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的怀念..................高文谦


心底的怀念

高文谦


    一晃胡耀邦已经走了十七个年头了。今年是他九十岁冥诞，网上的纪念文字多了起来。大陆官方也准备举办纪念活动，在政治上大做文章，缓和一下眼下大陆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矛盾。本来，我不想凑这个热闹，但一些纪念文字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忆，一些封尘已久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与胡耀邦的一面之缘

    我与胡耀邦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1976年11月中旬。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人们大多沉浸在兴奋之中。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已是肺癌晚期，病情日重一日，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全家人的心情悲喜交集。母亲在文革中因“炮打”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现在终於有了出头之日。父亲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父亲的遗体告别是在三Ο一医院的地下室里举行的。在此之前，我们几个儿女在草拟参加父亲追悼会的生前友好名单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耀邦伯伯。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五十年代曾在团中央工作过，胡耀邦是老领导；另一方面，也是还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父亲1972年从干校回京后，一直因母亲的问题被“挂”着，1975年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后，才重新恢复了工作。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父亲又被批为“还乡团”，和胡耀邦处境相同。

    胡耀邦在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时冲锋陷阵，是当时的“四大干将”之一（其他三人是张爱萍、万里和周荣鑫）。1976年春天，父亲顶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头，曾借看病的机会，悄悄探望过正在三Ο一住院的张爱萍。父亲在临终前也一直惦念着胡耀邦，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在安排父亲丧事时，我们听说胡耀邦正在科学院监督劳动，不知道他能不能来，但我们真心希望他能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这对父亲也是一种告慰。还好，经过联系，科学院答复，祇要不见报，就可以参加。后来听说，胡耀邦从此获得了外出参加活动的自由。

    记得遗体告别那天，正来寒流，三Ο一医院的地下室里阴冷阴冷的，寒气逼人。父亲的遗体告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京军队老干部中举行的第一起。人们劫后余生，压抑了十年的悲情，终於可以倾泻了，气氛格外悲痛。那天很多军中元老都来了，其中罗瑞卿架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动，拒绝别人的搀扶。在三Ο一住院的张爱萍也执意要来，他穿着病号服，拄着拐杖，缓缓地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

    在遗体告别快结束的时候，站在母亲旁边的文宜小声告诉我：“耀邦伯伯来了”。我听见胡耀邦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母亲说：“天辉同志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一句话说到母亲的伤心处，眼泪扑簌而下。耀邦伯伯劝母亲节哀，然后和子女们一一握手。耀邦伯伯和我握手时，我注意到，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由家人陪同，而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不过后边跟了一个看管他的人。那天，耀邦伯伯穿了一件旧呢子大衣，没戴帽子，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小个子，说话有点口吃，但眼睛很有神，握手也很有力，走路很快，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六十开外的人了。

    一年后，胡耀邦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曾经多次回想起耀邦伯伯在父亲追悼会上的情景，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直定格在脑海中。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和我握过手的“小个子伯伯”竟然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人物。他的死，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最后以六四屠城收场。这一事件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我自己。


胡耀邦指点，父亲得平反

    父亲一直把胡耀邦看做是可以交心的老领导。父亲当年是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民先，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抗大，后又到晋察冀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和胡耀邦同在华北，算是一个山头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当时在中共队伍里为数不多，出身也不好，背负“原罪”的包袱，总是受到工农出身的老红军的歧视；而“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则是一个例外，在党内幷不多见。

    建国后不久，父亲调到总政青年部，主管全军的青年工作，随后又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被选为团中央常委，直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听父亲说，那时几乎每星期都要到团中央去开会，参与团中央的各种活动，还几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苏联东欧。这段期间，父亲与胡耀邦的交往多了起来。父亲说他为人坦诚，思想开明，关心干部，值得信赖。为此，父亲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乃至受到的委屈和苦闷，讲给他听，从中受益非浅。

    正是在父亲参与团中央工作期间，我第一次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小的时候，我口吃得很厉害，一看见生人就紧张，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父亲告诉我胡耀邦也口吃，他有一套对付口吃的办法，就是说话拖长声，遇到说不出来时，就用“啊——啊——这个这个”来过渡，让我学他。这种办法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自然不大灵光，但我从此牢牢记住了“胡耀邦”这个名字，知道有一个人，是父亲的领导，说话也口吃，但这幷不影响父亲对他的敬重。这让我心里感到释然。

