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狂飙曲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述评

　　　　　　　　　　　　　　　　·唐少杰·

　　５０年前的４月１０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这一大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一个著名事件。本文旨
在对这一大会的缘起、过程和影响作一简要述评。

一、缘起

　　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整个文革以及清华文革开始之际，由于毛泽东暂居南方，刘少
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及负责文革运动。中共中央以北京市新市委的名义给
清华大学派出了一个由５２８人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各级
领导职权。６月１９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以顾问的身份
加入清华工作组。工作组带来了三个“直接”：一是直接造成了清华原有的干部体制瘫痪
，把上到校长、党委书记，下到每一个基层干部在内的所有清华干部一律统统免职，列入
“黑帮”或“黑线”人物，挂了起来。二是直接带来了工作组与以清华工程化学系９０２
班、年仅２１岁的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众多激进学生的严重对立，造成了清华园文革初期
的严峻形势。在“五十多天”里，工作组把７００多名学生或其他人员打成“反革命分子
”、“右派”或“蒯氏人物”等等，还发生了数起自杀事件以及自杀未遂事件。三是直接
给整个文革，给清华文革以及给“工作组模式”带来了某种“政治宿命”。毛泽东１９６
６年８月５日所写的近２５０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就
是根据清华文革的上述经历而拉开了文革整治刘少奇、邓小平的帷幕。换言之，基于清华
文革伊始的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就是为了全面地、彻底地打开文革
局面，要把刘少奇的问题逐步引入不归之路。

　　文革爆发后，如何广泛、深入地开展文革尤其是如何把文革推向全国，这在某种程度
上取决于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整治。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文革
初期的中共最高权力领导）正式提出了所谓以刘、邓为代表的镇压群众、阻碍文革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将进入１９６７年之际，按照毛泽东在自己７３岁生日家宴对中央
文革小组部分成员所致的祝酒词“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和“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１〕１９６７年的文革不仅是进入全国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
部委）及其以下地区和单位、部门和机构的夺权，而且必然要伴随着整肃所谓刘少奇、邓
小平为代表的名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实为中共党和国家传统的干部体制和秩序，以确
保更大、更广、更深地铺排文革。１９６６年年底，中共中央有关机构开始对王光美的问
题进行专案审查。此时，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划入敌我矛盾。然而，１９６７年初的
文革形势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如何把推进文革群众运动与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问题联系起
来。“形势比人强”。这一年年初，文革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或各级部门遇到的阻力主要
就是刚刚成势的造反派运动与中共党和国家原有的干部势力及其运作机制的矛盾，甚至冲
突。因而，加大加重打击刘少奇的力度就是制约文革第二个年头的契机。

　　“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了重大举措。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红旗》杂志第五期
发表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王力、关
锋所写的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
成部分》，以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些文章集
中抨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指名地公开加在刘少奇头上。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他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了却了毛泽东多年想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的一个心愿。这篇文章不仅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修改，而且还经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
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的逐句逐段地讨论和修订。〔２〕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５月在接见
外国来访者时，把戚本禹上述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革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毛泽
东认为，文革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标志第四个阶段，
亦即“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
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３〕

　　在我看来，戚本禹这篇抨击刘少奇的“檄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首次地、公开
地、正式地把刘少奇的问题当成了敌我矛盾、敌我斗争。对于清华文革来说，戚本禹的文
章不啻是一个全力打击刘少奇的重大政治信号，后两篇文章还促使清华文革掀开了干部问
题的盖子，把清华文革伊始的焦点之一，即干部问题公布于天下。总之，把群众运动问题
、干部问题同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工作组联系起来加以促动、深化清华文革，就势在必行
；而对清华革命造反派学生们来说，可以大张旗鼓地批斗王光美了。

　　我个人推断，１９６７年春初，刘少奇问题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这一年２月１
６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的“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的影响。在这次
会议上，中共中央一些元老派代表人物对文革新贵的指责和对文革揪斗干部的做法的痛斥
，使得毛泽东高度关注此事。他对这些元老们的愤怒和反击意味着他本人把这种会议的争
论或斗争看成解决文革胜败或存亡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刘少奇本人与这一在当时被称
为“二月逆流”、后来被称为“二月抗争”的会议不可能有直接的联系，尽管迄今为止诸
多还没有公开发布的档案文献资料等等是否证实这一会议对于刘少奇问题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正是在毛泽东对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些元老派同志的处置之后，刘少奇问题很快恶化
就绝不是偶然的了。戚本禹上述那篇“檄文”的“适时”发表，无疑是给文革全局发出的
加大加重打击刘少奇及其所谓“资反路线”的一颗信号弹。从毛泽东以及“无产阶级司令
部”的角度来讲，能否大力批判或斗争刘少奇的问题则是关系到文革能否广泛、深入地进
行下去的一个关键。

