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陶白 (10-16)

作者  谢舒


(10)

儿子

江阴人的骁勇善战和不怕死，县志上向有记载：清顺治二年，清兵欲降江阴城池，江阴人守城八十一天，无一人降，城破，清兵入，城内死者六万七千，城外死者七万五千，幸存者全城仅老少五十三人！遂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并称南明“三惨”。所以，江阴有“忠义之邦”的美名。

    教育厅长吴天石和他的妻子李敬仪被游斗致死后不久的一天，我家门口聚集来一大群人，要冲进去抓父亲。当时宣传部就去了人，担心出人命，一定要父亲在家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父亲说：不用。是我们迫使他上了阁楼，要他藏在一只大水箱后面。当时他的脸色就沉下来，感到受辱。人群终于散去，已是傍晚。我们上去轻声唤他出来。夕阳的光从一只两拳宽的小窗户，斜照进阁楼里，那光红如出炉的钢水。父亲从水箱后面站起来，走到阁楼中央，肩上布着蛛丝，灰白的头发上也有蛛丝，落日的红光落在父亲的肩上，更显见他苍苍的白发白似霜雪。众人默然看着他，我站在最远的角落，深深受到惊恐。父亲笔直站着，静静地站了一会，深长一笑，有些自嘲，也有些悲凉，一言不发拍拍衣襟上的灰，一步一步走下楼去。他矮小瘦削然而挺直的背影，直到今天仍旧深刻在我记忆中。

    住在湖北路时，一日，小弟跟邻家的男孩从街上回来，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坐在楼梯上，好像被人打过。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说，嘴紧紧抿着，双手托着下巴，看得出他受到了极深的刺激。邻家的孩子跟我说，我们看到你爸爸的。他们走在路上，对面开来几辆卡车，其中一辆的边上，就站着父亲，“像五花大绑的”，男孩儿那么说。我拔腿就冲下楼，直朝大马路跑去。车早已开走了，街上走着无关痛痒的人，兴致勃勃地说着刚才车上被斗的人。

    第二天我在大街的墙上看到了布告，上面全是前一日游斗的人，父亲也在其中。他棉衣领子上的扣子被揪得迸裂了，腰折成一半，双手被两个年轻男子高高地反扳上去，花白的头发被风吹散，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打倒陶白，陶白的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可是他的头是拼了命地抬起来的，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江苏有个写散文和人物记的作家章品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顺流逐浪，难逃湍旋---吴白匋教授兼及段熙仲、唐圭璋、陶白、高二适诸老”，发表在著名刊物《书屋》上，那是二零零零年的最后一期。彼时父亲去世已经七年。

文中，章品镇先生写到父亲病重，他去看望，“我要走了，”父亲说，“有空来同我说说话。”“真是于心不安的事。三、四十年来，他常给我鼓励，解困，一言难尽。他去世时，我却在北京，未能给他送行。他个性强悍，有时背后笑说他是‘江阴强盗’。”

章先生落笔举重若轻，笔锋一转，就把伤心变得昂然。

文章注释里对此话的释义是：江南俗话说，江阴强盗无锡贼，是指人精明，机巧。不过章先生的本意是父亲有强悍之风。不知父亲是不是知道这个绰号，要是知道了，他喜欢不喜欢呢？我爱“江阴强盗”这个绰号，登高远望，有独行侠的天马行空，又有汪洋之气，用来形容父亲，他这个人立刻跃然纸上。

    章先生文中另有一段，如下：

   “文革”风起，在江苏他首先被抛出，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批判，大概怕学生突袭，晚上在一处不为人注目的地方开。阴风凄惨，很使人感到恐怖。我坐在后座第一排。他从边门被押进来，恰巧经过我的面前。看他一如往昔双眼远看，稳踱方步，巍然无畏缩之态。此时还是原省委在当家，他还没有受到暴徒的凌辱，后来有一次，我为他难受了。那是在一个学校里，红卫兵突然指定我们背诵《语录》。两位年岁较大的郑山尊、吴白匋没有背得出，受了辱骂。轮到他时，我想他应该能背，但是他有气无力、时断时续地背着。那小家伙双眼怒睁，口说：“什么宣传部长，连毛主席的宝书都背不出来!”拎起手就是一个耳光。他的脑袋猛烈地晃动了一下，但立即挺直了，脸已红肿，而神却不散。欧洲人有句话：“树死了，但还站着。”陶白还活着，当然更是站得笔直的。直到“四人帮”打倒。我的感觉：虽经多次的揿、压，他的腰却一直没有被扳弯……陶老三十年代初在上海读大学，与同学好友邓拓，并肩出战。在亭子间里写标语，办刊物。参加示威游行，散传单、呼口号，与巡捕小动手脚习以为常。皖南事变中寻机逃出，辗转跋涉，历尽艰难，终于到了苏北找到了组织。”

    这段文字惊心动魄，让人百感交集，一个枪口前的人，会在那样风惊浪险的处境中镇静从容，绝不低下高贵的头。“江阴强盗”的骠悍气度跃然升腾。如今天人永隔，读来更有揪心之痛。

    十年来，我保存着在医院陪他度过最后时辰时的一本日记，最后的两页纸上，有父亲留下的遗笔，歪歪斜斜，非常之小，几乎重叠在一起。那日风大，父亲沉睡着，我坐在他身边写日记。忽然父亲惊醒，听见风声，伸手要我的笔。我连忙递给他，并把日记本竖起来放在他眼前。父亲思量片刻，无力地在纸上写了两行字。我琢磨了很久，才看出他写的是：“长眠今日立丰碑，遗后剑篇发鼓声。”稍过片刻，父亲又要笔，无力地在纸上写了两行字，写毕，手中的笔落在被子上，嘴角露出一个轻松的微笑。那是他平生最后的十四个字：长笑一声天欲裂，风雪潇潇满关河。