    父亲为人正直敢言，不会搞吹吹拍拍的那一套。这种性格在中共官场自然吃不开，在劫难逃。1958年，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母亲随杨献珍到河南蹲点，把当地刮“共产风”和瞎指挥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对此很有看法。庐山会议后，军委总部机关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因父亲对顶头上司、总政组织部部长刘其人的一言堂作风提过意见，刘就借“反右倾”运动，非要把父亲打成“彭黄分子”不可。幸而父亲没有和他交过心，所以后来没有整出多少有分量的反“三面红旗”的言行来，倘若像和胡耀邦那样交心，那就糟了。当时揭发父亲的一大堆材料中，没有一条是团中央那边检举的。现实问题整不出来，就整历史问题，历史没问题，就挖家庭出身。父亲出身不好，最后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留党察看，发配西藏充军。

    父亲在西藏吃了不少苦，几乎葬身在大雪封山的二郎山，祇是因刘其人后来下台，父亲的问题才有了转机。回京后，父亲为自己平反的事四处奔走申诉，可是阻力很大，没有人愿意出来讲话。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胡耀邦得知后，借团中央领导在颐和园聚会的机会，把父亲叫了去。劫后重逢，父亲很激动，一股脑地向胡耀邦诉说自己的冤情和处境，表示自己本来没有多少反“三面红旗”的言论，总政却硬要维持原来的结论。听完，胡耀邦没有直接表态，祇是问了一句：“你对‘三面红旗’怎么看？”父亲没有想到胡耀邦会这样问他，看他若有所思的样子，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弦外之音。父亲后来多次和我们谈起这件事。

    后来胡耀邦给父亲出主意，让他去找罗荣桓谈一谈，说罗元帅是真心爱护干部的，在军队中有威望。父亲原来也有这个想法，祇是罗帅当时已经得了重病，在家养病，不便为个人的事前去打扰，所以一直踌躇。听了胡耀邦的指点，父亲鼓起勇气，闯到帅府，自报山门，果然获得接见。罗帅靠在床上，听父亲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坚持不了，就让夫人林月琴接着听。随后，罗荣桓抱病在一次全军高干会议上为父亲讲了话，父亲的问题才平了反。不久，罗就过世了。父亲对罗帅深为感激，一直记在心里。

    父亲平反后，总政在工作安排上仍百般刁难，非要把他踢到外地去。胡耀邦知道后，主动邀请父亲去团中央工作，这样可以留在北京，也脱离了总政的管辖。父亲十分感谢胡耀邦的好意，一度动了心，认真考虑转业的问题，后来有了到总参工作的机会，此事才作罢。为此，父亲对胡耀邦一直心存感激，多次和我们念叨起胡耀邦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援之以手，说：“耀邦古道热肠，真是好人啊！”

    在文革狂澜中，团中央因派工作组的问题最早受到冲击，胡耀邦为“三胡”之首，更是首当其冲。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阴沉着脸，一问才知熟人告诉他胡耀邦被批斗得很厉害。父亲心情沉重，在饭桌上咳声叹气，对文革这种搞法想不通，曾让我们四处打听情况。后来团中央派人来调查胡耀邦的“问题”，当时还在位的父亲不客气地给顶了回去。不久，因受母亲问题的牵连，父亲自己也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批斗。

    1969年，父亲下放到河南干校，一呆就是四年。那里是穷乡僻壤，消息很闭塞。每天干完活，吃过晚饭后，我都陪父亲在乡间小道散步。父亲和我谈起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很多往事，其中包括和胡耀邦的交往。林彪事件后，干校的人心马上就散了，小道消息满天飞。1972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过年，当时父亲刚刚获准回京看病。我拿来一份从北京传来的毛泽东点名解放老干部的名单，其中有胡耀邦。父亲那天非常高兴，说要庆贺一番，骑车到集上买回鲜鱼，亲自动手做了糖醋鱼，还喝了一种当地自产的奶油蜜酒。这是父亲自文革以来最高兴的一天。

