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        《党史博览》 2017年第2期 P42-46页
【分 类 号】        D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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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调查 真相 同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当代中国史研究》 刘少奇 毛泽东 访谈记录
【摘    要】        戴茂林同志《真相调查》一书对“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的质疑 2013年,《高岗传》作者戴茂林同志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辨析》一文对“查档”一事提出质疑.2016年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查刘少奇档案”真相调查》一书(以下简称《真相调查》),进一步以作者对郭峰、李力群、赵家梁等人的访谈记录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完全是一起子虚乌有的事件.

评戴茂林同志《真相调查》一书
■林蕴晖


高岗与刘少奇（中）、王稼祥 （左合影

戴茂林同志《真相调查》一书对“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的质疑
2013年，《高岗传》作者戴茂林同志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辨析》一文对“查档”一事提出质疑。2016年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查刘少奇档案”真相调查》一书（以下简称《真相调查》），进一步以作者对郭峰、李力群、赵家梁等人的访谈记录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完全是一起子虚乌有的事件。

毛泽东嘱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最早公开披露的是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秀山（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组织部部长，1954年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首）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书中写到，在1954年3月召开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戴茂林同志在论文和《真相调查》一书中提出质疑的主要论据是：

一、张秀山1989年4月完稿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为何 “只字未提 ‘查档事件’”？2002年张秀山的家属整理的张秀山回忆录 《尘封的历史》，出现了 “查档事件”的内容，但是关于此事的叙述与2007年正式出版的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以下简称 《我的八十五年》）中的叙述有重大不同。

二、李力群向张秀山询问是否有毛泽东交代高岗 “查档”一事时，“张秀山未置可否，只是害怕地告诉她不要乱讲”。

三、张秀山在回忆中明确说高岗向他交代此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但赵家梁却从未说过自己当时在场。赵家梁说，他知道此事，是在高岗管教期间听高岗向管教组讲的。

四、既然是 “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高岗为什么不亲自去办，而是把如此重大的绝密任务 “交给张秀山去办”？

五、张秀山说： “查档”，“我是布置给郭峰去办的”。但郭峰明确表态，他从未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查刘少奇的问题，也没有听高岗、张秀山提到过这件事。

六、关于 “查档事件”， 《尘封的历史》，在 “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是如何把张秀山等同志打成反党宗派的”的题目下，“大量引用了罗瑞卿在会议上的发言，并对罗瑞卿的这些言论进行了一一批驳”，而《我的八十五年》在 “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这一节里，并无任何关于罗瑞卿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

“真相”是不是真相
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真相调查》得出的“真相”，是不是真相。

第一，张秀山1989年4月完稿的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为何“只字未提‘查档事件’”？

“查档事件”，直接关涉毛泽东，张秀山何时能直言其事，显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绝不是可以随意向外人提及和诉说的事，这是任何一个普通共产党员都可以理解的常识。以张秀山1989年《我的回忆》初稿“只字未提‘查档事件’”来否定张秀山后来说出此事的真实性，令人费解。至于2002年由其子女整理的《尘封的历史》 （征求意见稿） 写进这一事件是否真实，不在于此前《我的回忆》是否提及，而在于其根据是否可靠（有关内容下面分别再做回答）。

第二，《真相调查》引用的李力群谈“查档事件”的记录说明了什么？

《真相调查》摘引的李力群接受访问时，她向张秀山询问“查档”一事的谈话如下：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图为刘少奇在做报告

1997年9月25日，在赵家梁家。李力群在与赵家梁谈话时说： “在东北查敌档的事，是张秀山去的。后来我问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好小李，你可不敢说！”

1999年3月16日，在李力群家。参加谈话的人除了她 （张晓霁）和李力群之外，还有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高岗秘书的苏丹。李力群说：“毛叫高去查刘在奉天的敌伪档案 （1953年春）。我问秀山，他特害怕，说小李，你可不敢乱说，不敢乱说！”

2000年1月28日，戴茂林同志访问李力群时，“李力群回答说：‘高岗与我说，主席让我去找刘少奇的档案。’我九二年问过张秀山，你是否知道这件事？他躺在床上，坐起来说，好小李，你可不要再讲了。”

