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开始整理“五四”遗事，对这场六十年前的过往做重新评价。失语长达30年甚至更久的“五四”一代幸存者，开始被邀请出来，重述往事。随着海峡两岸的“五四”故人相继谢世，“五四”终于从一代人的戮力追索，沦为少数人的记忆。以至，连一向对这种纪念活动退避三舍的俞平伯也终于提起笔来——这些已是暮年的文化英雄们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陈述，以及集体的告别。

与此同时，在古城北京鳞次栉比的瓦楞下，在许多凋敝破旧的四合院里，年轻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进行另外一场与命运的追逐。从1979年到1985年，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梁漱溟……老人们为来访的舒衡哲留下了不同于官方版本的五四记忆，也开启了舒衡哲进入“五四”现场的一条新的路径。

舒衡哲1969年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习汉语，并研究“五四运动”，“舒衡哲”这个中文名字也是那时所起，舒衡哲后来发现，这个名字不断地成就巧合与机缘，也成为她在中国的心灵之旅的开始。1973年，舒衡哲到中国台湾进行访问学习，1979年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留存着两套关于“五四”的话语体系，而海外则流传着另一种视野，舒衡哲将三种话语形态下的“五四”记忆与“五四”观念，加以冷静的取舍，结合对“五四”人勤奋的寻访，从启蒙的角度观察并反思“五四”，她的著作成为继周策纵之后，“五四”研究的又一座思想的高峰。

舒衡哲是一位锋利的观察者，又是一个睿智的倾听者。悲悯与怀疑批判这两种态度始终交织在她的追问与思辩中，诗性的文笔与她的思想并驾齐驱。充沛的情感，则支撑着她的研究工作，也支撑着她与“五四”一代的相互信任与相互温暖。

三十年来，让舒衡哲铭记至今的，是那一代人在讲述完那些业已成灰的往事之后，每每陷入的沉默，“这些沉默比话语更有力量，令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们许许多多隐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艰难岁月里，它们依然活着。”

同时，舒衡哲还慷慨地提供了她在寻访“五四”人时所记录下的见闻与思考，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截选其中一二，刊登于此，这些散落在二三十年前的记忆碎片，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辉。正如舒衡哲所说，“人们很容易会把历史想象成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小径，但实际上，当一个人听到声音之后才会明白，原来，那些迂回、怀疑与坚定的信仰、意识形态的确信同样重要，它们使五四这段历史变得鲜活如生。”对真相的执着，远比应景式的纪念更令人兴奋，也更有价值。这也是现在我们重提“五四”的意图所在。

问：为什么选择“舒衡哲”作为中国名字？

舒衡哲：1969年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学习汉语，当时有个传统——汉语老师为自己的学生起中文名字。女学生们经常会得到与花或者玉有关的名字——我一点也不喜欢，对我来说太女孩子气了。我知道，中国学者常常会为自己起一个可以体现其抱负的“别号”，为了沿袭这个传统，我想要自己给自己起名字。

当我开始研究五四运动时，我接触到陈衡哲这个名字和她的故事——她是第一位中国女留学生，被公派到纽约瓦萨女子大学，回到中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的西方历史学教授。我也毕业于瓦萨大学，所以“衡哲”就成了我的“别号”。至于我的姓“舒”，在汉语里“舒”有“舒适、慰藉”之意，我是后来采访许多被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才考虑到这个涵义的——可能我的姓本身就是一种慰藉。“衡哲”开启了我后来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访谈之门，因为他们大多听说过陈衡哲，或者，就算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理想——在人生观点上保持真正平衡的哲学和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喜欢。张申府尤其喜欢我的名字，我们经常探讨它的深意。

1979年，我在上海遇到陈衡哲的女儿，她也是瓦萨大学的毕业生，同时还是诗人，一位饱受文革创伤的女性。我的名字使我和她的母亲联系到一起，我们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同样热爱诗歌……

最近，我开始一项新的研究计划，研究历史真相的问题，可能会有一整个章节关于陈衡哲。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中文名字的旅行可以带着一位西方学者走多远。不过，这个名字对我而言，真是个幸运的选择。

