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以“海瑞罢官”、“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开始，北京市委被点名，江青要抓北京市委，把北京市委打倒。在文艺改革问题上说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等，五月间在市委内批判了邓拓。邓拓是很有才华的人，哲学、历史、文学都很好，政策水平也很好，写文章写得很快，在人民日报当社长。他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批判，在五月初就自杀了。6月初，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带着华北局检查组，接管了北京市，打倒了彭真、刘仁。

　　他们首先到了市委大楼，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交待，搞得乌烟瘴气，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不知怎么回事，交待什么，我也不清楚。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执行了，别的我什么也交待不出来。

　　六月底七月初，批斗会一个接一个，规模还比较小，但很多人没思想准备。邓拓自杀之后，外办主任辛毅自杀了，市委纪律检查组的副书记刘君达自杀了，宣传部部长李琪被江青逼得自杀了，组织部干部处处长于瑛被批斗，不知怎么回事，也跳楼自杀了，市人委一个秘书处处长关文雄自杀了。当时，跳楼的，吃安眠药的，跳北海的，自杀的干部有十多个，都没思想准备，不知道怎么回事。

　　七月初，开始批斗我。在北京饭店被批斗的一共有二十多个人，那时我是副市长，主管卫生、外事、宾馆服务、人委日常工作，还兼卫生体育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有许多具体工作。因为红卫兵劲头越来越大，北京卫戍区把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等主要领导名为关起来了，实际是保护起来，批斗时再带出去，免得红卫兵抓起来打。那时北京市在外边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处排队抢着斗我，每天总有一两场，到区里斗，到各单位斗，差不多有一年。没事时打扫卫生，打扫厕所，批斗时挂着大牌子，猫着腰，一下就是三个小时。有一次批斗时，地质学院的学生造反派配合北京市委造反的人，两个学生扳着我的手，我用脚尖站了三个小时，冬天棉袄都被汗湿透了，手也扳坏了，筋都拉长了，很残酷。这一年里，家里被抄了好几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里东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个工棚里，两间小屋，四面透风，白天到机关去劳动。

　　1966年7月9日，晚上9点多钟我回到家，来了个军队干部(后来知道是警卫师的一个参谋长)带着两个战士，说是要集中学习，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我上了吉普车，拉到朝阳区三间房二师的一个团部，一直关到年底。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来了五、六个战士，一个干部，把我找去，两边列着战士。

　　“你叫崔月犁吗？”

　　“我是崔月犁。”

　　“你看看这个。”

　　我一看，是逮捕证。我想问问他为什么逮捕我，又一想，他也是执行任务来了，多问也没用，就逮你了，怎么着？

　　“行，走吧！”上来一个战士给我带上手铐，上了吉普车，一边一个战士押着，向西开去。

　　上午十点来钟出发，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小汤山疗养院，这个地方有个很好的温泉，穿过温泉进了山沟，一看山沟里有一大片房子，有个大铁门，原来是监狱。

　　进了监狱，把所有衣服脱掉，换上囚衣，带着一双棉鞋，一双单鞋，连衬衣都换掉，只让穿一身囚服??一件黑棉衣，一件黑棉裤，鞋带也抽掉了。我留了一个又旧又破的皮背心，把扣子都得揪掉，手表也收了。我带着四本毛主席著作，一本毛主席语录，跟着进去，大院套小院，两道牢门，里面是四、五层的楼，一进楼又是牢门，牢房外面一道铁门，里面一道木头门，一共五道牢门。

　　抓我时正是大年三十，1967年底，1968年初。

　　我一个人住个单间，六小步宽，十小步长，后面有扇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可以照进来，窗户上有铁栏杆，放风时，我数了数，一层有十个牢房，一个牢房一个人，谁跟谁也见不着。监狱里一个星期放一次风，晒晒太阳，外面四周也是围墙，上面有个平台，两个战士在上面站岗，开开门有个小方框，一个人一个人放风，一个进来，另外一个才能出去，每人半小时。

　　早晨一碗稀饭，一块咸菜，一个小窝头，冬天窝头又凉又硬，中午两个小窝头，一碗菜汤，春天汤里只有几片菜叶，连洗都不洗，连根一块切进去，喝完碗底还有泥，晚上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如此。

