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永嘉

这是王绍玺对一段往事的回忆，记得俞云是今年四月十一日来我家看望我的，事先他来电约我访问时间，这样我可以在家相候。三十余年未见，相见甚欢。我们一起在复旦教授食堂用的晚饭，饭后还去我亲家那儿看病。我亲家得了肺癌，转移喉癌。他还是热情扎针。由于他在的时间很短，我亲家病情已转入最后阶段。这个病与病人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她是护士长出身，长期受西医理论的灌输。她做过切除、照光、化疗，已把身体摧垮了；加上心理的崩溃，加速了病的进程。服了几贴中药，和扎了二次针。病情有所好转，但后来俞医生走了，病人的病情还是加剧了。

我们写作组几个老朋友一起聚餐的时间定在5月8号晚上，那次聚会的状况王绍玺在文章中已讲了。参加聚会的还有陈冀徳与王知常夫妇，以后王知常去他那儿扎了针，开了中药。据王知常讲，他由于视网膜脱落，视力很差，扎针以后一二天时期效果明显，他眼睛的视力有改善。俞云走了以后，情况不能持续，看来金针能调动全身的免疫功能。如俞云所言，穴位如经络的开关，把经络的开关调节好，人的功能可恢复到较好的状态，这需要持之以恒。在俞云针所那儿我去过一次，遇到了复旦物理学一教授在扎针，他的肝区肿瘤经过一段时间扎针治疗后，肿块是缩小了。现在俞云又回西班牙去了。他关于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应该说是对的。着眼于调动人整体各方面的功能来战胜疾病，比只对病，不对人的办法，有它的长处。中医和西医如何结合起来，对人类攻克各种疾病应该说是提供了更多的途径。现在国家也在提倡恢复中医的事业。我们只要不偏执一端、只进行一种思考和治疗疾病的途径，对我们人类战胜病痛总是有益的。医药事业是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好东西，但也不要忘了祖国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宝贵的东西，不能丢掉中国特色，王绍玺文章中讲的那位打假勇士，可能是何祚休。文革时，我记得他也曾因要在《自然界辩证法》上发文章而与我们联系过，可能他的思维方法片面一些，话讲的极端一些，对于这样的科学家我还是抱谅解的态度，只是希望不要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片面性会害人的。至于文章中讲到我们被审查的那段往事，这一切都已过去了。他说说也可以，大家也不必记在心上，我希望还是向前看。一味整人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家还是以和为贵，一切还是从如何对国家的前途有利，民生的改善有利去思考。过去恩恩怨怨的往事，说一下便一笑泯之。这就是我读王绍玺文章后的观感，现将文章发在网上，供大家参阅，也希望读者能批评指正。

难忘俞云医生

王绍玺

五月的一天，老友朱永嘉打电话告诉我：“俞云医生回上海来了，邀请几位老朋友叙谈一下。”老朱还特别问：“你还记得他吗？”

俞云医生，分别已经30多年了。但与他交往的往事，永远难忘，怎么会不记得他呢！

我与俞云医生初次相识，是1974年春夏之交。当时，我正在主编一种全国唯一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有位记者告诉我，上海肿瘤医院的俞云医生，用针灸方法治疗癌症，收到良好效果，并问我能否邀请他写一篇文章，讲一讲针灸也可以治疗癌症的道理。我听到后很兴奋。我虽然不懂医学，但熟知社会上的传言，如“患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等等。当时癌症的发病率远没有今天多，但医生对治癌的畏难情绪，社会上对癌症的恐惧心理，都相对普遍。这是有原因的，当时，在医学科学十分发达的国家，治疗癌症的基本手法，就是切除病灶，对不能完全切除的病灶则进行化学疗法和放射性疗法，被称之为“三大法宝”。当时，对癌症还难以做到早期发现，发现了多半已是中、晚期，已经转移，难以把癌细胞全部切除。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可以杀死癌细胞，也会损伤正常细胞。患者多已久病体弱，不大容易承受这两种治疗方法，往往在治疗过程中去世。所以，西方医学文献所介绍的，不是癌症患者治愈了多少，而是用“三大法宝”治疗的存活率，即生命能够再维持多久，有些当时被认为凶险难治的癌症，如肝癌，治疗后能够存活一年，就是很有效果了。

