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的遭遇

口述：马以鑫 采访：金大陆、冯筱才、金光耀


【编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姚文元奉旨之作，决然提出反驳的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叙述中，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属于“外编”。

时隔半世纪后，复旦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访了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三位当事人，回到历史现场。本文为马以鑫的口述，马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遇


（一）

我1948年出生，“文革”发动时在上海敬业中学读高中，平时除了读小说，还喜欢文艺评论，关注社会上的报刊动态。关于姚文元这个人，也比较关注，知道他蛮厉害的，批啊斗啊。敬业中学名气大，教学质量高，课余生活也比较多。每天下午三点半两节课上完后是最幸福的，整个学校都沸腾了，体育、文艺都非常活跃。
1965年11月10日，我当天就在学校的读报栏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记得还专门到阅览室又看了一遍。读的时候就有两个疑问，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这两个问题我搞不明白。
记得这天是礼拜三，到了礼拜天，我就到上海图书馆，找了有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剧本，看了大半天，从中午到晚上，看了以后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用五张活页纸，绿线条的，正反面都写了，一气呵成，写成《也谈﹤海瑞罢官﹥》。平时看书写文章父母也不管的，写完以后，就想署个什么名字。因为寄到报纸，当时很天真，我猜测不能用真名，担心自己观点错，因为姚文元名气太大了，就用了“马捷”这个名字。平时我们同学一起曾随便说过我的名字太俗了。拖了几天以后，文章寄给《文汇报》，同时还附了一封信：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生，喜欢文学，爱读你们的报纸，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点想法，现在写成一篇文章，也许是不对的，但这是我的想法。
大约就过了四、五天吧，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班主任来找我，说你下课以后到《文汇报》去，他们来了电话。她问，你写了什么文章？我说反驳姚文元观点的。她马上很惊讶，旁边同学越聚越多，一下子班上同学都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文汇报》为什么找我谈，谈什么情况。我是坐电车去圆明园路《文汇报》社的。
到了以后，对门卫讲，我是敬业中学学生。他说你等等，打了个电话，出来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我以为就是他找我呢。他说你来，跟我上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老式电梯哐哐哐往上，我也不知道去几楼，他走在我前面，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口，我抬头看到上面一块牌子：总编辑室。进去以后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和我握手，他说我姓陈，带我进来的人就退出了。
前后谈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他先问我怎么会写这个文章，我就把观点怎么形成告诉他，我注意到他手里拿了我的文章，上面划有许多红铅笔的横线。他还问我父母亲情况，当时我父亲在水产局下面的一个经营部，我母亲是居委会的干部。他又问了我的读书情况。结束的时候他说你这篇文章还没有击中要害，观点比较散。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下面一句很关键，他说文章准备用，你回去改一改，马上给我。

我真有些喜出望外，马上接了一句，你手上这篇稿子给我，他说可以啊，就给了我。我路上想了想，这篇文章确实太尖锐了，锋芒太露。晚上我不到两个小时，将文章改成一封温和的“读者来信”，而且言明我是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一副谦恭的学生模样。同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到底怎么看海瑞；第二，《海瑞罢官》这个戏有什么意义？字数也少了一半多，原先有四、五千字。
其实在路上我就有些后悔了。当时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发现不太妙，有点异样。他们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点怕，有些后悔了。
因为我走的时候问过一下陈总编，他说抓紧时间。我第二天一早八点就赶到报社，我是课都不上了。报社还没上班，我就在外面等，又到南京东路走了一圈。结果我发现，新华书店里姚文元的单行本出版了，绿封面。这天大概是24号，我就想，姚文元的书都出了，还好我把文章改了。
我再到报社，昨天先接待我的人出来了，他叫闵世英，是陈总编辑的秘书，我把稿子给他了，马上就赶到学校。当时学校就传开了，别的班级也都知道了。谁也没有想到，30日那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别的班有人问我：“马捷”是你吗？你的文章登出来啦！我一听，不对呀，马上吓坏了。
我奔到三楼阅报栏，《文汇报》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1）底下，就是我的《也谈﹤海瑞罢官﹥》，署名“马捷”。我特别奇怪，怎么用了我原来的稿子呢？我更奇怪的是，稿子已经给了我，怎么还能登出来？那时我很幼稚，既然给了我，怎么不是登我改过的读者来信，而是原稿？我就马上给报社打电话，找闵世英。
我跑到校长办公室说，老师给我打个电话。我问：闵老师，怎么你们用了我原来的文章？他就说了四个字：我们需要。我也没话可说了，愣了愣，然后说麻烦闵老师寄几份报纸给我，他说好的。我先到邮局，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上了报纸。
中午回到家里，我母亲先看了报纸，表情有些冷淡，问：你为什么写这个文章？我母亲虽然不懂，但大概还是有点政治经验。当天晚上我父亲知道了倒很高兴。第二天，我拿到五份报纸，是闵世英寄到学校的。那时《文汇报》只有四版，我的文章在第四版。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老师问我要。当时学校都关心、议论这件事了。
文章登出来以后，《文汇报》没有给稿费，是给的书。大概是65年底，学校党支部管宣传的一个老师，叫我去一下，说《文汇报》送给你书。主要有马恩论艺术上、下卷，毛主席论文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十来本，价格倒没注意，估计二、三十元吧。
随着《文汇报》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一期期地进行，我就觉得情况越来越不行了。先是翁曙冠校长找我谈话，翁校长是民主党派，教育界有些名气的。谈了半个小时，他当时没有表情，就问我为什么写这个文章、怎么写的。报纸讨论越来越倾向于姚文元了，排版也是。尤其《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旗帜鲜明，明确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姚文元写的是革命文章。