《真相调查》据此得出结论说：（一）李力群“她并不是这起‘查档事件’的当事人，她只是后来听高岗说的”；（二）“她（李力群）向张秀山询问是否有此事时，张秀山未置可否，只是害怕地告诫她不要乱讲”。可见“查档事件”并未得到当事人张秀山的证实，或者说张秀山并未证实“查档事件”确有其事。

这个结论符合实际吗？中国有句俗话：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以上所引的三种说法：“好小李，你可不敢说！”“我问秀山，他特害怕，说小李，你可不敢乱说，不敢乱说！”“好小李，你可不要再讲了。”这些是张秀山对“查档事件”未置可否吗？上面张秀山的讲话，无论是讲话的神情，还是语气，都表明张秀山是在肯定确有其事的前提下，提醒或警告李力群：“你可不敢说”“你可不敢乱说”“你可不要再讲了”。原因显然是事关重大，传出去不好。这才是张秀山不让李力群讲的真实原因。怎么能把张秀山的话理解成是否定“查档事件”的证据呢？

再则，以李力群不是这起“查档事件”的当事人，她只是后来听高岗说的，来否定李力群说的可靠性，也让人匪夷所思。高岗是“查档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李力群听高岗说的，不是听第三者传说的，为什么成了否定事实的证据了呢？

第三，《我的八十五年》中写道：“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但赵家梁从未说过自己当时在场。

我们暂且不论高岗当时有几位秘书，即使只有赵家梁一位，高岗与张秀山谈及毛泽东交代“查档”一事，绝不可能高声交谈。何况一般来说首长之间有要事交谈，秘书绝不会贴身站立。所以，赵家梁是否肯定自己在场，对于“查档”一事的真实性也无关紧要。何况1999年3月和12月，赵家梁两次给中共中央写信，都明确提及“1953年春天毛泽东要高岗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赵家梁还明确说明，他是在高岗被管教期间“听高岗讲的”。可见，用赵家梁没说过他在高岗与张秀山谈话的现场来否定“查档事件”，也站不住脚。

第四，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高岗为什么不亲自去办”？

《真相调查》的作者似乎连高岗当年的身份都淡忘了。高岗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身处如此高位的高岗亲自去查档，会引起周边多大的关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高岗交代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主管党的组织工作的张秀山处理此事，完全在情理之中，也不会引人格外注意。以此作为否定“查档”一事的根据，同样令人费解。

第五，郭峰说不知情，以及郭峰所谈1952年东北局清理敌伪档案工作的由来，都证明《我的八十五年》所说的事实不实吗？

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最初提出整党的是1951年3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3月28日，刘少奇在会上做报告，在第二部分“整理党的组织”中说：“在基层组织中如果发现有以下各种坏分子，在调查确实并经支部通过和上级批准之后，应随时清除出党。这些分子就是：……五、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叛变过党和革命的分子，或曾经向敌人投降自首，没有经过长期考验和立功，而混入党内的分子。六、在重要情节上对党隐瞒或欺骗党的不忠实的分子……”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的内容，于4月9日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整理党的基层组织时，首先应对于所有的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对于已经发现的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应予以清除。这些坏分子就是：……（即刘少奇报告中讲的八种人）。”

以上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整党审干，始于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真相调查》引用郭峰的话说“我是1952年6月底，‘七一’时去东北局上班的，当时忙整党业务没注意这事。但在这之前，发生一个中国驻苏联大使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中组部从苏联将其调回交东北局将此事搞清。张冠本人不服。当时是由干部处长李正亭、纪委张子衡查这件事，我来前已开始查了。”这种完全以郭峰所说的由个案引起查档，来证明“东北局清理敌伪档案工作的由来”的可信度还有必要多费口舌吗？

至于郭峰说，他从未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查刘少奇的问题，也没有听高岗、张秀山提到过这件事，其实，《我的八十五年》说得非常清楚：

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

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

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

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

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

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

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

本情况上报的。

《真相调查》又以《尘封的历史》中的

描述（张秀山不但亲自把这件事布置给郭峰

去办，还要求郭峰“要严格保密，查阅的对

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

某个人的印象。查看后的情况，要严加保

密”，而且“郭峰也是这样去办的”）与《我

的八十五年》的表述不同证伪。然而，这段表述并不表明，张秀山将查档对象（刘少奇）向郭峰做了具体交代，只是嘱咐“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这能以郭峰说“不知情”来否定“查档事件”吗？

