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记北大五七“5·19运动”的吹号人沈泽宜、张元勋

作者：郭力
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校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一群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为“质疑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由此拉开了北大鸣放，史称5·19运动的序幕。


第一张大字报从内容到形式并不吸引眼球，然而在以思想活跃著称的北京大学，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意气风发，密切关注时代脉动的年轻学子们迅速关注并跟进。

5·19的呐喊：
是时候了！

5·19运动的两位重点人物，中文系学子沈泽宜、张元勋在此时携一首重磅诗歌登场，这首诗歌也让他们的名字定格在5·19的开局篇章。

沈和张同为中文系54级同学，亦是很有交情的诗友。5月19日是一个周日，张元勋和所在文学社团《红楼》编辑部的同学们相约去了颐和园春游。而沈泽宜在学校度过周末。


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颐和园之游合影。右起一排張元勋、王克武、謝冕、刘登翰；二排林昭、李任、薛雪、李鑫、康式昭；三排孙克恒、張钟；四排任彦芳、杜文堂

沈泽宜回忆：5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去大饭厅用晚餐。我看到一幅白底红字的标语垂直悬挂在大饭厅朝南的窗户上，上写“质问团委，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落款是“历史系一群学生”。这幅标语首次对校团委的民主作风提出质疑，开始触及问题的实质。但我对落款不以为然，“一群学生”到底是哪些人呢？谁将为它承担责任？是否还心有余悸？我打了饭，随意夹了点菜，就捧了搪瓷碗走出饭厅，向左朝大饭厅东墙根走去，想看看有没有新的意见书张贴出来。刚转过墙角，就看见一群同学朝东墙偏北的一角张望。我挤到跟前，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信纸般大小的纸，上面写着一篇短文，内容涉及到北大学生几乎人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即留学生选派问题，文章说选派留学生第一关要过的是政审关，能通过政审关的只是一些党员积极分子和工农出身的学生，出身不好的学生成绩再好也过不了这一关。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班里的成绩大多中偏下，绝不是佼佼者。文章认为：如果派出去的都是这样一些留学生，又怎能够把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介绍到中国来？把成绩优异的学生排除在外，将严重影响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这是一份击中要害的意见书（后来叫做“小字报”），它说出了北大学生的心里话，但遗憾的是它竟没有署名，成了一条匿名的意见。它让我想起了在这三年多的大学生活中所看到、听到、亲身感受到的社会进步总形势下所掩盖的不公正；深深感觉到这种宗派主义的偏狭心理是和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格格不入的。如果不把它反掉，将来势必危害整个国家。我又觉得这样正面的意见都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也太不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这样的意见都不接受，那又何必如此对天发誓地动员我们助党整风？在万分激动的情况下，我产生了想说话的强烈愿望，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一个标题一下子跳了出来：“是时候了！”

沈泽宜说：从高中三年级开始，我喜欢阅读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在马雅科夫斯基的长诗《列宁》中，他曾多次使用“是时候了”这个短语，现在他跳出来成了决定我命运的一首诗的主题。是时候了，是打消后顾之忧，向党坦陈自己的困惑与焦忧的时候了，是义无反顾地向“三害”猛攻的时候了，是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捍卫革命纯洁性的时候了，是继承和发扬北大“五四”传统的时候了！我全身震动，已经来不及回宿舍去写了，一屁股坐在大饭厅周围的水泥地基上，把碗放在一边，掏出背面还能写字的一张纸马不停蹄地写了起来。诗句仿佛早就有了，一句接一句流淌到纸上。这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手臂已经身不由己，仿佛一个时代的声音正通过我的手变成文字，我只是在被动地记录。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快的一首诗，二十来行没有超过五分钟，一气呵成，无一改动：

是时候了（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诗写好之后，我变得异常平静。我朝校园最南端的宿舍楼走去，打算去宿舍誊清，留下底稿，用大字报抄写之后张贴出去。

“事有凑巧，还没走出一半路就碰到了张元勋。我抑制不住兴奋，对他说：‘我刚写好一首诗。’‘给我看看好吗？’他说。我从裤袋里掏出诗稿，递给了他。

“张元勋看了后连声叫好，说：‘我也写一首，就用这个标题，和你一起贴出去，怎么样？’

“我当然答应，因为张元勋本来就是我的知友。”

1953年，沈泽宜从老家湖州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在西语系学习中，他感觉到英语专业主要是培养外交人才，重视语音、语法教学，与他的作家梦相去甚远，此时，系主任冯至先生找他和浙江老乡汪浙成谈话，认为他们二人有文学才能，上中文系比较合适。沈、汪都认为正合己意，遂于1954年秋转入中文系54级。汪浙成学长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其实让我们转系不是因为我们有文学才能，是因为我们两人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将来做外交工作。