　　戴着手铐，面向一侧地板睡觉，上面的灯照着，没法翻身，一翻身，手铐象刀背似的卡着手，四年都如此，致使我的右腿长期压迫萎缩。初到监狱时，晚上睡着了，不知不觉翻个身，便被看守叫起来靠墙站一宿，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放风时，因为吃不饱肚子，走得慢些，后面的战士就踹你两脚。屋里有个马桶，有自来水，暖器用水泥砌成圆的，没楞没角，屋里只有十大件：一袋牙粉，一支牙刷，一个瓷缸，一身囚衣、囚裤，一个褥子，一床被子，一双破鞋，一件里面的衬衫，一件小破皮背心。冬天时，吃不饱，还很冷，每天晚上五、六点钟烧暖器，八点钟就没了，吃不饱，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没有草，只有层褥子，连枕头都没有，睡觉时枕着双破鞋，晚上九点钟就冻得打哆嗦，肚子里没食呀，十点钟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简直睡不着觉。这下我体会到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国际歌里不是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饥寒交迫真是不得了，这种生活连续过了五年，林彪倒台后才有所改善。

　　当时是康生向中央报告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罪该万死，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式的审讯工作，让他们缴械投降。”第一个划圈的是毛主席，第二个是周总理，下面其它的政治局委员也都划了圈。在那种生活环境下，听说徐子荣没多长时间就死在监狱里。他比我大十五、六岁，我是最年轻的，进监狱时是四十七岁，文革前工作那么紧张从没住过医院，没闹过大病，顶多感冒，体质是很好的；刘仁是林彪刚一粉碎，就给他摘手铐了，也死在监狱里；冯基平坐了九年监狱，比我时间还长，文革后恢复了工作，任北京市委书记，1985、86年得癌症去世。刘仁比我大十一岁，又有胃病，又有心脏病，哪里受得了，拖了那几年还算不错的。我是1972年林彪粉碎后摘的手铐，在监狱戴着手铐过了整整四年零两个月。

　　一年年，一月月，遥遥无期，也不知家里知不知道我的去向，本以为也就一、两个月，可是半年过去了，一年，两年，难道三年还出不去？后来下了决心，《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说“把牢底来坐穿”，这辈子我出不去了，这样想才有可能安下心来坐下去。最好的是劳改，可以看到阳光，看到大地，看到大地上葱绿的植物，虽然失去了自由，但还有人可接触，还能过半人的生活；其次是枪毙，不用受这个罪，折磨得太厉害了，枪毙时喊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啪”一声就完了，不就这么回事，有什么了不起。

　　粉碎林彪后，生活才有所改善，有时有个馒头，菜里有些油水。

　　刚进来时，我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每天划一道杠，数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十个月……，划着划着索性不划了，日子望不到头，反正也出不去。出去不是枪毙，就是劳改，也许就一辈子出不去，死在里面呢？ 我思考着，为什么让我坐牢，我有什么问题，心里是什么想法，应当综合一下，好针锋相对地反驳他们，我不是反革命。

　　五道牢门为我开， 昂首阔步走进来。
　　革命干部没犯罪， 镣铐锁身笑开怀。
　　反复拷打强逼供， 一生历史最清白。
　　主席思想阳光照， 柴扉春风自此开。

　　毛主席政策执行好的话，我还会出去的，进去之后没多久，我作了这首顺口溜，反映了我当时的心理。

　　接着进行了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来回忆这段经历，从公安部要了康生的批件，其中后面批示“突击式审讯，要他缴械投降”。正审是康生的秘书，叫齐景和，副审徐仲华，后来在北京体委当副主任。在监狱的八年间，都是这两个人审的我，齐景和这个人坏极了，挑了一个大个儿，叫沈德宏(在公安部工作)，专门做打手。

　　“你去没去东四六条？”

　　“东四六条，我平常去的时候很多。”

　　“问你去过没去过。”

　　“我专门到那去，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

　　“他妈的！”

　　“梆！梆！梆！梆！”

　　“你去过还是没去过！”

　　“可能去过。”

　　“去过就说去过！到东四六条哪个地方？”

　　我说：“我可想不起来到哪个地方，我记不清了。是不是过去我在和大当秘书长时，我们的秘书长刘贯一，解放后他住在东四六条，好象到他那儿去过。”

