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和想象的法国大革命

2005年03月18日
作者：邓广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想写《思考法国大革命》的文章已经很久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想动笔。看的资料越多，我就越感到，所有的问题前人都已经论述过很多遍，我们今天有没有必要老调重弹呢？傅勒的书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见解，批评他观点的文章在他生前就有了。法国大革命形成的政治思想鸿沟是如此之深，不可填平；法国大革命像一支致命的针深深地插入资本主义的肌体，它随时随地会爆发，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正因为这样，芝加哥大学聘傅勒为“社会思想”教授，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耐丹·塔可夫认为“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负责任地复活了法国的自由思想”。我要补充的是，所谓的“复活了法国的自由思想”，是以消解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思想和必要的革命代价为前提的。

　　法国大革命真的死了

　　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有着特殊的兴趣，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杜兰的《拿破仑时代》（东方出版社，1999），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97），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我们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程度要远远深于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程度。傅勒的这本《思考法国大革命》对于中国读者其实也不陌生，作为修正史学的代表，他一直是左翼史学的批判对象。傅勒1965年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提出“側滑论”，1988年他在《法国革命：1770－1880》中完善他早年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1792－1794年的“侧滑”，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平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甚至不能归因于当时危急形势，而主要应归应大革命本身暗含的专制主义传统和思维定势。

　　早在十多年前，朱学勤就全盘照搬傅勒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杜撰出所谓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朱学勤天才地把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的罪责，上溯到卢梭的“人民主权”论，这其实与托克维尔的看法完全相反。朱学勤提出近代社会制度试验与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比，设定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对立，通过抽象政治学理论和宪政理论的叙说，把法俄作为立宪失败的例子。韩毓海在《“错误的”法国大革命？》中指出：这种论调通过“批判暴力”的姿态，删除的是现代世界进程中的暴力压迫和反抗斗争，以一个勉强的“权利——契约”范式，掩盖现代性结构的权力本质。而我认为，即使从立宪成效性和稳定性的角度看，傅勒的中国传声筒们的观点也是站不住。不幸的是，自此以后中国大陆学院和研究所学者的大革命研究少有不遵循这一思路的。

　　弗朗索瓦·傅勒生于1927，卒于1997，被称作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一生享誉无数。前不久，他被评为法兰西学院“不朽的四十位学者”之一。他担任过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托克维尔研究专家等等，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越法国，遍及世界。

　　在读到《思考法国大革命》之前，我先在网上看到黄万盛的《革命不是一种原罪》。黄万盛是为革命辩护的，但他错误地认识了傅勒工作的意义，辩护因此显得无的放矢。然后读到孟明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中译本序，孟明倒是比较忠实地讲述了傅勒的工作，但他的评价缺乏一个比较和争鸣的视野。

　　《思考法国大革命》是一本奇特的学术著作，它不针对具体历史，而是评述关于这些历史的话语。傅勒认为：托克维尔从明晰的概念入手，打破编年学的叙事；他处理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时代。自托克维尔出现之后，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不再现身说法了，它成了一个系统阐释的对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是循旧制度的思路而来的。傅勒不可轻视，因为经过他的努力，大革命真的死了。

　　恐怖统治的历史真相

　　秋风认为：“英美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政体革命，革命和立宪的目标始终仅限于重新安排上层的政体；而法国大革命却从一开始就试图成为一场整全的革命，除了在政制层面上建立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之外，更欲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重新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看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是不顾及历史真实的个人想象。秋风的观点隐含着革命的参与者一开始就有很抽象很现代的政治哲学目标，然后去行动，这不是很可笑吗？连傅勒，阿克顿，托克维尔等人都不敢这么轻浮地说话。

　　傅勒有个著名的“精英革命”论，很好地批驳了秋风的主观臆想。傅勒认为1789年开始的革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集团追求政治自由的革命，1793年则平民化了。对于不负责任的未来政客来说，是不愿意历史地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1793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被称为“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勒费弗尔在其著作中指出：“恐惧心理、自卫本能、惩戒决心，是革命情绪的三个特征。”问题是，谁造成这种恐怖的呢？是革命者吗？是人民自己恐吓自己吗？1788年，农业灾难性歉收，巴黎人民在攻占了巴士底时高喊“自由！胜利！”，而同时的农民却在乡村路上惊呼“快拿起武器！土匪来了！”