沈、汪转系后，与54级中文系同学张元勋很快熟识，因三人都喜欢作诗，遂成为很好的朋友。

沈泽宜回忆：“我和张元勋一同回到他的宿舍，他也是内心积压已久，同样一挥而就：

是时候了（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鞭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甚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甚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甚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甚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两首诗写就，二人即兴冲冲去商店买了大开纸、毛笔、墨汁、浆糊，回宿舍由沈泽宜抄写，并署上二人的名字和学号。之后二人携大字报去了大饭厅，张贴在东墙最醒目的位置，此时是5月19日傍晚6点多钟。

“是时候了“并非5·19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它是第一张诗体大字报，高亢激昂，热情犀利，鼓动性极强。吸引了众多北大学子的关注。当晚夜幕降临，但有很多学生打着手电阅读大字报的诗行。

这首诗给当年的北大学子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致于六十多年后，笔者采访当年的学长们，很多老校友都说：记得第一张大字报叫《是时候了》，是中文系的两个学生写的。

在这个意义上，《是时候了》堪称北大5·19运动的号角之作。

最初的激辩


《是时候了》引起极大反响，这种反响表现为不同声音的激烈争论。张元勋回忆：次日上午，大饭厅东门外人集如海，燕园的静谧打碎了！围观者之间，开始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以至争吵，《是时候了》上下左右已被新写的大字报贴满。

其中一首《我们的歌》引人注目，这也是一张诗体大字报，是针对《是时候了》而写，诗文中说：

我们不同意
《是时候了》的基调，
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伸冤
我们
在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
和昨天相比，
我们的生活无比温暖。
我们爱党，基于爱亲娘，
为着党的事业，
我们情愿献出全部的青春、才能、热血
……
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
真理的力量，
并不在于真理揭示者姿态的疯狂，
假使我们爱党，
首先想到的
就会是效果
而不是醉心于
歇斯底里式的手段。
……
《是时候了》的作者，请原谅，
我们的歌，
你们也许觉得，
不像是“放开嗓子唱“，
我们也难于接受
你们举起的火炬，
尽管你们自己宣称，
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这张大字报署名者19人，全部是中文系56级学生。在当时，他们被认为是“卫道者“，在当时，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的人也并非是极少数。然而难以想象的是，19人中最终有3人在反右中也被打成了右派。

在异常活跃的氛围中，《我们的歌》也很快遭到反诘。张元勋回忆：有一首题为《这是什么歌》的八十行长诗贴在《我们的歌》之侧，新闻专业56级校友韩乐群告诉张元勋，这是林昭所写，在5月20日深夜贴出。诗云：

我（并且还不只我一个）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得坏人的名词
“疯狂”“歇斯底里”……
几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5月20日，物理系54级学生刘奇弟针对《我们的歌》写出诗体大字报《白毛女伸冤》：

他用自己肃反时的遭遇证明了“我的冤屈像白毛女”。

关于《是时候了》这首诗的争论成为5·19运动前两天的焦点之一。以至于时任副校长江隆基出面一锤定音：“我看《是时候了》这首诗基调是健康的，是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不过年轻人嘛，偏激了一点。”

5月21日，沈、张和中文系53级的两个文友李任、马嘶商定办一个墙头诗式的壁报，命名为《广场》。张元勋回忆：21日下午，一张约两平方米的毛笔小字壁报悄然张贴于十六斋东门外的墙上。因为整风所反“三害”之一是官僚主义，我们便以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我真想像狼一样地吃掉官僚主义”为大字横幅，贴于壁报之上端，望之赫然入目。

这种夸张的诗化表达很容易让读者感到偏颇，有“卫道者“思维的同学更会感到不快。几个贴壁报的同学受到群起而攻之的质问：“北京大学哪里有官僚主义？你们要像狼一样吃掉谁？”

张元勋想起了数月前同班同学黄必达患重症肺结核自杀而死的事情，他认为北大校系领导对黄必达之死负有责任，“他得了肺结核，很严重，如果大家庭中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多一份耐心，那么，这不幸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他是党委书记的儿子，或者是校长的儿子，他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有同学当场反驳张元勋，说领导多次关心黄必达，找他谈话，他因病情严重，悲观厌世而自杀。有同学训斥说：这是党的事情，于你们何干？你算老几？