    我伏在他的床边，感到害怕。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他：爸，你要走啦？

    父亲说：你说呢？

    我说：你害怕吗？
    父亲说：不怕，你怕吗？

    我说：我怕。

    父亲说：不要怕，我在。

    江阴人誓死不降。连死亡在即，也不降。

    著名画家陈大羽先生，在父亲去世后说：像陶老这样的人，不会再有了，他的去世，是我省文教领域一个纪元的结束。
    这话说得很重。父亲身为官员，却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的气节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气节，他懂得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懂得知识分子的甘苦，他为官多年，始终是知识分子的朋友，而父亲本人，同样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甘苦共尝，同舟共济。
    父亲过世的第一天，现在也已过世了的画家亚明先生，便与画家萧平先生急切赶到我们家，表达哀悼。萧先生手书了南师大杨巩叔叔撰写的挽联，后来挂在了遗体告别的灵堂：

为真理利戈长毫数十春秋鞠躬尽瘁

忆旧谊直言诤语清白一生难得知己


璜土公园内的父亲诗书：
杖策登黄山，疏萧心未闲。江风吹山石，轻衫不胜寒。
（江阴亦有黄山，此诗当是指江阴的黄山）


(11)

                “浪吹山石石狂笑  雷打铜钟钟沉默”

    父亲在何种心境或何种状况下写下这幅对联，我不知道。联里是横眉冷对的气度，不是小儿女的一己私情，杂文家刚直的个性昭然彰显。

    杂文，是直面青天的东西，短短一篇文章，作者所要说的话，直截了当，是朝目标直扑而去，喜怒哀乐即成文章。杂文家是站在思想最前线的斗士，首当其冲地打硬仗；针砭时弊时，是毫不遮掩地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好的杂文家，不光要有学识，文采，更要有良心和胆略。
   《忆陶白》的作者黄伟经先生说：“作为一个长期写杂文的老作家，陶白最可敬的是敢说真话，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赞其所爱，攻其所恨，一身正气。”黄先生敬佩的这个境界，就是父亲年青时追求的大人生。

    在“创造一种新的杂文的文风”一文中，父亲总结了杂文的三个重要特点，一：说真话；二：精炼；三：有锋芒。他说：“我们写篇千把字的文章，分量可能很重，可能有千钧之势，因为它不是空话，击中要害。把锋芒都拔掉了还能剩下什么呢？可见说真话很难，写好杂文不容易！”

    也许就是因为太不容易，写杂文的人就少。写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杂谈杂文”中，父亲感慨地写道：“在目前的刊物之林中，根本不登杂文。也许有人因为写杂文倒过霉，成了惊弓之鸟，至今余悸未消？其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写杂文而一夜之间成为楚囚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在有些人看来，杂文似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据说在评定职称中只看洋洋万言的学术论文，而短小的杂文，则不能作为依据。这种‘文微人轻’的现象，怕是也对报刊上刹不掉的长风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此间的遗憾，恐怕至今也仍旧是个遗憾。

    正是深有如此的遗憾，父亲从北京回到南京之后，便全力以赴为江苏的杂文事业，疾呼奔走。八五年，在父亲的推动下，江苏省作协成立了杂文创作委员会；八六年，这个创作委员会与徐州市的杂文学会联手，在徐州举办了一期“杂文研修班”，那年父亲年已77岁，仍旧与曾彦修前往，担任主讲；八九年三月，在父亲的倡导和协助之下，江苏省杂文学会正式成立。这个学会的成立，结束了长期以来江苏省杂文作者散沙一盘的局面；九零年，这个学会编辑出版了全省四十年来第一部《江苏杂文选》。父亲亲笔题写书名，同时题词。这段题词，可以看作是身为杂文家的父亲，在人生最后三年中，为杂文领域说出的最响亮，最发人深思的一段话：

   “杂文是百花园中的一株花，只要这座百花园不被毁灭，杂文也将永存。为此，我所期待于杂文界的是：呐喊吧，聊以慰藉那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短短几年，马不停蹄，年迈的父亲为着杂文事业的昌盛，奋力前驱。所有这些，我都是在他去世以后，从其他杂文家的追思文章中得知的。九零年，父亲已经八十一岁，三年之后他将离开这个世界，也许父亲已有预感，所以他的语气是那么地紧迫，对杂文这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文学品种那么地充满感情。今天读这短短六十三个字，我为父亲在那样苍迈的年纪上，还有如此激越的感情，吃惊不已。父亲自己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终生呐喊，不惮前驱。他和他同辈的老杂文家们，是用自己的身体为杂文铺平道路的，他的愿望就是希望杂文这座百花园，永远也不要被毁灭。

    有时候，杂文看似清谈，只是议论，并不解决问题，何用之有？我记得就这个问题，母亲问过他。当时我在场，甚至还记得那日亮丽的阳光，穿过大窗，照在沙发上的父亲身上，给人一种说古的奇异感觉。父亲手里捧着茶杯，慢悠悠说；世界如果没有议论家，就不会是今天的面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永远需要议论家，而且要有特别敏锐，特别有胆略的议论家，没有公平的舆论，社会就要出问题。

    八十年代初，一个很冷的冬日，北京中央党校一栋公寓楼里，来了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他轻轻叩响三楼的一扇门。那位男子恭敬地站在门外，客气地问：请问，陶老是不是住在这里？我说：是的，请问你从哪里来？

    来客名叫徐贺，从东北到的北京。特地前往党校看望父亲。徐贺喜爱写杂文，入此领域不久，但锋芒已露。因他的文章触及了当地一些人以权谋私的问题，遭到围攻。徐贺不气馁，再写文章反驳，再遭到围攻，如此反复较量，处境很是孤单。父亲得知，便以老杂文家的身份，挺身而出，发文声援这个刚刚出道的年青杂文作者，给了他信心和力量。此后两人开始通信，结成忘年之交。那次徐贺就是去看他神交已久，却从未谋面的朋友的。我见他们相谈甚欢，不觉对他们这种情意，发生兴趣，也坐在旁边听着。父亲离座的片刻之间，徐贺跟我说了一番话，至今难忘。他说，你父亲的思想有如大海，永远无法止息，他的很多思想极为宝贵，你们千万要珍惜他纸上留下的只言片语，日后都会是难得的留笔，如果你们兄妹对杂文没有兴趣，我愿代为保存并且整理。说罢，恳切地看着我。他那样的说法，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但我表示我会保存父亲的每一个字，请他放心。徐贺笑笑，说：我看得出。

