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寨采访的反思


作者：冯东书
来源：农村改革史话


  [本文作者]：冯东书（1933-2018），江苏金坛市人，1950年2月进新华社参加工作，1956年6月至1995年7月先后任新华社山西分社和总社农村记者，是最早报道山西大寨典型事迹和陈永贵的记者之一。

      隔了八年以后，在1986年夏天，我又去了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他们过去在县里、公社里是领导学大寨的，而我过去是参加报道大寨的。这次见面，聊起往事，虽有点苦涩之感，但仔细想去，却都觉得其中不无发人深思之处。

       脑子里究竟装的什么“主义”？

        1978年夏，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当时县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兼）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美国考察了一个多月。这一年的10月，我去大寨拿我丢下的最后一点东西，见到李喜慎，他和我聊起美国之行。他笑着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能随便提意见，州长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工作。”他的话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话翻过来讲，不就是做大官的讲话，下面只有听的份儿，不能提意见？不就是谁升了官，谁的老婆、孩子、亲戚就应该安排好的工作，就应该提拔？

      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昔阳有一个有名的大寨式先进大队，叫南垴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我们现在也都承认他是一个实干家。后来，能被提拔到昔阳的邻县——山西省平定县当县委书记。他在那里搞了不少建设工程，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把他深处的思想暴落在了我的面前。那个县有一个姓岳的干部对陈永贵有看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谈了陈永贵的一些问题（信不是写给“四人帮”的）。当时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位姓岳的自然就被当“反革命”抓了起来，并被判了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了）。

      李锁寿有一次对我说：“这些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还把陈永贵看成是一个劳动模范。”这话的意思很明白，陈永贵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谁还把他当一个普通劳动模范，随便谈他的问题，那怕是向党中央谈他的问题，那也是犯罪。什么罪呢？无非就是“犯上”的罪。李喜慎李锁寿当时是以领导当地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而名闻全国的人物，经常到外省做报告，去北京开会。但是从以上两件事看，他们脑子里的深处究竟装的是什么“主义”呢？好像是封建主义。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讲的那些话是封建主义的话，还把那些思想当成是社会主义思想呢。现在想来实在悲哀，他们连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都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陈永贵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能再接受群众的监督了呢？为什么领导人做报告，下面就不能随便提意见呢？为什么升了官就应该鸡犬升天呢？1978年10月我那一次去，是彻底地脱离大寨了，所以不怕了，就对李喜慎说：“你们昔阳是谁的官大谁的理就大，陈永贵官最大，所以他讲的做的都是正确的，你们昔阳要反封建。”他拿眼睛瞪着我，愣了。过去从来也没有人向他点到这个问题，特别当时陈永贵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哩。平心而论，他们都领导昔阳、平定搞了不少建设工程，做过一些好事。但从他们追求的社会结构和向人们灌输的思想来说，他们搞的到底是什么主义实在是个问号。不能说做了一些好事就是搞了社会主义，秦始皇也搞过不少建设工程么？回想起来，羞哉！过去我是把那个地方当成社会主义的典范来报道的。

        去一趟美国，“批资本主义”全线崩溃

       1978年李喜慎、郭凤莲从美国考察回来，向干部们做了访美报告。当时我不在，后来我听人说，从那次报告以后，昔阳县原来批资本主义的战线就全线崩溃。因为美国的现实已经使李喜慎、郭凤莲不再相信我们过去的宣传。他们过去是生活在封闭式的农村，天天接受的是我们报纸、电台灌输的那一套。时间长了，他们一直以为美国是一个充满了失业、饥饿、杀人、抢劫、强奸的地方。因此他们到处做报告，总是向人们讲要多打粮支援世界革命。这次到美国一看，全对不上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那里也好像不是一个充满了失业、杀人、抢劫、强奸的地方。他们回来一说，自然就使原来批资本主义的堤坝崩溃。

      昔阳县出过国的人还不少。大寨边边上的武家坪有一个青年人在北京给陈永贵做过饭，后来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当过三年厨师。还有一个生产队长，“文革”期间到坦桑尼亚去传播过种玉米的技术。他们带回来的见闻，在昔阳简直是炸弹。那个到坦桑尼亚去的叫郭小荣，1986年对我说：“我们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下头招招手，广播里就说毛主席和大家心连心，人家尼雷尔总统常到群众中去，那算什么呢？”他还告诉我，坦桑尼亚有一次选举，他问一起干活的坦桑尼亚人选谁，那个人回答说，要听听竞选人的演说才能决定。他对我说：“你看人家的选举，咱们的是啥选举？”