争辩以张元勋等人败退告终。

不料，第二天黄昏，更大的一场辩论有备而来。在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显然是有组织的一群同学团团围住了张元勋和李任，话题仍是黄必达之死，质问张元勋为何造谣。张元勋表示认错，但仍被轮番讨伐，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王国乡撰写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提及这次辩论会“出现了肃反斗争会的气息”。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拉出大饭厅的饭桌作为讲台，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据食堂管理员说，那一夜踩坏了十余张饭桌。

正当张元勋在激辩中难以招架时，一个女生登上了桌子，她操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说：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夜色中的人群里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这是林昭在5·19运动中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当时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痛苦挣扎，出于良心驱使，她为同学张元勋受到无理攻击仗义执言！

这是一次难忘的辩论会，据张元勋回忆，当夜，5·19运动的风云人物龙英华、刘奇弟、顾文选先后登场，直言不讳地发表他们的观点。也有左派同学据理反击，气氛一度火药味十足，各不相让，不知持续了多久。

第二天，校党委在广播台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



5·19高潮中的沈泽宜、张元勋

之后，5·19运动进入高潮。一些非常活跃激进的学生如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钱如平、沈迪克、严仲强、王存心、王书瑶、龙英华、叶于泩、陈爱文、蒋文钦等先后贴出观点犀利的大字报，对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民主自由、特权等级、人性与阶级性、胡风问题等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观点，很多支持或反对这些观点的北大学子也都争相发表看法。不计其数的大小字报几乎贴满了燕园引人注目的公共区。

也有很多人以辩论和演讲的形式参与上述问题的争论，学生会在大饭厅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辩论台，还安装了麦克风。于是针锋相对的、无组织或有组织的辩论接连不断。经常参与辩论的激进学生有谭天荣、刘奇弟等。5月23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北大，她即席发表的演讲以旗帜鲜明的犀利观点及口若悬河的演讲能力轰动了北大校园。

沈泽宜和张元勋都是活跃分子中的一员，他们在《广场》壁报上继续发表自己的作品，据沈泽宜回忆：在5·19之后，他共发表了九首诗作，最后一首诗作是5月28日与张元勋共同发表的长诗《人之歌》，其中沈泽宜的一首题为《党啊！我向你呼唤！》，在歌颂和赞美党的伟大的同时，也抨击了少数人的特权；张元勋的一首题为《兄弟，听我说》，是为200余名在肃反中被迫害的北大学生鸣冤，表达了对他们蒙冤受害遭遇的人道关怀。

沈泽宜和张元勋也参与了演讲、辩论和校内外的一些活动，热烈非凡的氛围让两个青年诗人激动而亢奋。中文系53级校友胡安良对笔者说：我对沈泽宜有印象是他喜欢在校园里边走路边唱歌，鸣放的那几天，他唱的更来劲了，好像遇到了特别高兴的事情一样。

5月28日，由数学系54级学生陈奉孝发起，几个特别活跃的学生，数学系张景中、杨路，物理系谭天荣、哲学系龙英华、中文系王国乡等商议成立一个学生社团。5月29日，贴出海报，召开社团成立大会，当晚，会议在一个阶梯教室举行，参加者众多。社团名称原由谭天荣提议叫“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此名称被多少人否决，张景中提议的“百花学社”获得一致赞同，社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只决定今后大家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并由王国乡提议创办一个刊物。会后，陈奉孝等人商议，应把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参加，因为二人写了《是时候了》这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二人都有文才，对于办刊物很需要。于是，5月30日中午，陈奉孝和王国乡找到张元勋，在他们的劝说下，张元勋和沈泽宜都同意加入。

当晚，仍由陈奉孝组织，张元勋、沈泽宜与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谭天荣、王国乡、张景中、杨路、龙英华、叶于泩、李任等召开联系会，商议办刊工作，张元勋提议刊物起名《广场》，沿用壁报的名字，《广场》即民主广场，是“五四”运动中沙滩老北大学生集合出发的地方，它和“红楼”是北大的两个民主圣地，因为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已办了一个刊物《红楼》，因此这个刊物取名《广场》，表示继承北大民主传统之意。

《广场》组成了临时编委会，张元勋任主编，沈泽宜和王国乡任副主编。

根据当时的分工，王国乡负责组稿，张元勋、沈泽宜负责审稿。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

笔者曾采访过王国乡学长，他告诉笔者，他从几位同学抄来的重磅大字报中选稿，在6月初完成了定稿，但他要参加新闻专业实习去吉林，因此在6月4日，将工作移交给了张元勋。

沈泽宜在6月初与谭天荣、张景中、杨路、刘奇弟、梁次平等人应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校学生的邀请，去天津介绍北大的鸣放情况。沈泽宜也曾发表演讲，并在南开认识了中文系学生施建伟等，因同是诗歌爱好者，一见如故，成为终生好友。