　　“什么门？”

　　“二道门吧？”

　　“什么样？”

　　“四方院。”

　　“多少号？”

　　“记不清了。”

　　“什么他妈记不清，你明知道……”

　　“梆！梆！梆！梆！”一次下来，整个脸都肿了，第二天，眼睛都打得肿得看不见。有时我得咬着牙，不咬的话，牙都会打掉的。

　　一天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好，审问时，虽然有个座，但也不让坐，坐下的话，问着问着，吼一声“站起来！”就得从早晨八点钟站到十一、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回去吃菜汤、小窝头，生气吃不下就算了。八点以后，九、十、十一、十二……，有时审到夜里两点，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两三天，再接着打。

　　打完一次之后，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让回去写材料，给五张纸，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写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觉悟很低，没有按毛主席的办。

　　交上去，到下一次审问时，就会骂，“他妈的！你就写这个？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清楚！你找死啊！”

　　我说我没什么可写的，“什么他妈的没什么可写的！”一脚将我踢个跟头，接着又是一顿打，打得根本站不住，两个肺部都肿了，我绷着劲，怕把心脏打破了。

　　差不多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眼睛打得根本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我的脸才消肿，两个肺呼吸起来都疼。

　　“去六条多少号？”

　　“我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你明知道还不说。”

　　他们想把刘仁搞成特务。刘仁是不是特务，我怎么会知道？刘仁1927年入党，我是1937年入的党，他比我大十多岁，他的工作情况我能知道吗？说人家是真特务，是假特务，我怎么能说！后来，他们要我说到刘仁就必须加上大特务的头衔，不这样说，就小心着点。

　　以后我就只说事情，不提名字，因为说出刘仁，就得挨打，这也是一种斗争方法吧。

　　他们一看从我嘴里总也套不出“刘仁是个大特务”，就开始上家伙。

　　每次审讯都是一个正审，一个副审，一个专门打人，两个作记录的，一共五个人，他们把我靠在墙上，一个记录把我一推，一拉手铐，手铐一下就卡到肉里去了，血顺着袖口就流出来。

　　“刘仁是不是大特务？”

　　“不是。”

　　“他妈的！是不是？”

　　“不是。”

　　反复好多次，细节我已记不大清，但他们想把刘仁搞成大特务，就是用这个办法审讯的。

　　接下来，就是王光美。他们想把王光美搞成特务，再联系刘少奇，说刘少奇跟特务有勾结，在王光美的问题上，比对刘仁的问题打得还厉害，这是他们抓我的关键所在。因为我在1944年搞地下工作时就认识王光美，那时她在辅仁大学物理系，功课很好，本来要留美，后来是我劝她留下。日本投降后，叶剑英代表中共执行部与国民党、美国进行谈判，称为三人小组，当时缺少英文翻译，我动员王光美去给叶剑英当英文翻译。谈判破裂后，叶剑英把她带到延安。她当时功课很好，英文也很好，留美没有问题，小学、中学都名列前茅，在大学物理系也是高材生，到了延安，她和刘少奇结了婚。

　　他们一定要从我嘴里讲出王光美是特务，为什么要逼我说东四六条这个地方呢？因为六条有个日本的特务机关，后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可能也住过，其中的细节我并不清楚。所以反复问六条什么门，多少号，而且打得很凶。

　　我开始糊弄他：“多少号，1号啊。”

　　“什么他妈的1号！”

　　“那么2号，3号……17号。”

　　“他妈的，你明知道是17号，为什么不说，就是17号嘛，他们那是干什么的？”

　　“那我可不知道。”又一顿毒打。

　　最后，他们说着，让我写下东四六条一个什么样的门，几号。我写下来，他们是想取这一段作为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明。

　　“王光美去过六条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王光美去没去过六条，我跟她接头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文化宫叫太庙，每星期在那儿和她碰一次面。

　　“她在北京那么多年就没去过六条。”

　　“那我可不知道，那么多年去过的胡同当然很多了，也可能去过呢。”

　　“他妈的，你明知道她去过，你说她没去过！”一下歪曲了我的意思。他们的审讯方法是把他们主观愿望打成是我说出来的。

　　“王光美去过六条什么门，多少号，都写下来。”

　　我说我都说了，有什么可写的，不写。于是他们就拽着手铐，在后面推着、打着我，逼我写下来去过六条并签字，按手印。我当时想你们就是这样取证啊！

　　他们为刘仁审我，四、五个回合，一个回合三天三夜，为王光美审了我七、八个回合，每个回合还是三天三夜。?