    1972年，父亲从干校回京，住在总参三所。当时，很多被扫地出门的军队老干部都在这里落脚。人们多方打问老战友的下落，互相走动探访，劫后重逢，别有一番滋味。父亲回京后，曾向熟人打听胡耀邦的的消息，但不得其详。说来也巧，后来两人竟在家门口邂逅相遇。当时我们家和萧向荣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一天，父亲听到敲门，开门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胡耀邦！原来胡耀邦来看望萧向荣，敲错了门。胡耀邦指点着父亲，说：自共青团九大一别，多年没音信了，没想到你老兄竟然在这里！父亲也大喜过望，连忙陪胡耀邦上楼找萧向荣，三人相谈甚欢。父亲还专门让文宜做了两个拿手菜——麻婆豆腐和酱爆里脊，端上去喝酒助兴。

    后来，父亲专门向胡耀邦谈了自己的问题。胡耀邦听说母亲是因反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很同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没什么好办法，不过这对父亲已是不小的精神安慰。总参三所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后来批邓时被指为“散布政治谣言”的大本营），父亲常把听到的一些消息转告给胡耀邦，胡耀邦也找父亲问起过张春桥的往事。两人对政治上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时，他们就用手语代号，竖起大拇指代表毛泽东，在手上写“三点水”表示江青。四届人大前夕，我从东北回京探亲。临走前，父亲让我和他睡在一起，彻夜长谈。父亲告诉我围绕组阁的党内斗争，对毛有意重用江青一干人的局面忧心忡忡。父亲还告诉我，他和胡耀邦也谈起过，说胡是老干部中最敢言的一个。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是在总参机关打响的第一炮。这年夏天，父亲重新恢复了工作。杨成武指定父亲协助他抓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这两件事，幷特别指明这是邓交代的。父亲领了尚方宝剑，又有挨整的切身体会，全力以赴推动总参各部局的落实政策问题，但阻力很大。父亲常在饭桌上慨叹：解放干部真难啊，难於上青天！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大刀阔斧抓整顿，在京城政治圈中不胫而走，父亲引为同党，说是一条船上的夥计。不久，形势逆转，批邓反右铺天盖地而来。胡耀邦在科学院挨批斗，父亲也被批为“还乡团”，一同落难。父亲当时心情很不好，在参加周恩来的追悼活动时，得了重感冒，不久发现得了肺癌，几个月后就过世了。

    时势造英雄。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大局观。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京城政治圈中就传出胡耀邦托人捎给叶剑英的“中兴三策”，记得第一条是停止批邓，第二是平反冤案，第三条是抓生产。那段时间，毛泽东这尊多年来盘踞在人们心头的神像轰然倒塌，民众的思想空前活跃，人心思治。胡耀邦凭藉自己的才能，很快脱颖而出，出任中组部长、中宣部长和中央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重要领导人。

    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远见卓识，而且还有胆略，是个实干家。粉碎“四人帮”之初，积案如山，百端待举。他受命於危难之际，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给五十万右派摘了帽。那段时间局势变化很快，真有点令人目不暇接。胡耀邦不负众望，很快便打开了局面，开创了后来的邓小平时代。可以说，没有胡耀邦的沖坚陷阵，就没有邓小平的第二春。

    这段期间，我恰好与胡耀邦的女婿刘小江在一个单位工作，彼此成了朋友，常在一起下围棋。当时小江刚刚结婚，就住在胡耀邦家里——富强胡同六号。我曾去过几次。那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在灯市口附近，很老的房子，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后来我也准备结婚，需要置办点傢具，小江还特地把自己的傢具票让给我。记得我去取傢具票时，小江说老头非常喜欢和青年人交朋友，想给我引见，可惜当时胡耀邦正在和人谈话，不好进去打扰，失去了一次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

    不久，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单位里有不少团中央来的人，思想活跃，带来一种明显不同於党的机关的作风，其中有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和刘崇文。工作之余，他们和我谈起过一些胡耀邦的往事。当时，胡耀邦的家已从富强胡同搬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就任总书记后，中直管理局本来已经为他在中南海里找好了房子，就是当年汪东兴大兴土木盖的常委楼，但胡拒绝搬进去，而是搬到了北长街的一座小院，与中南海祇有一墙之隔。平时，他幷不住在家里，为了进出方便，在中南海东墙上开了一个小门。

    在80年代的政治格局中，文献研究室的主管一直是胡乔木和邓力群，成为党内保守派的重镇之一。胡、邓两人经常利用编辑文献的权力，煽风点火，向改革派发难。像叶剑英说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在正式发表的时候，被胡乔木删去。又如，邓小平关於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也被胡乔木利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进言后，束之高阁。