　　1789年7月至8月的“大恐慌”，从巴黎到地方，盛传着“贵族的阴谋”。大革命时期人民对认定的反革命者的屠杀，并不算少。而以1792年9月2日发生的“九月大屠杀”最为典型。当时法国面临的对外战局糟透了，人们对外地入侵的恐惧也已经趋向于极点。在8月30日维隆陷落以前，“外省曾出现过多起杀人暴行”，人民对处死犯人的呼声很高。9月2日，凡尔登告急，义勇军准备出发。此时，到处都有谣言，说犯人准备向爱国者反扑。在当天晚上，群众冲向各个监狱，杀死了一半的犯人。

　　傅勒当然知道雅各宾派是在共和国处于最危急的时期上台的，危急仍来自于国内外的反法势力。欧洲君主国掀起反法热潮，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联军从四面八方把法国包围起来。奥地利的普鲁士国王在皮尔尼茨号召欧洲各国君主组成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在科布伦次，以孔代亲王为核心的流亡者已磨刀霍霍。前线战场上，迪木里埃的叛变，使军队发生分裂，军队连连败退。国内纸币发生危机，物价飞涨，人们到处要求恢复规定物价。没有糖，也没有烟草，到处是袭击，抢劫。共和国的“善”确已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国内还有三、四个主要党派，有着纷扰的意见。法国在当时没有搞美国式政党政治的条件，要知道美国在独立战争后的和平年代，不同政党还吵得一塌糊涂呢。实际上，“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是非常“民主”的，投票决定议员的罪行和生死，因此罗伯斯比尔才会身首异处。傅勒只不过和经历过大革命的其他资产阶级一样，看清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严重威胁，资产阶级从那以后再也不会犯傻了。

　　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确立的观念，如自由、平等、公民权利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些目标会引起社会分裂和社会动荡。这个批评对法国大革命是无效的，却值得中国当代的保守主义者，如秋风深思——有没有普遍适用的宪政结构，英美式宪政结构的激烈追求是国家承受得起的吗？傅勒的这个批评理路是符合其巴黎雷蒙﹖阿隆研究所所长身份的，凸现了他保守主义的倾向。自由主义以及更加偏左的学者都会认为法国提出的这些理念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已经形成，所以会有这样的潜在要求。索布尔说：“作为争取平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历次革命。无论在英国或美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既已分享了政权，革命的重点便没有放在平等上面，而贵族的反抗、反革命和战争则迫使法国资产阶级把权利平等放到了首位。”1795年宪法把《人权宣言》中“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去掉了，只保留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产阶级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比较深刻地看到，法国君主制下旧制度的极端反动，使得革命的新制度留下了某种印记。这本来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事情，只要你了解大革命之前“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以及“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等基本史实。而到了傅勒派中国写作者秋风那里，竟成了“君主制下的少量的自由与恐怖时代的根本没有自由之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托克维尔地下有知，不知道会做何感想。天涯网站上的“乡下闲人”先生在《＜革命不是一种罪＞读后》中说，“这些以自由派自命的知识分子们（秦晖，朱学勤），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还不如保守派先祖托克维尔。在托克维尔看来，错了的不是革命，革命本身没错，错的是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仍然不够彻底，那些所谓的革命的产物的专制与其说是革命的私生子，不如说是旧制度的余孽。”

　　记得1989年傅勒在《一个理想和它的遭际》中讲到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将成为一次极好的学习经历。实际上，傅勒的修正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一种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历史的普遍主义文化大革命’叙事”（借用韩毓海语），左派学者如何持之以恒地批判它将成为今后不得不做的功课。

　　《思考法国大革命》?法?弗朗索瓦·傅勒著 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版／20．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