    后来，徐贺因文章出色，能力出众，从东北调北京工作，再后来，去北方的一个县任县委书记了。兴许是工作太忙，从那时以后，他与父亲的书信往来逐渐疏淡。不知任县委书记以后，他是不是还写杂文，不写的话，是不是关心杂文事业？如果有一天，徐贺在天涯一角看到这篇文章，但愿他能感到心安。

    因为父亲的文章，十年动乱中，我们家备尝人世艰苦，却也正因为那场经历，使我们对父亲其人，其文，有了深刻的认识，所谓苦难见真人。

    不安于现状，独立思考，忧国优民，不人云亦云，不摧眉折腰，这是父亲最鲜明的性格特点。李锐先生为《刘顺元传》写的序言，有一段关于刘老的话：“他真是如他40年代在自传中所说的，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危险时绝不贪生怕死，安乐时绝对不会贪污腐化””；“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头，同时亦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这段话借来形容父亲，也非常妥贴。

    父亲和刘老是知交，在父亲看来，刘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理论家，思想家，革命家，非常敬重他，两人谈得来。因此《陶白文集》的序言，请刘老写，刘老爽快地答应了。而这篇序言本身，亦在江苏纪念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的文集“杂文卷”中，被选为首篇。


(12)

    几十年来，父亲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写文章。总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事务性的工作，更不要说，政治运动带给他的批判和冲击，除了一再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更是无情地夺走了他自由论说的权利。他调侃自己：我一生三分之一时间行军打仗，三分之一时间开会听报告，三分之一时间写检查。

    所以后来，父亲能够在当代杂文界，得到公认，并被称为杂文大家，实在走过了漫长而坚持不懈的道路。他几十年如一日，清晨五点起床，泡一杯浓茶，开灯看书，写文章，直到天亮。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日出而作”。如果从四九年算起，每天可以写作两个小时，到他辍笔的七十八岁，父亲能写出多少文字？那应当远不止百万字的。动乱十年，加上前后几年，父亲除了写检查交待和认罪书，被迫停笔十四年。而这本该是他作为杂文家在思想上和文字上，最成熟的十四年。

    七一年母亲从干校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工作，父亲的问题也告一段落，便也去了扬州。那时，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里，他除了写一些抒发个人情怀的诗词，没有什么文章面世。他在扬州闭门读书，掩卷沉思，为后来的重新开笔，做了充分的准备。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院子里到处都搭起草率的防震棚，父母也搬到了棚子里。其间，父亲写过三篇散文：“草间容膝庐记”、“草间容膝庐重建记”、“草间容膝庐再记”，记叙了那段特殊的日子。

写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再记”中，有如是的文字：

“当我在烟雾飘渺，在月下徘徊的时候，大脑的节奏和大自然的节奏有些不合拍。大自然是那样恬淡，而心潮则有些不平了。”“现在又到了考验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了，英雄辈出，同时一些卑污的人物也在游荡了。谁也测不定大风暴到来的时候，到底是壮丽还是凄切？在此以前不久，有故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今后的秋月了。草间庐还应绸缪，我要歌颂第一个善于补漏洞的女娲氏……”

那年的九月九日前后，中国进入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人们的灵魂都在经受冲击，父亲的灵魂也在经受考验，同时，他的整个人，正处在重新开始写作的酝酿期。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使他忧心忡忡。他写诗写词写散文，形式上虽不是杂文，然而内瓤都是杂文特有的情怀，是个人的情怀，也是黎民百姓的情怀。十年动乱，将自由的思想缚于茧中，父亲也备尝思想坐牢的苦难，一旦曙色微露，他那永不屈服的求索真理的自由精神，便飞扬起来。

    动乱结束，父亲以苍迈之年，义无反顾又走上杂文战场，重新开笔。家人劝他，不要再写了，难道为那些文章吃的苦头还不够吗？难道到了七十岁的高龄，还经得起再吃一遍那样的苦？一位在中央担任要职的领导干部，跟父亲一向交好，出于关心，对父亲说，老陶啊，以后写文章，笔头子还是当心为好。

但他不改初衷。

父亲骨子里有一种很硬的东西，杀他是可以的，这点在他两次坐牢的经历中，已经得到证实。不说话恐怕也是可以的，这点在动乱中“不许乱说乱动”的他，一句废话都不说，得到了证实。但只要说话了，他就不说假话，不讨好，不低头。他越写越入木三分，越见真情。八十年代中期，他写出《不要怕》一文，当时还引起过负面反映，又有要兴文字狱的气味了，自然又牵涉到了父亲。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要有创见性的文章，而不是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文章。作为一个不甘寂寞，想有作为的文人，要沿这条路走下去，是要有点勇气的，关键就是不要怕。其实一旦事到临头，怕也没有用。所谓在劫难逃。”

父亲写文章是“杀鸡用牛刀”，再小再短的文章，也从不敷衍。他每每落笔时，先沉吟许久，坐在桌前，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十指紧扣，拍在桌面上。茶杯冒出的热气渐渐消散，烟灰缸里的烟蒂一颗垒着一颗，写到情急处，会激动地站起身，走来走去，眉宇间闪出一股英气，丝毫不似年出七十的老人。