    回想起来，文献研究室在几次大的风波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面一有风吹草动，机关马上传达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倒胡倒赵的消息传得很快。其中像1983年初，陈云在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上批胡耀邦，份量很重，机关随即流言四起，传出中央要开会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气氛很紧张，颇有文革再起的味道。后来听说被邓小平制止，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这才算完事。“清除精神污染”也是如此。记得传达时杀气腾腾，矛头所指，呼之欲出，真让人替胡耀邦捏一把汗。后来胡、赵两人联手，再加上万里、方毅等人的抵制，“清污”运动才不了了之。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机关的龚育之参加了文件的起草，经常回来吹吹风，谈一些胡耀邦的想法。记得当时决议避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改从正面提出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引起激烈争论。尽管胡耀邦从中调和，但仍在六中全会上惹出风波，陆定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内容，赢得全场的掌声。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给压了下去。记得在机关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已经闻到火药味。后来才知道，这祇是个导火索，胡、邓交恶的真正原因，是在邓退休的问题上，胡耀邦犯了忌。

    这年底，大学生闹学潮，更是火上浇油。过了年，风声越来越紧，机关有人已从胡耀邦没有参加黄克诚的追悼会预感到要出事。记得消息公布的那天下午，机关通知当晚有重要新闻，我感到不大妙。当晚，我和妻子到六部口音乐厅听音乐。我心里有事，一去就让服务员把休息大厅里的电视打开，果然播出胡耀邦辞职的消息，结果心情全无，回到家后，跑到同院老友廖逊家里，谈了很久，为胡耀邦感到不平，心情沉重。从此，国家进入多事之秋。


中共领导人中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

    胡耀邦下台后，为了避嫌，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刘小江家。事情告一段落后，我才去找他，虽说是去“手谈”——下围棋，实际上却是想谈“国事”——瞭解胡耀邦下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小江的口风很紧，不大愿意谈。直到1989年3月，胡耀邦去世前的一个月，我又去小江家时，他才比较详细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三叮嘱我不要传出去。现在已经事隔多年，谈出来也无妨了。

    据小江说，胡耀邦虽是总书记，但日子幷不好过，夹在邓小平、陈云两个老人中间，很为难。陈云早就对胡不满，邓小平开始还支持胡，但胡乔木、邓力群两人老到邓的耳边吹风，告胡的状，邓慢慢听进去了，认为胡要树自己。接下来，邓在自己退休的问题上，对胡结下了更大的心结。邓曾和胡私下交换意见，表示自己准备“全退”。胡耀邦不知这是在试探，表态赞成，幷表示自己“半退”。结果邓认定胡想取而代之，於是借着闹学潮，声色俱厉地批胡，同时在家中开会布置拿掉胡。

    胡耀邦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平时一个人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决定辞职前，曾回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一致反对他辞职。胡当时答应了，但回去后又改变了主意，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写了辞职报告。事后，胡对家人说，当时批得很厉害，逼他辞职，数王震最凶，说：谁赞成小平同志退，谁就是三种人！幷威胁要把胡抓起来。胡不愿牵连家人，自己也想安度晚年，以为提出辞职就可了事，谁知邓小平决定扩大范围，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幷亲自坐镇，要把胡批倒搞臭。会上，与会者群起而攻之，批胡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一个人就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还把胡对“生活会”想不通的“私房话”揭发出来。

    为了检讨过关，胡耀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检讨，给自己上纲上线，还批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说自己成了坏人的“保护伞”。事后，家人都说他不该这样给自己泼污水，他自己也后悔了，感到对不起方励之等人。就在我们这次谈话前，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上卷刚出版。小江告诉我，老头正在看，对周在党内斗争中忍辱负重，屡屡检讨感触颇深。我想这是同病相怜，有感而发吧。当时我在周组工作，小江说，有空时让老头和你谈谈。我非常高兴。可惜，这一次又落空了，而且是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一个月后，胡耀邦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后来听文青说，胡耀邦被抢救过来以后，他的岳父吴蔚然前去查房，那天胡精神很好，还和吴蔚然聊起天来。吴告诉他，自己和高天辉是儿女亲家。胡感到很惊奇，幷说天辉同志是个好同志。然而，几天之后，胡耀邦便离开了人世。

