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唐小兵：不确定的时代是常态，要寻找内在意义感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197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秦颖 摄）

从衡阳师范学院的新闻专业教师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诸多时间节点上的些微偏移都有可能改变唐小兵的职业生涯。

如果本科期间没有任凭兴趣阅读《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等“闲书”，他不会对知识分子问题萌发兴趣；如果没有在工作后回母校湖南大学与留校的好友相聚，他不会在长沙逛书店，发现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如果没有在《书屋》杂志发表这本书的书评，他不会想到写信给许纪霖与他交流自己的问题困惑；如果许纪霖没有在调任到华东师范大学后仍时不时回原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查收书信，他不会在许纪霖两封回信的勉励下结束逍遥的教师生活，报考华东师大历史学系。

唐小兵主要从事晚清民国报刊史、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历史记忆等研究，他的学术生涯正好与口述史、回忆录的出版热潮同步展开。2006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2010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出版；2013年，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出版……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历史学者，唐小兵发现这些记录个体生命记忆感受的作品帮助他进入20世纪中国，建立起他的“历史感”。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唐小兵陆续收集了上百种回忆录和口述史作品，并在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时，开设了一门通识课“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

选修这门课的是华东师大各个专业的本科生，每次三节课，第一节课由学生自由发言，谈阅读指定回忆录、口述史作品的感受，后两节课由唐小兵主讲。学生们的踊跃发言使得一节课的时间往往不够用。唐小兵印象最深的，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1934年初，被国民党抓捕的瞿秋白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在狱中写出《多余的话》，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历程。

“女生都特别喜欢瞿秋白，觉得他很真诚，很有文人气质，因为他在书中写，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改造自己身上的文人意识、绅士意识，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求的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精神格格不入，这太累了。”唐小兵回忆。第一批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大致出生于1990年前后，课程结束后，唐小兵与全班同学合影，照片中那些年轻脸庞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让他印象深刻，“这是表情特别丰富的一代人”。

2018年，唐小兵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国后，因为其他教学安排停开了口述史通识课。这些年里，他注意到社会环境的变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反映在课堂上的大学生身上：他们越来越常埋头在iPad或电脑屏幕前，隐藏起表情和真实想法；他们越来越担忧人生出路，害怕“走弯路”，对唐小兵来说非常重要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他们避之唯恐不及。

当受邀在“看理想”开设一门音频课时，唐小兵决定面向社会这所“开放大学”中的“学生们”，重启口述史的讲述。在音频课“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的发刊词中，他用这样一段话阐述开课初衷：“这个时代，就像宫崎骏的电影《起风了》所讲的：‘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这是很艰难的时代，但在我们努力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可以不断从历史中汲取能量，来支撑我们应对今天的这个时代，从而更加平稳地穿越这个时代。”

在这门课中，他讲胡适在十几岁的年纪如何自甘堕落又奋发图强，讲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讲王鼎钧对左翼文学的敏锐观察，讲何兆武的幸福论……衡阳人本来就说话偏快，唐小兵发现自己读稿时语速往往更快，干脆放弃了讲稿，直接按照提纲临场发挥。

唐小兵对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熟稔于心，讲到兴之所至，一些有趣的观点意外地冒了出来。在第二讲“沈从文的悖论”中，他讲到沈从文在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处于特别抑郁苦闷的状态——单相思张兆和、在教学上没有成就感、穷困潦倒、身体也不好。于是，他援引了哲学家努斯鲍姆的观点“善的脆弱性”，“善是很脆弱的，需要很多的呵护、很多的努力去操持个体生命”。

对唐小兵而言，讲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不仅是为了用他们在苦难中展现出的智慧和韧性宽慰当下的年轻人，也是为了自我疗救，“大学对老师的螺丝越拧越紧……有时候想想，面对这个学院体制，你会很愤懑。”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给唐小兵的随笔集《与民国相遇》作序时强调，“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汲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在音频课中，这些精神资源对唐小兵的启迪亦显现于字里行间。

“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对付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他们有出色的成就，他们努力防止动荡，他们的方法并非绝对有效。一旦动荡了，他们只能埋藏知识，为下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留下种子。”唐小兵在音频课和采访中都援引了王鼎钧这段话。对他而言，历史研究、回忆录和口述史的写作，正是在“埋藏知识，留下种子”。



