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写道：“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60年后的今天，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告诉年轻人，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抵制走回头路的错误思潮，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黑龙江省尽管不是重灾区，但也同样上演了一幕幕荒唐的闹剧。

　　 （一）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会议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所谓的右倾和1956年的"反冒进"，再一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号召全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他说，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就能赶上美国。他还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时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提出1959年的粮食产量要实现8000亿斤至10000亿斤；规定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要求两年超过英国的钢产量，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各行各业要为钢铁让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并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

　　 黑龙江省跟得比较紧。当年1月 1日，《黑龙江日报》以《在高潮中迎接1958年》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全省人民”要“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实现一个新的跃进而斗争”。1月3日 《黑龙江日报》报道，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黑龙江省的哈尔滨、佳木斯、 齐齐哈尔、牡丹江、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等八个城市已变为新兴的工业城市，从根本 上改变了黑龙江的经济面貌，使落后的“北大荒”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地区，并有力地支援了 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1月下旬至2月上旬，黑龙江省相继召开畜牧、财贸工作会议和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跃进口号和指标。2月10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南宁会议精神，讨论了本省工业、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问题。会议决定，各级党的组织要拿出革命干劲，领导全省人民苦战三年，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内基本完成。保证达到或超过粮食亩产400斤的任务。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在五年内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由现在的23亿元增至100亿元以上， 超过农业总产值1倍以上。五年内消灭“四害”。三年内基本扫除全省青壮年文盲，五年普及义务教育。

　　 8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和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动员全省大炼钢铁的广播大会。省长作动员报告，号召全省人民总动员，苦战130天，超额完成钢铁和机械生产任务。全省城乡共有650万人收听了大会的广播。9月13日成立了全省钢铁 、机械、交通会战指挥部

　　 9月10日—2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十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提出了1959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全省生铁达到200—250万吨，是1958年的30倍；炼钢 180－200万吨，是1958年的6倍；粮食产量实现350亿斤，比1958年翻一番。

　　 9月16日，《黑龙江日报》宣布，黑龙江省农村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1816个乡（镇）、1万个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建立了718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为大跃进运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

　　 为完成一系列高指标，从1958年9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开始，全省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

　　 在各级“钢铁指挥部”的指挥下，合江、牡丹江、松花江、嫩江、黑河5个专区，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等8个市以及52个县，140个区、乡、镇，层层书记挂帅，男女老少齐上阵。全省共有60万人参加钢铁大会战。当时的场面热闹非常：白天烟雾笼罩，入夜火光冲天，钢铁大军满山遍野，小高炉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省冶金厅在机关后院建起一座0.2立方米的小高炉，用木制风箱鼓风炼铁。标语上写着“人炼铁、铁炼人，共产主义早来临”。但奋战几昼夜，一点铁也没炼出来。除建小高炉炼铁外，还推广广西陆寨挖坑炼铁的经验，建了一些“广西炉”。大西林铁矿在 6号矿体山下斜坡地上，挖了一个6米长、4米宽、2米深的大坑炼铁。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用掉木材200立方米、铁矿石100吨，停炉后烧出一堆石粉和铁渣的混杂物。浪费了上千个工日 ，一块可用的铁也没有得到。1958年黑龙江省共建设各种小高炉6114座。这些小高炉是一哄而起的，有些根本没有炼 出铁来，有的炼出一些铁，但质量差，是蜂窝铁，成本高，每吨生铁消耗焦炭2794公斤，吨成本高达800元。当年，全省炼铁亏损3358万元。到1961年。，全省大炼钢铁总计投入资金3亿多元，共生产生铁59万多吨，亏损近1.4亿元 。

　　 伴随着钢铁“大跃进”，全省基本建设、文教卫生、工交财贸、煤炭林业等各条战线， 也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大跃进，事业大发展”的口号下，开展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一 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在农村，“大跃进”是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的。省委提出：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至少要比1958年翻一番以上，实现亩产千斤粮，全省每人平均粮食达到2000公斤左右。到1962 年，渔业生产达到每人每年100公斤，畜牧业生产达到每人每年可吃猪肉90公斤，牛奶175公斤，鸡蛋1000个，蚕业生产达到每人平均穿绸1.6匹。在农业工具改革方面，提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轴承化、轨道化、牵引化，“与镰刀扁担绝交”等口号。11月 1日，《黑龙江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8月27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题目一字不差）为题发表社论，报道尚志县争取明年粮食产量翻五番的消息。提出，现在我们感到不是粮食产量有没有可能翻几番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敢于翻几番的“革命胆略”的问题。

　　 各地纷纷制定了高指标的生产计划。有的县提出1959年粮食产量要翻5番；有的提出全乡3天内实现绳索牵引化，1个月搞完土地深翻，每垧施肥30万斤，达到全地全肥；有的公社1958年垧产还不足4000斤，却盲目提出1959年垧产上万斤。本人出生地五常县，各公社党委书记纷纷在全县大会上提出翻番目标，最高喊到28番。

　　 为了实现这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甚嚣尘上。有的为了达到打井的数字，在地头挖了一些干井；有的积肥只是在地头堆起一些土堆；有的少报亩数多报产量；有的单纯追求深翻地的深度，而不顾土质的情况，结果把下面的黄土都翻上来了。

　　 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全省各地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平调人、财、物的 “共产风”，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记入省志综合篇的有两起：

