思考，重点讨论这套史料集在运用维度的一些问题。




本文作者：李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日趋活跃，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研究领域。除了理论方法日趋多元化以外，大批党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党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大批史料集的整理出版，以往许多罕见的党史资料也进入研究者的视角。这些党史资料在丰富研究材料的同时，对研究者的既有研究视角、问题意识与分析方法形成冲击，从而推动了党史研究的转变。如何根据史料特征充分运用这些党史资料，成为当前党史研究者所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整理印行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作为对象，与学界分享近年来对这套史料集的研究和思考。鉴于已有学者对这套史料集的形成与概况进行过详细介绍，本文将重点讨论这套史料集在运用维度的一些问题。

一、文件的事务层面
“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了全国20余省市地区的地方党组织文件。其中，以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为主体，涉及党内组织、宣传、军事、群运、救济等各方面事务，字数达七八千万字，大部分是首次印行。与同时期其他相关史料集相比，“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最突出的史料特点，就在于其收录的主要是各地党组织的日常事务类文件。这些文件是在党内日常事务工作中形成的，包括报告、计划、统计与会议记录等多种类别，完整地反映了党组织内部的日常运作。编者在整理时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件原貌，以贴近地方党组织的实际运作状态。这套系统收录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事务类文件的史料集，使得党史研究深入细化至事务层面成为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这套史料集“对了解中共地方组织的实际状态——在怎样情况下如何执行中央指示——具有极大参考价值”。

然而，“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特殊史料价值在党史研究领域并未立即被认识到。这一方面是受到史料集整理发行情况的影响，由于史料规模庞大，涉及方面广泛，整理工作又是由各省档案馆分别承担，导致各省整理和出版的进度不同，历经20年才全部完成。即使已经发行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印数也有限，基本保存在各地档案馆与资料室。在信息技术尚未提升之前，这套史料集的获取与使用并不便利，导致党史学界对这套史料的运用并不均衡，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直至近年，该套史料集中的部分卷册依然难以搜寻，大大限制了学界对这套史料集的科学运用。另一方面，在以往的研究视角中，党内事务问题一直处于研究边缘，影响了对这套史料集的系统运用。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聚焦于党内高层政治的重大变动，侧重运用会议决议、领导人论著、回忆录等文献对党内政策路线、重大事件与主要人物进行考证梳理。而“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事务类文件，与党内高层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大，自然较少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地方党史研究逐步兴起，主张运用地方文献、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挖掘地方革命的多样性，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而“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虽名为“地方”，实际收录的是地方党组织的内部文件，与地方社会相关的内容也不多。况且，“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地方党组织内部文件恰恰显现了各地党组织之间的高度相似性，甲地的组织事务在乙地同样如此运行，难以支撑追求地方差异化的地方党史研究。因此，尽管早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研究者开始零星使用这套史料集，但多是将其作为既有研究主题的补充史料加以使用，并未对既有研究视角、选题与方法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部分国内外学者对中共组织史的关注，使得这套史料集的独特价值被逐渐发现。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提升，党史学界获取“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更为便利，使用量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运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发表的论文在2010年后显著增多，2019年后更是急剧跃升。可见，这套史料集已经成为党史研究的常用史料。

尽管如此，目前许多研究者依然没有意识到，“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重要史料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党史资料的数量，而且在于提供了从党内事务层面认识中共革命的可能，而这恰恰是以往党史研究中未被重视的分析层面。目前不少研究者仍然局限于零星地摘取史料集中的文献，作为原有研究主题的补充史料，而没有考虑到这些文件折射出的新分析层面。还有一些研究者依然认为，“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事务类文件尽管丰富多样，但只是无足轻重的琐碎问题，对它们的研究是舍本逐末。此处需要强调的是，重大事件与日常事务不是相互分离的主次关系，而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层面的运作反映。在中共党史中，每个重大事件无不是由历史当事人处理的一个又一个事务组合完成的；每一个细小的事务，也无不属于革命运动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进入党内事务层面，不是仅仅以事务为研究对象而不关注党内重大事件，而是在事务层面重新审视革命的实践过程，进一步深入细化党史研究。如同对细胞的关注使得近代医学进入新的分析层面一样，党史研究也可以通过“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事务类文件进入党史研究的事务层面。在事务层面审视“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文件，就可以发掘更多新选题。