唐小兵与王鼎钧。（受访者供图）

呈现苦难本身并不等于历史讲述
南方周末：你在音频课中提到，19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代初有大量口述史、回忆录出版。这股口述史热潮是怎么出现的，对历史研究领域有哪些影响？

唐小兵：回忆录、口述史的大量出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出版界的环境比较宽松。另一个原因是，经过“文革”之后，很多人希望重新接续民国的文化学术传统，所以有大量关于民国的口述史作品出版，比如何兆武的《上学记》就风行一时。另外，1980年代有一个怀旧热潮，比如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对“反右”“文革”等等的反思热潮也是通过回忆录的方式出现的。几种线索交错进行。

以前的历史学更多是宏观论述，追求讲述历史规律、宏观结构，个体是消失的、被遮蔽和遗忘的。书写个体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处境、感受和命运的学问。回忆录和口述史更多是讲述个体的生命经验，出版界推动，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也有兴趣，就形成了这个热潮。

这个热潮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元、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对史料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它们把以前被遮蔽的个体感受和历史记忆带进了历史研究，心灵史、情感史、精神史的维度是我们比较缺乏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同阶层的人对同样一段历史、同样一件事情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它触发读者思考何为真实、何为真相。或许历史的真相本来就不是单一的，是多层面向拼贴出来的，更多口述史、回忆录的出版因此有助于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我当时布置学生做口述史作业，学生有时会告诉我，从来没跟祖辈有过那么深度的交流。历史被遮蔽的部分重新呈现出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家庭内部都充满了关于记忆的冲突和战争。通过这样的方式有助于个体跟家庭的过去、跟20世纪中国史发生一种深度的精神连接，也有助于理解能力和共情能力的培养：你怎么理解一个时代，怎么理解对同一个事件、同一个时期的冲突记忆，怎么去探索历史的真相。口述史、回忆录不单具有学术的公共意义，还具有滋养培育个体心灵的个人意义。

南方周末：与回忆录、口述史的流行相关的一个趋势是，近年来媒体越来越喜欢用自述体来做人物报道，它可能产生的一个负面影响是，读者可能会陷入某种“苦难比较”的情绪而疏于思考结构性困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小兵：任何个体的生命经验都是在宏观结构下产生的不同反应，当每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讲述出来，如何从中找到线索整合起来，回应这个时代具有的共通性问题，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以前那种特别宏大的叙事，不是基于个体生命经验和感受，而是用一个后设的结构化框架来覆盖历史的本相，带有很强的主题先行意味。但我们也不太赞同历史本身就是每个个体情感化、私人经验化、碎片化的讲述。

历史是需要思考、反思和提炼的，需要某种理论的想象力。我们不可能只是简单匍匐在历史事实的碎片之中，而是需要从经验事实的碎片中拼贴出更加完整的历史真相，需要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个体经验碎片组合中，抵达背后不可见的那一部分。

我想起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援引伊萨克·尼尔森的一句话：“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讲成一个故事。”这个时代被大量讲述的往往是那些完全私人性的、与公共政治距离较远的故事，比如亲子关系、婚姻、独生子女一代养老。这些个人经验放到故事里讲，对于个体来讲具有疗愈功能，很多读者读起来也会有某种共鸣。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些故事出发思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独生子女养老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它为何变成了一个家庭责任？

如果苦难的呈现只是让读者感觉这些人活得这么苦，我比他们稍微好一些，获得一种减轻负担的感觉，其实这是虚假的、象征性的减轻苦难，意义不大。这种慰藉的意义是非常短暂的，也不能触发个人更深地向历史、时代、政治和社会结构追问。呈现苦难本身并不等于历史讲述，历史记忆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我们了解，面对苦难，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它们呈现出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才是更重要的。

反传统与五四知识分子化解婚姻家庭的痛苦密切相关

南方周末：2024年台湾学者许慧琦的《“娜拉”在中国》出版，让我们发现百年前由“娜拉出走”引发的各种激烈辩论，在今天的性别议题论辩中也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回顾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依然非常重要。你对此有何看法？