一九七八年，父亲和母亲一并调北京中央党校工作。在京城的那些年中，父亲进入写作的黄金期，他十分奋发，势不可挡，三两天就有一篇文章写成，稿约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声名卓著的刊物杂志。一些好文，就是在北京的那四年中写出来的，并一再被转载。在他去世后数年，家人还会收到出版单位寄给“陶白”的稿费。
    八二年，父亲携同母亲告老还乡，从北京回到南京定居，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约稿的信件仍源源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父亲作为大杂文家的名声，开始奠定，传扬。

一九八七年，父亲辍笔。时年七十八岁。

读书，是父亲一生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读书多了，思想就活跃，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且常有超前的观点。这便要引火烧身了。文革初始，省委宣传部的几个同志，把我们好些子女集中起来，到琅琊路小学开会，意在教导我们跟父母划清界限，揭发其罪行。他们一一点着我们这些小孩，把父亲们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说给我们听。用来说明我父亲反党的例子是，父亲提出，要废除户口制，让城乡之间的差别缩小，让两者互动起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改善农民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户口制度逐渐解体，个人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的自由得到尊重，整个社会如同河流一样活泼泼起来。谁会记得父亲为此受到的磨难呢？

    《陶白文集》前言，刘顺元写着这样一段话：“自古以来，做官也好，做文人也好，可以很容易，即走一条没有风险的路；也可以很困难，即走一条崎岖不平的路，这便是拿出良心，骨气，来做人、处世、说话、著文。陶白同志走的是后一条路。”

    在这条路上，父亲留下结实的脚印。广州著名的刊物《读书》的编辑，同样也是杂文作家的黄伟经先生，在他的文章“记陶白”里，有生动的记叙，他说：“还在30年代，风华正茂的陶白已开始写杂文，直到晚年发表作品近百万字。”

    八四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编撰，其中有“杂文集”一卷，在广东审稿。黄伟经先生说道：“1984年，由出版社与有关部门安排，陶白偕夫人邓洁从南京来到广州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书稿审定工作。这是内地近40多年来杂文名篇佳作的一个总选集，陶白、严秀（曾彦修）、秦牧三人共同担任主编……那年陶白已75岁，是他们（包括各省前往参加审稿的著名杂文家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他头发几乎全白，身体瘦削，但精神尚好，思维敏捷。他穿一套深蓝色旧中山装，说话坦率、随和，待人平易可亲，看去酷似一位已退休的，循循善诱的中学老教师。”他还说：“他身上丝毫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官僚气和教条味。”

    《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1976-1982年卷中，收录了父亲七篇杂文。仅从文章的标题，便可见到父亲的杂文是如何地切近社会时弊、如何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话说古今书生》《新式的暴发户》《书的命运》《碧血之花》《争鸣不是争名》《创业与守成》《探春一席话》。
    这些文章是共和国时期，杂文园地中父亲留下的奇葩，很多他说过的话，直到今天，还有着警醒的意味。也有很多世事，应了父亲生前的预测。也不知幸，还是不幸。


(13)

                    “玩物未丧志，劫后惜余墨”

     被批斗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加诸于父亲：玩物丧志。

     上面两句诗，父亲写在捐赠文物的前夕，就是针对文革中批判他“玩物丧志”的旧话，有感而发。他将其写成条幅，现收藏在江阴博物馆的“陶白捐赠文物陈列室”（后改为“陶白书画馆”）中，与他毕生收藏并捐赠的文物珍品，相随相伴。

    回想父亲的一生，除了政治上的浮沉起落，还会想到“清贫”和“富裕”这两个词。贫穷，是指吃不饱，穿不暖，没有遮风避雨的住处。有钱，似乎有些难以界定。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起落的。比如二十年前，银行里有一万存款，是有钱人，现在有一百万，也未必算富翁。

    八十年代初期，章品镇先生去看父亲，看到他堆放在书房里的古董文物，感叹地说：谁说老干部中没有百万富翁？阁下就是一个。
    父亲自己大概对此没有概念，他的那些文物价值究竟值多少现金；我们更是懵懂不知，那栋年久失修的小楼里，住着个百万富翁。

    从小到大，在钱财上父亲给我的影响，说来都很值得回味。读小学和中学时，我们几个孩子每月都有一角至五角不等的零用钱。我把这些钱都存了起来，攒到一元了，跑到银行，踮起脚，心扑通通跳着，存进去。后来父亲问我，存到多少了，我看了存折，竟然有了差不多九元了。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先是称赞我不错，接着又说，拿出来请客好不好？我有些不舍得。父亲念了一句李白的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真的到银行，倾囊取出平生第一笔存款，买东西吃掉了。我不记得有没有请父亲，我们吃的那些零食，都是鸡头米啊，炒米花啊，桂皮啊，甘蔗之类的小玩意儿，要吃很久才吃得完九块钱。
    随著岁月的流逝，我对父亲这种有趣的关于钱财的态度，越发感到寓意深远。父亲何尝是要我的钱买东西，他的意思是“材”才是“千金”的基础，而材是要自己学得的，父母不能给你。

    我们在南京城西的赤壁路上，几乎过了三十年，亲眼看着那条小路的变迁，多少熟识的邻居已成故人，多少孩子在开始他们的人生。父亲的人生故事最值得一说的，也要从那条路上说起。从前，时有人说，这条路上，住着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陶白也住在这里。后来许多约稿的编辑，也到那条路上，去向父亲约稿，或者拜访他，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到十七号，不约而同都说，陶老的住处宁静，简朴，和他的人一样。

    赤壁路七号那院落和房子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四壁的书，清空的前后院，就是父亲书房台子上的文房四宝，玻璃柜子里的瓷器、铜炉，再有就是墙上轮换张挂的字画。我们是在父亲的气息中长大成熟起来的。那种气息，简练地来说，就是书卷气，文人气。
    最记得书房里有一副清代书家伊秉绶写的对联：

    “汲古得修绠 吐论驾秋涛”

我之爱它，是因为文字的气魄，也是因为其中那个生僻的“绠”字。这个对子，是父亲深爱的。父亲对那种生新硬瘦的文风和字风，特别喜爱。他的书法，也有那样的风格，笔锋里隐藏着柔韧和刚烈。画家亚明看父亲的字，说那字是忠臣字。