（二）

我周围的环境开始变了，低年级的同学开始当面嘲笑我、奚落我，班上同学当时则没有大的反应。真的没想到，一天晚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苏渔溪到我家里来了。那天我晚回去了，他比我先到。我家住楼上，我弟弟在楼下告诉我，你们校长来了，我吓了一跳。他见了我，笑嘻嘻的，事先跟我父母已经谈过了。他说，马以鑫啊，你要从这件事好好吸取教训，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文章写也写了，自己不要有太大压力。
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有一段日子经常到我们班上来，吃饭时也和我一起聊聊，好像没事一样。以后吴晗的公开检查文章发表了，苏校长就跟我讲，要安排一次谈认识的活动，向班上同学谈一谈我是怎么写这文章的。实质上相当于让我公开检讨——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么理解，以为就是讲讲过程。我就谈我是怎么爱好文学，又怎么写了这篇文章。这个会以我们班为中心，其他班的干部都来了，以高中为主，一个教室挤得满满的。我自己觉得并不紧张，就谈“过程”嘛。
苏校长出面，最后说要吸取教训，谈到我们自己学校的教育方针，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话虽说得蛮重，但是对我个人好像还没什么大的影响。后来，我逐渐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就写了一封信给陈虞孙总编辑，表示我现在觉得很痛苦，很后悔。几天以后，陈虞孙亲笔给我回信，寄到学校的。这封信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因为很有特色，是毛笔蘸蓝黑墨水写的。信笺上面是红色的“文汇报社”四个大字，下面一条红线。当时这封信就被班主任拿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原文是这样的：
以鑫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训，（下面有个成语我印象很深），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陈虞孙。
信笺底下有一句话很关键的话，小点的字：
可将此信交予你们校领导一阅。
我看了以后，正好班主任在边上，就交给了她。这封信从此就不见了。当然校长是拿到的，并且对我说《文汇报》陈总编辑的一封信我们看到了，但也没说要还给我。这封信极大地保护了我，压力有所减轻。
没想到，6月初“三夏”下乡劳动回到学校，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我的有不少，集中的就是“反对姚文元”、“恶毒攻击姚文元”、“反姚急先锋”、“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很多是批校领导对我包庇、纵容，也有说我已经出这种事怎么还安排我演群口快板的英雄人物，等等。
到了8月份，红卫兵起来了。我很识相的，家里没什么问题，不属于黑五类，但也不属于纯粹工人阶级。红卫兵一出来就分为两个大阵营，一个是所谓出身好的，挂红袖章；一个是出身不好的，家里被抄被斗的。我呢，相对没事，就好像把我忘了一样，班上学校大小活动我也不参加，我就逍遥了。
“十六条”有一句话在我们班上流传很广，我印象也特别深：“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句话就好像针对我一样。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闲逛，各个学校看大字报，复旦、交大、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上海师院、华纺等等，还到过《文汇报》社，就漏了华东师大。
一天回到家里，说有同学来过我家，通知明天一定要去学校。我第二天去学校，一进教室看到黑板上写了一个红卫兵“通令”：勒令马以鑫必须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只能老老实实呆在教室里了。班上同学都三五成群，一伙一伙的，我就自己找一个角落，拿一本毛主席语录，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过了几天，有两个战斗小组给了我两张语录卡，一张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要进行批判，都要进行斗争。”还有一张就是“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怎么回应呢，我就自己做了两张语录卡，抄了他们两条的话。他们卡上左上角有一个当时流行的放金光毛主席头像，我就找来报纸，剪下来贴上去，第二天交给他们。
绝对没有想到，到了傍晚，就在我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气氛不对了。其实，当天下午他们脸色就挂着，没人理我，我当时也没在意，很奇怪天已经比较晚了，怎么都没有回家的意思？我就自己往外走，突然，有红卫兵出来大声吼叫：“马以鑫，你不能回去！”这句话还说完，教室里马上围成一圈，整个班级四十多人把我围起来。其中一个红卫兵对我说，“你先坐下。”我刚坐下，突然有人高吼：“马以鑫，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我顿时傻掉了，我做过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做呀！“你还不老实交代，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态度！”我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我又没摔过什么东西，也没用报纸包过什么呀。有人大声喝问：“你这是感情问题还是立场问题？”这下我更摸不清头脑。
这时，有人“啪”甩出两张卡片，正是我做的。我使了个小心眼，他重重摔在地上。（其实要上纲的话，他就是犯了严重罪行了！）我对他看看，然后弯下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捧在手里，仔细看了看，实在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你自己看看，毛主席头像怎么剪的？”有人对着我吼叫。我一看，头像不就这么剪的。
又有人大声嚷着：“头像背景不圆！”我这才发现，我剪刀技术不好，外面那圈有点毛，毛主席头像可真是一点也没碰到。我说这个又没坏呀。“啊，你还不承认？你已经猖狂到这个地步啦，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我有些急了，反问道：“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马上有人接着：“这个我们先不讨论，你先交代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就在这时，使我终身难忘的，有两个女同学突然站了起来，高声说：“你们不要瞎搞，这怎么是反革命啦？马以鑫又没剪到毛主席头上身上，你们就是说来说去那个背景圆还是不圆！”
红卫兵有些恼羞成怒，马上跟她们两个争吵起来，边上好多人有些愣住了，我只是呆呆地坐着。两个女同学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们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夏琪玮，一个叫蒋璋。奇怪的是，我同她们两个平时不大接触的，相互讲话也很少。我当时真的感动极了，感动得要哭。
班上有两个反对我最激烈的女同学——她们的名字我就不说了——以前平时关系和我非常好。其中有一个细节我从来没提过，“马捷”的笔名也是其中一个提的；另一个在我第一次要去《文汇报》社时，还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轻易放弃。本来我们两个男同学，这两个女同学，都爱好文艺，一起拉拉小提琴什么的，但是从《海瑞罢官》问题后一点点疏远，直到这种场合猛然爆发。
当时她们两个声音最大、情绪最激烈，很快喉咙也哑掉了。大概她们怕牵扯到自己，要和我划清界限吧？很奇怪呀，这两个女同学同夏琪玮、蒋璋形成了鲜明对照！记得我的文章刚刚发表时，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同我讲：“我妈妈说过，左一点是感情问题，右一点是立场问题。”这句话我当时觉得蛮深刻的。想不到，现在她们用上了，而且特别激烈。平时接触不多的夏琪玮和蒋璋，在这样的时侯，站出来为我说话，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出乎班上很多人的意料。
双方争执之中，一个红卫兵看到我有些“看白戏”，就恶狠狠地要马上滚回去，我赶紧溜之大吉。但是，惊魂未定，总有点担心害怕。我父亲还是有点政治经验，听说了是因为毛主席头像背景有些“毛”，而不是缺口什么的，就说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到学校走进教室，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我还是找了机会，对夏琪玮和蒋璋偷偷表示了感谢，她们却若无其事，只是说“这有啥啦”——意思是不值一提。