唐小兵：我有一个基本看法，胡适、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对中国传统那么强烈的、全盘性的批判，与他们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巨大痛苦难以化解密切相关。胡适在孤儿寡母的家庭长大，母亲对他的管教非常严厉，他非常眷恋和感激母亲，不愿让母亲伤心，就接受了江冬秀，与这样一个缠过足、没什么文化的女子进入包办婚姻。鲁迅的母亲以病重为由把鲁迅从日本召回，让他与朱安完婚。鲁迅与朱安维持了形式上的夫妻关系，他那么强烈反传统的一个人，也很难拒绝母亲的要求。

但我们也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我在《与民国相遇》中写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作者萧公权。1923年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与一位中国女生关系很好，经常一起聚会聊天。他的族侄萧庆云当时也在美国读书，劝他解除国内的婚约，称萧公权与那位订婚的小姐素未谋面，恐怕婚姻不会幸福。萧公权的回复很有意思，他说，一个婚姻以怎样的形式开始并不能确保婚姻本身幸福与否，中国的婚姻是先结婚后恋爱，关键是婚姻过程中你如何向对方展现尊重与诚意，如何维系关系。他回国后还是娶了那位女子，他们一生白头偕老。

家庭问题也好，社会问题也好，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没有来自外部的思想资源、新的他者作为参照，从来不会觉得是问题。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著作大量译介到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才开始将习以为常的家庭、社会和人生重新问题化。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原来有一套整体性的认知框架，让你的生活有安定感。你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摇摇欲坠，旧的东西被打碎，新的东西迟迟不来，人就处于被悬置的状态。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各种主义、革命会兴起。

当时无论是左翼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我在沈从文的那一课中讲到丁玲，丁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从南京出逃后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丁玲说，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到组织，要与组织建立联系，去延安。她第一时间没有想到与沈从文一起送回湖南常德乡下，托付给她母亲照顾的孩子。丁玲后来在上海加入左联，组织生命成为了她的第一生命。

南方周末：这是不是说明个人主义从来没有真的在中国社会扎根过？

唐小兵：个人主义在中国的论述更多还是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所有的革命话语都是批评个人主义的。比如萧军和胡风被批判，都是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儒家就更不用讲了，儒家讲究伦理本位、差序格局，更多强调的是团体和社群的生活，比较偏向社群主义。

所以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在整个20世纪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扎根过，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中国社会很难出现鲁滨逊或者尼采式的个人，也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基于健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联结。每个人都很容易面临意义的虚无感，需要寻找各种纽带。个人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很值得研究，杨国强老师专门写过一篇长文谈胡适、鲁迅、陈独秀与个人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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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许广平与独子周海婴。（视觉中国图）

怀旧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精神动力
南方周末：“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理解的？重读20世纪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口述史有什么意义？

唐小兵：不论是在音频课讲稿里还是日常言论中，我很少用“垃圾时间”这个词，我更多用“下沉时代”（记者注：“下沉年代”的说法因美国作家、记者乔治·帕克的同名纪实作品而流行。在这本首次出版于2013年的书中，帕克记录了诸多美国人的故事，勾勒出美国四十年的沧桑巨变，揭示了阶层固化、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时代隐痛。）。

这门音频课讲述上个世纪的00后——比如1902年出生的沈从文——经历过一战、二战、流亡逃难、物资匮乏、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各种思想改革运动，如何面对他们生命中的困境。按照何兆武的说法，他们是“被报废的一代”，他是1921年出生的。齐邦媛也讲过，我们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我录这个课程，一方面展现他们在时代困境中的个体选择，比如齐邦媛远离政治，做一个纯粹的学人；另一方面是展现他们在艰难的生命处境中展现出来的智慧与韧性，这其中可能会有某些慰藉和启示。

《巨流河》出版后，齐邦媛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过，她在人生中从来不抱怨、不诉苦、不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的选择，这样太浪费生命。我有时想，我们也不能在怨天尤人中度过一生。历史或许有“垃圾时间”，比如有特别动荡、战乱流离的时期，但对个人来说没有“垃圾时间”，因为你的生命是不可逆的、向死而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转化成有意义的人生。

你在公共领域里或许无所作为，但你可以做个体的文化建设、心理建设。你可以读书、远足，甚至只是做一些微小的行动去帮助周边人，这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钟叔河白天拉板车，晚上读书，“文革”结束后编出了《走向世界》丛书，都是因为他有所积累。我在音频课里反复提到华东师大的杨国强教授，“文革”期间他没有结婚，没有学上，一天到晚读《资治通鉴》，做一个逍遥派。他“文革”结束后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中国大陆最好的晚清研究者。

