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悼念周总理”天安门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


来源：老知青家园


“小平头”刘迪，大相隐于世

徐晓

第一次见到刘迪是1978年年底，在位于虎坊桥的东方饭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的所在地，刘迪是写作组的成员之一。向我介绍他的人说，他就是“四五”天安门广场上的“小平头”。


刘迪（1950~2011）

这场事件我本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事件发生时我正因一桩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关押在城南的半步桥看守所。“四五事件”发生时，看守所里一片骚动，白天黑夜都有人进进出出，开门锁门的声音不断。为了防止犯人趴窗向外看，监狱当局很快就把窗户涂上了墨汁，仅有的一小片蓝天从此成了黑色。直到几天后恢复了每晚的《新闻联播》，才知道外面已经是天翻地覆，半步桥看守所从此而闻名于世，因而也失去了神秘感。刘迪虽然与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识，但因为我们曾经是半步桥的邻居而倍感亲切。

刘迪生于1950年，求学经历极为简单，先是北京实验小学，后是北京第二中学。在应试教育的今天，这两所学校仍是家长们的首选。1968年，刘迪赴山西定襄县插队。八年的知青生活，不仅让他体验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疾苦，也开始从书本中接受了启蒙思想。   1976年2月，刘迪回京办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本打算办完后回定襄取行李而后彻底告别农村的，却因为延迟了在京时间而赶上了4月的“天安门事件”。

人们悼念一位死者大多是因为热爱，因为惋惜，比如乔布斯。而中国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题发挥，背后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鬼”即指四人帮，“雄杰”即指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做“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四月五日清晨，群众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起来，还设了警戒线。于是，被激怒的群众更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此外，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还有人在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这个命名成为了刘迪的代号。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人拿着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他在广场上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本来，刘迪并非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一个拿话筒的青年靠近，于是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由于刘迪的掩护，这个人没有被捕，在整个事件平反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出现。

这里，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首先，他是为了帮助那个无名青年而不是为了做群众运动的领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以后几十年的交往都说明，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从来不出头露面，但却经常在危险时刻代人“受过”。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代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警方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

按照刘迪的为人，如果知道父亲因他而受到威胁，他一定会主动自首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时候需要你在亲情与正义面前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关于出卖的故事，常常会谴责那些道德低下的出卖者。殊不知，这种非常态的考验对于人性其实是极其残忍的。

公安局公布了通缉令，各地都非常警觉。刘迪在泰安赶火车时，因为没有手表几乎误了火车班次，行色匆匆中被执勤者拦下询问。虽然通缉令上刘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缉令上的照片却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在事发三个多月后，刘迪落网，被关在了半步桥监狱。

刘迪出狱后，父亲得知他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专门为儿子买了一块手表。这是同样怀有赤子之心的一对父子，又何曾不是正义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讲的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的一个化名狄克的人，说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着反革命的勾当。牢房里的人虽然不是每个都知道狄克就是“四人帮”之中的张春桥，但也闻出了气味，顿时有人高声朗读萧军《八月的乡村》和鲁迅《三月的租界》。第二天，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

从11月初开始，在“四五事件”中被捕的人陆续出狱。我的案件虽然与此案无关，但也被算作“反四人帮”的冤案于12月底被释放出狱。且不说这一事件对于彻底结束“文革”、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意味着什么，仅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起码改变了我的遭遇。否则，不知我还会被不明不白地关押多久。

从后来官方披露的材料上得知，当时被抓的共388人。这些人被放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公正的结论。从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社会上要求平反“四五事件”的呼声不断。北京大学等地贴出了许多大小字报，“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八亿人民心不安”的大标语和“人民万岁”的传单出现在王府井等繁华的街道上。人们将酒瓶挂在树枝上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当时，因为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发生的案件共86起，抓捕16人。其中包括孙维世的侄女、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泱的女儿和原国民党将军程潜的女儿。


在广大群众生生不息的反抗声中，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8年8月9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9月至11月，各报陆续刊登了《天安门诗抄》以及相关英雄事迹。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央还未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新闻媒体的自发行为。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该次会议的公报宣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至此，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和呼吁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

