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丛书·序


作者：张乐天
来源：人类学乾坤


人类学乾坤
【作者简介】张乐天，著名社会学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民公社、社会文化人类学、农村社区、城市社区等。



张乐天教授
图源丨网络图片

今天，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古老的中国，悠悠数千年，春夏秋冬规制着农民们劳动的节律，人情往来锁住了农民的手脚，稻麦油盐总是农民们至高的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们被尘封在血缘地缘合一的自然村落里，安宁、平静，也有无奈。

改革开放开启了尘封的村落之门，农民们蜂捅而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与工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是当代中国的奇迹。

亿万中国人民以与时俱进的实践让中国与世界“出乎预料”！

由此，“阅读中国”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

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许多身处变化旋涡中的人，只得一次次用“做梦也想不到”来表达自己的惊叹；无数局外人更是雾里看花，难以看清真实的形象。

四十年，历史一瞬间，中国却经历了“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大的变化。1980年，全国总人口9.8705亿，农业人口7.9565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2020年，14.1亿，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1亿。据粗略计算，在短短四十年间，全国共有7亿农业人口搬进城镇居住，平均每年进城人口多达1750余万！

1980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12位，竟然低于人口仅1600多万的欧洲小国荷兰；2020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2位，远超排名第三的日本！

在这片日新月异的中华大地上，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掘起尤其引人注目。

义乌是个穷地方，贫瘠的土地养不活勤劳的农民，农民只得“鸡毛换糖”讨生活；义乌是个小县城，“一条马路七盞灯，一个喇叭响全城”。

改革开放激活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在时任县委书记的默认下，1982年9月5日，在义乌湖清门道路两侧搭起的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市场。市场内有固定摊位100多户，流动摊位600多户。这是一个小小的市场，如同传统的农贸市场。这个市场正式名字是稠城小商品市场，或称湖清门市场；义乌人更愿人称其“草帽市场”。

出乎预料的是，戴着草帽的农民们不经意间打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门，小小的湖清门市场竟然演变成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令人惊艳。

1984年12月6日，义乌正式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的新马路市开业，市场占地1.35万平方米，摊位1849个。市场中心建成四层服务大楼，有工商所、税收稽征组、银行分理处、个体劳协、寄存和饮食服务、招待所、问讯广播室、民警值勤室、治安委员会等服务设施和机构，实现了由“马路市场”向“以场为市”的转变。一年多以后，《人民日报》在头版报导了义乌政府放手发展民间市场的经验，并以“大兴民间商业”为题发表评论，其中写道：“义乌经验证明：大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丨图源：网络图片

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迅速“膨胀”中，第二代市场开业仅一年以后，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就破土动工。第三代市场经过两次扩建，规模迅速扩大。1992年3月2日，国家工商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全国十大市场名单，义乌小商品市场位居1991年全国十大市场之首。

1992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把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当年，中国小商品城城交额20.54亿元。

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在紧锣密鼓建设中，小商品经济在超常规发展中。1995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达到152亿元；2001年年底，小商品市场成交额首次突破200亿，达到211.97亿元。

2002年，义乌启动第五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商贸城、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建设，经过十多年建设，到2018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拥有经营面积550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汇集26个大类、180万种商品，成为国际小商品流通、信息与展示中心，商品销往世界219个国家的地区。[1]

义乌完成了从“鸡毛换糖”、“买全国，卖全国”一直到“买全球，卖全球”的华丽转变！

这是义乌的故事，贫困的农民托起了小商品城的辉煌。

这是中国的故事，传统的农业大国成就了经济的飞跃。

故事令人震撼，故事中夹带着的大大的问号更挑战着学者们的智慧。

难道带着“落后”标签的村落中真的存在着作为现代化内生动力的伦理价值观？如果有，怎么理解？

难道打着“落后”印记的农民真的能在市场经济中转型成为现代公民？如果能，过程怎样？

在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义乌到底在创造什么样的新生活？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到底在创造什么样的新生活？这样的新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被一代年轻人所接受？

二

义乌之问，中国之问，是改革开放以来亿万人民大众在宏伟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提出来的。实践之问的秘密深深地潜藏在实践本身之中，唯有“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深度“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才有机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就需要“阅读中国”。

“阅读中国”，以求解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历史之谜。中国之恢宏，中国之复杂，中国之日新月异，给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怎么读？

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的那段话给人启迪，信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


何恃坚、何建农：《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历史是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每一个人都对历史有所贡献，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从个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探寻历史的秘密。进一步说，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个体总是以类的方式而存在，对“同一个类”多个个体的解读可能为理解中国提供更多机会。

