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共产党简史》 人民出版社 2021年2月 第193-194页）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当时情况确实正如邓小平1980年所指出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媒体报道，“大跃进”期间，有位名人，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不但头脑没有发热，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批评毛泽东：“你脑子发热”。

笔者先后查阅《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以下简称《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李达年谱》（周可 汪信砚著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李达全集》（汪信砚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和与此事有关的《春秋》和《新华文摘》上的文章，发现实际上李达在“大跃进”运动中头脑也发热，并且一直没有冷静下来过。因此，他也不可能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

两篇文章之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媒体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其中新华社发表的有一篇特别引人注目：《一封神秘来信，引网友盛赞“最牛公司”迎“百年店庆”》，文章写道：“李达，号鹤鸣，是中共一大代表。后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李达在大学任教期间，一直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等著作。随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节节胜利，1948年11月，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派人给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带信，请他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因为送信人要穿过敌占区，所以信中特意用了‘暗语’。”李达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对李达的哲学研究著作评价很高。解放后，李达先是担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在17年中全力从事高等教育和理论工作，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

关于毛泽东和李达在解放后的交往，在书籍和报刊上出现过一些文章。有个经典的场面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李达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

这段“史料”来自于“文革”前担任过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1988年发表在《春秋》杂志上的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该文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956年毛泽东的武汉之行和1958年毛泽东的两次武汉之行。梅文发表一年后的1989年，1954年至1966年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在《春秋》杂志发表了《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梅文和王文分别转载于《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王文一开头写道，他看到梅文后，“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梅白竟做出这种说谎骗人的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不想评论。如果他有勇气，就由他自己作出说明吧。”（《新华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4页）接着，王文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毛泽东三次武汉之行，全面驳斥了梅文的说法。梅白直到1992年去世也没有回应王任重的批评。王任重也于1992年去世。但奇怪的是，王文从发表到现在，基本上无人提及，只在个别党史学者的文章中引用过。而梅文中关于1958年李达和毛泽东争辩的内容，则被许多文章引用，现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

梅文和王文的两种叙事，因为内容大相径庭，其中必有一种是假的。现在可以与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对照一下，以利鉴别。

《年谱》：“1956 年5月31 日 晨七时二十分，由长沙乘专机到达武汉。上午八时四十分，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李达等参加。随后，毛泽东下水游泳，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十五公里，历时两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6月1日 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裕华纱厂和六渡桥百货公司的情况汇报。随后参观国棉一厂。晚上，邀请几位民主人士一起进餐。6月2日 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重型机床厂生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下午，第二次游长江，在武汉长江大桥以上一千五百米的汉阳岸下水，从大桥第一、二号桥墩之间穿过，游到徐家棚以北上岸，约十五公里。对陪同游泳的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指抗美援朝战争——编者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6月3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钢铁厂施工情况的汇报。下午三时半，再次游长江一小时。五时半，参观湖北省工业展览会。晚上，在湖北省政府礼堂观看楚剧。6月4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年谱》第二卷 第582页）

梅文：“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第一件事，就是要开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春秋》1988年第1期 第7页）

王文：“1956 年5 月 31 日，毛主席从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主要是为了游长江。只参观了几个工厂和长江大桥，听了几个单位汇报，根本没有召集湖北省委会议。”（《新华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4页）

笔者之所以将《年谱》中的这一部分全文引用，是想说明：第一，毛泽东这次整个行程没有任何内容可以与梅文中的“座谈会”有关联；第二，稍有学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年谱”类著作的真实性是它的灵魂和生命力。毛泽东的年谱，对其真实性的要求之严，是毋庸置疑的。

《年谱》：“（1958年11月14日）下午，到达湖北孝感。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王任重参加。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他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年谱》第三卷 第513-514页）

梅文：“当时任重同志发低烧，体学（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引者注）要我向主席汇报。省委书记处提出的意见是报四百亿斤，我认为这必将卖过头粮，全省三千万人可能饿肚子。最后任重同志还是决定由我代表省委，向主席汇报。”（《春秋》1988年第1期 第9页）

王文：“我当时没有发低烧，所以更没有让他（指梅白——引者注）代表我汇报的事。”“我对主席说朋兴乡有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主席说：‘我不相信。’我说是农村工作部长王良来验收的。他说：‘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新华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5页）