请看当年东北局干部处处长李正亭是怎样说的。

2002年春节期间，李正亭与张秀山子女谈到1953年审干问题时说：这次“审干”给我的印象很深，是在秀山的办公室，郭峰也在座。秀山说还要进行“审干”，审查两个方面：一是干部的现实情况；二是干部的历史情况，进一步认真查阅敌伪档案。我听后有些不理解，刚搞完“三反”“五反”和“整党”，又要搞审查，心里有一种厌烦情绪。但又想：是不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于是我说：那我们就组织人员从两个方面进行，原先清查敌伪档案的人员组成一组，继续进行查阅整理工作。秀山当时还讲了要认真，要保密，不要给干部造成什么错觉之类的话。我印象之所以这样深，当时我以为党内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或又要搞什么运动。后来，我们分别搞了两方面的汇总材料上交了，那份有关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汇总可能在东北局的存档中能查到。

李正亭所谈，“在秀山的办公室，郭峰也在座。秀山说还要进行‘审干’”，这不是明确表明张秀山将“查档”一事交由郭峰去办了吗？至于郭峰本人尽管向《真相调查》作者说明，查档一事他不知情，但郭峰在看到《尘封的历史》征求意见稿后，2002年7月15日，在与张秀山子女面谈时说：这件事（指“查档”）我不清楚。1954年东北局高干会后，我已经被处分到大连工厂工作，不久，就有人到大连向我调查查刘档一事。这不仅明确表明，“查档”一事当年引起上层多大的关注，而且郭峰在被撤职下放后，当时被作为“查档”事件的调查对象之一。

第六，《调查真相》以《尘封的历史》大量引用了罗瑞卿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而《我的八十五年》并无任何关于罗瑞卿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来证明罗瑞卿质问张秀山“查档”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不看具体内容，仅以为什么《我的八十五年》删去不提作为有无此事的理由，这种逻辑大概太简单了点。

从张秀山生前谈“查档”一事说起
我们还是从张秀山生前关于“查档”一事的谈话说起。

1977年9月14日，张秀山与王震见面谈工作安排，同时提出希望中央重新审查他1954年的问题，并讲了“查档”一事。

1979年，张秀山分别与共创陕甘边根据地的几位老战友谈“高饶事件”时，也讲到“查档”一事。关于张秀山何时与子女谈“查档”的情况，笔者曾与其女张元生反复核对过。2016年5月31日，再次访问张元生、王海阳。张元生说：1990年2月，在老同志对《我的回忆》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后，父亲直接向子女们讲了一些历史上的事情。

关于 “查档”问题，父亲是从1955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说起的。邓小平说：张秀山 “用了极其恶劣的指桑骂槐的手段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在报告中对高岗只是指责其有意制造党内纠纷，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散播各种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同志；而对张秀山则用了 “极其恶劣的指桑骂槐的”形容词。仅从行文来看，表面说的是张秀山借批评安子文把锋芒指向刘少奇，实际上另含深意。这就是我父亲对这句话难以忘怀的原因。

接着，父亲就谈到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期间与他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当时，还让我们看了当年东北局印发的我在中央组工会上的发言，在东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以及罗瑞卿等人的发言。”

至于为什么在《尘封的历史》中引了大段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上的讲话，而《我的八十五年》却将这段话删去，执笔人显然有历史和现实的考量。

首先值得人们注意的是，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正式做出结论和处理，是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年3月28日召开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于4月24日通过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称，“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4月25日，东北局将会议决议和上述《建议》上报中央。5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东北局上报的会议决议和《建议》，并下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 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志愿军并转军以上党委和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中央指出：

1.《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问题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现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和林枫同志、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发言一并发给你们。

2.关于东北局请示处理的问题，中央认为：对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五同志已撤销了党内的职务。对东北局即可免于处分。

请看作为“主犯”的高岗、饶漱石尚未结案的一年之前，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就已定案处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为了向人们说清案情，中央特将林枫和罗瑞卿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一并下发。

1954年2月，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徐特立、高岗、董必武、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彭德怀、吴玉章、彭真等