因此，“阅读中国”转换成另一个可以操作的命题：如何通过个体生命史、个体社会生活实践来“发现中国”？这个命题与其说是思辨的，不如说是实践的。个体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都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以自己的行动改变社会环境，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

假如我们从社会生活实践[4]的视野去“阅读”个体，我们应该关注两个相互相成的观察维度。

“个体-社会”维度

在这里，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总体概念，包含着人类群体的各种不同组织与制度、权力关系与相应的结构特征，包含着个体的社会身份、社会认同以及多元互动。个体是社会的存在，也只有在社会总体中才可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在这里，个体的社会身份、个体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体的社会声誉等等都是“读懂”个体的重要方面。个体的话语与行为只有放在社会总体中才能呈现出其真实的意义。

个体在社会总体中才是“活的”，反之，“活的”个体通过“日日新”的实践才赋予社会总体以勃勃生机。个体以“类”的方式而存在，社会总体则是不同“类”相互有机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从生动而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体悟到社会总体的活力，从不同的“类”的不同特征中看到总体社会的各个“器官”，并进一步从各个“器官”的有机相合中“发现”总体。

“个体-历史”维度

人在历史中，历史内在于人；人与历史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5]从实践的角度去看历史中的个体，可以区分出微观、宏观两个维度。在每个个体的生命历史中，童年、少年的经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民间所说的“从小看到大”，“三岁看小，七岁看老”。[6]个体生命史的特点要求我们充分重视每一个个体的童年经历，仔细辨析童年、少年时期形成的伦理价值观对于生命活动、举止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体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在历史脉络中展开，历史传统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个体的思滤、判断、决策与实际行动中。因此，只有从宏观的历史中去解读个体，才可能“读懂”个体。

历史塑造了个体，让个体成为“这样的”；但“这样的”个体行动起来的时候，他总以自己的“长期性追求”创造着“不一样”。个体具有能动性、创造性，他会巧妙地利用环境，会智慧地在现存制度约束中做出选择，以争取更好的生存状态，更稳定的“香火绵延”。

个体的能动性是“实践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是源自于纯粹思维的规定，而是源自于在人的感性交往中领会到的感性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在满足了第一个需要以后，一定有新的需要促使他行动起来，“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个体的实践成为“历史活动”，我们可以从中洞察历史的脉络。

但是，个体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张力，张力中隐含着个体实践对于宏观历史的重要价值。仔细可以发现，当个体的能动性受到障碍，“感性意识对存在社会的批判也就悄然无声地开始了，这就是‘革命的感性意识’（新阶级是它的感性存在）”。[7]在革命的感性意识的推动下，个体的决策、行为具有促进社会改革的历史价值。我们在义乌看到了这样的情况。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义乌的冯爱倩为生活所迫，冒着风险“截住”县委书记谢高华，“逼迫”县委书记同意她去“摆摊”。谢高华无可奈何，最后同意说“你暂时去摆好了”。“一件小事”撞开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门，一个小人物改变了大历史。

三

我们“阅读中国”。“我们”作为阅读主体的状态深深影响着“阅读的质量”。

怎样的“我们”才能更好地“阅读中国”？换一个说法，为了“读懂中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需要如何“修炼”自我？

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8]


Clifford Geertz（克利福德·格尔茨）

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编织着意义充溢的文化之网，文化之网又把我们深深嵌套于其中：为生活提供“路线图”，也遮蔽我们的视野。生活实践每天创造着新东西，文化之网每天都在“更新”中，但我们总习惯于透过“成型”的文化之网观察世界，于是，文化之网不经意间阻碍着我们发现“新世界”。

这是“阅读中国”的“自我之困”，为了更好“阅读中国”，我们需要自觉解决这个问题，努力去除文化之网的遮蔽。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自觉意识到这一些，努力去做，总能有所收获。

去文化之网的遮蔽，实现自我净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去日常观念遮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班下班，耕种收获；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日常生活以强有力的惯性展开。人在日常生活中工作、生活，就如鱼在水中游，鸟在天空飞。日常观念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就如池中的水、天上的空气，它提供了某种“默会知识”[9]，让人可能不假思索地自由行为。

日常观念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是一种稳定的、渗透性的、约束性的文化，每一个人都受到日常观念影响。日常观念遮蔽着自我的视域，主要表达方式有“当然错觉”[10]、“刻板印象偏见”与“价值障碍”[11]，唯有破除这些遮蔽，我们才可能在“阅读中国”的过程中令人心动的新发现。

其二，“去意识形态遮蔽”。

意识形态是自觉地、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占统治地位的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它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以表现一定社会中人们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为内容，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它是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念表现，又直接构成人们特定的思想关系和精神生活本身。