国内医学界（西医）对癌症的诊治，从总体上说，起步较晚，采用的基本治疗方法就是从国外引进的三大法宝。由于当时的国情，我们能够使用的仪器及药物，多半没有国外那么先进，治疗效果自然受到影响。至于中医中药治癌，对癌症还缺乏西医那种准确认定，民间土方虽多，却缺乏科学认定，带有“病急乱投医”的盲目性。即使有人真的收到治疗效果，也往往被泼一头“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的冷水，说不清楚。

想到这些情况，针灸能够治癌，应当认真总结分析，讲出科学道理，进行宣传，但先要弄清事实真相。于是，我决定做三件事情：

第一、访问俞云所在肿瘤医院的西医，听取他们对俞云用针灸治癌以中医药治癌的看法。

第二、暗中访问俞云治疗过的癌症病人。

第三、拜访俞云本人，请他介绍针灸治癌的原理及方法。

在记者访问了俞云几名同事后，我又召开了一个西医治癌情况的座谈会，有俞云的同院名医和领导，也有另外几家大医院的医生和领导。个别访问和座谈会上所获得的情况大致相同。概括地说，肿瘤医院和几家大医院都很重视癌症的防与治，治疗的基本手段就是三大法宝。大家都在响应毛泽东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号召。但因中、西医是不同的两个体系，大家认为，中医的诊断不如西医，靠望问闻切（切脉）难为癌症定性，但中医是宝库，民间的许多治癌药物很值得筛选提炼使用。至于俞云用针灸治癌，肿瘤医院医生说，他是对那些已经用过三大法宝的病人施治。据说有的具有缓解病痛的效果，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三大法宝。总地来说，与会者与受访者对针灸治癌几乎都持怀疑态度。

我还邀请一些著名中医座谈。到会者都认为，祖国医药学，是座极为丰富的宝库。中医的不足是，没有西医那么现代的诊断治疗器械，诊断还不能像西医那样通过切片、扫描等，定性定位，但中医从整体考虑，有其长处，中药更有许多治癌药物，可补西药之不足。至于针灸治癌，应是中药的诊治手段之一，但对俞云的针灸治疗，因不知其意，难以评论。

记者访问经过俞云治疗的病人有近10位。患癌部位都不相同，但有个共同个性，都曾经西医诊断治疗过，有的只用其一或其二。多是难以承受化疗或放疗，并经医生劝说，若有条件，就吃得好一点，抓紧享受人生，意思是生命不会延迟多久。也有的是出于好奇，反正针灸费用极低，试试看。受访者的共同感受是，俞医生的金针很神奇，有效果。有的说，西医本来就只能再活三个月，现在已经一年了，病情并没有恶化。有的说，事先并没有向俞医生说明癌肿在何部位，俞医生经过切脉，能说得和西医的诊断一样，经过他的几次针灸，病痛缓解，食欲大增。另有个别受访者说，本来西医诊断为多发性肿瘤，经俞医生针灸，有的肿块已经缩小，还有的消失了。再求西医检查，说病症明显好转，并问用过哪些药物，当得知是针灸时，医生不太相信。这些访问结果，使我相信针灸至少应是治癌手段之一，应该提倡，而不应简单否定或排斥。

于是，我又约请俞云面谈，地点就在市委写作组办公室里，因为俞云说他在医院受歧视，在医院谈话不方便。见面后我才发现，俞云医生只有30多岁，讲一口带有苏州腔调的普通话，是个文雅的白面书生。