    父亲曾身为中国第一个赴日本访问交流的书法代表团团长，团员均是国内声名卓著的书画家：潘天寿、王个簃、顾廷龙，父亲和他们一起在日本泼墨挥毫，交流文化，传播友谊。文革后父亲还应邀做过上海《书法》杂志顾问。可是父亲在书法界却没有红起来，始终像草根派的书家，名声在大野，朝中却无名。母亲在他过世之后撰文纪念他，也曾提到父亲在书法上的名与不名：“他从来不以书法家自居，很少送作品参加书法展览，却乐于为医生、司机、服务员等普通劳动者作书纪念。他去世以后，许多同志惋惜地说，陶老生前答应给我写字，可惜未能如愿。

    三年前回南京，有人告诉我，一位曾经在琅琊路小学当过校领导的老师，得到一副父亲的字，多年来珍藏在身边，听说我回到南京，他就找到认识的人，想请我吃个饭，见见面，主要原因不是我，而是感谢我父亲的墨宝。

    父亲对出入于社交场合非常淡漠，但跟江苏几个书画巨匠之间，有着非常密切友好的关系，像傅抱石、亚明、林散之，高二适，跟父亲都相当谈得来。他们也不当他是个做官的，之间只是同气相求，猩猩相惜，彼此怀着真情。

    这个夏天，傅益瑶到景德镇去画青花瓷器，我也从南京前往，一是去瞻仰久已向往的古瓷都，二是去看望好几年没有见到的朋友。有一晚我们说话到很晚，又提到父辈。我印象中没有见过傅抱石先生，益瑶则说她还记得她父亲和我父亲的一些交往。她称他们之间的交往清淡如水，她说你父亲是当官的，但是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像个当官的，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分手之后呢彼此也没有挂牵，他们那时的感情，没有功利。

    我告诉益瑶，南京出了一本《南京五十年大事记》，时序在六二年的那一页上，有两张照片并列在一起，均摄于莫愁湖的“胜棋楼”，一张是傅抱石先生在作画，一张是陶白同志在写字。非常有意思，充满了棋逢对手一声彩的痛快。

    益瑶说：“知道吗，他们那辈人，有情操。情操这两个字，现代人觉得是笑话了。”

    应我所求，父亲在已经患病的时候，给我写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远在纽约，时时感到家乡山高水远，每当脆弱时看到墙上的字画，就能够得到勉励。所以要把父亲的字挂起来，有如设一座桥，可藉以回娘家。当时不知父亲已经患病，体力不足了。父亲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一写就是好多张，直到他满意为止。他后来信中告诉我，为写这副字，他站得腰酸背痛，很是吃力。他是连对亲女儿，都不苟且的。孰料，这也就是父亲生平的最后一幅字了，写得极有气魄，如海如山。

    近有朋友对人与人的往来生发感想，他说：不能跟没有爱好的人来往，人没有爱好是可怕的。爱好有别，有人爱吃喝，有人爱钱财，有人爱女色男色，有人爱权位，还有人爱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有这类爱好的人都要厌而远之。朋友说的爱好，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我听了觉得很好。

父亲与一些收藏界和画界的朋友特别说得来，那些友人一来，父亲总是欢喜雀跃。和他们一起摩挲砚台啊，水盅啊；在一幅字一帧画面前，流连赞赏。友人走后，父亲意犹未尽，恋恋地端详刚才和友人琢磨的珍宝，目光在它们身上一一摩挲过去。那个时候的父亲，真像是一个隐士，一杯茶一支烟，书一本笔一杆，夫复何求？

    他收集和保存这批文物，多是一件一件从文物商店花钱淘回来的，吃了不少辛苦。父亲初始参加革命，没有一文钱拿，是自己明里找个掩护身分的工作，维持生活；后来在新四军，因为对知识分子优待些，最多也就是一个月三块钱，还不能确保。四九年后，起初实行供给制，后来改为薪金制，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增加多少，直到他去世。
    我小时，常常看到父亲由于预支，拿不回多少工资——都买古董了。写文章得到的稿费，也有不少换回了文物。有时单位里的人送工资袋到我们家，逢到正好吃饭，就见父亲打开信封的封口，从里面抽出十几元，几元，都是常事。让我最记得的一次，只拿到五毛钱。全家的生计就靠母亲的工资，要不是母亲，父亲恐怕也就没有经济能力搞收藏了。母亲跟父亲一定是有过争执的，女人总是首先要想家计，只要她有家庭孩子，她就有主妇锱珠必较的一面。母亲的争执，没有收住父亲的心，他一如既往地收藏，也跟他写杂文一样，有些誓死不改初衷。父亲眼里，那些字画瓷器墨砚，都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积淀。

    这才有了今天江阴博物馆“陶白捐赠文物陈列室”中的珍藏品。



(1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处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的文物市场逐渐式微，到文革起来，更是祸起萧墙。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她的珍贵文物竟没有相称的国际价位。

许多中国的瑰宝，被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的伦敦博物馆。那些宝物被西方人视为人类文化的瑰宝，珍藏展示，并以此自豪，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急速地将中国推上世界前台，中国的文物拍卖交易，终于走进了新时代。

许多旅居海外的华人、外国收藏家、纷纷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或参加竟拍，或只为一睹丰采。许多一度把投资目标瞄准股票和房地产的大企业单位、金融公司，纷纷把眼光转向文物和艺术品的投资，并以强劲的竞争力参与竟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文物价位高潮迭起，涨幅惊人，并且仍旧有着巨大的升值空间，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种文化经济现象。