首先，“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事务类文件，更贴近革命任务执行者的实际关注点和争论点，有助于研究者发现既有研究中的盲点。不同于党内领导人对革命的宏观把握与形势判断，负责具体事务执行的地方党组织成员具有自己的任务环境、运作考量和革命体验。而从该层面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许多以往被忽视的重要历史问题。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起义早已成为党史研究的深耕领域，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党内盲动主义政策路线、高层人事更迭以及三大武装起义等方面。社会史视角兴起后，也有学者从社会动员角度研究中共在武装起义中对农民群体的动员过程，以发掘革命运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在该研究主题中，本该难以形成新的研究问题。然而，从“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各地党组织报告中，可以发现地方党组织成员在准备武装起义时，往往关心的是枪械来源的问题。可见，从事务层面来看，地方党组织所关注的就不是主流党史叙述中反复强调的“左”右政策路线问题，而是现实的武器装备问题。尽管八七会议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已是常识，但枪械来源问题始终未能引起党史学界的关注。从这个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就可以看出，武器装备在一线党员的观念中以及在中共转向革命武装斗争进程中的重要性。而这些在原来研究视角下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文件中不胜枚举。

其次，借助“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事务类文件，研究者可以对中共革命过程中的具体事务处理流程进行观察，从而深入了解革命的具体实施环节。既有的党史研究时常聚焦于革命运动的起因与影响，但往往忽略具体的实施过程。这种轻视历史过程的研究思维，使得党史研究中存在诸多研究留白。党内事务作为执行组织任务的具体活动，能够完整地展现出实施过程的细节。例如，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将革命重心从白区转向苏区。相关研究大多探究的是革命重心转移的原因以及转移后中央“左”倾政策路线对苏区的影响，但并不关注转移的具体过程。似乎只要中央指示转移，转移即可完成，而并没有认识到转移涉及人员、机关、物资等各种庞杂事务。从广东、福建、湖北等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各地党组织在实施这次转移时进行的各种事务操作及相互协作。

最后，“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事务类文件，有助于从技术角度揭示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效果。既有的党史研究往往强调主观因素对革命起伏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党内事务的技术因素对党组织实际运作的重要影响。例如，以往的一些党史研究叙述习惯从党内政策路线的演变来认识中共革命的演变，但很少探究政策路线究竟对各地党组织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作为传递政策路线的载体，文件在各地传播的技术问题就可以作为研究者判断政策路线影响力的参照。“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各地报告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情况。1931年11月，河北省委承认：“关于中央和省委的文件，根本没有传达到各地，只是北平还可以看到，但是也不能很普遍。这主要的是省委印刷处没有建立起来，交通没有建立起来。”可见，各地党组织印刷、交通等事务的实际处理情况，直接影响到中央政策路线在各地的施行效果。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各地的革命活动是否都与中央的政策调整同步，各地的革命状况是否都可归于中央政策的影响，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可见，通过“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文件进入党内事务层面后，在党史研究中许多看似已经研究充分甚至已经成为党史常识的内容，同样可以从事务处理的关切点、执行过程以及技术条件等方面重新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如果仅仅将该套史料集作为既有研究主题的补充史料，就显然低估了这套史料集在方法论层面的重要史料价值。

二、文件背后的制度知识
通过“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进入事务层面发现新选题，强调的是研究视角与问题意识的转变。这只是运用这套史料集的第一步，分析解读这套史料集的文件才是关键步骤。这就需要了解事务类文件的特点。一方面，党内日常事务工作庞杂、琐碎，产生于事务处理过程中的文件也相应零碎、分散。尤其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下，文件的书写、传递与保存都受到明显影响。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时一份文件集陈述了多种事务，有时则数份文件谈论的是同一事务，有的文件内容还包含了特殊的隐语暗号。另一方面，党内日常事务工作又有特定要求，每种事务文件的主管部门、处理流程和体裁式样都有所不同，同一事务可能存在报告、表格、传单等多种书写形式或类别。因此，“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各类事务类文件往往隐含着不同的组织关系、传播范围与文件效力，需要仔细辨析。

而要深入解读“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的材料，就需要进入党内日常事务的世界，具备党内事务的制度知识。如果不了解党内事务的制度知识，那么就难以了解文件的生成过程、具体语境与所涉关系，对文件的解读只能止于表层。研究者可能清楚每份文件的字面内容，但不能把握文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文件背后的深层信息，这也是目前运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最为突出的阻碍。