（三）

当时勒令我到学校参加运动后，接着还有一个勒令：为了深刻剖析马以鑫的反动思想，勒令“马以鑫必须交出全部日记”。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班上好多人都知道。于是，红卫兵带我到家里拿日记，声势不大，我是被两个人“押”着的。那时候流行抄家，邻居看到了，就怀疑是抄家，但好像又不像抄家。红卫兵把我的日记读下来也没发现什么东西，因为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反动思想和内容，不是闪光的语言也不是反动的语言，都是些日常记录。
后来不久，全国大串联了，班上红卫兵通知我，不能参加大串联，去下乡“三秋”劳动。
“三秋”劳动在金山，大概有三个星期吧。回来以后，学校已经空了。我和我弟弟、表哥的小孩三个人自己出去串连了。我母亲给我们每人各五块钱，五斤全国粮票。到了火车站，人山人海，随着人流往西头跑，一直跑到了安亭，上了一辆火车，上去没多久，火车就开了，一路摇摇晃晃，开开停停，在南京就停了三四个小时，居然三天后到了北京，真像做梦一样。
解放军把我们领到北京大学一间梯形教室，睡芦蓆，每人领一条被子，吃饭都不要钱的。先两天不准外出，早上还要排队列操，三天以后一早把我们带到西苑机场，那时候只感觉是一片郊外。解放军这时候宣布：“告诉你们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要接见你们”。
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看到了毛主席，大概距离二、三十米，毛主席站在吉普车上，挥动手臂。印象很深的，毛主席真的是红光满面。那时候不敢说，我感觉好像涂过油彩一样。接着就玩北京了，解放军带着我们三个，颐和园、故宫什么的，都是免费游。没几天，我看到报纸说上海热闹了，动起来了。我们三个就直接回到上海。到了学校，很奇怪，班上的红卫兵向我说以前斗错了。
1968年夏天，突然有一股紧张气氛，其他班级开始揪反动学生，这个时候我们班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原先掌权的，团支部、班委干部；一派是以前不掌权的，我就参加这派，像游民似的。他们告诉我：马以鑫，你要做好准备，很有可能，有人要揪你反动学生。我着急了，非常害怕。我想到《文汇报》，希望他们能帮我。我去了圆明园路报社，一个群工组接待女同志，叫范嘉静，后来跟我关系一直不错。她比我大两岁，以后几乎无话不谈。当时她听了我的叙述和担心，没有说什么，只是要我过几天再去一次。
三天以后，我又去了，范嘉静（后来我知道了，报社里的人都习惯叫她范加）告诉我：你的事情我同头头汇报了，他们说，你的文章当时是报社需要，学校有什么问题让他们找报社。我听了以后，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但是，没有几天，传出要抓我斗我，风声很紧。
我有点怕，就打电话找范嘉静，她不在，我就直接找《文汇报》负责人，电话竟然打通了。我说红卫兵要揪我，他问为了什么事？我说还是当年“海罢”文章的事。他马上说：“你告诉学校的红卫兵，如果他们还是为了文汇报这篇文章，让他们直接找我们文汇报。你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也可以马上到我们报社来。”
我一听这样的话，当时就有晕眩的感觉，连忙又问尊姓大名。他轻轻说，邵传烈。一直到九十年代，上海开作协大会，我才见到他。我还是怀着感激之情，称他为是我的恩人，表示了深深而难忘的感谢。后来想想，如果不是《文汇报》这样的态度，我真的不知道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罪！接着，果然太平了许多。
其实，文革爆发后我也曾经偷偷到过《文汇报》社看过大字报，其中有大字报揭发陈虞孙找马以鑫私下交谈，授意写反动文章，甚至为他起了个笔名叫“马捷”。我真有些哭笑不得。记得196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个中年男子到我家，聊了没几句就提出要我的原稿。当时这个人既没有证明，也没有介绍信，但是我还是把原稿给他了。
后来我猜测，这个人大概是《文汇报》的，不是报社有人贴陈虞孙大字报，说他亲自动笔在马以鑫来稿上修改等等。可能要核实这件事吧。当时我是看到陈虞孙的，挂了围袋、戴了个帽子，好像正在打扫厕所。我没跟他招呼，一看到他就一溜烟跑了。