　　从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工作组撤离清华起，清华就不断出现指责刘少奇，批判王光美的
呼声和浪潮。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４〕大
字报的张贴，到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批斗王光美大会的举行，这里具有文革以及清华文
革历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文革伊始深受工作组乃至所谓刘少奇文革主张和文革做法（王
光美就是其具体代表）迫害的清华学生们，对于工作组给清华文革所带的种种问题，尤其
是上述所带来的三个“直接”，就以批斗王光美的方式来进行一次大张旗鼓、别开生面的报复。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蒯大富在清华几个红卫兵总部参加的会议上讲，他成立清华井
冈山红卫兵得到了中央（实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要干两件大事，一是揪斗刘少奇、
王光美；二是反对折中主义，后来这被说成是反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折中主义。１０月９
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八八”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负责
人开会，基于校内一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声，决定批斗王光美。会后，他们去中南海。
那天晚上８点，蒯大富带着４００人进城，另一些人在清华东大操场等候开会。蒯大富等
人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要求周恩来接见，要求批斗王光美，得到的是９点半以后给答复。
〔５〕周恩来等接见了蒯大富等清华八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拒绝了这些代表的要求。周
恩来说：“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
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６〕蒯大富等人在中南海西门扎帐篷呆了
一夜，次日晨，周恩来派周荣鑫见了蒯大富等人，告知他们周恩来忙，不再见他们了。蒯
说：“今天我们来，我也没有打算把王光美揪回学校去。我是想看看给不给。”〔７〕

　　１２月１８日，经过张春桥的授意，〔８〕无疑，更加推动了批斗王光美的进程。张
春桥对蒯大富所讲的一番话绝不是代表他本人，而是出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策略。１
９日晚上，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名为
“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的大会上，坚决表示“彻
底砸烂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该兵团成立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上，蒯大富等就决
定继续争取揪斗王光美。在１８日公布的“井冈山兵团决议００１号”第一条就是要求王
光美等人“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９〕１２月２５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
学６０００余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近十辆广播宣传车在天安门、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
和西单举行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并对王光美发出最后
通牒，勒令她十天内回清华园作检查。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唐伟、陈育延、潘剑宏
等十余人，他说：“你们提出揪斗王光美，我已请示了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
清华去。”周恩来的建议是让王光美作书面检查。〔１０〕周恩来说：“你们可以把你们
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他
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
天安门去。”〔１１〕但是，井冈山兵团的某些人没有认同周恩来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
，实施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行动。〔１２〕

　　１９６７年３月底４月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所追求的批斗王光美一事才有了转机
。蒯大富认为，中央有全局部署，因为斗争刘少奇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政
治影响，是牵动全局的。“因为刘少奇不比王光美。斗王光美在六六年还斗不成，必须到
六七年四月才行。”〔１３〕《井冈山》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指出：“斗争王光美，是彻
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战役，是彻底批判刘邓黑司令部的大战役，……斗
争王光美，就是斗争刘少奇。”〔１４〕其实，上述戚本禹的那篇文章发表后，蒯大富敏
锐地意识到时机来临，他主动请缨，向戚本禹提出要批斗王光美，戚本禹回答说：“这事
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１５〕史料证明，蒯大富不迟于４月３日就向周恩来提
出了上述批斗要求。周恩来４月３日给蒯大富回复了一个小纸条，用铅笔写道：