这种解读困难与党史研究本身的某些状况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历史学者提出以“活”的政制史，深化中国古代政制史研究，注重观察作为“过程”与“关系”的制度史，引起了学界广泛反响。党史研究领域同样出现加强党内制度运行研究的呼吁。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政制史是在原有制度知识已充分积累的基础上转向制度动态分析，而目前中共党史的制度史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许多制度知识尚未经过系统整理。尤其是“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主要涵盖的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仅留存的制度规章文件较少，而且专题研究也有限，难以为解读“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提供借鉴。这使得党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虽然相距时间不远，但因基本的制度知识匮乏，无法顺利进入文件语境。

在这种情况下，党史研究者在运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时，就不可能像中国古代史学者那样积累了充足的制度知识后再进行研究，而是需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同时关注文件的两层信息：第一层是文件反映的具体事务内容，第二层是文件折射的事务制度知识。通过前者发现后者，通过后者深化前者，形成一个互相推进的作用。遗憾的是，目前很多研究者在运用这套史料集时，往往仅注意第一层信息，没有注意到第二层信息。即使找到好的研究选题，仍旧限制了历史研究的深入。

相较于文件具体事务内容这一层的显性信息，文件中的制度知识往往是隐性信息，需要进行推导。在推导过程中，不同文件中反复提及的现象，往往是捕捉事务制度知识的入手处，值得仔细推敲。例如，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的地方党组织报告中，常常有各地党组织向上级提出调入女党员的请求。这里就需要研究者注意地方党组织为什么要调入女党员，而不应轻易放过这种反复出现的信息。通过部分文件原文可以知道，调入女党员是因为当时设置地下机关需要租赁房屋，而租赁房屋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家眷掩护，所以需要调入女党员用于假扮夫妻。这时实际上已经可以从调入女党员现象，牵引出当时党内实施的通过假扮亲属形式掩护机关运作的住机关制度。如果继续对此深挖——为什么地方党组织要求调入女党员而非男党员、为什么本地党组织不能自己解决，研究者就可以发现当时住机关制度运行与党内性别比之间的关联，由此深入了解住机关制度的实施条件与实际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实际的制度知识是很少在规章制度文件中记载的。以往研究虽然知道党组织安排“革命夫妻”掩护机关的情况，但很少深入了解住机关的制度知识。“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隐含着大量类似制度知识，需要研究者仔细挖掘、推导。

当案例细节足够丰富时，单份文件也能成为深入挖掘制度知识的重要材料。例如，目前关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员调动的制度规章文件不仅数量少，而且难以反映实际的运作关系。《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收录了1928年10月20日河南省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当月河南省委关于省委常委夏文法调动工作的讨论经过。在分析这份文件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了解夏文法调动的案例本身，而是需要从该案例中进一步探究省委常委调动需要经过什么流程，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又有哪些应对方法，由此推导出省委常委调动制度的运作过程及其涉及的多方互动。这些制度知识可以通过文件细节充分显现，因此不应忽视案例细节背后蕴含的制度因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本身就是事务工作的必要工具，故而可以从文件本身进行反推以获取制度知识。例如，《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收录了两份1929年6月填写的保证表。该册史料集既没有交代这两份保证表的相关信息，也没有其他文件提及这两份表格的用途。但是从保证表本身的设计可以看出，该表是党员向党组织说明其他失联党员情况的材料。由此可以推断，保证表是这一时期被党组织用来审查失联党员的佐证材料。通过保证表，研究者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共对失联党员恢复组织关系时所采取的审查制度。保证表有统一格式，除保证人与被保证人工作经历等信息外，还涉及被保证人失联原因与经过、保证人与被保证人关系、对被保证人的观察、对被保证人工作的意见等栏目。可见，保证表既是党组织核实失联党员过往经历的依据，也是作为对党员未来工作分配的一个参考。同时，收录不同党员填写的两份保证表，说明保证人不能为一人。党组织将两份保证表对比参看，容易发现信息的异同，便于对失联党员进行审查。通过这两份保证表，研究者可以初步了解中共对失联党员进行审查的制度安排。

就此而言，“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可视为研究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事务制度知识的百科全书。研究者在运用这套史料集时，不应仅止步于具体的事例分析，更需要注意其蕴含的丰富制度知识。