王鼎钧曾说过，知识分子在动荡的时代应当埋藏知识，为下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埋下种子。所以我也不太认同所谓“垃圾时代”的说法，你的个人生命仍然可以在微小的范围内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少刷短视频，多读点有价值的书，摆脱数字时代对你的控制，多跟身边人有一些推心置腹的交流，这些都会成为你生命中追忆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怀旧似乎是中国人生命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绪或趣味：80后文艺青年怀念千禧年，知识分子怀念1980年代，大众怀念某个更加模糊的黄金年代——或者是唐宋，或者是乡间的桃花源。我们要如何分辨有意义的“怀旧”和虚妄的“怀旧”呢？

唐小兵：你所怀念的某个时代、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是基于历史真实的面貌，你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带入自己的情感；还是只是基于道听途说、被建构出来的历史图景，让你觉得某个时代更平等、更有活力、人更能吃苦。后者就是比较虚妄的怀旧：你对历史本身没有事实探寻，只是基于对当下的某种不满、愤懑，对过去浪漫主义化、乌托邦化，变成一种文化乡愁式的怀旧。这样一种怀旧确实体现了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写的社会现象。

怀旧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让我们形成共同记忆的连接，比如对西南联大的怀旧，另一方面让我们通过这种怀旧对历史有思考和反思。这个怀旧本身应该基于，通过更加真切的努力去抵达历史事件，抵达历史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怀旧才会构成一个形成某种情感的知识共同体。它就会给我们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因为我们对好的思维有认知、有怀念，我们才会珍惜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让这些消逝的东西重新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召回。这个怀旧才有动力，而不是懒洋洋地怀念过去，停留在一种简单的、伤春悲秋的情感，缺乏行动。

口述史、历史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代的经验要通过公共文化的建设传承下去，历史才会变成一种内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随着代际交替、老一辈人的离开退场而被完全带走。这是很可惜的。悲剧本身也是如此。悲剧如果没有被讲述，没有进入公共生活，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悲剧就只是悲剧而已，它就永远死亡了。钱穆说过，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你的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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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的怀旧情绪未必基于历史真实的面貌。（视觉中国图）

年轻人需要与历史人物的生命处境有更多的连接
南方周末：这两年学历内卷、大学生对考公考研“上岸”的执着、是否应该脱下长衫等问题频频引发讨论。作为高校教师，你对当下年轻人的处境有怎样的观察？

唐小兵：今天的年轻人处于一个生命不断紧绷的状态，没有松弛感。市场营销也好，学校教育也好，都在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人生不就是由一连串的错误、偶然构成的么？公共话语本身不一定完全贴切反映时代真实的面貌，但话语不断地再生产、再循环，反过来又会制造年轻人对时代的感受。

人们如今生活在三层茧房里：一个是信息茧房，一个是情绪茧房，一个是意见茧房。我们面临信息不对称，被短视频、社交网络左右情绪，还总是倾向于接触、了解、认领那些我们愿意接受的意见，对那些不愿意接受的意见总有本能的排斥感。而且公共空间中很多理性意见不能被呈现出来，很容易被网暴，导致很多知识分子退出公共领域。生活在这三层茧房内，年轻人也很容易被社交媒体绑架、束缚，情绪总是处于波动之中，无法构造一个稳定的情感世界和心智生命。

财富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权利可以一夜之间被剥夺，但是你的学术、思考力、人格和见识，除非主动放弃，没有谁能够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人需要与历史人物的生命处境有更多的连接。有时候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故事比理论本身更能给我们长久的慰藉和鼓励。年轻人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可以效仿的人物。比如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他们从北京到天津、长沙、昆明，穆旦在徒步旅行过程中每天背字典，背一页撕一页；钟叔河当年被打成右派，主动提出要自谋生路，在街头拉板车，给别人刻钢板、做模型，靠着灵活的头脑活下来。