他自我介绍说，64年在徐州医学院毕业后开始工作。当时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嗣后又开展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又号召城市医生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巡回医疗，培养赤脚医生，解决农村看病难的问题。他满腔热情地跟随下乡了，在巡回医疗过程中，接触了不少老中医。他们切脉诊病，用金针选穴位诊治，既简单、省钱，又很有效果，令我神往。便拜他们为师，虚心学习。那时年纪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再加上我有西医基础，学得比较快。我也试着切脉辨病，用针灸治病，逐渐收到效果。在此过程中，他又找来《黄帝内经》等一些古代医学经典进行钻研，对中医以经络学为主的解说，又有了进一步理解，更加感到祖国医学是个大宝库，应当认真开发。

对于针灸（主要是针刺穴位，罕用灸法）治癌问题，俞云更是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专业性比较强，我能记得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医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整体观很鲜明。西医诊断手段虽比中医先进，但基本上是就病论病，缺乏整体观。他说，人体有一个完整的免疫系统。一处生病整个免疫系统就会做出反应，进行应对，有些病不治而愈，就是免疫系统的及时成功应对。西医的化疗，放疗，能杀死一部分癌细胞，也杀死了正常细胞，免疫系统受损伤，不利抗病。这就像打仗一样，敌我同归于尽，就大伤元气。问题在于，现在的三大法宝，还不能做到只杀癌细胞，不伤正常细胞。调动全身的免疫系统。对癌变部位进攻、围堵，治疗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怎样才能充分调动全身的免疫系统，还需要深入探讨。

其二、针灸治癌，并不是用金针直接去刺癌变病灶。内脏的癌块，也刺不到，即使刺到了，也会起坏作用。针灸的作用，是调动全身免疫系统，以全身固有的不同功能，对付癌症。如对有些穴位用针，可增加病人的食欲，多吸收营养，更好地与癌症斗争。癌症患者特别是经过三大法宝治疗后，往往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降低了抵抗力。对有些穴位用针，可以消炎散热，改善身体状况。也有些穴位，针灸以后，可以打通与加强全身免疫系统的运动，这就好像打仗一样交通畅顺，可以更多地运送各种物资到前线去，有效增强与癌症作斗争的生力军，还有的穴位用针，可以减轻病痛。问题在于，针刺穴位，要选得准确，一次选穴用针，要根据病人病情，突出重点，而不能面面俱到。针灸的手法，要用得灵活，不同穴位用针的方法，要有区别。这都是针灸治癌要特别注意的。有些人用针灸治癌或其他病症，没有效果或不显著，和选穴位及用针手法不当有很大关系。

其三、由于他在医院的特殊处境，他用针灸治疗过的癌症病人，基本上都是难以继续承受化疗、放疗的病人，也有的是已被判定病已危重只能存活数月的病人，于无奈之中才找他试试，碰碰运气。这些病人，经过他多次针灸，多半已经超过了西医的存活期，有的病情更有明显减轻，还有个别病人，经西医复查，癌细胞没有了。但因经他治疗的病人，时间长的也有几年，短的不到一年，所以对病人延缓生命的期效，还难详细对比统计。

我听了俞医生的介绍，再加上几次座谈会及病人的访问，感到针灸（包括兼用中药）治癌，是一种新思路、新尝试，应该宣传介绍。于是，杂志记者帮助俞医生将他的治癌成果及认识，整理成文，以《银针也能攻癌症》为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2期刊出，同时刊发了《癌症是可以征服的》评论、《癌症可知，癌症可治》的座谈会纪要、癌症患者谈与癌症作斗争的体会等稿件。杂志同年第3期，又刊出一个《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的专栏，其中有俞云的《针刺治癌中运用切脉的体会》一文。《自然辩证法》杂志，是用16开和32开两种开本同时印刷，16开本的正文，全用比当时报刊用字都大的5号字，这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不曾有过的，再加上针灸治癌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俞云的文章刊出以后，引起颇大的反应。

