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特朗普政府所谓的“政府效率部”强行整顿政府机构，我不禁想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它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 年至 1976 年）的一个关键组织。

当我三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由于毛泽东一系列灾难性的、致命的政策失败（包括大跃进和大饥荒），他的许多高层领导同志都对他的权力和权威提出了挑战。毛泽东的目的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煽动群众反抗他们，从而打倒他们。

我曾在两个体制下生活过，我相信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吸取宝贵的教训，以维护美国的宪政民主。

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于1966年5月成立，其权力超越了中共政治局，成为毛泽东政治议程的凶猛工具，其目的是清除“资产阶级”分子，重塑中国政府和社会，巩固毛泽东的权威。虽然将特朗普总统的政府效率部与毛主席的中央文革政府进行比较似乎有些牵强，因为他们的政治基础截然不同，但我曾在两种体制下生活过，我相信，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吸取宝贵的教训，以维护美国的宪政民主。

政府效率部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拥有巨大权力、破坏既定体系并留下持久影响的非传统实体。两者都代表了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实验，绕过了正式的法律框架，得到了公众的大力支持，并且针对的是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然而，它们的背景、方法和后果各不相同，凸显了宪政治理的弹性（或缺乏弹性）。

政府效率部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民粹主义威权领导人（比如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工具。以及中国的毛泽东——寻求重塑政府并在传统法律框架之外巩固权力。 政府效率部并非由国会建立，而是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下令建立，而中央文革小组则取代了现有的党内结构，以实现毛泽东的愿景。这两个国家都不遵守宪法规范或制度制约，而是依靠领导人的魅力和权威。

政府效率部已获得美国政府系统关键信息的访问权，包括每年管理数万亿美元的财政支付平台，同时解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甚至将政治局常委都排除在外。这两个实体都行使广泛的权力来重塑政府治理，而很少顾及法律或传统的政治规范。

埃隆·马斯克将政府效率部的使命描述为对抗“官僚暴政”，引起了因效率低下而感到沮丧的选民的共鸣。同样地，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也通过“破四旧”和“打倒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家”等口号动员了数百万人，矛头指向被视为革命进程障碍的知识分子、官员和传统精英。在此期间，一切重大决策均须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它控制着毛泽东指示的获取渠道，并将反对或质疑其激进议程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排除在外。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民粹主义叙事最初都获得了公众的大力支持。

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政策导致了大规模暴力事件、经济崩溃以及数百万人死亡。尽管政府效率部尚未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灾难，但破坏联邦机构可能会导致监管框架薄弱，任人唯亲现象滋生，对美国造成长期的损害。这两项实验都证明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会破坏政治体系的稳定。

尽管政府效率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美国仍有一个能够限制马斯克行为的有效法律体系。国会调查和媒体审查对政府效率部的合法性和道德影响提出了质疑。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缺乏这样的制度保障；异议人士遭到监禁和杀戮等残酷镇压，导致激进主义肆无忌惮地滋生。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我的父亲是当地党委书记。和其他数百万不再得到毛泽东信任的中共官员一样，我的父亲也遭到了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叛乱分子的攻击。当时我坐在家里，向窗外望去，看到一群男人凶猛地拳打脚踢我父亲，似乎持续了很久。他们毫不留情地殴打他，但显然不是要杀死他，因为当他们拖走他时，他还在呼吸。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恐怖的记忆。

当中央文革小组为毛泽东完成了火中取栗的任务——打倒他的政治敌人、惩罚不忠诚的官僚之后，它对毛泽东来说就失去了价值。它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以及其成员的腐败和残酷迫害，激起了公众和官员的不满，最终威胁到毛泽东的权威。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失宠了；其大多数成员或迟或早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甚至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到监禁。

埃隆·马斯克的私营企业从他的政府角色中获益，这巨大的利益冲突使他受到批评。政府效率部粗暴地践踏法律、法官、政府雇员和立法者。这种财富和权力的交织破坏了民主规范，但仍然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中央文革小组被人们铭记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激进的管理机构之一。其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虽然它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成功巩固了他的权威，但它的所作所为最终使他的政治遗产失去信誉，并导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下进行了重大改革。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一个警示故事，警示人们不要让受意识形态驱动的领导人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之外行使不受制约的权力。

中央文革小组 的最终垮台为政府效率部敲响了警钟。当该组织的激进主义在毛泽东政权内变得难以维持时，毛泽东解散了该组织。同样，随着政府效率部的过度扩张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可能会面临来自国会、法院或公众舆论越来越大的阻力。尽管美国的法律体系提供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所缺乏的问责机制，但这些机构必须果断采取行动，以防止长期损害。

政府效率部和中央文革小组都体现了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实验如何利用公众的不满来聚敛权力，同时绕过制度保障。然而，不同的背景凸显了法治对于遏制此类威胁的重要性。美国制约政府效率部的能力将决定它是成为破坏性的注脚还是民主进一步衰落的预兆。

【作者为公民力量创始人兼主席。本文为作者为MSNBC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文请见 DOGE’s rampage through institutions has parallels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y: Jianli Yang 。经作者许可翻译并转发。谷歌翻译。）

来源：公民力量 202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