（四）

到了1968年底开始毕业分配时，我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我有个安慰，我弟弟是67届初中，上海二留一政策，我跟弟弟讲他留在上海，班里去工矿的一半左右，我排不上，最高目标去崇明农场。没想到我弟弟是去了工矿，但是我连崇明都没轮到。一直拖到毛主席指示出来：“知识青年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面紧接着说，以后都要插队落户，自己养自己。
没几天学校开大会，突然宣布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名单，我赫然在列。我又没报过名，一点不知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们说这是你的光荣。过了两天学校逼着我去体检。我无可奈何。但是，没想到的是，体检被卡住了。我自己一点都没印象，一两岁的时候我得过胸膜炎，后来父母化大笔钱把病治好了，但是左胸膜上面有个疤痕，那次X光当成了大事，给我写下：左胸膜病变。带队的学校头头有些不甘心，问医生这会影响插队落户吗？医生回答很干脆：当然不可以去！那个老师咬牙切齿地看住我，还问：你怎么会得这种毛病？
过了几天，工宣队和班主任到我家里宣布：马以鑫，你属待分配，关系转到街道。然而没有多久，好事坏事一起来，我母亲不知怎么当了街道革委会委员，正好是搞上山下乡工作，当然自己要带头，就劝我到黑龙江去。事先我也想过的，插队是无论如何不能去的，实在要出去，也要有工资的。
当时有兵团和农场两种，我想我这种身份去兵团可能比较麻烦，就去了农场。（谁知道两年以后，黑龙江有了探亲假，但是兵团两年一次，农场一年一次。好事坏事有时真说不清。）在这样情况下，我到了黑龙江嫩江农场。带队的工宣队与街道革委会主任带了一句话：马以鑫这个人要适当照顾，结果我到了三分场一开始就得到重用。当时高中学历的只有四个人。
可是不久，我的生活又变得跌宕起伏起来，因为批姚这件事始终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先是到基干民兵连，说起来都是出身好、表现好才能去的，去了没几天又叫我担任文书。真是出乎意料，再没多久，我是三分场“一打三反”核心组成员。我自己都惊呆了，怎么会“三级跳”？
到了那里没有几天，有个哈尔滨的知青告诉我，“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对过姚文元？”我想他怎么会知道呢？去农场坐火车同行一百多个上海知青，有一个女同学，恰好是敬业中学的，比我低一届。难道是她说出来的？这个哈尔滨知青还对我说：“你的档案里有一份检查。”
我有些明白了，因为在填写高中毕业登记表的时候，我就踌躇，到底要不要写这件事，问了我父母和信赖的表哥。我表哥说要写，如果你不写，学校可能给你放东西，你就写个过程，关键的中心内容是突出《文汇报》总编陈虞孙给你一封信，信里要求“给学校领导一阅”。还有就是要写上现在《文汇报》领导的说法和明确的态度。
我按照记忆写出来，当然也做一番检讨，说明自己当时不懂事。我记得写了三张报告纸，贴在毕业生登记表中间。我在“一打三反”办公室上班，档案都在柜子里面，不上锁的。一天晚上我偷偷溜进去，像特务一样，我就找自己档案，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一份表，中间有我这份自己写的材料，其他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心惊胆战，真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撕掉，那么，关于批姚的事情不就什么也没有了吗？但是，我终究不敢这么做！
想不到的是，事情蹊跷还在于1970年3月，我们三分场发生两次大规模武斗，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之间打得很厉害，两次我恰巧都不在，但是事后我觉得跟当地干部有关，我组织写大字报，我写了六评，把事情真相写出来。上面很快派公安来调查。调查的时候我听说，我不知怎么也成了重点调查对象——这里留下一个悬念。
我后来调到场部宣传队做编导，领导很关心，发现我再有三个月就25周岁了，还没有入团。他要我马上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填入团志愿书，团支部很快就通过了——我真有些感慨，我初一就写了入团申请报告，但一直在共青团的大门口徘徊。可真正入团，从写新的报告到解决，前后不到一个月！没想到材料到了团委，发现我没有档案，也根本没法找到。我知道后，猜测就是分场武斗后来的调查中，我的档案“失踪”了。
现在，没有档案，那就麻烦了。但是，当时团委书记说了一句：重新建新档案。我很快知道，建新档案就是发函到我父母单位，了解他们的历史材料。这样，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档案。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在嫩江农场有了些名气，场部团委、宣传组一直再用我。但是，走到哪里，总有人会说：这个人写过反姚文元文章的；一到哪里，总有人说：这个人蛮会写文章的，连姚文元都反过。
（五）
1973年我调到场部宣传队不到一年，开始大学招生。当时读大学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那年还考试，考语文、数学和政治。当这些都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出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体检，X光照来照去，说我肺部有问题。我觉得走投无路，一个要好的朋友，齐齐哈尔人。
他找卫生院，把我的体检表重新做，全都是正常。最可怕的是，上海师大来招生的老师，是中文系人事干部，同我已经认识了。那天突然叫我晚上去他招待所的房间，我一听就觉得有恐怖的事情将会发生。果然，我一进去，刚坐下他就问：“听说你65年写过反对姚文元的文章？”我一听就如同五雷轰顶，知道一切都完了。
这件事新档案里是没有的，肯定有人去告发了。我只好结结巴巴、原原本本把这件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上海人说“哭出乌拉”，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这位招生老师叫罗宗德，听了我的叙述，他没说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出他的房间的。恰巧，在外面遇到农场政治处的一个老师，和我很熟，我告诉他上海老师知道我当年写文章的事了，他劝慰我：“那个时候你几岁啊？再说上海师大是培养老师的，又不是外交学院、政治学院，没问题。”但我觉得很玄，什么关都过了，最后政审不合格，这是很严重的。如果走不了，在这里很有可能以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没想到，发通知那天我还是拿到了。我和罗老师没有正面接触，却一辈子都在感激他。后来叶永烈的采访文章写了对罗宗德老师的询问，他只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采访文章出来以后，我去罗老师家里拜访他。他说，还有一句话没对叶永烈表露：“当时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其实很看不惯，有人反对不是蛮好嘛。”
我自己觉得文革十年经历比一般人曲折得多，也丰富得多，这十年对我来讲，正好三段，65年—69年敬业中学，69—73年嫩江农场，73—76上大学。这也成就了我的《红潮滚滚》、《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三部长篇小说。