大富同志：
　　我回去问明情况，再由孙岳同志答复你电话。
　　　　　　　　　　　　　　　周恩来　四、三。〔１６〕

　　４月５日，蒯大富提出批斗王光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二、过程

　　１９６７年４月伊始，清华《井冈山》报加大了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将要举行
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大造声势。４月５日晚上，蒯大富宣布了“中央批准在四月十日把王
光美揪回清华来斗”的消息，〔１７〕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两点要求：（１）不武斗；
（２）要准备好。〔１８〕井冈山兵团５日晚发出“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
告”，这个通告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向刘少奇“发起全面的、猛烈的总攻击的进军号，宣
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死刑！”〔１９〕，定于１０日上午九点半在清华大学
主楼广场举行这一大会，“热烈欢迎全市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革命干部
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斗争大会。”〔２０〕看来，自一开始，井冈山兵团就把这一大会定
为全市性的、数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批斗大会。该兵团制定了“斗王光美方案”，成立了
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筹备组。〔２１〕该兵团的广播宣传车自６日至９日连续在北京城区
广播上述通告。７日晚，该兵团还举行了斗争王光美全校政治动员大会，还成立专门的“
斗争王光美指挥部”。〔２２〕《井冈山》报对这些活动和１０日的大会都作了及时的报道。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２３〕人潮人海，红旗如林，一
张张大字报俯首皆是，一条条大标语格外醒目，一幅幅漫画随处可见，一声声革命战歌激
昂嘹亮。〔２４〕据《井冈山》报报道，全市、全国三百多个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出
席，几十万人参加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２５〕大会主席台中央，矗立毛泽东的高大的
全身塑像，两旁是巨大的毛泽东语录，上方悬挂“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和“
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斗臭”的横幅标语。这一大会被称之为“一场震动全国、震惊全
世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战役。”〔２６〕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派出１５００名
警察前往清华园，维持秩序。〔２７〕

　　大会由井冈山兵团总部鲍长康（实为该总部第二号领导人）主持，任传仲（稍后成为
该总部作战部领导人）代表该兵团总部发言，学生吴浩汀（蒯大富同班同学）发言控诉工
作组，学生代表朱德义、干部代表王文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革命群众的代表、原工
作组组长叶林、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国裔专家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发言，
蒯大富最后发言。后六人的发言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１日第３３、３４期合
刊上发表。他们的发言题目分别为：朱德义：“把仇恨凝集在刺刀尖上”，王文兰：“戳
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桃园大队革命群众代表：“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
，叶林：“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李敦白：“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蒯大
富：“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发言安排非常有代表性，比较有分量的发言就是蒯大富和
叶林的发言。李敦白的发言最短。〔２８〕

　　这一批斗大会不只是由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及蒯大富所主导，而且更是由“无产阶级
司令部”所一手掌控。戚本禹回忆道：“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
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
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２９〕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仿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以刘少奇为代
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最大的公开的、集中的和密集的打击。因为，这次大会除
了主要批斗王光美外，还把文革初期倒台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领
导人、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领导人等等，共计三百
多人，被带入会场前台，进行“陪斗”。这也表明，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绝不是只限于批
斗王光美一人，也绝不是只限于针对刘少奇本人。这次大会给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
南翔等众多人胸前套上了标有各自名字的大牌子（很多大牌子故意把名字倒过来写出，并
在名字上打上了叉，以示侮辱），用文革初期流行的“喷气式”斗争方式（即迫使被批斗
者低头弯腰，身后有两人架着被批斗者的胳膊）惩罚他们。蒯大富在其发言中不仅声讨了
刘少奇和王光美，还直面痛斥了薄一波、蒋南翔。〔３０〕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批斗者们逼迫王光美穿上了旗袍、
戴上了项链和草帽，对王光美加以羞辱。随着当时王光美被斗情景照片的广泛流传，仿佛
这场批斗大会就是为了让王光美大出其丑。〔３１〕这一富有政治喜剧和文革闹剧的情节
实际上源于１９６３年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几国时，在王光美着装问题上，王本
人与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对于此事耿耿于怀，并由此而带来了恶作剧般的报复。

　　据蒯大富回忆：１９６７年４月４日，在中央的一次接见会上，蒯大富与江青、戚本
禹隔桌对坐。江青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去印尼穿那个妖精衣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戚本禹插话说：“她那些衣服都到哪去了？把它找出来。”蒯大富说是他回去告知井冈山
兵团办公室负责人，让这位负责人去刘少奇家把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戴的衣服找出
来，“在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上命令王光美穿上。”蒯大富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１９７１年
８月受审查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中就承认：这一做法“丑化了这个大会。”〔３２〕