    很多无价之宝，如今再是有钱，也难得到了。

如果身价能以拥有多少文物来计算，那么拥有大宗珍奇古玩的收藏家，算得有钱。所以，父亲一度的确称得上百万富翁，甚或千万富翁。

一九六三年到六五年之间，父亲分三次将近百件文物，送去南京博物院，现在成为南博的藏品，其中有只明代永乐年间的青花一束莲瓷盘，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日本人出价几十万美金要买，被博物院拒绝。现在，陈列在南博展厅显要地方。前不久，日本出版一部“南京博物馆珍品集”，其中便有家父曾经拥有的这只大盘。这样的青花瓷器，如今若在纽约的“佳士德”或“苏富比”拍卖，价格都在百万美金之上。

今年夏，我回南京探望母亲，特地到南博“明清瓷器展厅”去看这“一束莲”。我久久流连在她面前，那莹润的青花发色，秀丽典雅的莲花莲枝纹饰，一叶一枝一茎，都好像有着呼吸。得到展馆工作人员的许可，我照了好几张相片，并请到一位先生，帮我和青花盘照一张合影。可是，洗出来的照片中，独没有这张合影，我反复寻找照片和底片，没有。而我分明是看到了闪光灯的闪烁，听见快门落下的“咔嚓“声。但是没有。

思索良久，豁然得悟，这许是天意，是父亲的叮嘱，要我忘掉这只价值连城的青花瓷盘，现在，她属于公众，属于南京。不要惦记了。

文革中间，父亲的文物，一度同许多其他人的被抄物资一道，封存在南京毘卢寺。动乱结束，抄家物资大部分退还了，还有少数物件依旧在寺里，因为清抄东西太多，而又杂乱，来不及清理。为了尚未退还的潘天寿、傅抱石和齐白石的画作，父亲曾前往寻找，还去过朝天宫南京博物馆的抄家文物清退展，结果都失望而归。东西去了哪里？为什么失踪的都是当代大师的作品？

七十年代后期的一个冬天，适逢北京的一家文物商店，到中央党校大礼堂展销，玻璃柜中陈列着几方印石，父亲对此素有兴趣，也有研究，便与营业员聊起来，售货员高兴，没有想到在中央党校遇到懂行的人。记得当时橱柜里陈列着一块小拇指大小的田黄石，要价八千，把我吓了一跳，当时就说了，一块破石头要这么多钱！说的父亲和营业员都笑了。

    走下台阶的时候，父亲突然站住，好像想起一件事情，我们便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父亲问我和小弟：我的那些古董，将来怎么办？我说：家里电视黑白彩电那么小，卖了买台大彩电，家里冰箱也太小，卖了买个大冰箱。

    父亲点点我，呵呵一笑说：“你们这些败家子啊。”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却让我们一直记忆至今。

    回到南京后，父亲曾召开过一个家庭会议。他问：如果我把我的收藏都捐给国家，你们怎么想？他的目光从我们脸上一一扫过。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那时对于父亲如何处置自己的收藏，就像很多子弟对于父母在发还工资后，把所有补发的钱都当党费缴出去一样，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收藏是父亲的收藏，他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

八七年前后，父亲委托著名书画家、鉴定家萧平先生和夫人邹正玉女士，帮他联系，着手准备捐赠事宜。他最后决定，把毕生剩余的收藏，悉数赠给他的故乡江阴。江阴博物馆闻讯感到十分欣喜。在多方努力之下，捐赠事宜进行得有序而迅速。一九八八年，经历了文革浩劫，万幸留存下来的文物，就要离开赤壁路十七号，去往江阴。

当博物馆的专车开到赤壁路，将文物装车时，父亲把那些心爱的文物，直送到大门口，默默站在一旁，目送它们从他身边和眼中走远。他和它们分手了。我们也和它们分手了。富有与我们擦肩而过。

一九八九年，父亲又一次回故乡。母亲和姐姐陪同。在江阴，他们参加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姐去信到纽约，把当时的情形告诉我，她说博物馆剪彩时，父亲的眼睛潮湿了；小学生们举着队旗敲着队鼓走进会堂，朝父亲敬礼致意的时候，父亲流泪了，他很激动。

后来，姐把洗出的照片，选了几张，寄给我看。其中一张，多少年来跟我搬家多次，一直搁在书桌上。那是一张父亲，母亲，姐姐三人的合影。我觉得那是父亲一生中，最好的一张。父亲身穿那件穿了几十年的旧呢大衣，拄著拐杖站在长江边，花白的脑袋稍稍昂起，双唇紧闭，微微含笑，一副身后已是万事轻的神采。每次看到那一刻的父亲，都有一种黄鹤一去天色玄的旷远，辽阔。

杭州的灵隐寺有岳飞墓，二零零一年冬天去瞻仰，见一石碑，上书：王曰，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死，何患天下不太平。

    我们兄妹，分别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两件纪念品。我向父亲讨要的，是清代名画家边寿民的泼墨荷花图。边寿民在清雍正、乾隆年间，以善画芦雁著名于世，又工诗词、精书法。他的泼墨荷花图不多，父亲收藏的那幅，是他少数荷花图中的精品，画上有边寿民的题诗：“乱泼松煤兴太狂，荷花荷叶满横塘，停毫欲就骚人问，还是花香是墨香。”我几乎是看著这幅画长大起来的，以后的日子中，凡是看画中的荷花，总倾心于墨荷，所以希望能有它陪伴我一生。但是父亲没有点头。听兄弟们说，父亲曾考虑过我这个请求，之所以没有留给我，是他觉得还是应当把上品捐给博物馆。

父亲捐赠给故乡的这笔遗产，共一百五十五件。新成立的江阴博物馆原本馆藏不丰，特别是字画收藏几近空白。父亲的捐赠，填补了在这方面的空白。博物馆为父亲设立了“陶白文物陈列室”，横匾是我国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老先生所题。另有两幅国画，张挂于父亲的遗照旁。那是父亲八十寿辰时，两位朋友的画作，一幅是忘年好友萧平先生的“长寿老人图”；一幅是年前作古的金陵画派大师亚明先生的作品：一个枯瘦老人，骑在小毛驴上，走过一棵枝干虬结的老树，逍遥自在，悠然前行。题款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二零零三年秋，父亲归葬老家整整十年。

