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萍是一位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粮食部工作期间，曾受命参与统计大跃进后人口减少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促成毛泽东在1961年下决心进口粮食，缓解灾情。1964年，他被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不久，又调到外交部工作。197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希腊王国建交。年底，他被出任驻希腊首任大使，1973年春上任不久，发生了“雅典事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讲述的：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便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经他提醒，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在仓促的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尽管周伯萍力图补救，外交部还是把他紧急调回国内。回到北京，他才知道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说这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在国务会议上，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只好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恳请给予严厉处分。同时，驻希腊使馆在接到外交部的通报后，也立即向外交部作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周伯萍在事件发生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

　　5月19日，外交部将这一意见上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24日，毛泽东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减轻了“雅典事件”的份量。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再次批示：“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

　　这样，周伯萍便有惊无险地度过难关，仍旧回到了雅典。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他正在阿尔及利亚大使任上。

　　事后，李先念和方毅都问过周伯萍，“总理为何说‘周门不幸’呢？”周伯萍解释：“大概是总理盛怒下的宣泄。”“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遥远，仅在合肥西乡姓周的就有九族，同姓不同宗。”但周伯萍晚年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对他俩说的唯一假话。”原来，1962年12月1日周伯萍给周恩来送粮食调拨计划时，周恩来曾详细询问了他的家世。这样，彼此都意识到互相之间的亲属关系，但未挑明。周恩来上下几代的辈分排行是骏、贻、恩、秉、国，恩字辈与周伯萍父亲的孝字辈相当，周恩来应是周伯萍的堂叔。周伯萍怕暴露这层亲属关系，工作上出了差错，给周恩来增加麻烦，因而与亲友约定，闭口不谈此事，如有人问及，坚决否认与总理有亲属关系。因而李先念、方毅问起也未承认。

　　在中国避免与以色列发生官方往来的若干年里，以色列却一直对中国大陆释放善意，寻求建交。直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有所缓和的199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和以色列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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