　　据戚本禹的回忆录说：“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
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
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一样。总理不
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
了事，没法向主席交待。”〔３３〕戚本禹的这番说辞，既有可能把上述蒯大富所提及的
戚本禹和江青的“出谋划策”推了个一干二净，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又是怎样使王光美穿
戴上了那些东西。

　　据王广宇回忆：给王光美穿上旗袍，戴上项链和草帽，经过了江青等人，到王力、关
锋，再到王广宇、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潘剑宏的大致的或谋划、或安排、或落实的过程。
１９６７年４月初的一天深夜，王力、关锋从江青所在的钓鱼台１１楼开会后回到钓鱼台
１７楼，关锋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交代任务：“听说，最近几天，清
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上什么木制的一
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
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
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
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
，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他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
己的意见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
。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政策，办事又认真负
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
，这件事要注意保密。”王广宇立即赶往清华，找到潘剑宏，布置上述任务。潘剑宏向王
广宇解释，井冈山总部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而是用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
项链”，这不重，不会伤及王光美的。王广宇再三叮嘱潘剑宏，提出让王光美穿上出国服
装，千万不要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潘剑宏答应照办。次
日，潘剑宏给王广宇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是王光美的衣服
在王光美家里，怎样才能取出来？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只有周总
理批准才能取，他让潘剑宏请示周恩来。当天晚上，在王广宇的帮助下，潘剑宏在人民大
会堂，乘周恩来接见某省群众两派代表的间歇，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即在清华大学批斗王
光美的大会上给王光美穿上出国的服装和配饰，说了一些理由。周恩来开始不赞成这样做
，认为用这种方式不好。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上述要求，周恩来无奈，
只好同意让潘剑宏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出她出国穿戴的衣服和行头。周恩来说：“你们一定
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
总理同意合法化了。”〔３４〕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不同的回忆，就是为了表明只是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上为
了羞辱王光美而逼迫她穿戴什么衣物和配饰这一个问题上，那些文革当事人的追述和评议
是多么微妙和值得回味，甚至令人感慨不已！

　　据王光美回忆：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刘少奇和王光美认为这是一个严重信号。刘少奇当晚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
唇发黑。４月９日午饭时分，刘少奇的儿女告知父母，外面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
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刘少奇非常不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还立下了自己的遗言
，嘱托自己的儿女，他死后要把把骨灰撒在大海里。４月１０日清晨，清华造反派学生扣
押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王光美。王光美做好了准备，把毛巾
、牙刷等生活用品带上。大约早上６点半，清华造反派把王光美押至清华大学主楼八层一
房间里。清华一些造反派学生在那里“审问”王光美，并与王光美就一些问题争吵起来。
他们逼迫王光美穿上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戴过的衣服和草帽，并给她的脖子套上了用乒
乓球串成的项链。王光美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周恩来派了
一位秘书，与王光美同去。到了晚上７点，王光美回到中南海。〔３５〕当天晚上，那边
，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悲愤得一口饭都没有吃；〔３６〕这厢，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清华主
楼前召开庆祝晚会。〔３７〕

　　在批斗大会之外，清华井冈山兵团还对王光美进行了由任传仲主持的三次“审问会”
。〔３８〕该兵团下属的杂志《井冈山》专刊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发表了“三审王光美
”的记录稿，三审地点都是在清华主楼八层建筑学系的８０３室里进行。第一次审问是清
晨６点左右开始，第二次是批斗大会结束后下午１点，第三次是在下午５点多。在审问王
光美的那一房间，围坐着数十位井冈山兵团挑选出的人员，四处张贴有标语等。审问者和
与会者疾言厉色，怒不可遏，给王光美造成心理压力，他们还不时地齐声喊出阵阵口号。
这三次审问主要集中在对于戚本禹上述痛斥刘少奇的文章的看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责
任以及在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清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及干部路线问题、王光美个人的经历
等等。王光美在这三次审问的表现的确不凡，可谓据理力争，并不示弱。戚本禹后来评价
道：“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
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
”〔３９〕王光美的争辩有一特点，她始终坚持她与刘少奇从不反对毛泽东，不是什么反
革命，她把审问者提出的诸多问题与毛泽东的主张或观点联系起来。今天再看这些审问记
录稿，可以说，清华大学的“文革小将”们并没有真正“战胜”王光美。至少有一点，王
光美在这一天的批斗和审问中，并没有完全屈服。这三次审问的部分记录稿后来广为传播。〔４０〕

