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河激浪》遭受“风浪”始末

《党史纵横》2009年 第5期 | 夏明星


1963年8月，由刘万仁、程士荣、吴乙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红河激浪》制作完成。该片反映的是遵义会议以后，活跃在陇东地区的一支我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故事。片中塑造了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游击队队长张铁娃的形象。应当说，影片《红河激浪》在政治上是好的，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然而，影片还未上映，一场围绕该片的“风浪”却陡然激起。

1963年9月间，康生看过《红河激浪》后，马上狂言：“我怀疑这个剧本是不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是不是也是李建彤写的？”并当即写信追问：“为何要虚构一个姓‘高’的领导人物？”在他看来，剧中高飞虎，既与高岗同姓，又叫飞虎，飞虎者“岗”上之老虎也，高飞虎即高岗，“为高岗翻案”是确定无疑的了。李建彤即小说《刘志丹》的作者。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会后，康生组织力量批判小说《刘志丹》“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

不久，江青在一次会议上，一口气否定了五十多部影片，《红河激浪》名列其中，影片还未上映就被扣压，责令查作者、查导演、查领导、查“背景”。1966年初，《红河激浪》被江青定性为“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大毒草”。随后，报纸上相继发表整版的批判文章。

在讨伐《红河激浪》的众多文章中，题为《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一文，是《红河激浪》“定性”的文章。该文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大批判组、兰州部队战斗文工团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1968年4月1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该文上纲上线地写道：“……一小撮高岗集团的余党不甘心失败，为了替其主子翻案，他们变换手法，利用小说、电影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反动影片《红河激浪》就是这样的一株大毒草。”文章还给《红河激浪》罗织了三大罪状：一、影片“是高岗反党集团阴谋的继续”；二、影片“竭力美化反党头子高岗”；三、影片“竭力鼓吹‘陕北救中央’的反动谬论”。

《红河激浪》头上的罪名不小，却一条也不能成立。

实际情况是，《红河激浪》剧本在修改过程中，因为有关制片厂和领导提出时代背景不够清楚，于是领导《红河激浪》创作的有关同志，就从解放初期中央宣传部编发的《党史资料》里找到了《陕甘宁边区简史》，从中摘录了1930年至1937年的西北大事记，摘录时摈弃有关高岗的一切论述，打印为“《红河激浪》历史背景参考资料”。事实上，剧本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按《陕甘宁边区简史》写的。

说到“《红河激浪》的‘操纵者’强调要写出‘左’倾的影响，以便形象地体现‘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惨痛失败”，这一条在文学剧本里是有过的，但因为写得不深刻，在影片拍摄时舍弃了。

但是，《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一文却极善“联想”：“毒草影片《红河激浪》的炮制者，于1960年第五次修改文学剧本时，特意增加了一段新的内容：由于‘左’倾路线‘蛮干和冒险的结果，断送了革命，葬送了同志’。这个‘增加’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反‘左’，实际上就是把反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党的庐山会议，影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批判，替彭贼鸣冤叫屈，妄图为彭贼翻案。1962年在影片摄制过程中，他们怕反‘左’的丑恶目的暴露得太明显了，只好忍痛割‘爱’。但这恰恰是欲盖弥彰，更加暴露了他们在反‘左’的幌子下进行反党的狼子野心。”与此同时，一些自称“我们是陕北历史的见证人”的人发表文章，随声附和。

正是在这种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背景下，1969年3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了关于电影《红河激浪》的调查报告，诬称该片是“反党分子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翻案的反党影片。影片作者、导演、作曲者以及支持过影片创作拍摄的许多领导同志被残酷迫害，大肆株连。

1978年9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大会，为被江青一伙打为“大毒草”的《红河激浪》冤案彻底平反。1979年元旦期间，《红河激浪》在全国范围恢复上映。


　（摘自《党史纵横》第5期作者 夏明星）

批判文章见《人民日报》1968.4.14，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