(录音整理：孙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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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的遭遇③


【编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马以鑫、姚全兴和林丙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姚文元奉旨之作，决然提出反驳的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叙述中，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属于“外编”。

时隔半世纪后，复旦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访了马以鑫、姚全兴和林丙义三位当事人，回到历史现场。本文为林丙义的口述，林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年的林丙义
戳天之“祸”：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遇（之三）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我在上海虹口中学当历史教师，28岁，单身汉，住在教工宿舍。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我就通读了一遍，感到文章太“左”，有些结论未免武断。

（一）

11月中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来到虹口中学开座谈会。座谈会在教工宿舍进行，参加座谈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位资深的历史老教师郭君素。周国荣表示：“欢迎诸位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在周国荣的引导下，我一边看文章，一边发表评论。主要是讲不同意见。其中有对“清官”的评价；《海瑞罢官》中描述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不能比拟等。郭君素也发言，表示基本上同意姚文元的观点，但也为吴晗做些辩解。

过几天，周国荣又到虹口中学，找我和郭君素写文章。郭君素不肯写，却鼓励我写，我表示“试试看”。当时口头虽然答应，但心中仍顾虑重重。原因：一是受“反”右斗争的影响。1957年反“右”，我因参加高考，埋头读书，没有涉及，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后，当时形势已经明朗化，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但对于“祸从口出”却有深刻印象；二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运动影响。当时文艺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学界批判“合二为一”，史学界批判“资产阶级史观”等，我感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剧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写文章与他商榷要慎重考虑。

由于思想有顾虑，举棋不定，我就找虹口中学党支部副书记董业建商谈。董在学校青年教师中颇有威信，又住在学校里，找他比较方便。我把周国荣约稿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他表示：“那就写吧，按周国荣的要求写”。

我又找复旦老同学沙健谈。沙健当时在红旗中学当历史老师，家在吴淞路，离虹口中学很近，我常到他家聊天。沙健支持我写文章。在我文章大体成文时，他还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当时我和沙健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社会上大批判的对象都是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这些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成为批判对象。

于是，我就开始到虹口中学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动笔写文章。在写的时候，还打电话问周国荣“主要写什么？”周国荣答复是：“写（与姚文元）不同意见”。我说手头缺乏《海瑞罢官》剧本，周国荣立即派人把剧本送来。此后，周国荣每天都打电话到虹口中学找我，一是询问文章撰写进度，二是催稿。

11月底，我文章成稿后，又抄了一遍，留下底稿。是否马上发稿我仍在迟疑，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打电话通知周国荣。当天夜里，周即派人骑着摩托车赶到虹口中学，将文稿取走。