此前，北京出版社受命，以“童怀周”（北京外国语学院部分教师的笔名）为主，组成十一人写作组，编写《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意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刘迪成为该写作组成员，经常在写作组驻地出现，我也得以在那里与他相识。该书于1979年4月完稿，10月出版。

我试图描述这一事件的全貌，是希望从这一历史过程中看到刘迪和他的朋友们都做了什么。那是一场有百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和任何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一样，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历史的机遇面前，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优秀的素质创造着历史。我们常常称这种人为英雄。而刘迪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分内的事，这是我的本分。”什么叫做本分？他接着说：“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做工是工人的本分，而面对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

刘迪出生在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刘隽湘生前是生物制品专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他在专业领域里的贡献数不胜数，其中一项与公众离得最近的，即他的工作推动了我国的单采血浆术。这项技术是指将献浆者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者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刘迪的父亲1960年代在中国推动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1979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2008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


刘隽湘遗像（1916—1999）

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1999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仅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在刘隽湘最后的岁月里，他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也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正如“炸药大王”诺贝尔一样，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1949年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邀请回国，刘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汤飞凡，这位将沙眼从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发病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的“衣原体之父”，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1981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过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

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1978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也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

他一生没有在一个正式单位工作过。当1980年代喧嚣的尘埃落定，进入1990年代以后，渐入中年的同辈人纷纷把精力转向功利之事，刘迪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公益事业上。他与朋友李南一起，作为“自然之友”的志愿者，负责调查中国的环境意识现状，连续几年经常钻到图书馆里去作数据统计。近十年来，他开始饲养流浪猫，为了这些动物，他放弃了许多次旅行与聚会。


刘迪墓地

热闹风光的场合常常没有他的身影，在你没有困难与麻烦时一般也见不到刘迪，但为了另外一些在别人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懒得出门的刘迪却能够骑车跑上几十公里。没有人像刘迪这样不愿意麻烦别人，他从不求助，更不诉苦。他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都像是个谜。他没有手机，多数人也不知道他家的电话，不确定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靠什么维生，甚至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他得了重病，每个人都为没有为他做过点什么而后悔万分。

有朋友不禁追问，刘迪为什么要选择隐身？他为什么不仅对流俗的社会，而且对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要隐身？为什么我们对他如此熟悉，却又觉得如此陌生？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大家突然发现，他的经历简单得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编写讣告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也许，除了不愿意接受感恩和报恩之外，除了要与那些夸张矫情、博取虚名者划清界限外，以他的清高个性和高贵尊严，他无法容忍世人的误读与误解，更不想让犬儒般活着的人们难堪。

本文作者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毕业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书工作室主任。写作出版《半生为人》；合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

本文摘自徐晓著《半生为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

怀念我的同学“小平头”刘迪

作者：王骥

1976年 “四五运动“中，刘迪同学以“小平头”名动天下。他的朋友评价：“刘迪是我见到的少有的真正的‘贵族’， 完美地走完一生而没有背叛自己的理念。”



刘迪（1950~2011）


在城里，刘迪似乎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进城来只能到我当时上学的师大二附中宿舍过夜，有时也到我家住宿，我们经常是整夜畅聊。

今年四月五日又逢清明节，每逢佳节倍思亲， “四五天安门运动中”的“小平头”刘迪离开我们11年了。11年前的10月18日晚上23点，在清华大学附属玉泉医院的病房中，他裹着一个白色的被单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永远离开了我们师大附小（北京第一实验小学）63届这个集体。我们拍摄了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看着他那卷曲在被单中的干枯的身体，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张十分相似的照片，那是裹在白布中的一位印度人——甘地。


最后的照片

刘迪生前很崇拜圣雄甘地，和甘地一样刘迪也是非暴力主义者。两人离开这个世界，临走时最后的样子竟然是如此相似。

刘迪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同在1957年通过2000人参加的入学考试，被师大附小录取。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从同学变成朋友，一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他的离去，使我们实验小学1963届的同学们失去了一位最好的伙伴。