面对当下，我们可以尝试摆脱三层茧房的束缚，有更加开阔的理性思考，放弃一些执着，在附近做一些微小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行动力，而不是总被一种无能为力的空虚感所绑架、裹挟和填充。我们要开启一种公共的、团体的生活，与他人有推心置腹的交流。今天我们总是有很多顾忌，总是怕打扰和麻烦别人，最后朋友也慢慢变成路人。朋友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互动交流，这种行动力本身就是很重要的。阿伦特说过，坐在一起交流才会有公共生活和共同的世界。我们也需要面对历史，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类就会在茫然中游荡。当你看透了历史，就会清晰地理解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

南方周末：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或年轻的知识人而言，我们还有一些“整体性危机”，比如全球文科的衰落，人工智能和技术进步主义在消解人文社科的价值，而政府和大学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投放给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学科。对于仍然有志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唐小兵：今天是一个对文科特别不友善的时代，对想成为学者的年轻人，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好了一切可能的后果，仍然觉得离开学术自己的生命无法获得完整自我意义的确立，你可以去做。如果你只是因为工作不好找，去读硕读博，好在象牙塔里多待几年，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

如果有人文学科的知识背景，我们考虑很多事情就不只是单一的角度了。我觉得我们更多应该像王汎森老师讲的那样，把人文学科当作“扩充心量之学”。你学了理工科，但是对文科感兴趣，修了一些课程，把它当作一个智识底色，这样也很好，很有意义。不一定非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作为职业会有很多负担，本来有乐趣的东西可能会变成一个很麻烦、很痛苦的事情。




2018年春，唐小兵拜访著名历史学家张灏（右三）等人。（受访者供图）

没有信念感很容易虚无
南方周末：另外一个问题是网络话语空间的反智主义。启蒙的价值被质疑，当下的知识分子要如何面对？

唐小兵：这是我特别关心的话题。反智主义的崛起，与互联网领域的下沉化、粗鄙化、空洞化有关系。徐贲在《明亮的对话》中提出，明亮的对话在于社会要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那些不讲逻辑道理、人身攻击的声音自然会被边缘化。但其实很多理性的声音被遮蔽了，而很多上头条、成为爆款的都是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的东西。很多人在虚拟空间看多了仇恨鄙视的言论之后，也会影响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行动。另外一个背景是商业资本市场的裹挟，算法、平台和大数据给用户精准投喂信息，如果每天看“垃圾信息”，人的心里就会充满戾气。

南方周末：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我们要如何摆脱虚无感？

唐小兵：什么是确定的时代，什么是不确定的时代，这个问题本身也很值得讨论。唐德刚先生提出过“历史三峡说”，他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走向一个主流世界文明大国可能需要200年，历史前进的轨迹可能就像过三峡一样，进一步退两步。陈旭麓先生也讲过，历史有时候会出现“返祖”现象。稍微有点确定性的时代，比如“文革”后的几十年——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命运，打工也好，做生意也好，读书做学问也好，相对来说有一个可预期的轨道，制度化地推进自己的生命理想与社会发展的结合。

因此，不确定的时代是常态，确定性的时代是例外。当一个时代充满了巨大的确定性，你会觉得人生是多么地乏味，因为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意外和变动的可能。而当一个时代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你会有很多焦灼、忧虑、痛苦、彷徨、挣扎。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应该像许倬云先生讲的，要往里走，安顿自己。

要在日常生活中保留思考、停顿的时间，补充各种各样的思想价值资源，夯实自我，让内在自我有更加丰沛的心灵生命。你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个情感的维度和一个理性的维度，才会成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个人。尽可能做一些微小的努力，做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这种生命的信念感是很重要的，没有信念感很容易虚无。

过度接触社交媒体会把我们的自我掏空，导致我们丧失行动力，丧失与不同代际或同龄人连接的可能性。这种连接的行动本身很重要，会让你获得某种力量感和意义感。你会觉得生命不完全被时代所摆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甚至你不去做什么，也代表了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比如不去跟风消费苦难事件等等，这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对历史有更多了解，有更多生命经验的激发，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开阔起来，至少私人生活领域还是有探索的可能性的，这也有助于个体生命的滋养和发育。你仍然有可能沉淀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也不要过分悲观，当然也无需过分亢奋和狂热。我们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打造一些小小的共同体，获得一种内在的意义感。这个意义感确立后，就不会每天在生活中处于长吁短叹、怨天尤人的悲愤之中。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编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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