12月3日，《文汇报》以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4）”，发表我的文章《海瑞与＜海瑞罢官＞》，并加上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看了以后，以为我是根据“双百”方针，发表不同意见，这就放心不少。



林丙义当年发表的文章《海瑞与＜海瑞罢官＞》。
我虽然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思想顾虑是一直有的。所以《海瑞与＜海瑞罢官＞》 对吴晗作了原则上的批评，但文章是针对姚文元提出的商榷。主要论点是：一.不同意姚文元把海瑞说成一无是处，认为海瑞“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实行了一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措施，并在某些方面做了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情”；二.不同意姚文元把封建社会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不加区别的对待；三.认为《海瑞罢官》中 “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很难比拟；四.不同意姚文元对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秀品质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对其要批判继承，文章还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好像吃牛肉一样，绝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以上是我40多年前的观点，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站的住脚，若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只是旗帜不够鲜明，问题没有讲深讲透。

同时，我还从历史角度，就《海瑞罢官》中“投献”、“退田”这两个问题，提出与姚文元商榷。所谓“投献”，是指明代江南地区一些中小地主、富农、自耕农为逃避赋税，被迫将土地寄献给有权势的乡官地主；“退田”是指海瑞要这些乡官地主将土地退还原主。姚文元认为：“投献”是没有贫雇农，“退田”也与贫雇农无干，因为“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并以此说明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我认为姚文元的这种说法“史证不足，推论方法也还值得商榷”。我在文章中提出：“当这些中小地主、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被富豪乡官侵占之后，由于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了，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态度，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这些‘献’去土地的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小地主、富农或自耕农了，他们中多数已经逐渐进入贫雇农的阶级队伍”。（这个观点后来被概括为“进入论”）接着，我又引证《海忠介公传》、《华亭县志》等资料，加以说明。在这里，我所以介绍当时我与姚文元在“投献”、“退回”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观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后来成为我与他争论的焦点。

《海瑞与＜海瑞罢官＞》发表之后，虹口中学不少教师表示支持，包括郭君素在内。有个政治教师叫陈文潜，当时已调离虹口中学，还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我的一个学生奚学瑶，在北大读书，写信给我，说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表示祝贺和支持。

（二）

12月15日，姚文元以“劲松”为笔名，发表了《欢迎“破门而出”》，开始对我点名批评，主要是批判我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我虽然不知“劲松”是谁，但这篇文章在许多报刊上转载，我感到“有来头”，心中不免恐慌，就写信给文汇报社，承认“很难比拟”是“错”的，但仍坚持文章的其他一些观点。后来，《文汇报》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对我进行围攻。

1966年3月22日，姚文元又以“伍丁”的笔名，发表了《为谁化装？》，对我进行攻击。伍丁先引用我的《海瑞与＜海瑞罢官＞》中的一段话（即前面所讲的“进化论”），然后提出如果按这个尺度（即“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份的一个重要尺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农”，由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那么他们大多数已降到贫雇农一个立场。最后，伍丁给我扣上了一个大帽子，说我是为今天“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为他们化装。

看了伍丁的文章之后，我虽然不知道伍丁是谁，但感到这篇文章通篇都是错的，而且他给我扣的大帽子，逼得我无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战。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周国荣，表示不同意伍丁的观点，准备写文章反驳。不久，周国荣来到虹口中学找我，我拿出《毛选》，翻出其中有关论述，指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是根据毛泽东著作写的。周国荣表示将我的意见向上级汇报。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周国荣，周国荣说可以写文章进行讨论。我又找沙健商量，沙健支持我写文章反驳伍丁。3月底，我开始撰写《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文章成稿后，4月12日送文汇报社。

在该文中，我提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并不是我的“发明”（伍丁说是我的“发明”），而是来自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如果不从过去的经济地位以及后来经济地位的变化去分析“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就会为他们“化装术”大开“方便之门”。这样，我就把伍丁和我的大帽子奉还给他。该文还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论点，还引用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文件。当时我自认为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因此文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但文章送文汇报社后，却如石沉海底，不见回音。我曾到文汇报社找周国荣，询问:“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伍丁到底是谁？”回答都是“不晓得。”

以上是“文革”前我参加《海瑞罢官》讨论的经历。

据叶永烈的《姚文元传》附录，姚文元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结束，共发表20篇文章，除去某些会议讲话、贺词外，剩下18篇，其中有2篇是批判我的。可见姚文元对我文章的重视。

“文革”结束以后，我从虹口中学一些教师处听到一个传说：《文汇报》急于要我的文章，是因为对姚文元的文章议论者众，而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少。当时张春桥亲自坐镇报社，我的文章就是张春桥亲自选发的。张春桥还把我写的《海瑞与＜海瑞罢官＞》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很毒”，接着他又问张春桥：“林丙义何许人也？”张春桥答：“中学教师。”毛泽东说：“中学教师算了。”这个传说现在无法证实。我想，将来有一天“文革”档案解密，到那时可以真相大白。