　　还有一个人叫张东荪，是民盟的，也是全国有名的统战人物，解放前他是知名的教授，脚踏好几只船，与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有联系，日本统治时，他被抓起来过，可能答应过给日本人做事。日本投降后，上级指示我去找张东荪，告诉他共产党要进城，劝他和周围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合作，把北京城搞好。结果共产党没进城，国民党进来了。他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地位不低于校长，四面八方的联系很多，可能与美国国务院有联系。政治上还是个大特务，不是一般的小特务。解放后毛主席把他安排成中央政府委员，那时他七十多岁。50年抗美援朝时，他把每年的国家预算材料都送给了美国人。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有一次在怀仁堂，毛主席讲话：“张东荪偷了我们国家的预算，送给了美国人。”这我才知道张东荪跟美国人有关系，是美国的大特务。但考虑到他毕竟和我们合作过一段，并没有从重处理，免去他燕京大学教授的职务，给他一套房子养老，每月还给他一笔生活费。当时北京市委在德国使馆，我当时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罗瑞卿兼北京公安局局长。有一次我们正在打台球，罗瑞卿一拉我的胳膊：“老崔，张东荪有个电台，他说是你让他安的。”?

　　“你去调查好了，调查是，就是我安的，调查不是，就不是我安的。”?

　　我不知道张东荪有电台，那跟美国人有关系。他一说是我给他安的，等于是共产党让他安的，为自己开脱罪责，可是却把我牵扯进去了，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他们把这件事提出来，又突击审讯了两次，六天六夜。?

　　我说，张东荪是特务，毛主席说他是特务。可这之前我不知道他是特务，那时让我找他，是上级指示，他做特务，我怎么知道，争取傅作义时，不是还有他在里边，解放后他还是中央政府委员，那么些公安人员、政府委员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况且解放后我与他再也没有来往过。?

　　这些事，共突击审讯了三个月，我在狱中又作了一首顺口溜：

　　日食三餐窝窝头，? 时光大好付东流。?
　　镣铐锁身真痛苦，? 寂寞难熬无尽头。?
　　反复审讯无数次，? 拷打逼供鲜血流。?
　　我对“死”“苦”俱不怕，? 人生可贵是自由。?
　　英雄男儿不落泪，? 高山耸立不低头！

　　突击三个月并没有把我在思想上、身体上搞垮，因为我没有做出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说我工作上有过差错是可能的，可要说我在政治上是特务、是叛徒，做过坏事，那根本沾不上边。?

　　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说要你冲，即便冲进去是一死，我也会冲的。我对党的忠诚到了可以为之上刀山下火海的程度。入党时我就曾面向西北，举左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我一生都忘不了。把我当反革命，关进监狱，与我的情况差距太大了。我想：我在党内不算好干部，中上等也说得过去，如果我这样人都进了监狱，那得有多少干部被关进监狱，被打倒。对我肯定是过了火，对别人也这样过火，那么党的路线可就“左”了。这是我当时的初步想法。?

　　进监狱第五个年头，粉碎林彪之后，监狱才允许家里探监，但还要汪东兴批准。

　　第一次探监，家里来了四、五个人，那时已粉碎林彪，但我还不知道林彪干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当时可以看《人民日报》，有一天报纸上有篇天津教育局的总结，有句话“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谬论”，这是林彪在学习毛主席思想时提出来的，怎么成了谬论？我想林彪一定出了问题。家里人看我时，暗示我监狱里住着不少人，有的职位好象比我高，我不大相信，中央的负责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进了监狱？他们暗示彭真也在里面，我更不相信了，因为彭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么高的位置能进监狱吗？?

　　出来之后才知道彭真确实进了监狱，北京市进监狱的有彭真、刘仁、范瑾、张文松、任彬、我，还有一个体委副主任林一忠等，至少有十多个人。任彬进去后很快就死了，因为他有气喘病、心脏病。?