　　 1、阿城大搬家。1958年9月10日，阿城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34个乡镇一跃建成15个人民公社。当年10月上旬，县委常委会讨论提出“土地种三分之一，地深耕三尺，亩产三万斤，三年建成社会主义，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个目标，决定全县组织“大兵团”作战，划分5个战区 ，各战区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居民点的规划也逐步按这5个战区集中。11月6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参加的“农业彻底革命大会”。会上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被定为白旗单位的35个，被拔白旗的干部98名，其中当场宣布开除党籍的12人，并拘留1人。大会最后要求各“兵团”必须在23日分别集中到各战区。在这种强迫命令的压力下，与会干部散会后，立即行动起来。“前线”干部组织“兵团”，“后方”干部动员农民搬家倒房子，给“兵团”人员安排吃住。11月20日，各个“兵团”开始集中。有些接收“兵团”的村屯，还没来得及做好动员搬家的工作，“兵团”一到，当地干部就紧急地强迫农民搬家。运动中，全县8个公社中的25个村屯，4800多户农民被迫搬家，占总农户的11％以上。当时，老人、妇女、小孩哭声一片，很多农户家里的东西没来得及拿走和收拾。石槽公社一农民富万昌妻子在夜间搬家时，把六个月的孩子头朝下包起来就走，到了新住地一看，孩子已经倒空死了。料甸公社一个公社180户社员的房子被占搬家，全公社有550墒谷子，70墒水稻没割。西华大队畜牧场的猪死了72口。各屯的场院，成了“六国饭店”，牛、马、猪、羊和鸡鸭在场院会餐，没人管理。各供销社收购社员砸碎的缸、锅和箱柜，堆积成山。据事后统计，全县大搬家和大购大销、消灭家庭等折腾，给生产队和社员造成了很大损失。不该杀的猪杀了2177口，鸡鸭鹅72394只。蔬菜损失453万多公斤，遭到破坏的工具27877件。粮食损失202万公斤，折合人民币180多万元。大搞深翻的60多万亩耕地中，有10万多亩因翻得过深（二到三尺），1959年春耕时，水田把牲畜和人陷进去，迟迟不能播种，旱田苗长得不好，深翻的地，连续几年减产。

　　 2、肇源县的“共产风”。1958年9月上旬，肇源县各乡相继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16日传达地委新精神时说：各县一乡一社，肇源可以一县一社。并要求肇源取得两个经验：“一个是实行供给制的经验；另一个是少种高产多收的经验”。10月30、31两天，县委召开第96、97次常委会，讨论了供给制方案。11月3日，在悬灯结彩、锣鼓齐鸣的气氛中，宣布全县城乡26万人民，迈入了“共产主义”，实行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供给制。鞋、帽、衣服、牙膏等日用品按人供给。伙食供给分大、小灶两种，农村大灶每人每月6元，城镇干部、工人每人每月12元，居民9元，小学生7元，幼儿6元。津贴分10等，从公社书记、社长到老百姓，每人每月都发给不同的津贴。福利的标准分3大项19条，包括医疗、住房、婚丧、生育、差旅、洗澡、理发、报刊杂志、劳保等。全县共建起集体食堂1184处、农村简易澡堂1013处、托儿所1156处、妇产院170处、保健站695个、老年幸福院50处。肇源县的“共产风”历经140天，给肇源人民造成极大危害，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全县1958年财税总收入7413万元，按供给制标准就需要4300万元，占总收入的58%；下半年生产费仅有27%，财政赤字1200万元。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日耗粮食每人2.5斤；供给衣服、棉布、鞋子、毛巾等，商业、供销社拿出全部库存仍然不够分配；全县年产蔬菜4000多万斤，两个月消耗2000多万斤。在“共产风”、供给制的影响下，许多人家庭破了产，集体积累被分光，全县一连几年负“债”度日。

　　 （三）

　　 “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党中央从 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先后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两次政协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手纠正左倾错误。但这种有限的纠左，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又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所以，纠左很不彻底。庐山会议出现逆转，开始反右倾，“大跃进”再现高潮。

　　 1958年至1960年3年“大跃进’，使黑龙江省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并在某些方面出现萎缩状态。

　　 1、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1958——1962年五年平均粮豆产量625万吨（1961年只有455万吨），比 “一五”时期（699.4万吨）减少10.6%；比三年恢复时期（693.3万吨）减少9.9%；比18年前的5年（1940年—1944年）平均产量（629万吨）还低。按农业人口平均，1962年人均约557公斤，比1957年减少18.8%。

　　 2、重工业生产升而复降。重工业生产在“大跃进”的3年中大幅度增长，但1961年和1962年又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重工业，1961年比1960下降57.8%。

　　 3、工农业比例失调 。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57年的2：1变为1960年6：1。致使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材料供应不足；农村“三留”（口粮、种子、饲料）大量减少产。此外，轻重工业、工业与交通、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也很突出。

　　 4、人民生活困难。从1960年至1962年，全省城市居民口粮供应逐年下降。农民从“集体”获得的收入，1958年至1962每人每年平均72.38元（1961年只有61.7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一五期间下降10.5%。五年平均每人口粮只有377.6市斤，相当于正常需求量（600斤）的62.9%。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为286斤、276斤，不足正常需求量的一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60年前这场运动之中，我们可以吸取诸多教训。比如，凡事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不可过分夸大主观能动的作用；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任何探索和创新都不能背离常识，不能异想天开；任何涉及到老百姓的重大举措，都要尊重他们的自主权，等等。从大跃进运动之前批“小脚女人”、批“反冒进”、反右扩大化、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到运动发动过程中的“拔白旗”、纠左中断后的反右倾，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农民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或者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少数人的头脑再发热，也不可能酿成全局性的错误。所以，保障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避免出现邓小平同志1980年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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