当年上海虹口中学红卫兵编印的《打倒林丙义》的材料。
（三）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在虹口中学开始了。当时不少教师贴大字报揭发我，主要涉及我在《海瑞罢官》讨论中发表的文章。我心中不服，写了《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内容是：我曾写《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捍卫毛泽东思想，还责问《文汇报》“为什么不发表？伍丁到底是谁？”这篇大字报当时没有贴出，后来原稿被红卫兵抄去，成为我的一大“罪状”。

不久，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煽风点火。到虹口中学的红卫兵都是虹口中学以前的毕业生，他们和我的关系较好，不仅没有“揭发”我的问题，而且劝我起来“造反”。在其影响下，同时也为了自我保护，我开始接近学校红卫兵组织。1966年下半年，我和一些红卫兵到北京串联，又与来自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上海后，我参加了虹口中学“教工造反队”，成了教工造反队头头之一。

1967年，虹口区“教联会”推荐我参加区革会教卫组核心组工作。那时虹口区教卫组计划从虹口中学调拨部分教师筹建一所新的武进中学，于是我又成了武进中学筹建组主要成员。武进中学开办后，我是该校领导成员。1967年下半年，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武进中学得筹建、开办上。为了工作方便。我从虹口中学搬到武进中学住。武进中学没有教工宿舍，我就住在四楼没有启用的实验室里。

但“好景”不长，1968年初祸从天降。这年一月的一天夜里，虹口中学红卫兵对我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翻越武进中学围墙，冲上四楼，包围我的宿舍（实验室），对我进行变相抄家。他们以“借”的名义，抄去我所有文章底稿，我在复旦读书时的学习笔记和大量资料摘录也被抄。同时，他们问我：“你知道伍丁是谁吗？”我回答：“不晓得。”于是他们宣布：“伍丁就是代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五人。”最后一个是谁，当时我没听清楚。

此后，我被撤去所有职务，接受审查和批斗。当时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右派”。虹口中学红卫兵对我突然袭击是有背景的。“四人帮”垮台后，我从虹口中学教师中了解到：那时虹口中学有个高中学生被派到市里参加编写工作。有一次，张春桥与编写人员座谈，当知道该学生来自虹口中学时，即问到我的情况。不久，徐景贤就在某会议上对我进行点名攻击，于是就发生了红卫兵对我采取的“革命行动”。

1968年初，虽然没有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但红卫兵对我进行秘密监视。我走出校门，即有人盯梢；我的私人信件都被撕开检查，有的还被扣留；连来访的亲友也被查问，甚至受牵连。当时我的哥哥从安徽到上海，专程来看望我。他到了虹口中学，看到校园内外贴着“打倒大右派林丙义”等大幅标语，红卫兵正在批斗我。在这情况下，他不敢与我见面，只好又回安徽。从这时开始直到“文革”结束，我哥哥都不敢与我通信联系。

但同情我的人也不少。虹口中学语文教师刘贵华，抄了一句唐代高适的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由一位学生暗里递给我。这使我很感动，增强了接受“考验”的信心。

对于“伍丁”以势压人的做法，我心中不服，但无力对抗，只好“低头认罪”。工宣队进驻武进中学后，我被赶出宿舍，住进“牛棚”，开始了“牛棚”的苦难岁月。在这段时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棚友”孙立信之死。孙立信是外语老教师，听说解放前在广播电台工作，就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关进“牛棚”。他患高血压，若不看病服药，病情就会恶化。那时教工都有公费医疗证，凭证到医院挂号就诊。而我和孙立信的医疗证被某些红卫兵涂上“牛鬼蛇神”字样，搞得我们无法看病。这些红卫兵不管动机如何，也许只是“恶作剧”，但却造成人间悲剧。一天凌晨，我看到孙立信在穿棉毛裤时，突然仰倒，脑溢血死去。“牛棚”只有我与他两人，我急忙赶走汇报，于是为死者换衣、背死者出“牛棚”等事，都是由我来做。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牛棚”逐渐取消，我开始稍有自由。从1968年初到1971年，在长达三年多的审查和批斗中，扣在我头上的帽子一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1971年组织上对我的问题的结论中，还写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字句。到1973年“清队”复查时，据说由于我写文章时还不知道“伍丁”是谁，结论才改为“写过《海瑞与<海瑞罢官>》和《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两篇错误文章，经查明，林丙义与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黑线无关，是属于认识问题，不予处理。”

后来组织上叫我参加“人防工程”，挖防空洞。施工队伍是由一些单位派人组成的，缺乏电工，又叫我当电工。我虽然有了自由，但“写过两篇错误文章”仍压在我的身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只好“夹紧尾巴做人”，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四）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我深感获得“第二次解放”，压在我身上的“伍丁”这座大山总算被推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贴出大字报，要求“平反”，但未得回音。从“四人帮”垮台到1978年12月，我一直为自己“平反”的问题而努力。我不仅写信给虹口中学党支部，还写信给虹口区委等单位。在我据理力争下，1978年6月，虹口中学党支部对我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内容是：“现经复查，我们认为，当时林丙义同志发表的《海瑞与<海瑞罢官>》等文章，根据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应属学术讨论，当时受到审查和批判是不恰当的。据此，当时加在林丙义身上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当时我就表示不同意这个“复查结论”。我提出：《海瑞与<海瑞罢官>》发表于1965年12月，“文革”开始时并未对我批斗；1968年初批斗我，是因为我写了矛头对着“伍丁”的文章，因复查小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写信给虹口区委、市委文教组，反映有关情况，要求“平反”，但却无回音。