　　周采芹在其主演的反映这一“审问会”的电视剧《斗争之课》中，有一个细节很真实
，她所扮演的王光美在步出屋外与清华学生争论时，她气得一下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这
与王光美当时经历的情景非常吻合，因为这一情景后来被井冈山兵团在有关报道中加以发
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据王广宇追忆，毛泽东、江青的女儿李讷（当时化名为“肖
力”）“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４１〕李讷“…
…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的旨意。”〔４２〕江青实际上是“把她的警卫员、护士
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４３〕根据我对清华文革文献资料的查阅、
对清华文革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蒯大富的专门采访，〔４４〕都没有显示或没有证明李讷
这一天到清华参加批斗会，是人们当时不知道李讷参加此会的“保密”，还是王广宇的上
述说法根本就没有标示出来的基本证据？

　　“４月２０日，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她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经
过和４月１０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报刊和造反派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作了申辩。信中流
露出难以遏制的不服，说：‘我绝不是坏人，刘少奇也绝不是假革命或反革命。’”〔４
５〕王光美给毛泽东的这封信，至今都没有公布或发表。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制队摄制了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情景和过程，这部以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为专题的纪录片在完成后还不到十个小时就放映了，江青“就在当天
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１７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４６〕可以断定，当时“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或负责人们都会看到这部现场纪录片的。这部纪录片的一些历史
镜头后来也被不同的历史文献影像所采用。

　　毛泽东对于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具体态度或具体反应（如批示），到今天都还没有
发现文字上的记载或口述上的证明。

　　总之，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以打击刘少奇为主，以羞辱王光
美为主，这就必然带来了这场大会具有形式大于内容，闹剧成分大于正剧成分的特性。从
批斗王光美大会的酝酿、进行和结束中，不难看出，这一大会凝聚着整个文革初期历史繁
纷复杂、异常浓厚而又刺眼夺目的政治格局及政治色彩。从毛泽东的统领全局、以小打大
、以点治面到他对文革最大矛头对象的欲擒故纵、旁敲侧击、穷追猛打，从周恩来的忙于
左右、两头为难、疲于应付到他的老到干练、办事谨慎、善于妥协，从蒯大富及清华井冈
山兵团的异军突起、得意忘形、力求复仇到他们的呼风唤雨、急功近利、玩尽权谋，从江
青的颐指气使、眦睚必报、为非作歹到中央文革小组几位大员唯江青马首是瞻、低声下气
、诚惶诚恐，从刘少奇的险象环生、日趋危急、坐以待毙到王光美的临危不乱、负隅反抗
、绝不服输，等等，这一切都在这一批斗大会的背景和场景中得到了深深而又重重的映现。

三、影响

　　（１）批斗王光美大会，既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刘少奇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面决裂，特别是标志着前者对于后者的决绝斗争，也成
为了自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所出现的一次最大、最广的批斗中
共党和国家干部的大会，更显现了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十七年”中共党和国家的干
部机制和干部势力在文革初期的总体衰退。这一批斗会很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
历史上都是参加人数最多、声讨阵势最大的批斗会。毋庸置疑，这一批斗会无论在规模、
气势和格局上，还是在特性、意义和作用上，都远远超出了整个文革历史在北京乃至在中
国大陆所有其他批斗中共党、国家和军队等等干部的大会或集会。〔４７〕

　　（２）批斗王光美大会可以真正算得上是文革初期的中共中央高层斗争与基层文革群
众运动上下互动、交叉推行的一大结果。它不仅凸显着中共中央高层斗争利用或依靠基层
文革群众运动而带来的文革模式的内涵，而且凝聚着基层文革群众运动促动或制约中共中
央高层斗争而具有的文革运作的底蕴，进而映现出中共中央高层斗争与基层文革群众运动
砥砺相随、磨合相依的文革生死场的气数。显然，批斗王光美大会，既不是“无产阶级司
令部”一厢情愿的“孤鸣”，也不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势单力薄的“独唱”，而是“无产阶
级司令部”椽笔谱写、清华井冈山兵团合力演奏的一首文革“狂飙曲”！文革悲歌歌一曲
，狂飙清华从天落。