因此，意识形态总会深刻地影响一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

因此，意识形态总会成为我们“发现新世界”的阻碍。

因此，为了更好“阅读中国”，“去意识形态遮蔽”成为一件困难却必须去做的事情。

其三，“去理论遮蔽”。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句话从时间的角度说明了理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任何理论都是对于生活世界的抽象，理论对于了解、理解生活，对于指导生活都有重要的意义。但理论一经概括就被“锚定”，而生活之树却仍在不断生长，因此，如果我们想获得生活世界的新的理论，一定得把从原来的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悬置”起来，“去理论遮蔽”。

从空间的角度去看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任何理论抽象都来自特定的地方、区域或者国家，一句话，都来自特定的社会空间。不同的社会空间具有不同的社会生活，从不同社会空间获得的理论都是对于具体社会生活的抽象，具有超越性，可以给人们以启迪、借鉴，因而具有普适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对于人类生活的新的理解，那么，那些“移来的”理论就可以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大量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西方理论的阅读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学术水平与理论素养。今天，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中国每天都在创造新生活。当我们眼睛朝下，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人民的当下实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戴着来自西方理论的有色眼镜！

四

我们实现了“自我净化”，去除了文化之网的遮蔽，就可以走进田野，走进我们准备“阅读”的那个地方。

此刻，“阅读”开始了。与阅读书本不同，田野里的“阅读”是身体、感官、情感、心灵全方位的展开，是自我对田野中一切的全景式的拥抱。田野里的“阅读”需要调动自我身体的各种潜能，在三个交互关联的方面同时进行，以获得灵动的田野图像。

走进田野，我们首先需要达到自我“在场”，寻求特定的“场所”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个体的含义。对于个体而言，“场所”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涵盖着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多个方面。每一个个体都在“场所”中生存、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场所”影响着个体感知、个人体验、意义建构与行为方式，约束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表达、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进一步说，“场所”更是以隐蔽的方式影响人的“某种先验的非意识”的认知架构，某种宇宙观或者象征秩序，例如，传统自然村落可能“透过空间的象征秩序，……得以教导人们听天由命及服从”。[12]

我们“在场”，寻求“在场感”，即“场所”对于个体历史的与总体的含义。这种“在场感”首先是自我的；自我的“在场感”越深刻，越能“设身处地”地体悟研究对象。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当人们带着原先的“在场感”进入一个新的工作、交往、生活空间的时候，两种不同的“在场感”的张力演绎出各种充满张力的选择与行为方式。这是我们“阅读中国”所面临的景象。

田野中的“在场感”为我们研究对象提供了重要前提，同时，我们需要努力“融入对象”。在田野中，所谓“融入”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入位”。在特定场所中，研究对象总是处于某种社会位置（如收入、职位、阶层、权力等）、制度位置[13]中，这种位置影响着个体的观念与行为选择，因此，体验、想象研究对象的“位置”，“如在其中”，是“读懂”对象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入情”。人是感情的存在，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努力达到共爱其爱、共悲其悲、共乐其乐，我们就可能达到深入一度的了解、理解。其三是“入心”。心灵神秘莫测，中国古人用巧妙的用“心有灵犀一点通”[14]来描述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境界，应该成为我们“阅读中国”的追求。

我们“在场”、“融入”，调动着身体的潜能去“阅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对话”。

我们体悟、感知、暇想世界，但只有语言才是我们表达的世界，才是可以人际交流的世界。因此，“对话”，即语言的交流，一定是在田野里“阅读中国”时最重要的事情。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语言是我们的世界，存在的“家园”。语言描述、交流我们的存在方式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实现着人际互动，建构着自我及社会。我们走进田野，“对话”就自然地开始了。我们不能无视、忽视这种“自然的对话”，因为其中内涵着许多极其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对看似无意识的、随意的“对话”保持着高度敏感，并学会从中汲取各种有价值的内容。早在1996年6月，陈锡文先生在给我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写序的时候，就注意到我在田野研究中情况：“作为联民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有着自己对于当地民风民情的独特体验，他能够在与乡亲们的唠家常中获得许多对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的线索和信息。”[15]

随意的“对话”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访谈，尤其是口述历史访谈。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中国人民是“仙”，成就了中华大地的辉煌。我们“阅读中国”，就是“阅读”普通人民的社会实践，了解寻常百姓的个人生命史、艰苦奋斗史，就此而言，口述历史访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方法。

口述历史访谈主要指一种以访谈的方式叙述、记录个人生命历史的方法。如何才能唤醒个人的记忆以详尽、清楚地讲述个人的历史？如何才能让被访谈者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个人经历中的细节、情感中的悲欢？如何才能使被访者愿意“揭开伤疤”、“揭露阴暗”？这一系列问题考验着访谈者的能力、智慧与韧性。口述历史访谈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访谈者，访谈者除了需要具备本文第二部分讲的“视野”、第三部分讲的“准备”以外，还需要“像熊猫般的可爱、像猴子般的聪明、像老牛般的坚韧”！