　　家里认为我蹲了几年监狱，精神苦恼，我却谈笑风生。家里半年探视一次，一直到七三年春，我的眼睛很不舒服，让我出去看病，我的心里才得到些安慰，但无形中也增加了我急切出狱的心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狱呢？多一天，多一小时我也不愿意呆在里面。?

　　他们让我到第六医院看病，条件相对比较好一些，但外面有战士昼夜看着，不许出门。六院有个曹维礼院长，想尽办法探望了我，暗示我好好养病，身体好了早出去。但过了几天，突然又让我回监狱，我的精神一下子受到很大刺激，后来才知道是四人帮一伙作乱，监狱的气氛又开始紧张。?

　　那一天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夕阳西下，影色惨淡，更加重了我感伤的心情。回到屋里，觉得脑袋很轻，天空中传来声音，有毛主席，周总理，妈妈，有过去一些熟人的声音，声音听不太清，昼夜讲话，我也跟他们讲。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有时会看到人被大卸八块，恐怖得要命。这是长期的监狱生活给人造成的恐怖心理，给我的饭，被我一脚踢出去。我非常想出去，以致恍惚感到，周总理要救我出去，说监狱围墙太厚，调坦克来也冲不出去。?

　　我真的疯了。他们请了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冯其平疯了后大骂毛主席，范瑾直到现在还没完全好。这就是被关在牢房里，一个人想啊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导致精神失常。?

　　给我吃药之后，四肢瘫痪，一动也不能动，洗脸得跪着爬过去，连搓毛巾、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这是因为用药量过大，把小脑运动神经吃坏了，这个病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好。?

　　半年后，我可以走路，到外面放风，半天走不出去，脑袋如石头一样重，也没有棍拄着，只好一点一点蹭。?

　　同时由于着急，两只眼睛一下子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这下子觉得太痛苦了，出去劳改也没有希望了，这才知道为什么说保护什么珍贵的东西要象保护眼睛一样。因为眼睛太宝贵了，没有眼睛，看不见东西太痛苦了。?

　　每天给我吃药，不烦躁了，但也动不了了。眼睛也瞎了，只好躺在床上，给的饭摸索着吃点。不知延续了多久，才能坐起来。?

　　好几个月之后，到了1973年夏天，家里人来看我，吓坏了，看到我跟以前判若两人，像傻子一样，吃药吃得痴呆了，走不了路，说话也不利索了，没有感情。后来病情逐渐转轻。这以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在监狱只能坐着，看不了书，脑袋胀得厉害，在墙上碰，才觉得舒服些，硬把墙顶出一道沟，睡觉睡不好，走也走不动，每天如此。手铐已经摘了，生活也有所改善，但病痛却加剧了。?

　　在林彪倒台之后，打人少了一点，还是逼我承认王光美是特务，我说你们枪毙我可以，打人不行，打人是违反政策的，斗了3个多钟头。他们不打不动刑，我更是什么都不说了，谎话我坚决不说。他们又拍桌子，又吓唬我，使出了各种办法，狐假虎威，猖极一时，但真理没在他们手里，违反了事实，对我没什么威力。?

　　看报时，看到被打倒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修、资、臭老九，八、九类都是反革命。我这样的干部都进了监狱，那得有多少人都被打倒。毛主席啊，你不是说革命要象吃饭一样一口一口吃，贪多咬不烂，你把地、富、反、坏、右等九类连同他们的家属这么多人都搞成是敌人，能一下子解决问题吗？这时，我肯定文化革命的路线左了。但文革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的，我还是没有十分把握说它是错误的，没有人敢这样说。?

　　直到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总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才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文革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左的，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监狱的八年，我没有干任何工作，身体也搞坏了，本来这一时期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应有所作为的阶段，经验也有些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干工作时也有劲头、果断，继承了党的优良工作作风，对党的工作应当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一起一落再加上监狱中的八年，从46岁到58岁，12年的时间都耽误了。?