　　（３）批斗王光美大会实际上是蒯大富以及清华文革初期众多激进造反学生对于工作
组以及王光美的反击和清算。从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到批斗王光美大会，大约经历了２５
０天的时间。一方面，清华大学这２５０天的文革经历切实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诡
谲横生，奇异多变；这一经历从文革基层单位的典型意义和独特功能上来讲，真正使得清
华文革在文革初期的大舞台上独领风骚，无出其右；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同工作组所体现
的传统的党的领导模式的对峙，正是由于同王光美所代表的刘少奇对文革的理解和运作的
冲突，特别是在大半年里苦苦追求要在清华园里批斗王光美，蒯大富等清华激进造反学生
以及稍后的井冈山兵团获得了他们在文革的巨大“政治资本”。〔４８〕

　　（４）批斗王光美大会既不可能解决当时清华文革的矛盾和困难，也没有制止正在运
行并即将发生的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讧和清华文革群众组织的分裂。在这一大会之前，
作为清华当时文革主干的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阴影重重，危机四伏，不同势力及其代表明
争暗斗，此消彼长。在这一大会期间，该兵团“有人却拒不参加斗争大会。纵队派头头沈
如槐、宿长忠、张雪梅等在颐和园开会，策划分裂井冈山。”〔４９〕他们对批斗王光美
及其大会根本不感兴趣，力求采取和实施与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有所不同的文革政策和
文革主张。在这一大会之后，不到五天，“四一四串联会”正式出现，它与井冈山兵团总
部分庭抗礼，毫不相让。在这前夕，该总部还通过报刊痛斥那种“蒯派必须全盘否定！”
的论调。〔５０〕仅过五十天，“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宣布成立，它所造成的分裂和
后来与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进行的决战，致使清华文革初期的历史驶入了一条无法逆转
的黄泉之路。

　　（５）批斗王光美大会促使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加速转化。上述那期《红
旗》杂志发表的关于清华干部问题的文章，实质上引爆了干部问题这颗清华文革初期历史
的一大“政治定时炸弹”。历史证明，蒯大富以及以他为首的井冈山兵团通过批斗王光美
大会的方式只能力图“上扫”文革初期原有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重大文革对象，而不
可能“下除”由文革引起，由工作组直接带来的清华干部问题。在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前前
后后，对于以广大的中、基层干部为主体的原有清华干部队伍（当时他们已被停职或被解
职十一个月左右），究竟是加以“除恶务尽”，还是“平反平黑”？究竟是使他们继续处
于边缘化、局外化甚至继续遭受歧视、迫害，还是团结、使用甚至依靠他们？就成为致使
蒯大富的文革政治生涯衰竭乃至整个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破败的一个死结。

　　（６）批斗王光美大会还带来了后人对于文革诸多问题的进一步审视或反思。这一点
突出地体现在杨澜女士所主持的综艺节目（“杨澜访谈录”）中对王光美采访的视频。在
王光美讲述自己的文革苦难经历以及在清华受到的屈辱等等之后，杨澜机敏而又直切地向
王光美提出一个问题：你在“四清”、清华大学“蹲点”时冤枉没有冤枉过别人？王光美
则以强调过去的运动造成人际问题很难讲清，不能再搞运动等等作出了含蓄的回答。〔５
１〕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总之，对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述评，尤其是对于这一大会的前
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受害者和施害者而言，我所要继续追问和不断探寻的是如
下的问题：谁是这一大会的胜利者？谁是这一大会的失败者？进而，对以各种方式投身于
文革的人们而言，有无文革的胜利者？有无文革的失败者？有无文革的清白者？有无文革
的无辜者？最终，对于记忆和反思文革的人们而言，有无对文革的全面批判？有无对文革
的根本变革？