       这些事使我和我的朋友回想起来，都觉得我们过去那种不尊重事实的宣传实在太脆弱了，一时看上去好像很起作用，一旦开放，人们看到了实际，就不攻自破，反而把我们自己卖掉了。起什么作用呢？起让人不相信我们的作用！

      只准有一种声音是灾难的声音

       1986年，我在昔阳和朋友们议论起陈永贵，大家还都认为，他在农民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大家觉得他当个劳动模范足矣，当20世纪70年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副总理，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永贵1954年才扫盲，他不知道什么是电，也不知道水是H2O。我有一次请他在我的稿子上写“同意”两个字，那个“意”字，写了两次都没写对。他当副总理那阵，办公室的长条几上放满了文件，他指着那些文件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是我这号人干的活吗？”那时，他曾想解放一下自己，提出来去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开会时再叫他回来。但是保卫部门不好办，终于没有去成。

      对他这么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农民，大家认为要客观一点，他创造不出一条“左”的路线，路线问题不能怪他。他后来的毛病，县里干部和我们这些人比较有意见的，是他自己搞得谁都怕他，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的红旗，后来变成了谁对陈永贵有意见，就是对大寨红旗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谁要敢对陈永贵发表不同意见，马上就可以飞过一顶“反大寨”的帽子来。他自己就常以维护大寨红旗的名义，说别人“反大寨”。

       后来，陈永贵自己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对他有意见就更是“犯上”了。于是搞来搞去，陈永贵耳朵里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有一种说他做得对，说他水平高的声音。没有人敢对他提意见。专家说，杂交高粱种籽只能种一年，他在一次小的会议上说：“谁试过？我们大寨有的谷种了几十年了，还在用。”这是个常识问题，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驳。1971年大寨在虎头山上第一次种水稻，中国农科院在那里帮他们种水稻的专家说，那块地有一亩多。陈永贵听说了，生气地说：“谁说的，把他叫来，还不够一亩哩。”于是大队长贾承让第二天一早就拉上中国农科院、省农科院的专家去丈量土地。那一亩多地分成二十多小块，第一次用皮尺丈量，是一亩一分，贾承让第二次用他自己的脚步量了一下，是一亩零六，都超过一亩，他不好向陈永贵交差，下午，贾承让又拿上老式木弓叫大家一起去丈量，第一次又是一亩多，还是不行。第二次在丈量每一小块地时，把木弓缩进去一点，量成了九分，这才交了差。这种事还不少。这么个搞法，陈永贵后来就什么逆耳之言都听不见了。他也就再感觉不出自己还有错，于是错误的东西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身上迅速发展，说话、做事胆子越来越大，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平时没有人和他算小账，到最后一垮台，就算总账，原来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一到算总账时，在许多人的脑子里一翻个，对的也会说成了错的了。

        从这件事上，我和我的朋友，都感到陈永贵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主要是他自己造成的。只有一种赞扬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很称心，也是得自己很正确，但这种只有一种声音恰恰是预亮着灾难的声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陈永贵很聪明，他下台以后成了一个老百姓，他又重新听到各种声音了，他觉悟了，所以后几年表现比较好。但是悔之晚矣。

      1986年3月24日，他临终前的两天我去医院看饱，他喘得说不出话来，40分钟只说了三句话，其中一句是：“这都是那罪过！”可见，他是很悔恨的。他的事也说明，人要在有权有势的时候有这种自知之明，实在不容易。昔阳有的朋友说，要是能像有的国家那样，老百姓向州官、总统提意见成为正常的事情，陈永贵就不会有最后的悔恨了。