问：你从1969年开始研究五四运动，为何会对一场远在中国的运动感兴趣？

舒衡哲：如你所言，我开始研究五四运动的十年里，都没有到过中国大陆。从我1977年完成论文，到《中国启蒙运动》这本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又过了七年。这是一次异常漫长的知识旅行，旅行的原因却改变了。1969年大学毕业后，从没到过中国的我，突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葛兰西和知识分子问题感兴趣起来。周策纵先生关于五四的书也给了我灵感，我被五四运动激进的政治寓意所吸引，开始学习汉语，并于1973年至1974年在台湾进行研究。对于能和老师私底下讨论那些被禁止的话题，诸如鲁迅、郭沫若等人，我感到十分自豪。但不幸的是，我那时过于理想，或者说过于意识形态化，总是把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关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事情信以为真。我关于五四运动的哲学博士论文也充满了葛兰西、萨特等人的理论。

1979年，当我最终抵达中国，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之际，我开始寻求——实际上是非常缓慢地去拜访那些五四一代的幸存者。在我见过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中，一种非常非常不同的景象浮出水面。我的研究重心也慢慢地从历史概念转移到人类思想的历史和那些直面复杂困境的个体之上，他们曾渴望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却最终被社会和政治革命的浪潮无情扫荡。我开始从理论转移到聆听，聆听，再聆听，听那些五四知识分子生命中活生生的细节。我也开始关注那些政治暴力和历史创伤的真相，以及它们如何对五四的遗产产生影响。

问：你怎么能采访到那么多文化名人？

舒衡哲：我的采访开展了好些年。过程开始很缓慢，但渐渐获得北大师生的信任。1979年2月我第一次赴北大学习时，周培源跟我提到要召开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次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很自然，我问他（同时也问那些在场的北大外事办公室的行政人员），鉴于我是五四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能否参加这个会议。然而，我被彬彬有礼地告知，这个话题仍然“太有争议性”，很多人物譬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属于“重新评价”的敏感范围内，因此讨论这些人物的时候，外国学者最好不在场。取而代之的是我有机会去参加南京大学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研讨会。在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中国关于复兴的真正的历史知识。

而在1979年深秋，当我与人们的友谊足够深厚，我的汉语也足够好之后，大门开始向我敞开。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王瑶教授为我推荐介绍，北大外事办公室也起了很大作用。有趣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五四时期的名人是张申府，他成了为期五年的口述历史的科研项目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也是我后来著作的研究对象。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教授遇到我之后，也开始向我提供采访的建议。在后来的两年里，我慢慢地被允许去采访冯友兰、朱光潜、叶圣陶、许德珩、梁漱溟，以及郑振铎、顾颉刚和朱自清的孩子们。我时不时感到，自己为那些不仅相互之间无法联系，而且连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也被可怕的政治性历史所隔离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们，开启了交流的大门。

问：在寻访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你最难忘或是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

舒衡哲：采访中最难忘的时刻总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了一些自己本不关注的事情。我想这可能是口述历史赠予我的礼物：在我们研究书面材料之后，总会有一些新发现冒出来，一种与书面材料截然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人们很容易会把历史想象成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小径，但实际上，当一个人听到声音之后才会明白，原来，那些迂回、怀疑与坚定的信仰、意识形态的确信同样重要，它们使五四这段历史变得鲜活如生。

张申府这位中国共产党“被遗忘的奠基人”，是一个伟大的范例：他如饥似渴地寻求各种各样的思想，而不是遵循包含了儒家学说、自由恋爱和博爱的“中国启蒙”的主要线索。梁漱溟扮演着西方学者所谓“最后一个儒生”的角色，他感人至深地述说着他对佛教的忠诚，以及佛教如何给予他精神上的力量，从而使他在暴行中幸存下来。朱光潜曾静静地描述维柯对于他的重要性，后者的思想曾帮助他走出对马列主义生硬信仰的阴霾，愈合精神的创伤。在每一次采访中，最感人的时刻是临近结束时的沉默——当我已经得到这位采访对象的信任之后，当他对我倾诉创伤显得很安全时，我明白，这一部分的痛苦曾涂抹一段漫长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又离革命的火焰非常之近。这些沉默比话语更有力量，令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们许许多多隐藏的力量，即便是在艰难岁月里，它们依然活着。

