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云峰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06期


     毛泽东晚年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几经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毛泽东思路的变化与他的三大心结有着密切关系。这三大心结是:国家安全心结、“赫鲁晓夫”心结、“独立王国”心结。　

　　一、国家安全心结　

　　毛泽东晚年，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心结对他在接班人问题方面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促使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及早培养接班人，并且要多设几道“防风林”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毛泽东在这里谈的人事安排已经涉及接班人问题，谁会是接班人选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开了谜底。

　　1957年11月，八大召开后仅仅一年，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过一次谈话，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到了1958年，“防风林”中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排在了邓小平的前面。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又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的第二接班人地位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24日，在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了“你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继续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回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日益加剧。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毛毛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总之，为了国家安全，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注意培养接班人;他对接班人选的圈定始终不限于一个人，显然也是出于多几道“防风林”国家才更安全的考虑。鉴于斯大林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毛泽东认为，及早培养接班人有利于避免国家出现政局动荡，是富有历史远见的表现。为了国家安全，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心血，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促使毛泽东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以此方式培养锻炼一线领导人，为其接班做好准备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

　　从上述谈话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划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提出的培养锻炼接班人的重要举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在领导层内提出了中央划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

　　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北戴河会议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两个主席都辞掉”，至少在中共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内，是毛泽东退居二线的一层重要涵义。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很长时间内不再提及辞去党中央主席的事，退居二线也就成了比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而且，由于没有对一线二线的具体分工做出过正式的规定，因此它在形成时间和职责范围两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模糊性。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书长会议制度，一线二线的分工已见雏形。1956年八大以后，毛泽东进一步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一线二线的分工开始明朗化。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一线二线的分工已经非常明显而且相对固定。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线二线制度被毛泽东公开宣布取消。

　　虽然一线二线制度始终没有做出正式规定而且没有实行到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愿望是真诚的。只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常常使他对继任者无法真正放手，唯恐他们走入修正主义的歧途。最终，毛泽东对中央一线失去了信任，自己宣布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划分。

　　尽管一线二线的分工半途而废，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他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　

　　（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促使毛泽东在确定接班人选时注重“文武双全”，反对“秀才”接班　

　　新中国成立后，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威胁和制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痼疾也屡屡发作。20世纪60年代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最险恶的国际环境中。

　　在严峻局势面前，毛泽东历来是敢于斗争的。1958年，苏联领导人企图借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他斩钉截铁地说:“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但毛泽东担心在巨大的国家安全压力面前，自己的接班人能否一样立场坚定，意志坚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61年9月毛泽东说: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毛泽东认为“秀才”被确立为接班人是一个重大失误。在他看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堪大任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复杂的斗争，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容易在困难和压力面前发生动摇。

　　1967年5月，毛泽东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出于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信任感，毛泽东在九大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泽东反对“秀才”接班，也是因为“秀才”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无法担当起安邦定国的重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面临严重的政治、军事压力，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不能像苏联那样，立了个秀才接班人，“秀才顶不住”。所以毛泽东对邓小平格外看重，始终将其纳入接班人选范围。石仲泉对此有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邓小平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是因为:第一，邓小平在历史上就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第二，他打仗善统兵，有大战功;第三，他能武能文，出将入相;第四，他的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五，他比较年轻，比毛泽东小11岁，比刘少奇小6岁。毛泽东在考虑刘少奇之后时，由于邓小平有上述优点就被纳入了党的接班人选之列。　

　　二、“赫鲁晓夫”心结　

　　毛泽东晚年最担心党内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在斯大林死后搞修正主义、利用机会阴谋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使得毛泽东深受刺激，始终担心党内领导层尤其是接班人中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胡乔木说过，“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在1956年3月17日的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这样的评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

　　既有上述评论，毛泽东的心理感受必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从此可以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忧”的内涵比较复杂，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而到后来，随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忧”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1959年发生的彭德怀事件，让毛泽东再次想到了赫鲁晓夫。8月15日，毛泽东在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写了长达800字的批语:“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坚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说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等人说他到了“斯大林晚年”，攻击他首创的“三面红旗”，这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行径极其类似。

　　如果说在彭德怀事件之前他还只是怀疑党内有出“赫鲁晓夫”的可能，那么在这之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把党内出“赫鲁晓夫”看作一种现实的危险。而他最担心的当然是他的接班人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1961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接班人问题时公开宣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并且明确指出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那样的软弱“秀才”。但1962年以后，他却开始怀疑刘少奇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1964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九评》时亲自加写了如此严重的话:“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毛泽东在加写这句话时，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已经产生了怀疑。