就这两次毛泽东的武汉之行而言，从上面的史料完全可以分辨出，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

至于1958年李达和毛泽东见面谈话一事，在《年谱》中没有记载。但梅白和王任重两人的文章都说有此事。梅文说：“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点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春秋》1988年第1期 第8页）王文说：“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新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新华文摘》1989年第6期 第175页）

李达是1966年8月去世的。据现有资料，李达生前也没有提到过这次见面。这样，梅白和王任重两人的说法都成了孤证。前面已经说过关于年谱撰写的真实性问题。因此，《年谱》对这次见面没有记载也是正常的。有人曾把担任过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的内容作为支持梅文说法的证据，但其实如果了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此书的相关内容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年谱》没有采用也可说明这一点。因此，关于证据采用的问题，在此就不再展开。因为实际上，只要认真读读笔者上面提到的四部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就可以得出结论：假如历史上有这次见面，李达根本不可能说出毛泽东“你脑子发热”这样的话，而只有可能是谈论关于哲学方面的事。

李达盛赞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李达在1957年12月31日的武汉大学的《学习简报》发表了《元旦献辞》，该文充满“乘风破浪”的精神：“这一年，在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划时代的大事：一件大事是12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再经过大约15年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阵营就将要把帝国主义阵营更远地抛在后面。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阻挠，世界的未来总是属于社会主义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兴奋，感到自豪吗？”

1958年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标志着“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 第816页、第822页）

李达在5月份发表的文章《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全文见《李达全集 (第十八卷)》第392-410页）中，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讲述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5月以来，我们凭借这种民主的新形式（即1957年的整风运动——引者注），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跃进。”“亿万农民蕴藏着的劳动潜力，异常深厚，一旦发动起来，有如原子爆炸，连锁反应，蔓延全国。”“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奇迹。关于粮食增产的指标，各地英雄的农民争取3年、5年、7 年的期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福建争取7年成为千斤省，广东争取10年成为千斤省。全国农民千方百计要实现增产指标。他们要苦战 3年，争取改变农村的全部面貌。所有这些豪迈的计划，在党的领导下，完全有把握可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这种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是能够使农民充分发挥劳动创造性，使产量跃进到非常的高度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仍在继续进行，截至目前，小麦的最高产量已达每亩7000多斤，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大面积丰产，今年早稻增产了800亿斤，而农业生产的潜力的发挥还不过刚刚开始。”“几年来的实践，特别是1957年冬季以来，农业生产大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及其他一切事业大跃进，完全证明了这条总路线的正确。”

1958年11月7日，李达在武汉大学庆祝十月革命41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激动地指出：“我国今年钢产量肯定会超过107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在农业方面，我国小麦的总产量已经由去年的4200亿斤跃进到8000亿斤，超过了美国27亿斤。美国一直吹嘘它是‘小麦王国’，现在只好让出‘王位’了。”（《李达全集(第十八卷)》第440页）

李达对“大跃进”运动的坚决拥护是始终如一的。1960年1月1日，李达在武汉大学校报《新武大》上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前进》。文章仍然充满兴奋的心情：“国内的形势是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 年是在 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全国人民鼓足了冲天的干劲，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有声有色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有如波涛澎湃，万马奔腾。” “这些无可辩驳的生动事实，充分证明了1959年是继续跃进的一年，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一年。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以及跟在他们后面随声附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下死劲攻击我们，污蔑我们，把我们在1959年所做的事情说成漆黑一团，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对于我们伟大成就的恐惧心情。如果说，敌人的称赞就意味着我们做了某种傻事的话，那么，他们的咒骂和攻击不是恰好证明了我们做得完全正确吗？”（全文见《李达全集(第十九卷)》第1-2页）

而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则保持相对的冷静。《年谱(第三卷)》记载：毛泽东在1957年9 月7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时指出：“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见该书第202页）这才是毛泽东期待的生产水平。所以，到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也不相信会有“万亩田”。

李达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至在1958年5月就相信亩产36000斤，他有可能对毛泽东“发火”，说毛泽东“脑子发热”吗？