　　坐了八年牢，我并没有对毛主席产生个人恩怨，相反我仍认为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中国搞好，只是方针不对，越搞越“左”。我明知道我进监狱是毛主席划的圈，只有中央政治局才有权力批准省市级干部进监狱。即使受了那么多苦，我也没计较个人的得失与恩怨。在监狱的前五年，我还带着四卷毛选，一本语录，语录一共三十三章，我都能一字不落的背下来。看问题不能绝对化，好的就绝对好，一点问题没有，坏的就绝对坏，一点优点没有，这都是错误的。象朱老总说，劳改的人也有优点，他能劳动，不是废物。辩证法的观点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是一个过程，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任何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成长、灭亡的过程。所以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永葆青春的哲学，因为它把事情都看成是发展变化的，看为一个过程，旧的死了，新的诞生。毛主席提倡看事物的两面性，不要绝对化，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是符合辩证法的。所以在坐监狱过程中，我也本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看问题。?

　　谁也不愿意坐监狱，但已经坐了，怎么能让这件坏事情变成好事情？毛主席不是讲坏事变好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过去哪有这样充分的时间学习毛选，我把《论持久战》里有关辩证法的章节、写得好的章节，还有《矛盾论》、《实践论》都背下来了，对我思想的开阔，理论的提高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列主义的书应当多看，但看得再多，不联系实际，不联系个人的世界观，用处也不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就是实践性。特别是实践性，对理论来讲，它是第一性的。现在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正符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准则。?

　　这个时期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提高。对毛主席，任何时候我都认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这一点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从29岁我在天安门开国大典在他身边开始，就对他非常崇拜，他有过的严重的错误，也并不防碍他的伟大。?

　　粉碎林彪后，我让家里给我拿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世界地理》、《鲁迅选集》等许多书。入党多少年，我想看《资本论》，都没看完过，这次，我一下看了三遍，每章每节都记下来了，使自己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观念增强了。有些文教干部工作中不太注意经济观念，马列主义思想不能停留在思想的范畴里，社会的思想形态应当到经济关系中去找，这是对的，是唯物的。社会发展的线索主要是经济，其他政治、法律、道德、思想意识都是上层建筑。马克思这本《资本论》巨著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形成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济、劳动、科学方面的观点有很大帮助。?

　　为什么我的思想现在比较开阔一些呢？一方面我经过正面、反面、苦的、乐的种种考验，还有一个原因是联系实际来看《世界地理》。那时全世界有124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我就把这些国家的人口、面积、首都、物产、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等背下来。比如当时非洲有独立的国家47个，我都记下来，后来出访非洲、南美等地区的国家，详细的情况我无法知道，但这些国家大概的一些知识我都了解，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知识的积累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在监狱的几年中，我认真地看了许多书，有些需要死记、死背，这对我知识的积累、理论水平的提高很有好处。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

　　第二个坏事变好事的，是获得了超人的毅力。人如果没毅力，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在社会上不会有作为的，他必须有毅力、有敢于斗争的精神。不管是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对生活、对学习，做任何事的过程当中，都必须有毅力，没毅力我认为是没出息的。在监狱里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出来后对名誉、地位、作官、虚荣不能说一点不想，但想得很少。死都不怕，如果因为不同意见、斗争而影响了仕途，就更不怕了，作官不作官算什么呢？?

　　在毅力方面，除了敢于向各种各样不正确的现象作斗争外，主要在执行方针政策路线方面，在治国为民的大事上，要坚持正确的，坚持真理，小事影响不了国家大事，但方针、政策错了不得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咱们跟日本差了几十年。1964年我去日本，看到他们有的教授穿的西服领口都是破的，东京帝大医院的地板都没有油漆，十五年后，1979年我第二次访问日本，全都变了，楼盖的都象高级宾馆一样。所以核心是要注意国家大事，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要锻炼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才能参与国家大事。否则，提意见也好，发牢骚也好，都起不了作用，因为你讲的不中肯，你还没有当政的人了解得多。

　　我非常注意方针、政策，比如中国的教育，只靠正规院校一条腿走路行不行？要提高全民族的水平，光靠一条腿是不行，至少是困难的。必须得有另一条腿，比如社会办学，质量不一定比正规院校低。国家有困难，办不了很多正规院校，要大力发展非正规院校，才能使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得到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这样千千万万的人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才能适应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国家，才能使全民族的素质得到提高。特别是农村，更要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提高科技、文化、思想、文明等各方面的水平，结合农村的实际，不能只搞普通训练班，也可以办短期、长期、专业的大学，才能普及文化，对整个农业生产有利。我曾对办教育的提意见，不改还提，不管你是任何人，我认为我是对的，在未证明我的意见是错误的之前，一定坚持到底。?