    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号，是父亲过世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在九月下旬的一天，合家前往江阴，祭奠父亲。这是他离开我们以后，我们第一次能够全家一起去看望他。

那天很是炎热，江阴博物馆所在的黄山，被燠热笼罩。几位馆中工作人员，带著白手套，小心翼翼逐一展开父亲的收藏，文征明、郑板桥、董其昌、边寿民、吴昌硕、伊秉绶、张瑞图、刘墉……，那些中国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一一展现。

所赠瓷器虽不算多，却少而精。一尊鹿耳郎窑红八方瓶，色泽艳丽，施釉均匀，器形端庄高大，十分气派。青花釉里红蒜头瓶，青花鲜明，釉里红透亮；精巧圆熟的宝石红小天球瓶，不要看是小器，实际上比郎窑红八角瓶更有价值。还有清仿明的影青酒爵、官窑青釉琮式瓶；各式笔洗、水盂等玲珑精致的瓷制文房四宝。此外，砚台、古墨，均雕龙刻风，庄严端正。一方端砚背后，刻有精妙的梅花，是为砚中之宝。

不一而足。

十年前，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副挽联：

“一身爱收藏乐在其中  两袖清风去潇洒而归”。

这个曾经身价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更多的老头子，两手背在身后，迈着轻闲的步子，两袖清风地退出了这个世界。

    二零零五年的金秋十月，江阴新建博物馆落成开放，里面专辟“陶白捐赠文物陈列室”，那里有父亲给家乡的馈赠，它们将千秋万代传之久远。


(15)

    “课子课孙先课己，成仙成佛先成人”

清嘉庆年间，著名的书法家并篆刻家陈鸿寿，作出此联。史料记载，陈鸿寿书法“笔画圆劲细插，如银画铁钩，意境萧疏简淡，雄浑恣肆，奇崛老辣”。父亲特别喜欢这类铮铮铁骨的风格。当我在父亲遗留下来的日记本中，看到他手写的这两句诗时，并不知道出之谁手。父亲在一整页纸上，只写了这两句话，可见他对其中的含义，有着多少难言的感慨。我猜他是对“做人”而言的。“做人”，也就是“做自己”。

    父亲一生，几乎从来就没离开过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的革命失败后，他从上海远去南洋，就既教书又教人；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新四军抗大，他与薛暮桥、罗琼并称抗大三教授，他们的学生，一队队开向抗日杀敌的最前线，很多人后来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解放后，他担任或兼任的许多职务都与教育连在一起：文教处长、教育厅长、高教厅长、体院院长、教卫办主任……江苏一年年走出那么多各种层次的建设国家的人才，父亲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到了耄耋之年，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重要历史时刻，父亲又毅然应召到中央党校工作，一批批国家栋梁之材，在那里陶冶、锤炼，再出发走向新的领导岗位。

    研究新四军的专刊《云岭》中有文《投笔从戎记》，记叙了军部几位出色的教员：“当时授课的教员很有政治理论素养的。如薛暮桥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夏征农上统一战线，罗琼上科学社会主义，陶白上国际问题……”，由此一斑可见父亲的足迹。

《陶白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对“江南一叶”的商榷》，其中回顾了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时，七昼夜悲壮的突围中，最后一天的一个细节。那天，身为新四军教导总队教官的父亲，参加了叶挺军长亲自率领的艰苦卓绝的突围战。文中写道：

“大约是1月11日的上午，虽然是身处战场，可是天气是晴朗的。在石井坑附近的一个山谷里，于立金同志突然命令教导总队紧急集合，聆听叶军长的战斗动员。……叶军长的讲话，极其简扼，但有几句话，长期以来一直锲入我的心坎。他说:‘教导总队的全体同志，都是干部或者是培养成为干部的，并不是一个战斗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使用你们这支部队！现在的形势已很危急，已到了不得不使用你们这支部队的时候了！已到了不得不命令你们要与敌人作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候了！’”

叶挺军长对干部，也就是在新四军里从事教育培训工作的干部的爱惜之心，烙铁一般印在父亲的记忆中。父亲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忠挚地献身教育，不能不说跟叶挺军长到最后一刻，才舍得让这批教官拿起武器杀敌突围，有着深刻的联系。

父亲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印证了巴金先生的一句话：掏出心来。

当年捐赠文物，父亲得到江阴政府一些奖励。90年四月，他捐出七万元，创设“江阴市陶白文学艺术奖”，以鼓励家乡文艺创作成绩卓著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另有一万元给璜土镇后区里小学，作为奖学金，帮助成绩优秀的孩子，也帮助家境困难的孩子。八万块钱，在那时，是不小的一笔数字，虽然现在来看，有微薄之嫌。但父亲的心意，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他捐出的，是他的全部。

    这次回故乡，我们特意寻访后区里小学，希望知道那里的小学生们，是不是受益于父亲的绵薄之心，后得知后区里小学已并入璜土中心小学，从乡下搬到了镇里。

现在的璜土中心小学，外观上跟很多大城市的小学相仿，有着宽敞的教学楼，设备齐全，包括钢琴，电脑都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江阴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全国县和县级市的最前列，在文明建设和教育建设上，也走在了前面。在国际上评价一个城市够不够资格算得现代化的文明城市，首先要看博物馆，学校。博物馆代表历史文明，学校代表现代文明和未来文明。

江阴市委安排我们跟小学的一些师生见面，还特别邀请了曾经在后区里小学教书和读书的师生前来。座谈会上，我们见到了现任璜土中心小学的校长。曾任后区里小学校长的李老师，也在炎热的周末，赶来与我们见面。

