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秦晖教授主讲“警惕‘问题殖民’：
发布时间：2009-11-17

11月11日晚，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告厅举行第二十场主题讲座。

本期讲坛邀请到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秦晖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担任评论嘉宾。论坛由邓正来教授主持。

秦晖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以‘大小政府’、‘交易成本’、‘中产阶级’、‘民族国家建构’等概念为例”的演讲。

首先，秦教授首先区分了“文化殖民”与“问题殖民”。在他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只能从某种给予价值偏好的公共选择的结果中看出来，一味呼唤“文化殖民”会遮蔽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当下中国最紧迫其实是“问题殖民”，即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其次，他提出了“今日中国人是否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在他看来，当下中国与杰弗逊时代之美国的相似性可以让我们避免出现美国学术界的尴尬：左右派为争论杰弗逊究竟是“左派之父”还是“右派之父”而争论不休。在政治领域，今日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权责对应，而今日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权责对应的前提下选择大政府抑或是小政府。他运用“左公右婆”和“左佣右佃”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不同社会结构当中存在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素上的相似性不能遮蔽问题前提的差异性。

再次，秦教授分析了我国经济学界左右两翼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他认为，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其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最后，他又以“中产阶级”为例对中国学界的“问题误置”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按照欧洲历史进程而言，middle class指的是相对于欧洲过去中世纪两大阶层（农奴和农奴主）而言的一种中间等级；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央集权，存在着“上是皇帝、下是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袁志刚教授从经济学角度指出：第一，从方法论上来讲，学术国际化仅仅被理解为谈论国际的、他人感兴趣的、过于细微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的、我们自己的、实质性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第二，在迈向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方向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可以归为三类：可以实证的问题，比如说经济效率或者说资本效率的问题；具备普适价值的问题，比如说福利、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与文化、民族、传统和历史等紧密相关的问题，它涉及特有文化的价值判断，不能以偏概全或笼而统之。第三，诚如秦教授所言，对于在宪政条件下的政府制度，美国人选择大政府模式，瑞典人选择小政府模式，这都是事实。不过就中国而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社会保障的公平实施等问题，都蕴藏有极为复杂的因果和利益关系，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多角度的、综合式的研究。第四，就土地征用问题而言，如果土地的产权界定是模糊的，那么交易成本也就很难界定。事实上，经济学家多是从效率优先的角度，极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本着对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不同过程的判断，会强调不同的要点与因素，这所面向和将取得的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意义。第五，误用概念本身是一个问题，能否说明问题是另一个问题。若将中产阶级界定为中等收入者，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发展成为橄榄型的结构，这在很大意义上将成为一个良性社会。

任远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指出反思文化殖民，我们对价值进行的判断要让位于事实判断，反思问题殖民，我们做事实判断时要结合实际，了解问题的真实所在；秦教授批评了乱用理论的做法，指出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问题背景来进行，这是很到位的。

任教授着重指出：第一，不能因为理论错误运用就放弃理论本身，而是要继续寻求理论本身的内在理路和其中的正确观点；第二，不能因为理论错误运用而不能指导中国实践，就停止实践活动，而是要更为认真和积极地寻找正确的、符合问题背景的恰当而灵活的运用。

在此基础上，任教授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第一，区别于将责任和自由对立，政府是不是可能有更大的责任和更小的权力，同时人民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福利呢？人民的自由能否分担政府的一部分责任呢？第二，交易成本理论指的是产权明晰的市场交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那么集体农庄行为、推进国有化和加强工会组织当然就不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农户组织起来，谋求合理的利益最大化，同样是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第三，中间阶级的形成与自由市民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如果这一过程是有利于民主的话，那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工业化、推动流动人口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当然就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结构向上形成橄榄社会，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秦晖教授在回应中主要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文化和价值的研究，如果要考虑到实证化的方法，考察作为价值偏好的文化，那么采用社会调查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对价值偏好的实证分析本身也是需要改革为之提供前提的。第二，明晰中国作为大责任政府这一判断的要点在于确认“责任”概念，即责任是在权利和义务对应的角度上来讲的，责任要求承担者不得不采取行动，权利则意味着可以不采取行动。第三，学术研究者当然是有动机和效果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本身也会产生社会历史影响。不过，更加基本的和更为重要的是符合规范的、遵守事实的、自洽严密的逻辑论证的问题，忽略了这一点，很可能就会使得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主讲嘉宾回应结束后，在互动环节，听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说：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先在性，对于文化和价值，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出一个纯粹的自由选择？问题殖民的主体在哪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何以被视为是落后的进而成了应当被消灭的东西了？如何看待在中国境内外企里建立的工会组织这类问题？为何我们常陷入争论西方的问题，而没有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您有何看法？就您研究的农民问题而言，您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基于目前的评价体系，如何防止您提出的问题殖民？您对民族国家建构有何见解？城市改建中常出现的钉子户问题如何解决？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您是否可以举出几个不存在问题殖民的例子？鼓励农民回到农村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两者是否是矛盾的？等等。

秦晖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强调：其一，若先搁置对实质平等的争议，形式平等的获得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其二，文化本身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更多的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其三，西方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主权或者说王权、绝对权是针对国内的领主权和国外的罗马教廷的跨国教权，古代中国不是一个领主制国家，阻碍人权成长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王权，因此在中国历史分析中要慎用民族国家建构这个说法；其四，理论上借鉴西方和针对中国的问题两者是不矛盾的，关键在于学术研究必须凸显出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他指出秦教授这场精彩而发散的报告蕴含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学者在忽略西方思想的背景的前提下，把西方的问题误以为是中国的问题来讨论。但这是不是就是“问题殖民”？他认为，“殖民”带有一种隐秘的强制性，但中国论者对西方理论的误用毋宁说是中国论者“共谋”的结果。当然，知识有一个严密的生产系统，且与评价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强制正是来源于这一整套制度安排，那么这又是如何形成且被不断巩固的？这些问题都是开放的，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第二，秦教授这里强调的是西方问题背后的思想背景，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思想背景本身的空间性因素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么？中国人是像西方人那样去看国家、社会和政府的么？这是空间性本身带来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

https://fudanjypx.fudan.edu.cn/05/a6/c13578a132518/page.htm

非常好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