俞云针灸治病，还让我看到一桩令我非常佩服的事例。我的爱人是华师大二附中的教师，说是她班上有位女学生，口腔里出现肿块，到医院求诊，医生诊后说，是口腔癌，需要切除上颚，这不但要严重破相，连食欲都成了问题，而且费用很贵。医生还说，即使切除上颚，也很难根治，劝女孩的父亲，孩子想吃什么，赶快给她吃，意思是活不了多久了。这个女孩哭哭啼啼地告诉我爱人：生了不治之症，父亲种地，没有能力交开刀费，开了刀也很难治愈，不能上学了，只好在家等死。我爱人听我说过俞云，要我与俞医生联系，为这女孩子诊治，针灸花钱不多，他家能负担。

俞云听说后，爽快答应，并说只收挂号费，诊费有限，不收。他还气愤地说，把良性肿块当做癌症，万一开刀，害死人。我很高兴，嘱他救人救到底，但心中还有一丝怀疑：他的诊脉，真的比西医的先进仪器更高明？过了一个多月，一位陌生的中年农民找到我家来，一遍又一遍地说，两位老师给他找了位好医生，把他女儿的病完全治好了，连钱都没有花。过了几天，我爱人说，那孩子又高高兴兴地上学了。我责怪俞云为什么不把这好消息告诉我？他笑笑说，我给你说，岂不是有自我夸耀的嫌疑?这使我对他的医术和人品更加尊重。

在与俞云的交往过程中，因为朱永嘉，王知常同在一间办公室里。他数次提出，你们日夜忙碌，可以用金针调理身体。我们三人都正在中年，没有大病，推脱不过，让他针灸了几次，感到有点效果。朱永嘉还介绍他为几位患癌症的熟人针灸，据说也有效果。

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上海市委写作组被撤销，《自然辩证法》杂志虽然没有跟随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形势，并未发过政治性大批判文章，仍被定为“帮刊”，勒令停刊。我是杂志主编，还是市委写作组领导成员，自然成了重要审查对象，后又送到一个有毒的工厂劳动多年，还算幸运，没有像朱永嘉，王知常那样关进铁窗。

我的这种处境，便切断与一切老友熟人的联系，以免使他们无端受牵累，吃苦头。这就与俞云失去了联系。直到数年以后，审查结束，我得以重新工作。虽仍被那些政治立场鲜明的人物视为另册中人，非常关心我的一举一动，失去了与老熟人接触的机会。直到这时，我才陆续听说，我受审查以后，俞云也因某种原因被审查了很久。我受多年审查的结论第一条是，因为我说过毛主席没有选好接班人，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条是，我在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对编辑部的人员说，要认真学习周总理，包括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伟大品格，并举例说，周总理在向党内高干作的党内路线斗争报告中，说自己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但坚决改正了。结论中却孤立地摘出一句，说我诬蔑周总理犯过错误，结论中还荒唐地把周总理去世说过的话提前到1967年。在我听到的俞云的遭遇中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如说他经我发表的纯学术性文章《银针也能攻癌症》，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说他是四人帮的走卒，他用针灸治癌是骗术等等。他受审查结束后，就下放到工厂当厂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改造思想。但他医术高明，工人们从不会歧视他，反而主动求他治病，非常尊重他。他的有些成功医例，就是在工厂完成的。

后来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忍痛离开上海，到西班牙谋生。他在大学学的是俄语，到了西班牙，西班牙语一窍不通，俄语不用，中学时学过的已经忘掉，简单的英语知识也毫无用处，困难之大，可以想见。但他在热心华侨的帮助下，使用他那高明的切脉和神奇的银针，使得从没听说过切脉诊银针治病的西班牙人，由拒绝接受到好奇求诊，进而交口称赞中医的神奇，连一些社会名流都主动向他求治。他很快在西班牙站住了脚跟，也为中国医药学在西班牙进行了有效的宣传。