　　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欣赏和信任林彪。林彪在历史上的多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以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批判彭德怀。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竭力为毛泽东开脱和辩护。不仅如此，林彪在搞个人崇拜方面也颇有建树。在1960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军队内部率先搞《毛主席语录》、“背警句”，倡导“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都是林彪的独特创造。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三个月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对反修防修问题的密切关注使他越来越担心接班人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性看得异常严重，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日夜思虑的中心问题。

　　1964年2月29日，他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4月10日，毛泽东又说，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毛泽东在1964年上半年突出强调要警惕中国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他那时主要担心的正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

　　一个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在讨论修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讲话时，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

　　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于“三面红旗”所持的怀疑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

　　再一个是“包产到户”风波。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到湖南农村调查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结果是60%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正在外地巡视，田家英就向刘少奇讲了。刘少奇认为解决人民当前的严重困难，采取这样的办法是可以的。陈云、小平、林彪也同意包产到户。而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搞修正主义。所以他回到北京以后把刘少奇找去，责备刘没有顶住这股单干风。还质问刘: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外交方针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对苏修的斗争中不够坚决。他曾说过:“我们党几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头号接班人刘少奇被排除在外，这恐怕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一时疏忽。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1964年上半年突出强调要警惕中国出赫鲁晓夫的问题。6月16日，他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著名的《九评》，其中写进了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并把赫鲁晓夫当作违背这五项条件的反面典型。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实际上是隐晦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在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要议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　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些人吃饭。席间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后来，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而开展的运动，其性质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刘少奇虽然在指导运动的方法上偏“左”，但最后落实到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时，却提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完全回避了阶级斗争这个要害问题，这不是“形‘左'实右”是什么?作为社教运动的指挥者、作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可见刘在政治上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两大罪状。

　　总之，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表现让毛泽东对刘少奇彻底失去了信任。

　　三、“独立王国”心结　

　　（一）对“独立王国”的警惕使得毛泽东虽有退居二线的愿望，但事实上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能真正放手，甚至对他们心生猜忌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杨尚昆，指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泽东还在杨尚昆的一份报告上批曰:“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特意指示杨尚昆要将这一批语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阅看。

　　1956年，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周恩来、陈云等人搞了反冒进，试图纠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毛泽东特别点明:“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　部”，他还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除封锁问题。他说: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

　　进入60年代，毛泽东对“独立王国”的警惕与日俱增。1962年8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写了如下批语:“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同月12日，他又在另一份报告上批示:“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计委15年了，还没有个章程;书记处也搞一个章程嘛!同政治局、同常委是什么关系?政治局好久没有开会了，我总不放心。大事一定要经过政治局。12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毛泽东这是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连北京市委也被毛泽东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但在毛泽东眼里最大的独立王国，是刘少奇领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之所以有此看法，直接原因是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如何搞四清的问题上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宣称“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打了败仗”;“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他的“思想”正在被束之高阁，“革命”成了博物馆的摆设。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回顾历史，再次讲到“独立王国”问题。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二）对“独立王国”的警惕使得毛泽东最终取消了一线二线制度，他不得不在党的主席位置上“鞠躬尽瘁”，而且无法避免在接班人问题上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　

　　既然毛泽东认为“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取消一线二线制度就成了必然。无论是他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他都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的“独立王国”倾向。

　　1967年2月，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严厉批评。10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　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12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

　　对于林彪，毛泽东也是一样。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日益膨胀，中央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林彪事先不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一怒之下竟把这份急件给烧了。鉴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成了“独立王国”的教训，所以他决定干脆不设国家主席。但其他政治局常委对此有不同意见。结果引发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在全会上断然宣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全会于9月6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内心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虽然他头脑依然清醒，依然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者，但在接班人问题上他已经无法避免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无奈之下，毛泽东最终选择了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华国锋。

　　总之，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有三大心结:国家安全心结、“赫鲁晓夫”心结和“独立王国”心结。国家安全心结促使他及早开始培养和锻炼接班人，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并且反对“秀才”接班。“赫鲁晓夫”心结使他始终担心接班人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成为修正主义者。“独立王国”心结使他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能真正放手，最终不得不在党的主席位置上“鞠躬尽瘁”，而且无法避免在接班人问题上党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三大心结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接班人问题时需要引起重视的因素。忽视了这三大心结，很多问题都是无法说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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