    胡耀邦去世那天，天色晦暗，细雨霏霏。噩耗传开，人们纷纷前往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家祭奠。我是和机关的人一块去的。灵堂正中挂着胡耀邦最近的一张生活照，面容憔悴，眉宇间透着忧思。胡的家人守在一旁，记得当时是胡德平和刘小江在场，悲痛不已，泣不成声。我祇是紧紧地握了一下他们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随后，胡家专门给我送来参加追悼会的请柬。

    追悼会那天，气氛压抑紧张，会场秩序紊乱，站在队伍里根本看不见前面的情况。我索性跑到后面，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玻璃窗前，望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百感交集。戈扬老写的那首“这一边，那一边”的诗，很能代表当时我的心情。局势已是山雨欲来，我知道这回是非流血不可了，但后来的结局比预想的还糟。当局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坦克车，大开杀戒，血洗京城，历史的伤口至今仍未愈合。

    十几年来，官方一直压制民间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胡耀邦幷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然而惟其如此，更让人感到他的可亲可敬。他居庙堂之高，心怀天下，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如此，人民一直怀念他。“活在人心便永生”。每到清明节和忌日，胡耀邦在江西共青城的墓地都是一片花海，前往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这便是天下归心的证明，足为后来当政者史鉴。

http://www.beijingspring.com/bj2/2005/120/20051129151649.htm

高天辉，原名郭士琦、曾用名郭向功，1918年生于直隶（河北省）静海县二堡村，父亲是清末举人。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民先，后转入中共地下党。在中共北平城委（时任书记周彬，原名张淑贞，化名张培华，女）的领导下，在燕山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杜诺（原名杜含英）的组织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捐献物资，输送知识分子。1938年暑假，由地下党输送从军，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抗大，后又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曾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主管全军的青年工作，随后又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被选为团中央常委，直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参与团中央的各种活动，还几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苏联东欧。后又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高天辉妻傅秀（原名林锦双）是清朝廉官林则徐之五世孙女。夫妻同在燕京大学学习，同为中共地下党员，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夫妻文革时期皆被害。文革前高天辉由于出身不好，曾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留党察看，发配西藏充军。回京后为自己平反的事四处奔走申诉，阻力很大，在胡耀邦的指点下，找到了罗荣桓元帅，罗荣桓元帅在一次全军高干会议上为其讲了话，才得到了平反。1966年文革开始，傅秀是因反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而被关进秦城监狱。高天辉受其牵连，被关进“学习班”接收审查批斗。1969年下放到河南干校，一去就是四年。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抓整顿，是在总参机关打响的第一炮。这年夏天，高天辉重新恢复了工作。杨成武指定他协助自己抓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这两件事，并特别指明这是邓交代的。领了尚方宝剑，又有挨整的切身体会，他就全力以赴推动总参各部局的落实政策问题，但阻力很大。他常在饭桌上慨叹：解放干部真难啊，难于上青天！不久，形势逆转，批邓反右铺天盖地而来。胡耀邦在科学院挨批斗，他也被批为“还乡团”，一同落难。他当时心情很不好，在参加周恩来的追悼活动时，得了重感冒，不久发现得了肺癌，几个月后（1976年12月）就过世了。 妻傅秀则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高文谦是高天辉四个子女之一（文青、文宜、文谦、文实，皆已赴外国生活）。

高文谦1953年生于北京，是中共党史、周恩来研究学者。

高文谦年青时代曾参军，1980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1980年代参与《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等中共官方史籍著作的编撰工作；1989年曾参与六四前的学生游行并起草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于六四后被清查贬职（同被清查的还有当时为同事之胡耀邦秘书高勇、刘崇文）；1993年初主动辞去职位赴美，与1989年赴美的妻子团聚，赴美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2003年11月11日）、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2004年3月25日）担任访问学者；现居美国纽约皇后区。曾著《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作者：张大中）（美国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ISBN 1-932138-07-2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艰苦而辉煌的最后岁月》（《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 ）、《周恩来最后的日子》（台湾传记文学V.58 No.3，1991年3月出版），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纪念文集，（2006年1月出版）等书籍。

何万志2011年秋于天津访问舅父郭绍云、郭绍参、姨母郭绍平、表弟郭维岩并参考有关资料等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