之后反右很快开始，环境越来越逼仄，《广场》的篇目也因应形势，做了多次改变。沈泽宜回忆，他从天津回来后，在王国乡交来稿件的基础上，花了一个通宵进行了审稿，这应该是后来的再次审稿定稿。

《广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编委们都是身无长物的穷学生，无从筹集出版需要的巨款。沈泽宜和张元勋曾去找马寅初校长募款，马老开始答应捐款五百元，但后来被校方劝阻，未能兑现。

《广场》面临难产，不得不以预订的方式向同学募捐，6月6日，张元勋与陈奉孝在大饭厅前贴出募捐告示：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学们捐款踊跃，很快募集到出版印刷所需的款项数千元。

经费和款项落实后，由张元勋联系到北京印刷一厂印刷。6月10日，张元勋与沈泽宜按约定时间去印刷一厂看清样，不料却遭到了工人的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印刷计划泡汤。

此时，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始，形势日趋紧张。但《广场》团队逆流而上，决定以油印形式推出这份刊物，以回报所有支持者。从6月18日到6月21日，《广场》的数位骨干，以及众多自愿来帮忙的同学们，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苦战，终于完成了五百册油印刊物的印刷和装订，刊名也为了策略计，改为《北大民主墙选辑》。沈泽宜、张元勋的作品《是时候了》《人之歌》都被收入到最后印出的刊物中。

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关于北大反右的报道中，宣布“百花学社”广场团队为反革命小集团。此时，《广场》的骨干们刚刚结束了油印刊物的鏖战，他们或许还没来得及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但从周围的严密监控和种种迹象中，已经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但张元勋和几位骨干，决定将刊物发行出去，甘冒一切风险，做最后一搏。

6月22日，张元勋和几位《广场》同人，在大饭厅东门外摆出一小桌，售卖刊物。五百册刊物很快销售一空。但实际上，很多份刊物是奉命而来的抢购者购买的。抢购结束不久，校方便将这些刊物在广播的声讨呼叫中，于大饭厅外点火焚烧示众。

《广场》终于被扼杀在摇篮中，由于校方的焚烧和后来的全校性收缴，目前存世的《广场》原刊已极为稀少。而张元勋、沈泽宜和众多同人为之创作、编辑、印制付出的血汗和牺牲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反右中的歧路


《广场》被焚毁之日，反右运动已经在北京大学展开攻势。沈泽宜和张元勋作为鸣放中知名的活跃人物，很快成为众矢之的。

沈泽宜和张元勋都是学生刊物《红楼》的主要作者，两人的诗歌《是时候了》《人之歌》也曾在《红楼》发表，因此，在反右的大环境中，《红楼》必须表态，1957年6~7月份，《红楼》以及反右校内刊物《浪淘沙》《论坛》等，都集中发表了批判沈泽宜、张元勋的文章，作者以中文系的师生为主。

据张元勋回忆，从6月16日江隆基副校长做反右动员报告之后，在六天之内，他所在的班级每日一次批斗会，连开六天。“昔日无论亲疏友不友，皆一律严词厉色，语必侵侮，声必恶怒。”

由于认罪态度不好，对张元勋的批斗会升级。6月26日和29日，学校召开两次全校批斗会批斗张元勋，第一次他因未接到通知而缺席，29日的批斗会上，因无法忍受大量捏造和诬陷，张元勋顶撞反驳，结果招来围攻，“有人跳上台来动手推撞，按脖子令低头，以拳击背令弓腰，以指触鼻端令‘听着’，令‘老实’，台下竟有喊打声！”张元勋说：此时，台下的经济系胡志仁老师愤然登台，出手相助，解救了被围攻的张元勋。

7月6日，《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一号出版，这期刊物发表了《红楼》12名编辑署名的《给张元勋的一封公开信》，表明了《红楼》与张元勋的公开决裂，这12名编辑是：王克武、王金屏、江枫、任彦芳、李世凯、刘登翰、林昭、杜文堂、张炯、马嘶、康式昭、谢冕。

林昭曾在鸣放的辩论中为张元勋仗义执言，但她在1957年的翻云覆雨中，始终处于“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状态中，并没有与张元勋和其他5·19运动骨干公开站在一边，她也参加了对张元勋的批判。

7月7日，《红楼》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张元勋和李任，所有编委都同意将张元勋和李任开除出编辑部，包括林昭在内的所有人举手表决通过。张元勋也表示同意。