罗瑞卿、林枫二人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下面我们就看看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是怎么开的，罗瑞卿、林枫二人在会上讲了些什么，这对张秀山等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成员有着怎样的关系。1954年3月，对召开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曾强调，东北地区高干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认识其错误，要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及个人责任，启发大家，强调团结。就在张秀山、张明远（东北局第三副书记）接受批评的过程当中，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周桓在发言中说，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为高岗亲信，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人是高岗的“五虎上将”。这话在会上引起轰动，一些人纷纷抓住不放。但是，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做法并不为人们所赞同。于是，4月24日，以中央书记处联络员身份参会的罗瑞卿在会上讲话。针对人们对高岗在东北地区是否有一个“反党宗派”的疑问，罗说：“请问高岗一个人能够搞起一个独立王国吗？请问有那么若干人团结在高岗的周围受高岗的指挥，不受党的指挥；按高岗所规定的纪律办事，不按党所规定的原则办事；背着党、背着中央，同高岗一模一样地到处进行反党活动，按高岗所制定并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党政纲到处进行反党宣传，这样一些人不叫反党宗派，亦即反党小集团，那么又应叫做什么呢？”

接着，罗瑞卿点名说：“正如会议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同志参加了以高岗为领导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他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对张秀山等人在会上的检讨，罗瑞卿表态说：“他们的错误同高岗的罪恶是有区别的，对于高岗的某些阴谋，他们有可能还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很清楚，但他们的错误绝不是一种普通性质的错误。他们这次虽然也进行对于错误的检讨，但是检讨得还很不深刻，很不老实。这就无法证明他们确实抛弃了错误，确实与高岗划清了界限，确实与那个宗派断绝了一切联系，重新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他们这种不彻底检讨错误甚至是坚持错误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取得党、取得同志们的原谅与宽恕的。应该说明，高岗已经自绝于党，高岗的叛党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党内问题的性质，但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活动和高岗还有区别的一些同志，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则还是属于党内问题的性质，因此，党仍然希望他们迅速改变态度，继续检讨，彻底交代，坚决抛弃自己的错误，坚决抛弃那个反党的宗派，停止任何的非法活动并要有决心同那个宗派内的坚持错误的任何人决裂，党欢迎任何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党对于任何犯错误的人以至犯了很严重错误的人，都尽一切可能帮助和等待他自己的觉悟，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党都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这个政策对东北局所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适用的。但是，应向这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发出警告：如果他们不改正态度，坚持自己的宗派立场，那么，就一定会错上加错，把自己抛向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上去。”

在罗瑞卿讲话之后，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会议做总结发言。他在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之后，把话锋一转，说：“在高岗离开东北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有察觉。”“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积极参加高岗阴谋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宗派活动，如公开制造流言蜚语，指桑骂槐，挑拨离间，污蔑中央负责同志，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甚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中央委员补选的非法活动等，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林枫强调指出：“这些同志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罗瑞卿同志已在发言中做了详细的分析，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在高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他们的第一次检讨是不诚恳、不老实的，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极大不满。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他们的第二次检讨，其中某些同志是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的，我们表示欢迎。但个别同志是没有进步的，一般说来，他们的检讨还是不彻底的，个别同志在某些方面的检讨比较好些，有的人仍是很不彻底，很不老实，甚至是仍然没有什么检讨的。希望这些同志继续深刻检讨、彻底交代，认真改正错误，否则他们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从林枫明确表态完全同意罗瑞卿的意见，不难看出罗瑞卿这番讲话对把张秀山等人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分量。中央在批准对张秀山等处分的同时，下发罗瑞卿、林枫在会上的发言，完全证明了这一点。4月24日，会议通过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即撤销张秀山等人党内一切职务的建议，正是依据罗、林的意见做出并上报中央的。

中国人都懂得讲究礼数，俗话称：“冤家宜解不宜结。”在未公开出版的《尘封的历史》中大段引用罗瑞卿的讲话，显然是为了说明当年东北地区高干会打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的实情；而公开出版《我的八十五年》时，就得考虑把这些老人都一个个拿出来亮相，是否有伤感情的问题。可见，以所谓《我的八十五年》未引罗瑞卿在东北地区高干会上的讲话，来作为否定“查档事件”的依据，不能不使人纳闷。

综上所述，从李力群的三次谈话，赵家梁1999年向中央的报告，李正亭对张秀山1953年布置“查档”一事的回顾及郭峰195年被撤职下放后受到的查问，都证明张秀山所说的1953年毛泽东嘱高岗查刘少奇1929年奉天被捕一事，是无可争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