刘迪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隽湘是科学家，我国杰出的免疫学学者。刚上小学时，刘迪住在天坛西门外的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宿舍（現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所在地）一幢别墅式的平房，木地板、有现代化的洗浴设备和厨房……。


刘迪和父亲

当时的刘迪年纪虽然小，但是他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书柜，有大量的课外书，读书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时他父亲去北京图书馆（现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阅资料，也会带上他。

由于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在我们那一群小学同学中是读书最多的。他不但阅读中文图书，而且还可以借助词典阅读英文书籍，在他的小脑瓜里，已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在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中，有这样一句形容他的话“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迪的学识也越来越渊博，在当年的封闭环境里，我们把他当作身边的百科全书，了解世界文明的一扇窗口，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首先就找他咨询。

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刘迪从小就没有和同学打架的经历。任何问题都是讲道理、以理服人，从来不动手，也不会骂人，不说脏话，即便在脏话最盛行的文革中也是如此。

在小学同学里，我和袁澍是我们班甚至是全年级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不过性格上的差异，并没有影响我们和刘迪的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爱看书，这让我们的性格在交往中形成互补。除了刘迪、袁澍，爱看书的还有武宗夏、葛和华等同学，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小学没有毕业时，刘迪父母工作的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搬到了朝阳区三间房，刘迪随着父母也搬到那里新建的研究所宿舍居住。由于上学的路程太远，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寄宿在父母的朋友家，北新桥头条的一个四合院中。那是画家司徒乔的弟弟雕塑家司徒杰的家，这对刘迪在美术方面知识的补充以及对美术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影响。


小学同学。左起武宗夏、葛和华、刘迪、王骥、刘迪的弟弟、杨洋

俄罗斯名画画册中列宾、苏里科夫等大师的作品把他引入俄罗斯文学和音乐领域，他给我讲解列宾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和《女贵族莫洛卓娃》这些作品时，特别详细地讲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就更是残酷……他还研究俄法战争、俄罗斯的农奴制度、日俄战争、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匈牙利事件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开始论战，我们班上的一位美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儿子何比得，不得不和来华援建的父母一同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一年以后，苏联籍的李·亚历山大同学也跟着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的父母返回苏联，苏共变成了“苏修”，后来老大哥苏联又成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刘迪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不断向我详细讲述这段历史，使我对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1966年8月份，文革闹的热火朝天的时候，雕塑家司徒杰教授的家遭到了红卫兵的抢掠，他家的私人房产也被街道积极分子强占了几间，再没有空余住房让刘迪借宿。在城里，刘迪似乎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进城来只能到我当时上学的师大二附中宿舍过夜，有时也到我家住宿，我们经常是整夜畅聊。

文革期间，我在师大二附中的宿舍被我搞成了一个以师大子弟为主的北京市拳击练习点，同时也成了我们小学同学的一个聚会点。刘迪、袁澍、武宗夏等同学，经常约好到宿舍找我，然后一同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形势。

刘迪思维清晰、政治嗅觉很敏感，刚一听到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刘迪就断言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的，他会很惨！

有一次刘迪、武宗夏和我一同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听说曾经担任过朱德秘书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已经被红卫兵打死，并被红卫兵宣布为“自杀”，刘迪立刻感觉到有人要动朱老总了。他对武宗夏说：“回家去照顾好你爸爸妈妈吧……”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在德国留学时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被红卫兵打死的孙泱的父亲孙炳文烈士。


本文作者（左）和刘迪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刘迪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十三陵，他想去看看明朝那些“地主阶级总头子”——历代皇帝的陵墓是否已经被红卫兵彻底毁坏。到十三陵后，我们看到四处都是破砖烂瓦，思陵虽然还可以随意进出，但四周围墙已经部分坍塌。其它陵墓都已经被封，只能看到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外墙和大门。刘迪给我讲述着我所不知道的有关明朝皇族背后残酷的争斗事件，从朱元璋开始一直讲到在景山上吊自杀的崇祯帝。