五

“走进田野”是一个脱离自我已经适应却浑然不觉的生存环境，而进入到一个陌生化的生活空间中。这是一个直接的“感官转换过程”，一个充满着张力的“忍受”过程。“忍受”了，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有了“在场感”，慢慢怀着兴趣“进入”了，我们才有机会“让他人的生活活起来”，发现“他人生活的意义”。

此时，我们开始动笔写作。

写作是“阅读中国”的关键环节，受制于“阅读中国”的整体过程。我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强烈地感受到“阅读中国”的必要性，我们把“阅读中国”的重点放在“通过个体生命史、个体社会生活实践来‘发现中国’”，我们推荐“现实-总体”的观察视野，等等，这一切深刻影响着我们田野资料的搜集与访谈对象的选择，从而直接影响着如何“发现他人”、怎样书写。

在这里，“历史-总体”视野尤其重要。从这样的视野出发，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只有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时候，才是鲜活的；“他人生活的意义”也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才是真实可信的。进一步说，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

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当我们用非虚构写作来呈现鲜活的事实、展现真实的“他人”的时候，既要努力铺展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栩栩如生、每一件事都真切翔实，更要蕴含个体对于总体生成的奉献，对于历史倾向的作用。个体的生活实践构成历史的力量，力量的方向是错杂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有助于历史发展的那些力量。

写作的整体把握考验着我们的能力，而写作的展开也有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聚焦个体的“选择-行动”。人作为类存在，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动性。人不是简单地适应环境，而是一直能动地寻求在特定环境中最好的生存。从表面上看，个体无法改变环境，个体不得不在给定的环境下进行选择、开展行动。但个体的“选择”就体现了他“超越”、改变环境的努力，他的行动更是在给自己创造最佳生存状态的同时改着环境。人的实践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相一致的革命行动。[16]

“选择-行动”是“革命的实践”，在“关系-制度”中践行，在“事件-过程”中展开，在充满活力的创造中成就经济社会的辉煌。

其二，书写“感性意识实践”。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即刻发生的、被特定场景决定的或者纯粹出乎预料的，一句话，都是由感性意识而不是理性意识决定的。民间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原创性的行为更具有这个特征。

“实践的感性意识”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意识源起地是感性的、实践的，从最初的“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起，一直是让人行动起来的驱动力量。因此，对“感性意识实践”的书写才是符合人本身存在方式的书写，才是让人真正“活起来”、“动起来”的书写。

其三，呈现个体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我们强调历史与总体，并不意味着要书写逻辑严密的文本。“最使文化分析丧失信誉的莫过于建构具有形式次序的、无懈可击的描述，因为没有人会完全相信其实际存在。”[17]“阅读中国”将尽可能呈现个体实践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呈现具体、生动、细节充溢的社会生活图景，使读者“得以具有可感觉的实在性，从而有可能不仅现实地和具体地对它们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用它们来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思考。”[18]基于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和想象性思考”将有助于读者“以小见大”，从故事中获得理论灵感。

张乐天，初稿于2024年12月31日


[1]相关数据参见何恃坚、何建农著，《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
[4]社会生活实践是历史的、总体的，因此，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视野出发，也即从历史-总体的视野出发。
[5]正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中所说：“实践活动之所以生成着人和人的世界，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生成着的活动。这是一个生成的循环。”
[6]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为民间的说法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表明，婴幼儿时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在这一阶段迅速增加，形成复杂的神经网络。这一时期的环境刺激和学习经验对大脑的发育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着孩子未来的认知能力、情感调节、社交技能等方面。此外，儿童在三岁左右开始形成自我意识，逐渐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是社会化和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百度搜索，“七岁看老的心理学依据”）
[7]王德峰，“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祛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一期。
[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5页。
[9] 360百科解释：“默会的知识”(又称“缄默的知识”，又称“内隐的知识”)，主要是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的。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这种知识即是所谓的“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 knowledge)。
[10]“当然错觉”指人们通常会觉得生活世界就是如此这样的，这种认知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也妨碍人们接受新东西。
[11]日常观念中的价值偏好严重影响着对于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的接受。
[12]参见黄应贵主编，《空间、力与社会》，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12月版，第5-6页。
[13]参见张静：《寻找可用的制度位置——乡村变迁中的不可见权利拓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14]李商隐《无题（其一）》。
[15]张乐天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二版，第1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1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23页。
[18]（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30页。


https://mp.weixin.qq.com/s/Jz58MHtSyHBYs7eSKiR1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