沈泽宜则受到了另一种对待。当时校方为了分化右派阵营，试图挑选一名5·19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作为突破口，进行策反。沈泽宜被选中。沈泽宜的同学段宝林对笔者回忆，当时觉得张元勋“反党”比较坚决，态度比较强硬，不容易做工作，就选中了沈泽宜。沈泽宜是一个文艺青年，比较小资，政治上容易摇摆，加之他出身不好，与陈立夫是亲戚，自身也不硬气。

沈泽宜回忆：他在反右斗争开始之后，曾回到班里接受批判，他在被批判后，做出承诺，停止一切活动，断绝与原《广场》编委的一切来往。他认为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后续的各方攻心接踵而来。沈泽宜很快收到父亲的来信，责之以大义，劝他既然放了第一把火，就应该带头出来认错，以收回影响，不能影响和连累其他同学。后来，沈泽宜在清华任教的舅舅，也是他尊敬的长辈，规劝他要“悬崖勒马。必须带头认错。现在党要求你承认错误，就应当承认错误。向共产党认错不算丢脸”。沈泽宜在北大俄语系就读的妹妹和妹夫也时常跟着他，提醒他不要走得太远。

沈泽宜说，他并不了解这种攻心之战是对右派的分化瓦解战术，他在各方的敦促说服下，认为自己承认错误，把责任承担下来，或许能够缩小受打击同学的范围，让反右运动尽快结束。于是，他决定做出检讨。

在做出决定后，他试图说服张元勋与自己一起检讨。6月29日，两个昔日好友见了面，对这次“劝降”之举，二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沈泽宜说：我把父亲来信、舅舅的劝告和形势分析都对他说了。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我觉得作为主编和副主编有责任克服个人意气，对全体编委会成员负责，应该想方设法让他们少受伤害。唯一的办法就是两人代表《广场》带头向校党委承认错误。而张元勋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且还告诉沈泽宜，他想偷越出境。沈泽宜坚决反对这种想法，并劝张元勋放弃，而张元勋没有听从，两人不欢而散。

张元勋则回忆：沈泽宜见到他即告诉他舅舅劝他们马上去党委检讨认罪，争取宽大处理。沈泽宜说：“这样吧，咱们再联名写一首诗，题目还用《是时候了》——号召全校右派分子：是向党、向人民投降的时候了!凭咱俩的名气，写它两个《是时候了》，那影响就没得说了！”他非常得意，似乎创造了一个震动世界的发明。而我被惊呆了，结舌不能言。沉默了许久，我只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要求加盟者是你，而今背盟者还是你！你也错了，我也错了！你错在因出风头而做了一件危险的游戏，我错在认错了你这样的人！”他勃然大怒，似又在朗诵：“张元勋，我警告你！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是朋友，而是敌人！咱们走着瞧！”

两个好友就此分道扬镳。




载于北大反右刊物上的沈泽宜认罪书

沈泽宜认罪
与张元勋入狱

沈泽宜做检讨的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的检查被一次次退回修改，从开始的抱着助党整风的愿望，最终造成了混乱和不好的效果，到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再到对陈奉孝和《广场》团队成员进行了攻击揭发以及交待了张元勋试图出逃，检讨内容一次次被迫升级，题目也从《我的检查》到《我的检讨》，最后到《我向人民请罪》，班级的联系人也从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周述曾换成了系团总支书记张锺，后来沈泽宜知道，周述曾犯了右倾错误，被撤销职务靠边站了。

在张锺代表校党委的要求下，沈泽宜在7月20日全校召开的《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我向人民请罪》，他是《广场》团队的骨干中唯一公开认罪的，这在当时，被校方认为是粉碎右派集团的重大战绩，而对于拒绝检讨、坚持不认罪的诸多右派骨干，则是一次挫败和打击，沈泽宜由此背负了“叛徒”的名声，备受谴责。

班级原支部书记周述曾后来追忆：当年我们党支部狠下了一番工夫，对于他后来从所谓“右派阵营”里“分化瓦解”出来，做了不少细致的“思想工作”。当时真的认为是在“帮助”他，“挽救”他，对他的“认罪”和“反戈一击”认为是“反击右派进攻”的“有效战绩”。过后想起来，我们的言行幼稚得可笑而可悲，使得沈泽宜同学面对着两面的压力，承受了双重的屈辱，丧失了朋友，丧失了尊严。这一直让我深深地感到内疚。