他对明史的了解，已经可以说是研究，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入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历史老师，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深远影响，甚至于一些细小的情节，他都讲得非常清楚。文革中研究历史是他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他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也不和任何人进行观点辩论。他的观点其实很明确，但是不能轻易对其他人说，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明白。“那一场运动，一切就是内斗、胡闹、瞎折腾、一拨人残害另一拨人” 。

这些年我们经常在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回忆和刘迪在一起的日子，前些天袁澍讲述了我们在文革中的一件事。

有一次刘迪、袁澍、我，还有谭天剑四个人去颐和园。公园里没有什么人，四处空空如也，我们“捡到”一条船，在昆明湖划船一直到天黑。

宽阔寂静的昆明湖上，说什么都没关系，不怕隔墙有耳。我们从西太后过生日动用建设海军的经费，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到戊戌变法，以及在菜市口大街上被斩的六君子。砍头就会有血染黄沙，于是又聊起了鲁迅的人血馒头，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诞可笑的事情，以及社会上的怪现象。难得这么大的一个昆明湖，只有我们四个人乘坐一叶小舟，谈论时事激昂文字。

谭天剑是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的孙子，他发言不多，静听刘迪讲述。袁澍做的一些只言片语的补充，起到了画龙点睛突出问题本质的作用。虽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言谈话语中却显示出对于民族的忧虑，对于国家的热爱。

武宗夏的堂姐武素梅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大串联时，到过海南岛一个农场（据说是武素梅的姐姐武向梅文革前在海南岛拍摄电影《红色娘子军》时认识了农场领导），就和那里的农场领导相约，毕业后想到这个农场来工作，免得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堂姐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武宗夏。武宗夏邀刘迪和我争取一同去那个农场工作。我从小怕蛇，不想去南方，我谢绝了武宗夏的好意。


左起武宗夏、袁澍、刘迪

刘迪有一位堂姐夫早年投身革命，曾在四野任职，1959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广西崇左担任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武宗夏、刘迪协商后决定两处农场都有必要联系。二人分别坐火车先去广西，再继续前往海南岛。谁料在广西境段正赶上两派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先行的武宗夏和随后来到广西的刘迪都先后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造反派翻看学生证知道了他们是北京的中学生，怀疑是对立派的探子，于是立刻将他们关押，还进行吊打、严刑逼供，生杀大权尽在他们手中。

刘迪和所有被关押的人一样，每天只有六两粮食，吃的是粗米，还要干很重的活，为造反派修武斗工事。后来，武宗夏先被释放，刘迪又被继续关押了一个月才获得释放。回到北京后，他顾不上洗澡、换衣服，直接来到我的宿舍，人的外形整个小了一圈。他打消了和武宗夏一起去海南农场工作的想法，决定服从学校分配去山西定襄县插队落户。

去山西插队出发的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在1968年12月8日。他家离城里很远，因为不会蹬三轮车，他从父母工作单位借了一辆平板儿三轮车，请我帮他把上山下乡的行装，从位于朝阳区三间房生研所的家里拉到学校集中托运。

按照学校要求，刘迪提前三天托运行李。那是感恩节过去一个星期后，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我蹬着三轮车，经过掌权的造反派的严格检查之后，从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北大门出来，奔朝阳门方向骑行，刘迪和弟弟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帮我推着。当时路面不好，而且光线昏暗，骑行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十里铺，突然一辆捷克“佳瓦牌”摩托车冲到面前，拦住了我们的三轮车。从摩托车上下来两个穿着棉大衣，戴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是生研所革委会的造反派，要求我们把三轮车重新蹬回去，再做一次检查。刘迪和他们争辩说：“出门之前革委会已经派人检查过了，经过批准我们才从所里出来的。”两个开摩托车的人完全不听解释，仍然命令我们回去。那年月没有说理的地方，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三轮车又蹬回生研所。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刘迪让我先回家，我担心他们不会蹬三轮车，刘迪说就是推着三轮车走，也会按时把行李送到学校。