父亲捐款的时候，后区里小学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将近二十年前，父亲的捐赠，给乡下的孩子们很大的鼓励。捐赠仪式上，李老师就在场。后来，父亲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李老师带著孩子们在墓地等候；每年的清明节，李老师带著小学生们，抬着花圈到父亲的墓地去祭扫，风雨无阻年年不断。现在，李老师跟着后区里小学，转到了璜土中心小学，仍旧教书。

李老师是一个中年女士，戴眼镜，神态沉静。当校长介绍说，她就是从前后区里小学的校长时，我们都有些激动。李老师显然也有些激动。仿佛久别的亲人，终于重逢。

李老师说着吴侬软语味道的普通话，慢慢的，轻轻的，更像一个温婉的母亲。李老师提到父亲的时候，称他陶老先生。她说，虽然只有一万块钱，放在过去，是很派用场的，我们用里面的利息，帮助了很多的孩子，继续读书完成学业，陶老先生对我们后区里小学的关心，我们是很感动的，孩子们不光在经济上得到了帮助，还激发他们的上进心，人人都觉得能得到这个奖学金，是个骄傲。她指着在座的两个正当青春的女孩子，说她们当年都拿过陶老先生捐赠的钱，也到过陶老先生的墓地扫墓，现在都留校当了老师了。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江阴璜土中心小学通过了江苏省实验小学的评估验收，更名为“璜土实验小学”。学校的五（2）班，成立了“陶白英雄中队”。班主任就是一个曾在后区里小学得到过父亲奖学金鼓励的年青女孩子。

二零零四年十月，在江阴市举行庆祝少先队建队55周年活动中，“陶白英雄中队”被命名为江阴市少先队“英雄中队”。

而江阴的璜土中学，其有今天的规模和质量，也跟父亲的努力有关。

据《江阴教育》记载:“1958年，……时任江苏省宣传部副部长的陶白（璜土后区里人）提议，经江阴县文教局同意，将华庄初级中学搬迁至璜土镇，选址在镇西的一片乱坟荒田中，搬迁中，全体师生及广大社员齐心协力，肩挑车运，日夜奋战，从华庄中学原址到璜土新址，路约2公里，运输队伍延绵不断、蔚为壮观，有的学生布鞋磨破了好几双，肩磨破了，脚起了血泡，但从无怨言，经过约3个月的建设建造了三排教室，一排伙房，一片泥土篮球场。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初具规模，挂牌为江阴县璜土初级中学，周浩棠任校长，顾有迪任教导，共有班级6个，初一、初二、初三各2班。”

这就是璜土中学的来历，是父亲作为教育家为故乡的孩子，做的头一件寓意深远的事。从记载来看，当时兴办璜土中学，是因陋就简，徒手搬运，但气势宏大，有那种建设大竞技场的态势，十分激动人心。

今天的江阴，跟十年前相比，更不用说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比，早已是判若两地。江阴富裕起来，璜土富裕起来，并且有了兴旺的工业园，涌入大量的投资者，很多农民也已搬出破旧的居所，住进新建的集合公寓。但是还有不少读书困难的孩子，这是父亲最不忍心看到的。父亲一生从事教育，他崇尚教育治国的理念，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正当的教育机会，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这个得不到教育的孩子，也就没有了希望。

在璜土实验小学参加座谈那一天，去了好些戴红领巾的孩子。一个三年级的女孩子，当被问到：你知道陶白是什么人吗？她想了好一会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问了我的奶奶，她说，陶白是一个关心小孩子的老人。

陶白是一个老人，一个关心小孩子的老人。


(16)

            相忘于江湖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我，父亲是终生为父，终生为师。他给我的最后一课，就是在他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上的。

父亲病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全家，还有数位好友，围坐在他身边。父亲努力从床上坐起，面露微笑。他是不喜欢照相的，那天却十分随和，由我们一一跟他合影。父亲要我唱一支歌给他听，我懂了，那是要我们给他送行。那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对聚散离别的放达，那放达支撑着他即将停止跳跃的心。

我们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在场所有的人，不管会不会唱歌，都来唱,父亲也参加,但他不是唱，是念，手指打着拍子：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夜营”

……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父亲的眼睛炯炯闪光，从未那样动人，如同五十多年前，意气风发地走在行军的队伍中。

那日风起，啸声如利刃裂帛，给人十万火急的紧迫感。我坐在他床边记日记，听见风声，停下笔。父亲睁开眼睛，闪亮着，他看着窗外阴黑的天。又开始落雨。父亲说：人到死时，大自然也来呼应啦。我拉起他骨瘦如柴的手。他闪烁的目光落在我脸上，说：你听！风声雨声读书声。他看着我要我接着说。我接下去：声声入耳。他仍旧看着我说：接下去。我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父亲轻轻点头：好，好啊，你知道就好了，我放心了。说罢阖上双眼。

    稍后，父亲陡然又睁开双眼，调头看出窗外，漫声念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然后要我把下面一句，念出来给他听。我没有念，我不愿意说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父亲懂得我的伤心，没有坚持。在轰鸣的风声中，他陷入深睡。

    每到春夏季节，父亲长眠的地方，金黄的油菜花朝天边铺陈，风吹过来，天高地远，四周松树成荫，月季娴静地开花，水稻颗粒饱满，垂下穗头。尘嚣在远处喧闹，再也不能打扰父亲。

    父亲从泥土中来。父亲回到泥土中去。一只姣美的大蝴蝶从天而降，栖息在墓碑顶上，蛰伏良久，默哀完毕，她振翅飞起，在空中盘旋，盘旋，飞出去一段，又折回来，优美地在空中飞了一圈，然后离去，升上更高的天空。
    一个孩子轻声呼道：看蝴蝶！
    我们抬头仰望那姣美的生灵，目送她缓缓飞走。
    那是父亲回到阳世，看望故乡，看望亲人。



     父亲生于一九零九年秋。卒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生前，父亲亲拟讣告：

    “我死后，在报上发一则讣告：陶白于某年某月某日与世长辞，望知我者，相忘于江湖。”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纽约

                                            二零零四年九月     南京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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