1958年，北大以划出716名右派，800多名中右的战绩结束了反右。在北大坐镇亲自督导反右的彭真以胜利者的姿态反讽道：北大的沈泽宜不是说：是时候了吗？

沈泽宜因公开认罪被宽大处理，他虽被划为极右，但随班毕业，分配到陕西子洲县一个农村中学任教。

而《广场》团队的其他成员，几乎悉数被劳改、劳教，张元勋于1957年12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沈泽宜毕业离校及张元勋入狱前，与林昭均曾见面。林昭在校时曾爱慕和追求沈泽宜，在同学中人所共知，但沈泽宜对林昭没有爱情。在二人均划为右派之后，未曾有任何来往，沈泽宜回忆：1958年2、3月，他曾在北大校园外一家粥店吃早餐时偶遇林昭，二人相视而沉默，毕竟以当时的环境，不是交流的场合，林昭吃完早餐，匆匆离去。

张元勋回忆：在他被捕入狱之前的1957年12月21日，他在海淀新华书店偶遇林昭，发现林昭在注视着他，他无法与林昭打招呼，因为他当时已是众人皆知的著名右派。但林昭走出书店，转入一条漆黑小胡同，他便尾随而行。走出胡同已是一片收割完的稻田。周围无人，二人做了告别之约。林昭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我的家兄名字。此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四天之后，张元勋被捕入狱。



张元勋的劳改生涯
与探望林昭

张元勋在回忆录中对八年狱中生活少有提及，笔者采访到的一位清华右派郝蕴仓学长曾与张元勋同牢，他对笔者谈到了狱中的张元勋：“头一次见他是1964年，在清河农场劳改一分场9队。他是北大反右不久就被秘密抓捕的学生，没有法律程序，判八年。张身体强壮，挖排碱沟，一筒子锹湿泥条子足有几十斤重，他总是提前完成任务，比老农民还能干。平时，他不怎么说话，政治迫害使然。但可以看出，他的热情没有丧失，勇气还在。他进来的早，刑期比我少两年。刑满留在‘新生队’，依然无自由。”

所谓“新生队”，即安置劳改期满释放人员的单位，在这里，仍然没有人身自由，比劳改犯好一些的，是可以请假探亲，另外，经过审查，可以与亲友通信。

张元勋始终牢记入狱前林昭告诉她的家庭住址，此时他寄信给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打听林昭的境况，许宪民告诉他，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张元勋万分牵挂，他与许宪民先生数度通信，商定以未婚夫的名义去监狱探望林昭。张元勋了解林昭的刚烈性格，他说：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监狱方也希望张元勋的探望能使林昭改变态度，所以特别批准了他的探望请求。

1966年5月6日上午，张元勋与许宪民先生前往上海提篮桥监狱探望林昭。与林昭见面的情景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有如泣如诉的记录，成千上万的读者由此闻知林昭在狱中岁月的悲壮与惨烈。那头顶上的白布用鲜血涂成的“冤”字，那因抗拒强奸用针线缝死了的衣裤，作为林昭最后的形象被永远定格。林昭对狱中所受非人折磨的控诉，随时准备赴死的泣血嘱托，林昭告诉张元勋的“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都成为林昭对历史的最后告白！

张元勋对林昭的探望和记载是对林昭之死最真实和厚重的背书，林昭的英名也因此而永垂史册。这是张元勋后半生最值得称道的义薄云天之举，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张元勋回忆：他因探望林昭，曾被关押到一个储藏过剧毒化学原料的封闭空间里，达一百多天。难友郝蕴仓说：张元勋回到劳改农场，被扣上欺骗政府的罪名，关进棺材大小的“严管室”，差点死在里面。

张元勋在文革中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煤矿，挖煤四年，后又被押送到山东济宁劳改农场，继续劳改生活。

70年代，刑满后的张元勋经难友介绍，认识了胶东农村姑娘马用强，马用强看上了张元勋的人品学识，张元勋去见马用强的父亲，马的父亲问：犯的什么错误？张说：北大学生右派。马父说：噢，政治问题。行。答应了这门亲事。张元勋忍不住哭了。1977年，26岁的马用强嫁给了44岁的张元勋，历尽苦难的张元勋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从陕西到湖州的沈泽宜

沈泽宜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子洲县农村中学任教，曾经教过生物、音乐、俄语、语文。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尽心竭力教书育人，他教过的学生中，破天荒地出现了几位考入大学文科的学生，还有一位考入北大。大饥荒时期，他因对农村饿死人的惨状忧愤难平，写诗抒发自己的愤懑。