    （本文原载《新闻记者》1989年第4期。）


          附件1：

                   陈永贵怎样当副总理？


                                                       冯东书

        （原题“文盲宰相”陈永贵，原载《领导文萃》2001年第10期)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里头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人。陈永贵后来谈到他的官运时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然而，这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满打满算，他一共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纸,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个意思。讲科学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难看懂。他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科盲”，不知道水是氢氧原子的结合，不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他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能在文件上写一两句话的简单批示，但不能写一二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的，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的。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一千个。按80年代国家规定的农村扫盲标准，必须会认会写一千五百字，能写简单的应用文，能记简单的账目，才能算脱了文盲的帽子。他识字和写文都达不到脱盲的标准。他用笔记账不行，但心记、心算特灵，我们没法和他比。天下人有其短，必有其长。

       他不认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知识。他的知识，无论是农业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经验型的。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经常要做报告。1977年，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去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哪个部门的都有。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

          陈永贵是个半文盲，怎么办公呢?他的工作方式也算是世界一绝。

        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要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陈永贵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有从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做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自然，他的这种报告是金子和沙子都有的，但是因为他是没有文化的老农民，讲错了的地方，大家原谅他，不去抓他的辫子，相反人们倒是尽量挑讲得好的地方来赞扬他。

       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去做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个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这样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一百字。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在北京要公开做报告那几个起草和抄写的秀才也得到北京来。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要死，觉得是活受罪。这种报告没有他随意讲话精彩。

       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他是进能攻，退能守。


附件2:


       中共中央关于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总结评价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80）83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

一，关于“大寨经验”。文件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不要登报点名批判)，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的代表人物登上了更高的政治舞台。一九六七年一月，刘格平等人篡夺了山西省的党政权力之后，他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子杀了出来，夺昔阳县委的权,并一跃进入省核心小组。“左”倾路线需要一个能够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

由于大寨代表人物掌握了昔阳县的党政大权，在全县积极推行“左”倾路线，也就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且大大发展了大寨一系列“左”的东西。昔阳的经验就是大寨经验的推广和发展。我们讲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寨经验，也就包括着昔阳县的经验。

大寨、昔阳经验中“左”的东西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三条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大寨、昔阳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继续革命”的内容就是:

(1)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寨的代表人物说，他们的脾气“就是爱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他们混淆敌我，把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干部和群众当作“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对社员群众的一些生活小事也要进行批判。这样乱批乱斗的结果，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残废，后果是严重的。

(2)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文化大革命”初期，昔阳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大寨代表人物还想搞全县的全民所有制。他把这种作法叫做“穷过渡，富还债”。所谓“穷过渡”，就是不顾生产条件的过渡、脱离客观实际的过渡。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切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做法，归根到底都只能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3)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文化大革命”中，昔阳把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进而发展到“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限制社队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阻止社员互通有无，堵塞城乡经济交流。他们说:“资本主义从哪里冒出来，我们就从哪里斗;资本主义打上什么旗号活动，我们就扯下它的什么旗号来斗。”实际上斗的不是资本主义，割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堵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使农民由穷变富的路。

(4)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在劳动管理方面，大寨代表人物一贯反对定额管理、定额计酬。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平均主义实质。昔阳县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平二调”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这是破坏党的“按劳分配”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各个方面的“继续革命”，实质就是从所有制到交换，分配，直到劳动管理等各个方面，不断地限制或剥夺农民。至于所谓“七斗八斗”，则反映了对农民的剥夺是使用强制手段进行的。[2]

二， 关于陈永贵。文件指出：

大寨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经济上搞“左”的东西，在组织上搞宗派。“文化大革命”以来，直到去年十一月调整县委领导班子以前，昔阳在使用干部方面，一直是以是否所谓“十月事件的受害者”，以及对大寨的感情、态度如何来划线，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宗派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派性结合在一起，使许多造反起家而又没有改正错误的人长期受到提拔重用，而大批有威信的老干部和正派干部则受到排斥和打击。他们还在基层党组织中，年年整“五种人”，混淆两类矛盾，使昔阳各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害。

大寨、昔阳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和“文化大革命”分不开，和它的代表人物分不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顽固地推行“左”倾路线。他是一个派头头，眼中没有党，没有组织，把大寨、昔阳搞成谁也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一切都得由他个人专断。他作风霸道，飞扬跋扈，自认为一贯正确，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人们对大寨、昔阳只能颂扬，不能说半个“不”字。如有不同意见，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线极不端正，从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弄虚作假，虚报产量，骗取荣誉。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他还对抗党中央的路线，抵制落实政策，继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

  （资料来源：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1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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