刘迪和弟弟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返回生研所，因为摩托车速度快，无法与推行的三轮车一起行驶，造反派只好开一小段路，停下来等三轮车，再接着向前开，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经是夜里12点了。造反派们又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后，才允许重新把三轮车推走。刘迪把一车行李推到北京二中时，天已大亮。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经军代表同意，临时举行批斗会，批斗刘迪的爸爸“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迪兄弟二人在批斗现场高音喇叭传出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隽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离开了家。 同学聚会合影。


后排左三刘迪，前排右二本文作者

谈判代表被群众抬着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刘迪去山西插队之后，我去了陕北黄土高原插队落户。我和刘迪书信往来比较频繁，谈到陕北缺医少药，刘迪给我寄了很多中医以及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书籍。按照书本儿我练气功、练针灸、学习中医理论。村里修大寨田挖出深埋地下的古代人体残骸，我参照解剖学方法观察剖析，学习人体骨骼结构，为我后来进入医学界，甚至成为奥运会的医学官员迈出了第一步。

插队期间我们经常回北京。袁澍远在新疆，武宗夏在海南，只要回到北京，大家都要见面聚一聚，畅所欲言，聊一聊各地见闻。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是二级教授、行政8级的国家干部，曾在高教部以及高等教育、人民教育等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属于文革中教育部等待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刘西尧担任教育部长时，拨乱反正，落实老干部政策，将武宗夏从海南农场调回北京，送到中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医研究院工作。我办理病退回北京后，先是在基层单位做医务工作，后调入体育系统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此后武宗夏接受了我的建议，调入国家体委奥林匹克中心，为几支不同项目的国家队作医疗保障工作，葛和华出国留学深造，袁澍在大学任教，刘迪则艰难地办理了病退回到北京。

转眼间就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全国人民沉浸在空前悲痛的气氛中。四月初清明节前几天，几乎全北京的人都自发到过天安门广场，为逝去的周总理敬献花圈，有不少人还写出悼念词或追悼诗，站在纪念碑台阶上朗诵，场面十分感人。多年后，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晓，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见徐晓《：大相隐于世》）对当时的情景动情地描述：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时我的同学，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外地工作出差来北京的，都自发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抄诗、拍照，寄托对总理的哀思。晚上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信息、分析形势。4月4日晚上我和刘迪等同学相约第二天再去广场。


5日上午，刘迪比我早半个小时到了广场，我们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了起来，还设了警戒线，前来悼念的群众不断被驱散。广场上的人群与军人对峙着，越积越多，“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径，激起大家的强烈义愤，“火山”终于爆发了，我看到公安局的一辆安装高音喇叭的华沙牌小轿车，被群众推翻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北侧……

因为要上班，我不得不和刘迪分手，先离开了广场。后来的情况，徐晓在文章中做了详细记录，就在这一天，广场上爆发了载入史册的天安门“四五”事件。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泽东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作“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被激怒的群众更加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有人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中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符号般的命名。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个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刘迪本来并非是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拿话筒的青年靠近，就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谈判代表被群众抬着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这些行动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第一，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充当群众运动的领袖。以后几十年交往，朋友们都知道他在私下里做了许多事情，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代人“受过”，但却从来不出头露面。为了解脱那个无名青年，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这说明刘迪对于自己将面临的危险处境非常清楚。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四五”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在《人民日报》刊登“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报道文章，文章中以非凡勇气站出来维持秩序、劝阻群众不可以采取任何暴力和过激行为的刘迪同学被冠以“小平头”之名，刘迪因此受到警方通缉。知情的同学都尽可能地掩护刘迪同学，并相互提醒必须“提高警惕”。

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以及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在内，共拘捕群众388人。因为没有抓到“小平头”刘迪，于是下发通缉令全国抓捕，并抓走了刘迪的父亲和刘迪的一些朋友、同学、一起插队的知青……我们师大附小同学之间持续多年的联谊活动也就此中断了。