文革中，他写的诗被揭发出来，被扣上了攻击三面红旗，污蔑伟大领袖的帽子，受到残酷批斗。1968年10月被逮捕入狱，一年多后，因查无实据，未作为反革命处理，但在1962年右派摘帽后，被再次戴上右派帽子，管制三年，开除出教师队伍，遣送原籍，交当地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沈泽宜说：子洲县这样处理，还是手下留情的，念我离家数千里在子洲县任教多年，毕竟给子洲培养了一些人才，以这种方式给我提供了返乡的机会。

回乡后的沈泽宜成了一名地道的城市苦力，他当过泥瓦小工，拉过板车，捡过煤渣，挖过下水道，几次遇到塌方险情九死一生。

1978年的一天，一位白发长者来到工地上找沈泽宜，他是湖州五中的副校长，听说沈泽宜是流落江湖的北大学生，便问他是否愿意去当代课教师，沈泽宜一口答应。


沈泽宜给胡杰的赠书和附言

凤凰涅槃


1979年，沈泽宜和张元勋先后获得平反改正。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沈泽宜被安排到嘉兴师专（后湖州师院）中文系任教当代文学，张元勋被安排在曲阜师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

沈泽宜和张元勋都成为各自学校的明星教师。他们都是极富才华和激情的人，坎坷的经历在他们身上增添了沉郁和厚重，这鲜明的个性魅力得以在三尺讲台上尽情挥洒，令学生们为之痴迷。

沈泽宜的学生鄢子和回忆：“1981年初秋，我到湖州入学，沈老师用铿锵悦耳的男中音，给我们朗诵了他觉得的当代最优秀的诗歌代表作，教室和大地充当了抑扬顿挫的回音壁，地火和闪电划开我们懵懂的心房，那是我听过的最震撼人心的诗朗诵。”

张元勋的学生李岩峰回忆：“1992年，我是中文系一个穷困潦倒、依然三餐都难以保证的农家子弟，读大二，张师教我们先秦文学，当时就是校园里的传奇人物。

“他的学问实在是太好。1979年，他的“反革命“加”右派“罪名平反以后，”就地安置“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据中文系79、80级校友回忆，学校面试时，让他在毫无准备且无课本的情况下，讲授屈原的《离骚》，而他在远离校园、囿于牢狱和农场二十几年后，脱口背诵《离骚》原文和注解，并淋漓尽致加以发挥。

“我至今记得他上课何等与众不同：阔步登台，不携片纸，睥睨天下，口若悬河，他懂得如此之多，但家中的藏书却又如此之少。他见识又高，经历又广，每每口讲指画，纵论古今，指陈时事，臧否人物。”

沈泽宜和张元勋都是天生的好老师，他们在讲台上下、校园内外随时随地为学生传道授业，引领学生在文学的大美天地中探幽览胜，陶冶性情。

沈泽宜在1984年组织湖州师院一批爱好诗歌的学生成立了诗歌团体《远方诗社》，成为诗社雷打不动的指导老师，远方诗社的一批批学子毕业离开，伊甸、杨柳、邹汉明、沈建、晓弦等都成为著名诗人，他们身后的推手沈泽宜功不可没。

从1984年到2005年，沈泽宜应浙江社科院之邀担任浙江诗歌写作的特约评论员，他为浙江一百多位当代诗人写了数十万字的诗评，发现和推出了数十位不为人知的年轻诗人，这为沈泽宜在浙江的一代文学青年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而张元勋则是曲阜师大很多学生心目中的精神导师，他不仅引领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堂奥，还给许多学生讲述自己的坎坷经历以及他所见到的狱中林昭。他让隔膜于那段历史的学生们了解到当年的北大五七学子，为追求真理，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沈泽宜和张元勋在晚年不约而同地写诗纪念林昭，沈泽宜在回忆录中写有两首纪念林昭的诗《雪地之灯》《启明星——悼林昭》，他曾将自己的诗集《西塞娜十四行》赠送给《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拍摄者胡杰，他在赠书中附信告诉胡杰：诗集中有三首诗是写给林昭的。而张元勋在寄给北大右派难友陆丙安的诗作中，也有两首是写给林昭的。林昭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普罗米修斯。


张元勋所写纪念林昭的诗

晚年失和

沈泽宜和张元勋晚年留给人们最大的遗憾是他们之间的失和。或许在1957年沈泽宜“认罪“时就已经埋下了裂痕。

两人文革后第一次愉快的相聚是在1982年夏天的青岛，沈泽宜和张元勋劫后重逢，据沈泽宜回忆，那次重逢，沈泽宜就当年认罪时揭发了张元勋而道歉，而张元勋也表示了谅解，那一次，中文系的几位系友也一同到访张元勋家，共享了丰盛的餐宴。