我也记得，当我发现采访使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们的精神真正地复苏，是多么美妙。他们肯定为我的来访作了准备——经常备好茶水、糖果，还有用来记录的纸张——这种他们觉得对外国学者而言会有用的东西。最后，开放式结尾的谈话也令我心满意足，这使得那些满是皱纹的双眼焕发出明亮的光芒，使得煤块燃尽的冰冷的房间变得温暖起来。我从五四时代的幸存者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远远多于书面的知识分子历史。

问：你很关注代际问题，“五四”的两代人之间有什么差异？

舒衡哲：曼海姆的“代际理论”（Mannheim’s theory of generational transition）进入我的视野，是在我到中国采访之前的事情。鲁迅关于“黑暗之门”这一强有力的隐喻，关系到那些品尝过同类相残的老一代人，这扇门将会向年轻学子们开放，使他们能穿越这扇门，抵达一个光明的时期，这令我非常感动。我也注意到，老师那一代人的作品所体现的儒家传统，往往比那些我读过的“学生”（我采访他们时，他们已经80岁了）的作品，具有一种更伟大的愤怒。年轻一代尽管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但依然懂得如何写作古体诗。俞平伯和朱自清就喜欢这种诗艺，尽管后来他们不得不隐藏这种喜好。五四时期的年轻一代对于西方语言和思潮也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游历更广，喜好更自由，假如在他们最多产的时期，民族解放的压力不那么强烈的话，他们将在文化理论方面有伟大的创举。

我采访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属于我所谓的“学生一代”。现在，在他们八十岁的时候，去想象在五四时期他们曾是充满激情的学生，可能有点奇怪。然而，在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依然葆有知识分子式的激情和开阔的视野。我注意到这些，也写进了书里。然而，等我能够采访梁漱溟、叶圣陶这样的思想家和作家的时候，鲁迅那一代人已经不在世了。“学生一代”年轻时对儒家传统的愤怒，已经比他们的导师们——例如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少得多了。

等这些当年的学生老了，各自在革命历史的不同际遇中幸存下来，他们似乎对弥合旧中国和非常现代的中国更感兴趣。其中的很多人被迫接受一套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套体系使他们眼中的五四思想沦为“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封建主义余孽”。甚至到了他们思想成熟的时期，即便是他们无法自由地承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他们也依旧在这种情况下，怀着珍视的心情，安之若素。在我拜访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家中，都悬挂着一幅国画；他们在与我交谈，斟酌字句时，不经意间在纸上写下的字迹优美的书法，以及他们所深爱的古典诗歌的层层言外之意，这些小细节都可以透露出他们的心境。他们曾在西方生活过，他们的外语往往比1980年代大学培养的学生们更好，他们仍知道并且珍惜传统文化。在他们对新潮社那代人的口头反思之中，当初由《新青年》的编辑们点燃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潮，已经变成了与过去签订的静默的和平条约。

问：你将五四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伏尔泰曾将中国的儒家学说引入欧洲，孟德斯鸠也倍加推崇塔西提岛人的生活。你是否认为，只有外来文化和文明影响到本土时，启蒙运动才可能发生？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另外一条内在的途径来促进文化改革和社会教化？

舒衡哲：我当然欣赏知识分子改革的内在源泉。我观察到，五四运动中那些年老的幸存者们曾尝试着在1980年代恢复启蒙思想。同时，一如我们的谈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思想家们感激他们的海外经历，以及他们对欧洲历史和文学的深刻阅读。我一再注意到，走出一个人的“本土”文化——通过到国外学习或是与国外思想深切地约定，这使五四知识分子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观点来打量（和欣赏）他们自己的传统。举例来说，朱光潜在晚年转向维柯的思想，为的是获得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那些他过去曾观察过的、一再延续的历史事件。他年轻的时候，曾写过一本关于悲剧心理学的雄辩作品——里面充满了1920年代的欧洲理论，展现出对西方文学奇迹般的精通。但文革之后，自身经历了悲剧，朱光潜对维柯的研究就展现出一种理解的深度，这是他年轻时缺乏的。对朱光潜而言，就像伏尔泰或是孟德斯鸠那样，遭遇一种“外来”文化，是更深刻地进入一个人所拥有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可能促进启蒙最“内在”的方法，就是将一个人的思维之网投向最远的水域。