正当俞云以自己的成功医学实践使得一些西班牙人逐渐认识了中医的特殊治疗功效的时候，我们国内却有那么一位自诩科学权威的院士，和几位自称以科学打假的名流，一起发表文章宣布，祖国医学是什么伪科学，应该取消中医，不许中医医生行医骗人。一些媒体竟然会把他们这样蛮横无知的昏话公布出来，令人不可思议。中国医学，仅从形成系统理论的《黄帝内经》算起，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繁盛，其中就有中国医药学的巨大功劳。今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的理论探讨，诊疗器械和制药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比西医滞后，但中医药的特殊功效，仍然是西医不能代替的。就连对付“非典”和“甲流”这种大面积传播的时疫，中医药也显示出独特作用。那名把中医药诬为“伪科学”的打假勇士，如果真想打击，就首先应当把靶标对准自己。

今年5月间，终于和俞云先生见面了。他也年将七十，两鬓苍苍。时隔30年，想说的话很多，却不必多说了。这次见面，他送给我一本80年代在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针灸治癌的专著，还有他2003年香港《大公报》专访他的专文复印稿。听他说，虽然远居海外，仍对国内医药学非常关心，多次受国内不少医学院校和医药机构的邀请，回国讲学和共同探讨中医药中的重要问题，先后被选、聘为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人，广东中医院主任导师兼切脉针灸治癌研究所所长、美国中国医药科学院名誉教授等。此次回国就是到广东中医院讲学并到复旦大学医学院访问。他就是在到复旦大学访问时，一打听，才知道朱永嘉仍然非常出名，接待人虽然已不知道他曾经轰轰烈烈的经历，却知道全复旦的教职工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仍然住在50多年前就已入住的陈旧狭窄的老旧房子里，俞云也就很容易找到了朱永嘉。进而和几个当年的老朋友联系上了。大概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朱永嘉的生活境况，和中国官员们在海外夸富比阔的情景。反差大得难以想象，才坚决不让我们尽地主之谊，做东设宴，邀老友们叙旧。

（朱注：反差是有，然我活得尚可，没有愁穷，过得心安而平静，没有愧对自己，也没有愧对朋友，更没有愧对历史。这就是为人最大的幸福了。）

席间，我曾试探着问俞云：“年纪大了，有没有落叶归根的打算？”他忽然收起笑脸，淡淡地说：“我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在国内有的地方兼有讲学研究职务，我们还是会有相聚的机会。”听了他这带有苦涩的话，后悔起来。他以自己的精湛医术，征服了许多外国人，开拓了一片天地。因为他是受外国人尊重的海外华人专家，国内某些医学院校也对他礼遇有加。如果他不出国，恐怕他要一直窝在被下放的工厂里当厂医并早早退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医术就难有提高，即使他勇于探索，也会遭到“打假”英雄的围剿。想到这些，我又为他决定在海外定居感到高兴。

俞云很忙。与我们聚会的当晚，因为受邀去参加一个会诊，他非常抱歉地与大家告别，还说过两天就要回去，那里有些医学事务要等待他回去处置。一别30年，才有匆匆相聚的机会，以后何时再能相见？我无遗憾，因为我已是耄耋之年，连帮他发表一篇文章的能力也没有了。他能老而益壮，继续为没有国界的医药科学事业奔忙，这就是赠给老友最好的礼物。我不奢望与他多聚首，只盼望他事业顺遂，生活快乐。

俞云简介：1940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64年于徐州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肿瘤医院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80年代中期，应邀赴西班牙开展中医研究。曾多次参加世界针灸大会并发言。著有专著《切脉针灸治癌》(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并在国外多家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现为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名誉教授、世界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针灸经络中心研究员，西班牙切脉针灸研究所所长。对中医针灸有浓厚的兴趣，从事切脉针灸治疗晚期癌症及各种疑难杂症的研究近40年，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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