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举国震惊，一个主要原因是全国上下都被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长期宣传所蒙蔽，对林的真实境遇一无所知。即便是四十年后的今天，关于林彪当年的具体材料仍鲜有披露，令这一事件依旧是当代中国史上最大的疑案之一。

新近公开的“九一三”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林彪专案组组员的吴忠的口述，全文披露了林彪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信稿①，为研究林彪事前的心理状态，对他为什么“叛国”出走，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历史解释，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过去坊间曾有流传，一九七○年九月庐山会议毛林龃龉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泽东写封信，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过他的妻子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没让发出。由于这条材料语似“山寨”，曾被疑为野史。二○○六年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经过分析，判断这条材料是可信的，在他的《“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中加以了引用，不过审慎地注明“此是孤证，录之待考”。

吴忠的口述，不仅证实了信件的存在和要点，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信稿第一条就是“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接着又特别提出“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认定林彪要“抢班夺权”，先后指示召开“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批评政治局里的林彪旧部黄、吴、李、邱，还特别批评叶群，又“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矛头直指林彪，中央核心层政治气氛紧张。据时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的李作鹏回忆，叶群甚至担心被抄家②。

叶群的恐惧感可以理解。文革中政治斗争的无序性，使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不过三四年间，前后二位党内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陶铸、陈伯达都是突然倒台的。他们都曾和林彪走得很近，陶铸还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林彪夫妇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提到，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林彪力求保十年安定

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汇报会”黄、吴、李、邱作了检讨后，气氛有所缓和。林彪的信稿就是此时起草的，开头一句是“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并解释“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档，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为解毛的疑心，林彪还自“挖墙角”，建议将拱卫京畿的解放军第一摩托化主力军、原四野旧部“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最后表示“我很想和主席谈谈”。

信稿显示“九一三事件”前，林彪一如既往，对党内斗争的凶险看得很清楚，身为“副统帅”却感到有被关、杀的性命之虞。据官修《陈云传》披露，早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高岗事件之初，陈云奉毛泽东之命向林彪打招呼，林彪曾向陈云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可能自杀”。八个月后果真应验，高岗在管住期间自杀身亡。原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说，一九七○年九月庐山会议事发后，林彪在下山时就说过准备“做彭德怀第二”。彭早在一九三○年代就是与林齐名的红军统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下台。官修《彭德怀全传》提到，一九六七年彭遭连续揪斗后吼叫“要命啊，好苦啊”。而从近年零星披露的材料看，像彭这样的受审人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中央专案组记录上报，林彪是看得到的。一九六九年，被关押在开封的前“接班人”刘少奇惨死后，林彪还在专案组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林彪像刘少奇一样未逃过劫难

信稿还与过去披露的“九一三”前林彪在北戴河说过“死也要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③及他的女儿林立衡向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说过林家“搞不好要杀头”④的片断史料互为佐证。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前引高华论文的一个判断，那就是林彪一九七一年七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前景的莫测导致他心情灰暗。也支持了李作鹏对林彪九月十三日从北戴河出走的一个解释──逃往苏联是躲难、避祸，就像朝鲜、越南有的高级干部在党内斗争中来中国避难一样⑤。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也可能是接近这段历史真实的一个解释。

在林彪手下黄、吴、李、邱四个大将中，只有李作鹏有在林彪身边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在一九四○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李在林彪司令部担任参谋处长，有八个月与林彪朝夕相处，对林彪的思想、作风、性格等有较深的了解。李也是对庐山会议问题看得比较尖锐的一个。“批陈整风汇报会”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认真地比较毛泽东在他检讨上的批示“可以了”和在黄、李、邱检讨上的批示“很好”，以为是区别对待时，李便说，“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与邱会作曾主张林彪就庐山的事作自我批评不同，李认为林彪不做检讨是对的。刘少奇、彭德怀检讨了，那又如何？

不过话说回来，“九一三事件”的酿成，也有林彪个人的原因。一九六○年代，执掌军权的林彪明知毛的大跃进闯下大祸，还是以军队为后盾全力支持毛，整治正确的彭德怀、刘少奇。尤其他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毛成了“神”，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时，林对毛率性而为、指鹿为马已无可奈何。信稿起草后不到四个月，林彪葬身外蒙，黄、吴、李、邱随即被逮捕、关押、撤职。但毛的晚年事业文化大革命也确乎因此失去柱石，不到十年，随毛的离世就被彻底否定，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注：

①吴忠口述：《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26-7页

②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页672

③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632

④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598

⑤同２，页885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是不能拿某些个人的“回忆录”做证据！是个人都会知道：每个人的回忆录都是“选择性”失忆以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刻意渲染（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夸大其词伪造事实；而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则轻描淡写或者是只字不提......对于与自己不和的人则随意地污蔑......这是人的本能！
所以，看这些回忆录只能是当作各种版本的封神榜，而不能全信，除非有与他们毫无瓜葛的若干人的旁证，方可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