问：根据您和五四老将们的交流，以及您自己的观察，中国未来的启蒙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舒衡哲：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启蒙理解为自我觉醒的过程，有点类似康德在18世纪末的定义。他们也非常熟悉欧洲历史——在那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缓慢地开展。在思考变革的时候，中国却未曾有过这样步伐缓慢的途径。社会政治的变革，迫使知识分子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业，一再地削减批评的内在探索。我认为促进启蒙的最好方法就是促进和平，惟有这样，关于民族文化、长期养成的屈从习惯这些深刻的问题，才会在一种真正相对的参照中得到考量。毕竟，启蒙意味着——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德国或法国——一种觉醒的过程，将光芒掷向个体思想或是群体思想的黑暗角落。这需要一种对思想的尊重，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开放式讨论。如今，五四一代的继承人们，可以从那代人的勇气中获益良多。

问：你指出，五四老将们坚信，“中国直至今日仍必须要去实现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

舒衡哲：今日的中国，在融合现代性与有特色的文化遗产方面，较以往更加接近理想的模式。北京奥运会上开放的仪式就是一个证明，科技、文化、历史和艺术以一种我觉得会取悦那些我在1979-1980年间采访的那些老人的方式，融合到一起。他们曾渴望在掌握最前沿的科技发展的同时，依然能保持儒家的根基。在今日的中国，这变得更为可能。

问：1979年春，周恩来的旧友、一位80多岁的旅法诗人曾将他用法语写作的纪念周恩来的四行诗写给你看，并且称赞“你将比其他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这首诗。”

舒衡哲：是的，我记得这件事。对于外来者时而能为一种文化的内在困境提供见解的行为而言，他的诗歌仍然是感人的，他的话对我而言也是激动人心的称赞。在采访期间，我很荣幸能引导，或者说可以激活自己内在的开放头脑，和机敏的心灵——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对沉默的深切尊重。在我们的谈话中，知识分子们可以纾解被误会或是被攻击的担忧。我只是听着，尽量不去评价。在我眼中，或是我的作品中，在我们许多次畅聊中，这些知识分子找到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最真实、最好的自我——经常是被他们的同胞强烈地抛弃或谴责的那个自我。在我的陪伴下，尽管身在中国，但他们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海外旅行，然后反观自己的人生，看到自己除了感受到那些悬在颈上的灼热的历史气息之外，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和我在一起，是属于诗歌、哲学沉思和欢笑的时刻。

问：文学革新是五四一代关注和争论的重心之一。你既是五四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作家和诗人。你觉得，文学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舒衡哲：梁启超乃至后来的五四作家们都明白，语言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心灵。为了花时间写得好一点，这个过程就像去寻找一口井，找到令人恢复精力的水源：作家和读者这两方面都必须变得更加通俗，才能心灵相通。好的作品能为历史上最黑暗的真相留出空间，往往也比过去那些传统的叙事更好。然而，五四遗产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与“革命”的思想相结合——即背离古典文学的复杂性的激进变革。那样的话，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采访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写过古体诗——不管这样做被批准与否。在那种凝练的、引经据典的语言中，他们可以从口号和标语中获得缓刑。当他们听说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诗歌之后，都非常高兴，就好像我追随着他们最隐秘的步伐。

问：五四的启蒙能够顺利进展，出版业的发达和媒体的兴起，起到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出版业和媒体可以做些什么？

舒衡哲：在中国，启蒙的重要性部分地在与五四有关的爱情小说中延续着。过去，赞颂1919年的政治意义是一种义务，但现在，尤其是在纪念五四90周年之际，欣赏一种更宽容的内涵也变得可能了。对于那些敢于深刻质疑本国与外国智慧的思想家们，媒体可以通过向社会传达对他们人生的关注，来加强自身特有的社会使命感。促进新启蒙运动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前一代人的复杂性，尊重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明白他们如何区别于今日的我们。我相信，花时间做这样的采访，可以促进觉醒——通过从事这种异常重要的、深远的跨文化谈话，我们为新的反思创造机会。

舒衡哲（Vera Schwarcz），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生于罗马尼亚，犹太裔美国学者。美国康州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历史系及东亚系教授。1979－1980年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历史研究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著作主要包括《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Place and Memory in the Singing Crane Garden 、Bridge Across Broken Time: Chinese a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以及诗集Chisel of Remembrance、A Scoop of Ligh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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