三、文件的交互运用
党史研究者在运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时，还需要注意其体量和编排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了1922年至1949年全国20余省市地区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字数达到七八千万字。与其他党史史料集相比，这套史料集的文件数量、涉及的范围与时段均有明显优势。同时，这套史料集是依据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地方组织体系进行分类，以各省市地区为单位，然后按照省委、特委、县市委、苏维埃组织、群众团体的组织顺序编排史料，对管辖范围覆盖数省或跨越数省的中央局、中央分局与根据地的文件则另行编排成集。可见，长达20余年的海量文件是对应地方组织体系来分布排列的，清楚地显示了每份文件在整个组织体系中的位置。这样的体量与编排，非常利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文件，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挖掘更为丰富的研究信息。

然而，目前许多研究者在运用这套史料集时，习惯以一省作为研究范围，仅仅关注该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而忽视其他地区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种运用方法可能受到目前各地科研单位片面追求地方研究特色的科研导向影响，也不排除研究者主动缩小史料使用范围以缓解海量文件解读压力的考虑。但如果仅仅关注一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就减少了可资运用的文件数量，忽视了这套史料集的编排作用，从而弱化了运用效果。在笔者看来，这套史料集的价值之一，恰恰在于提供史料的整体性与体系化，使研究者能够清楚地了解文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变化，可以通过交互运用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文件，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对这套史料集的整体性解读分析固然耗费精力，但也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必要环节。

在交互运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文件时，还有一些需要注意和尝试的方法与路径。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其编排体系进行多种对比分析。在处理体量庞大的史料时，对比分析往往能够捕捉到史料的重要信息。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主要依据的是规模庞大的正史。尽管处理的是常见史料，但赵翼通过对比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问题。梁启超称赞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而“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编排，使得所有文件如同归入药房抽屉，类别分明，更有利于研究者依据时间、地区、组织机构、活动事务等类别对文件展开多样对比，从而发现异同，提炼新的研究问题。以党组织经费为例，这套史料集的相关文件散见各处，研究者可以比较不同地区党组织之间的经费情况区别，可以对比不同时段党组织经费的变化，可以比较不同层级的党组织的经费差异，可以对比不同活动事务的组织经费支出，从而了解地方党组织经费的多重面相。而不同类别的文件之间也可以通过对比进行解读。在表格中，党组织经费状况常以统计形式呈现，便于后世研究者了解收支项目类别的全貌，对哪些项目支出较多、什么时段开销增大等问题产生一种整体认识。而在报告中，报告者往往对经费的叙述有不同的侧重，增添了统计之外的其他信息。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助于从多方面深入了解相关问题。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是比较结果上升为研究问题的重要环节。例如，通过对比各级党组织同类经费收支，可以发现何种现象；通过对比历年“五一”节的省委宣传大纲，可以发现哪些趋势；等等。由此来看，“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海量文件的确可以生成丰富的研究问题。

二是注意运用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收录的文件相互参照补充。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文件数量和详略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局限于一省的文件运用，就很容易削弱分析的深度。由于处于相同的政策环境和组织制度之中，各地党组织的基本运作原则大体相同，故而一地的事务处理情况，往往可以参照其他地方的事务材料进行分析。例如，各省关于党员调动的规章文件较为罕见，只有《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一份1930年的党员工作调动条例，详细说明了党员调动的手续流程。那么在分析其他省份的党员调动案例时，就可以参照这份规章进行推导，从而剖析研究案例的运作特征与各方互动。同样，在该套史料集中，文件的连贯性也难以保障，有的事务缺乏前文交代，有的事务没有后续下文。通过运用各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案例进行对比，往往可以相互补充残缺模糊的部分。

三是应留意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文件之间的联系。这套史料集是依据中共地方组织体系进行编排，但在现实中，许多革命活动跨越了组织机关之间的管理界限，与多个地区的组织机关产生联系。因此，后世研究者很容易发现一些革命活动的相关文件出现在多个省份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如果仅仅关注一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就只能了解到这些革命活动的局部情况而难以窥见其全貌。例如，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在赣闽粤三省来回转战。这个时期关于朱毛红军的记载，就分散于江西、福建与广东三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而各地党组织关于朱毛红军的报告也详略不一，判断各异。因此，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才能了解朱毛红军活动对各地党组织的复杂影响。

当然，除了“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内部文件之间的交互使用，与其他类型史料之间的交互使用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包含许多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运作的内部分析，与其相互参照更有裨益。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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