　　毅力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也一样。有人办事拖拖拉拉，有人办事不彻底，都是没毅力的体现。打不下这个基础，一个人一定树立不起好作风，当官必是官僚主义，当兵也不是好兵。所以我办事，无论大小，必有交待，比如群众来信，当回必回。作为干部，更要锻炼这种作风，把事情做彻底。?

　　我抽了30多年的烟，文化大革命以前戒了多少次都没成功。但从78年到卫生部工作后，下决心不抽，到现在我一支烟也没抽过。要戒就彻底，有毅力。当然这只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但却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毅力。?

　　要有毅力拥护真理，真理是以实践的检验为标准的。?

　　我在狱中读鲁迅的著作，反复看了他的杂文，他的诗写得好，我几乎都能背下来。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了文化素质。我小学毕业，没上过几年学，上过不到半年的训练班，原来的底子很薄，看些书也是与业务有关的。监狱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同时磨炼了坚强的毅力，做任何事不怕吃苦，不怕动脑子。?

　　在卫生部当部长的时候，数字我记的特别多，有的司长记的数字还没我记得多。有一次访问东德，东德卫生部长，岁数和我差不多，以善记国家各种数字出名，谈判时，他举了很多数字，我也举出很多，后来下面人讲，这两个部长，旗鼓相当，都记这么多数字，靠什么，靠的就是毅力。学习上，有些就得死记。记电话号码，错一个数也不行。不怕用脑子，不怕艰苦。?

　　第三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正确，这是最重要的，治国的方针政策不正确，一刀切下去，损失无法估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解放后，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搞阶级斗争，现在想起来，每次运动的缺点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我都比较清楚。公社化，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我都亲自搞过。根本问题就是方针错了，左了，损失就无法挽回。1958年大跃进，接着三年灾害，吃树叶，饿死人。治国一定注意方针路线，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将坏事变好事，将坐牢变祸为福的几点体验。

　　过了五年监狱生活以后，老出不去，这怎么办呢？反正是一辈子，一辈子也不能总苦恼着，每天老哭也出不去，于是我就自得其乐，还作了一首顺口溜，以这个顺口溜指导自己少苦恼：

　　狱中之乐乐无穷，?
　　漫步轻飘入云空。(在小房子里转晕了)
　　日食三餐送到口，?
　　胜似修行深山中。(又静，又不用会客)
　　入夜酣睡不知晓，(反语，上半夜睡不着，黎明才能入睡)
　　黎明百鸟来朝凤。(狱中院内鸟叫)
　　晨曦沙弥敲木鱼，(战士都是秃头，跟小沙弥似的，早晨犯人还没睡醒，他们就用脚踢门叫起)
　　夜半和尚来撞钟。(十点钟，统一敲钟叫犯人睡觉)
　　人间惧怕入监牢，
　　岂知狱中乐趣融。

　　在狱中最想家了，战士态度稍缓和些，就让人感到很亲切了。五年以后才告知家属来探监。国庆时可以看报纸，那时候，“五一”或“十一”时都组织游行，我从1949年开国大典直到文化大革命，游行时我在天安门上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以便在主席询问游行队伍是何单位时回答，或是为主席做些临时交办的事情。当时在主席身后站有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汪东兴，他负责保卫工作，毛主席身材魁梧，举止稳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的一举一动都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相称，很有气派。从1949年到1966年，十七年，每年的五一、国庆我都是这样参加，帮助组织游行，对国庆这项内容感情特别深，也特别具体。十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组成的“国庆”字样，真是一个红色海洋。每年“十一”都有阅兵仪式，坦克，炮兵，陆、海、空三军，真是威武雄伟，我特别怀念这种场面，国家这么伟大，人民欢欣鼓舞，特别是在监狱中第五年，更是感慨万分，作了这首诗：

　　身在深山牢狱中，心向京都万花丛。
　　相隔不过咫尺地，如同千山万里重。
　　妻子儿女盼我归，年年月月渺无声。
　　何日能出监牢狱，只待军方裁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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