注释：

１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５４３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
６年。关于毛泽东的这一祝酒词，有不同的说法：张春桥的回忆是“为全面内战干杯！”
同上，第５４７页；关锋的回忆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同上，第５４８页；
王力的回忆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同上，第５５０页；姚文元的回忆是“祝全国
全面内战开始！”同上，第５５３－５５４页。
２　同上，下册第６０２－６０６页。
３　同上，下册第６０７页。
４　给予王光美的这个称号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有关。“十六条”
第七条的题目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条指出“要谨防扒手”。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
学服务中心，２０１４年。
５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６０页，香港，香港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
６　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下卷第７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另外，张绛在其所
著的《我所知道的王光美》第１４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上说１９
６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说是他们二人一起来到
清华，这不准确。
７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
，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３
８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
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参见编辑组编：《历史的审判》，第３
１３页，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９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４期。
１０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
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２
１１　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下卷第１０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１２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的“智擒王光美”行动是由清华六个文革群众战斗小组组成的
“捉鬼队”发起的，３０多人参加。他们于那天下午３点半到西单附近的北京师范大学一
附中，先以座谈的名义把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萍萍控制起来，骗王光美出来，剩下的
２０多人到西单附近的交通队和市立第二医院，控制了１２部电话机，在急诊室成立了指
挥部，一些人扮成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谎称刘萍萍遇车祸受伤，王光美开始不信，派刘
婷婷和刘少奇警卫员来医院看望。“捉鬼队”说服了刘萍萍，让她打电话把王光美、刘少
奇叫出来。稍后，就把王光美拉回清华园批斗。
　　根据清华大学有关档案的记载表明，“捉鬼队”的这一行动事前并没有正式请示蒯大
富及井冈山兵团总部（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
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２）。根据我本人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
在深圳对蒯大富的采访，蒯大富证实，“捉鬼队”的领导人在这次行动之前只是给蒯大富
打了个招呼，没有讲出具体的策划和步骤。蒯大富对于这位领导人的“招呼”，既不表示
同意，也没有表示否定，而是不相信他们能做出后来那么大的举动。无论怎样，“捉鬼队
”的这一举动当时得到了井冈山兵团总部有关机构在使用车辆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孙怒涛
先生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６日关于此事对蒯大富发出的微信求证，证实了这一点。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晚８、９点，“井冈山兵团”总部广播台播出“清华园的第一号
大扒手已被揪回，要全校革命师生立即去清华西大操场参加斗争大会”的通知。蒯大富等
人当时在静斋总部会议室开会，包括蒯大富在内的许多总部委员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在斗
争王光美时，王光美反问批斗者的一些问题，使这些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１月７日，井冈山兵团发行了《号外》，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智拿王光美，巧
斗刘少奇”为题，报道了前一日的捉王骗刘的经过。《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
第９、１０期合刊第５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追述１月６日“智擒王光美”的过程，并发表
了题为《好得很！》的评论，有所指地斥责“那些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
”，这种斥责后来被说成是“攻击周恩来”。这次批斗王光美一直持续到１月７日凌晨，
王光美写出了“四点保证”后，被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带回中南海。在这次批斗王光美的大
会期间，周恩来提出四点指示，一是同意让王光美检查，二是不要打她，三是不要侮辱人
格，四是“检查后放她走。”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
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２
　　周恩来指责了这种“骗斗”活动。他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代表
时，批评了这种骗斗王光美的行动，“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是背后耍鬼，这种作风不能
提倡，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这是不正常的。”（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
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１０９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但是，《周恩来年谱》对仅过了三个月，蒯大富和清华大
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一事，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只字未提。１月２０日，“捉鬼队
”贴出了《关于周总理一·七讲话的声明》，公开表示对周恩来上述批评的不满和指责。
该队还把此声明分别递交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和井冈山兵团总部。清华大学档案馆：《
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２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上，蒯大富还给“捉鬼队”授予了一面锦
旗，并让该队全体人员登台亮相。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
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３
１３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
，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３
１４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特刊。
１５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６３０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
１６年。
１６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重要材料汇编（１９６７年１月２
３日至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２５２
１７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特刊。
１８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１５４页，香港，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
１９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特刊。
２０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第３１期。
２１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１５４页，香港，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
２２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特刊。
２３　看来，王光美并不记得或知道她被批斗的地点是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错以为是
“大操场”（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第４２９页，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刘少奇人生纪实》下册第８７４
页（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也错以为批斗的地点是大操场。
２４　参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１日第３３、３４
期合刊；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１５６页，
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
２５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１日第３３、３４期合刊。