“小平头”刘迪在逃亡一个多月之后，在山东因误了火车不慎被抓，在北京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10个多月，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自杀，刘迪无罪释放出狱。


文革后问责刘传新的大标语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天安门事件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政治生态逐渐恢复正常，“四五”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刘迪以及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捕、审讯和受到株连的同学也得到了平反。以1963届四（2）班为主的师大附小同学之间的联系和聚会又正常延续下来。1999年2月戴老师生日合影。


后排右二刘迪、前排右三戴老师抱着我的儿子，左二是我

为了自己最爱的人少受伤害，离开人世前刘迪拒绝所有朋友、同学，包括阿贝姐及家里人探望和告别，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超强自律。

2011年初，我接到武宗夏的电话，说刘迪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联系，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我和一位小学同学赶到了刘迪家，感觉他很虚弱，但他从来不去医院看病。我们劝他到医院做一个彻底的检查，他说自己调养一下就会好的。我们又去他家里看望几次，他坚持不去医院检查，自己调整。
8月18日 我接到刘迪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北大医院观察室，还没有确诊，让我去医院。我到医院后，他让我用轮椅把他推到院子里，想呼吸新鲜空气，在院子里，40多分钟的谈话已经让他感到很疲劳。几天以后他感觉自己情况不太好，于是住进了清华大学附属玉泉医院。在北大医院观察室的时候，他已经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玉泉医院两个月的治疗没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最终他还是离我们而去。


为刘迪扫墓。左起王骥、佟忠惠、吴元昶

刘迪去世后我们召开了追悼会和追思会，十一年来，我们经常去他的墓地看望他，和他说说心里话。疫情三年，小学同学和朋友们没能举办较大的聚会追思刘迪，只是在线上、微信中表达对他的哀思。

阿贝姐是雕塑家司徒杰的大女儿，她是看着刘迪长大的。两天前在回忆刘迪的微信中她说到，“刘迪是我最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情感上无法分割的人。以前常常误解他，但又心疼他，惦记他。现在我也老了，却慢慢开始更理解他了。塑造他的性格理念的教育，常让我觉得是英国皇家的要求，‘荣誉，奉献，牺牲，忍耐和尊严’，这正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触过的，所以总无法理解他。他总是穿着最干净的，却又是极破旧的衣服，骑着一辆捡破烂都不要的自行车。不论到哪里，不论有多远，他从不留宿，而是不计时间的代价，骑车回到自己的家，一副三轮车工人的形象。他内中被最高规格的品格装配，满是英国贵族骑士的灵魂和自爱。如今的知识分子或是有钱者，绝不会有此品德……。读过历史的人很多，说自己知书达理的更不在少数，但是多数是滔滔不绝，行为与‘贵族’气质不着边，更谈不上用骑士行为对待自己和别人。而刘迪是我见到的少有的真正的‘贵族’， 完美地走完一生而没有背叛自己的理念。”

为了自己最爱的人少受伤害，离开人世前刘迪拒绝所有朋友、同学，包括阿贝姐及家里人探望和告别，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超强自律。

阿贝姐感叹“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刘迪所为从没随波逐流。如今知道了我的弟弟（刘迪）为何许人也，为他骄傲欣慰， 也为自己的进步而能欣赏他释放出的不一样的能量，而感到高兴。以前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不理解，我多次希望帮他都未如愿，这也是我终身的遗憾。”

一位小学同学在回忆刘迪时这样说， “老刘（刘迪）有种特殊的人格、崇高的信念、忘我的精神，世间少有，老刘具有奇辟的思想、敏锐的观察力，老刘的见解完全是来自他本人独立的思考，十分难得可贵……”

刘迪活着的时候从来不为自己谋私利，总是主动帮助别人，又谢绝别人的帮助。有人说他很“绅士”。没错，刘迪的精神与气度确实很“绅士”。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他这种绅士的风度、内在的知识积累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人民的日子会过得更好。


刘迪墓

2023年3月30日修定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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