关于毛泽东与李达的谈话

李达是共产党员，他和当时的全国的广大共产党员一样，忠诚党的事业，真心钦佩毛泽东。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1950年2月中旬，李达由北京回长沙，就任湖南大学校长。4月26日，李达在《人民湖大》第3期发表文章，把毛主席比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艘大船的舵手”。作为哲学家，李达从1950年到1951年，发表了系列解说毛泽东《实践论》的文章四篇。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所服膺与学习的对象。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实践论》。”1951年8月30日，他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毛泽东“具有马列主义的高深造诣和革命天才”。同年9月，他在《怎样学习党史》中指出，学习党史的总的目的和要求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每个时期为中国革命所规划的策略与路线，从而领会革命的艰苦过程，认识党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坚定对党对毛主席的更深的信仰，坚定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更大的信心。”1952年，他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指出：“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伟大汇集，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宝库。”从1952年到1953年，李达还发表系列解说毛泽东的《矛盾论》的文章共七篇。他说：“《矛盾论》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1953年2月23日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直至1966年8月24日去世。

李达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待当时发生的每个重大事件，例如“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整风反右和反右倾，等等，都旗帜鲜明地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上，运用他深厚的学养和在学术界、教育界声誉，发表文章和讲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现在回到毛泽东和李达谈话的话题上。根据权威史料，自从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毛泽东和李达有过两次谈话。

《年谱》：“1957年6月9日 晨二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注明为‘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样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同日晚上，同李达谈话。”当时还有一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因此，在此条备注中写道：“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年谱(第三卷)》 第173页）

据《李达全集(第二十卷)》的李达书信部分记载：李达在1961年8月28日在给武汉大学余志宏的信中写道：“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见该书 第445页）

1957年6 月9日的谈话内容虽然没有公布，但可以肯定与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有关。因为：第一，李达自这次谈话后，除了当年11月发表了关于《正处》对整风反右的重要意义的文章外，后来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正处》的文章发表；第二，李达将研读《正处》列为他终生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还有一点是他对《正处》的研读与他对“大跃进”运动看法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点，他在1958年5月发表的《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和11月发表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正学风、教风和文风》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写道：“（整风运动）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种最恰当最有效的民主运动的形式。”“1957年5月以来，我们凭借这种民主的新形式，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跃进。”“因此，农村和企业中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得到改善，就鼓起工农群众革命的干劲，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正学风、教风和文风》（全文见《李达全集(第十八卷)》第433-436页）写道：“工农业生产这样的大跃进，我们哲学工作者也应该来一个大跃进。这个大跃进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变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教风和文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风和文风。”“这时期毛主席所发表的最主要的著作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两著作促进了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一著作则促进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样一来，就出现千百万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大跃进，使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

顺便提供两个细节。一个是1958年11月，毛泽东批评了人民公社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李达在1959年1月24日撰文指出人民公社要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错误的”。另一个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对“大跃进”的整体看法。李达在1960年2月撰文指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卓越贡献中创造出来的工作方法新形式之一。这年6月，他发文纪念《正处》发表三周年，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部伟大著作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理论威力，是因为它一贯到底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前进。”

李达在1961年8月28日致余志宏的信中写道：“日前见到毛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的精力不济，他说可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开始这一工作……请你替我考虑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假我数年，拟首先完成下面几项工作：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的改写。至于下半部不拟改写了。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已有一些轮廓。三、修改《〈实践论〉解说》。四、修改《〈矛盾论〉解说》。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六、《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项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内完成，并且那时我还能活着，就再进一步搞别的东西。这是后话。”

1961年9月，李达由庐山返回武汉后，即组建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决定全部改写《社会学大纲》，重新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10月26日，在北京的李达致信他的学术助手陶德麟，说：“几年以来，我们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同人，主要地是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但这书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反修为纲写成的。用毛泽东思想写这本哲学大纲，这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工作。”1966年2月14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编写人员根据李达的指示，撰写了编写工作计划要点。该计划阐述了下册的任务和要求、指导思想、编写方法、工作制度和进度。“根据李达同志的指示，本册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阐发毛泽东同志关于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阐发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革命建设的新经验的理论概括，揭露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对历史唯物论的歪曲和篡改。”

“文革”开始后，李达受到错误处理。在去世前一周的1966年8月17日，他嘱托夫人石曼华：“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回顾毛泽东和李达的这两次谈话的前前后后，假如王任重和梅白所说的1958年的那次谈话确实有过，毛泽东会和李达谈些什么内容，读者肯定不难得到答案。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