２６　同上。
２７　唐少杰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在清华大学对蒯大富的访谈。
２８　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之前，井冈山兵团总部办公室负责人潘剑宏向周恩来请示这一大
会的方案，其中一条是不许外国人参加大会，潘剑宏向蒯大富转达这一条。蒯大富邀请了
已是中共党员的李敦白参加，因为蒯大富未把李敦白当成外国人。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
《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蒯大富交待材料（五）》，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２１６。
　　李敦白１９４０年代后期就在延安认识王光美了。参见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
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１１０页，林瑞唐译，台北，智库出版，１９９４年；
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红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回忆录》，第６２页，丁薇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文革初期，李敦白是著名的“坚定的国际反修战士”，他曾在北京许多单位、部门作
过有关文革主题的报告或讲演，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国文化
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一文，参见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
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９１页，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李敦白１９６７年４月初来清华园，与井冈山兵团部分人员座谈，批判刘少奇的《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此《井冈山》用了两个版半的篇幅，发表了他的批判发言，参见《
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４月８日第３２期，很可能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敦白收到了参加４
月１０日大会的邀请。十分有意思的是，李敦白在其后来的回忆录或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他
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并发言一事。
２９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６３０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３０　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编：《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１日第３３－３４期合刊第二版。
３１　１９７２年，侨居英国的周采芹女士（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的女儿）
，饰演了根据批斗王光美事件而改编的八集电视剧《斗争之课》（The　Subject　of　St
ruggle）中的王光美。在周采芹著的《上海的女儿》一书中，译者把该电视剧名称译为两
种：“斗争对象”和“斗争主题”，参见该书第２１１页、第２７４页。我以前也把该剧
名称译为“斗争对象”，看过此剧后，我认为应译为“斗争之课”。参见周采芹著：《上
海的女儿》，何毅华译，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上述电视剧由英国电视公司Gran
ada’s　TV　Production出品，制片人为Leslie　Woodhead。该剧在英国以及一些其他地
区播映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周采芹女士由于其出色的表演而获得英国本年度最佳电视剧
女主角奖的提名。参见周采芹：Daughter　of　Shanghai，p１６３，St．Martin’s　Pr
ess，New　York，１９８８。
３２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
，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０２３
３３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６３０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３４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
史求信集》，第２０２－２０３页，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３５　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第４２７－４２９页，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按照黄峥的此书推算，王光美那天在清华被批斗、被审问的时间似
应为十二个小时左右，但是按照黄峥另外两本书的表述的推算，似应为十六个小时。参见
黄峥编著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
２年）的第１７４页和黄峥编著的《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的第１４５页，这两本书都引用了“三审王光美”的资料，该资料标明那天第三次审问
王光美的时间结束于晚间“１０点零５分”。
３６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第１６５－
１６６６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３７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１５６页，香港，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
３８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蒯大富交待材料（三）》，全宗号：２，案卷号：０２１４
３９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６３０－６３１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
４０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４１－２５６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１９６６－１９６９》，第１６１－１
７５页，　黄峥编著：《刘少奇冤案始末》，第１３０－１４６页，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４１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
史求信集》，第１８０页，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４２　同上，第１８１页。
４３　同上，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４４　唐少杰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０日下午对蒯大富的专门电话采访。
４５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第１４６页，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４６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
史求信集》，第１８１页，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４７　这一批斗大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没有涉及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解放
军元帅和高级将领，诸如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许光达、张爱萍、苏振华、赵
尔陆、吕正操、刘震、吴克华、王尚荣、肖向荣等等，这可能与１９６７年４月之际或之
前的文革形势有关。王广宇提及清华这次批斗大会的众多被批斗者中还包括罗瑞卿，王广
宇显然是错了。参见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
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１７８页，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清华大学校史
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一百年》也记载这次批斗大会包括批斗了罗瑞卿，显然错谬，参见
《清华大学一百年》，第２８９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４８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蒯大
富反革命案”的起诉书、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刑事判
决书”，都没有把蒯大富参与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列入起诉和判决的内容。参见编辑组编：
《历史的审判（续集）》，第１５４－１５８页、第１７７－１８０页，北京，群众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
４９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１５６页，香港，
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
５０　社论：《决不允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编：《井冈山》报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３日第３５期。
５１　杨澜访谈录·王光美（下），http://www.56.com/u40/v_NDI0MDg2Mzc.html。有的
网站相关的同一视频（例如，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NjkyNjA4.html）节目
没有我所提到的这一段对话，可能作了处理。

写于２０１７年４月清华大学校庆１０６周年日前夕

〔作者简介：唐少杰，男，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http://www.cnd.org/cr/ZK19/cr1004.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