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末一节“毛罗对话”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



贺圣谟（宁波）


　　在对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记述的毛泽东同罗稷南的谈话作补正之前，我有必要先“自报家门”：该书最后一节《再说几句》中所称“（罗稷南先生）信得过的学生”、“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就是我；换句话说，我就是向海婴提供毛、罗关于鲁迅的谈话的具体内容，即被海婴称作“孤证”的那个人。

　　海婴应邀到宁波参加纪念巴人（王任叔）诞辰9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是1996年10月24日。当时我是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受讨论会发起单位之一的宁波师范学院领导委托，会议开始前，我去饭店看望与会的代表。因为乡前辈丁景唐先生事先与我有约，这天上午我一到代表住地，就去看望丁先生。就在丁先生房间里，我初会了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海婴是鲁迅的亲人，我在学院里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鲁迅。谈着谈着，我问起他有没有听说过1957年毛泽东曾同罗稷南谈到鲁迅这件事。海婴说没有听说过。于是我就向他转述了罗稷南先生亲口告诉我的话：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我记得海婴听后一怔，接着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他还说，罗稷南先生他很熟，小时候常到罗家去玩，以后也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件事。我说，解放后你们去了北京，而且这样的话罗老也不一定会告诉你们。同海婴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交代完事实，我就该就我所知作补正了：

　　一、1965年暑假，我应邀在罗稷南家住了十来天。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还常到上海文艺会堂去。毛、罗谈话就是罗在那时告诉我的。因为我看过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该刊在鲁迅逝世10周年时曾出过一个特辑，其中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刊载了茅盾、田汉、萧乾、臧克家、施蛰存等十多位作家的文章。我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海婴书中说，“他（罗稷南）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他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这样的表述是不准确的。罗老告诉我这件事早在他逝世前六年而不是重病之时。这件事他是否只对我一人讲过，我不得而知，但以他的性格脾气，我以为他很有可能同别的他信得过也相信他的人讲过。他和毛的对话是在座谈会上，不能说是“秘密对话”。

　　二、海婴书中所说的毛“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的说法也不准确。罗稷南是云南顺宁人，不是毛泽东的“湖南老友”。海婴书中说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这不错，但说他“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也不准确。罗老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解放后他曾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要他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没有行政才能，没有去昆明上任。我不知道他曾否受聘于华东师大，只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每月给他发120元“车马费”，平时不用去上班，有时开会去去。他逝世于1971年，不是海婴所说的“九十年代”。

南方周末　 　2002-12-05 09: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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