然而，这样的愉快交流之后再也没有出现。2004年，张元勋出版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2010年，出版该书补充版。书中对5·19运动历史和狱中探视林昭的经历有详细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同时也对沈泽宜大加挞伐，从二人合写《是时候了》，到反右中沈泽宜的“认罪“叛变，历数沈泽宜的种种不堪，称沈泽宜所写的回忆有诸多谎言。书中不仅对沈泽宜，还对5·19运动的重要人物谭天荣、刘奇弟多有贬抑，对反右中某些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多处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攻讦。书中的不实和偏狭之处令很多知情人失望和不满，沈泽宜本人更是气愤难平。

中文系55级系友孙绍振有感于张著的上述偏狭，帮助沈泽宜联系出版了沈著回忆录《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沈泽宜在回忆录中对张元勋的指责做了回应，有校友认为，沈著回忆相对比较客观。

笔者详细阅读过张著和沈著，比较而言，张著厚重而激越，历史感极强。但个人意气过重，使其失之于偏狭，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明显失当。比如对沈泽宜，几乎无一句正面评价，似乎从5·19开始，沈就是一个虚伪小人，这明显不符合历史真实。对于北大学生右派之首的谭天荣、因为胡风鸣冤而死于狱中的刘奇弟，也屡有贬抑，这种偏见和苛评不仅不能令人认同，而且显示出作者缺乏对难友应有的悲悯之情。加之书中对一些左派同学的谴责多处张冠李戴，表述失实，不能不让人感觉，张著的一些记述特点和手法，实际上是重复了他所痛加谴责的反右中左派的荒诞作风。

沈著多记载他个人经历的事件，厚重感不及张著，但臧否人物，较张著客观，比如对一些左派同学的评论，他提到班上学生干部张锺当年的极左，严重伤害了同学感情，但也肯定了他后来观念的转变。他还提到班上的一位朴实厚重的大姐，听不得辩论中对党提意见，说“恨不得把发言的人一枪一个毙了”，但他仍肯定了大姐是一个内心善良的人。对于张元勋，在看到了对他极度否定的张著回忆录后，沈泽宜仍高度评价张元勋探望狱中林昭的行为，由衷地说：“我钦佩他的勇气和对同窗之谊如此珍重，能在这等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义举。”

沈泽宜回忆录的令人遗憾之处是对他在反右中“认罪”之举的开脱和美化，沈泽宜在回忆中提及父亲与舅舅的劝诫，责之以大义，说既然第一把火是他放的，古人云春秋责帅，他应该带头承担责任，带头认错，收回影响，以免连累他人。沈泽宜说他之所以带头认错，即是接受了长辈的劝诫，想尽可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让校领导和工作组能放其他同学一马，如果他的检讨“能让北大反右运动到此为止，不再扩大和蔓延的话，即使玷污了我自己，也算值得。”

按沈泽宜的解释，他的选择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令很多亲历者特别是坚持不认错的右派骨干们难以认同。沈泽宜在5.19运动中的角色，是难以称为“帅”的，而且，怎能想象，他的认错，能止息排山倒海的反右！

物理系55级右派学长王书瑶说：“对沈泽宜，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结，那就是57年他的检讨，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对我们这些右派的羞辱，但是，历史已经发生了。它的影响究不能抹去，这件事，是对我们，更是对后人的一种警示：虽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对自己选择的信念的坚信程度。”诚哉斯言！



老兵不死

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沈泽宜、张元勋固有其缺点错误，但究其一生，他们不失为为民主自由而奋力抗争的战士。从1957年5·19的“是时候了，放开嗓子唱”的第一声呐喊，到之后的二十年蒙冤受难，他们与国家共同经历了沧海桑田。晚年的他们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泽被桃李……。他们用一生证明了自己是真正传承了“五四”精神的北大儿女！

张元勋于2013年4月12日去世，众多学生前往母校送别，弟子李岩峰撰写挽联悼念恩师：就道红楼，长诗惊风雨，千磨万折，何尝零落英雄胆；弘道杏坛，壮文传天地，九歌十辩，不曾拘束名士魂。

沈泽宜于2014年9月21日去世。他的学生们和受教于他的一众青年诗人齐声哀悼缅怀。同事钱威教授作诗悼念：燕泣鹰啼悲日月，诗翁千古受人尊。

历史会永远记得：在1957年5月19日，未名湖畔两个青春勃发的年轻人，在那激情燃烧的时刻，接力发出了震撼无数人的呐喊：是时候了！

附注：本文所附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颐和园之游合影及照片题注，选自刘登翰《刘登翰对话录——一个人的学术旅行》，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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