1978年12月，我的“平反”出现了转机。当年12月12日，我被邀请参加上海社联召开的座谈会，我和著名学者周谷城、蒋星煜、唐振常等控诉和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我在会上还讲到虹口区委对我要求“平反”的态度，参加会议的夏征农插话说：“你现在再去找他们，看他们怎样？”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当时没有立即见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平反”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1978年12月29日，北京《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同时发表了高治的《振动全国的大冤案》，提到了我的名字。1979年2月底到3月初，《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相继发表我的《针锋相对斗文痞》和《谈海瑞与“海瑞精神”》。不久，虹口中学党支部也就宣布为我“平反”，然而这个迟到的“平反”对我已无实际意义了。

从1968年初我被“揪出”，到1979年“平反”前后长达11年。不仅经历了“文革”，还经历了“文革”后共和国的两年徘徊。1968年我31岁，到1979年我已经42岁了，30多岁到40岁时是人生中有所作为的阶段，我却在批斗、审查、监督劳动、做电工中度过。但我又想，能够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与姚文元做一番斗争，也为人生留下一个值得回首的痕迹。(录音整理：刘畅)

（注：原刊《史林》2014年增刊，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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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发表于 2025-8-29 22:10
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的遭遇③

口述：姚全兴 采访：金大陆、冯筱才、金光耀
2015-10-13 10:18
来源：澎湃新闻
∙ 文化课 >

【编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姚文元奉旨之作，决然提出反驳的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叙述中，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属于“外编”。

时隔半世纪后，复旦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访了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三位当事人，回到历史现场。本文为姚全兴的口述，姚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戳天之“祸”：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遇（之二）
我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

当时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但不是正规学生，是历史系的函授生。函授生分在职读的甲班和非在职读的乙班两种，我在乙班。同学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生，他们过去参加过高考，因为家庭出身成分等问题没有录取。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父亲母亲在江苏江阴农村都是贫农，后来父亲到上海进屠宰场做杀猪工人，母亲到上海进纱厂当纺织女工。他们都没有文化，我走的是长期的自学之路。记得我在上海市北中学读初中时，就在学校图书馆借好多书看，如《论语》、《普希金诗选》、《巴甫洛夫生理学的哲学基础》等。

我1959年初中毕业时因病不能升学和就业，就在家里休养和自学，无钱买书，常去旧书店看白书。病好后做过代课教师和临时工，有了微薄工资可以买书，常常读到半夜。母亲唠叨说浪费电灯，我就到附近菜场借商店灯光看。有一次夏天看书晚了，回家门关了，我不想叫母亲开门，因为她常失眠，怕她开门后再睡睡不着，我就回到菜场在卖鱼摊位的水泥板上睡到天亮。

1963年我以同等学历程度考大学，成为华师大历史系函授生。老师讲我们都是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的，因为各种原因录取为函授生，以后本科毕业没有问题。我们实际上是背着书包上学的“走读生”，上课在延安路的大华书场和北京路的圣彼得教堂等地方。

我和一般学生不同，读书期间还在外面打工，半工半读。同时，一边读历史，一边自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并练习文学创作，写电影文学剧本《英王陈玉成》等。就是因为喜欢写文章，1965年读大三时闯了“文祸”。

（一）

那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一看就觉得姚文元是从阶级斗争出发猛烈抨击历史学家吴晗的，而不是学术讨论。但是报纸上说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当时学校里的教师实际上和学生一样蒙在鼓里，哪知道高层策划和抛出姚文元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教我们的历史系王家范老师对我们学生说：吴晗未必错，姚文元未必对，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写文章和王老师这话的启发有关，主要原因是我义愤填膺，而且书生气十足。我想姚文元也太霸道，太不讲理了，学术问题为何上线上纲，他那种血口喷人的话，存心把历史上的“清官”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挂起钩来，岂不是把吴晗置于死地吗？

用一句姚文元们整人时的习惯语言来说，不正是“用心何其毒也”？我认为有理走遍天下，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发出声音，从学术角度驳斥姚文元的谬论。当时我一介书生，确实十分单纯，虽然读历史，却又爱好美学，总以为天地之间有假、恶、丑，也有真、善、美，真理在我，何惧之有，有什么不敢讲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写这样的文章。我曾经在1965年1月写了近万字的论文《周谷城美学研究方法剖析》投给《光明日报》。 这篇论文没有发表，如果发表出来有一整版。报社打招呼说版面紧张，难以发表，把校样稿退给我。所以我写文章不吃力。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览室里写的评姚文章，本来预备写一万字，结果写了3500字，觉得差不多了就不写了。

当然，我不像姚文元那样打棍子，而是讲道理。你评论历史上的海瑞，怎么把现在的政治人物联系在一起？还说什么历史上的清官比贪官还要坏？这不是机械唯物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所以我的文章的标题是《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副题是“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我在文章的开头说：“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我感到作者在文章中所树立的旗帜是鲜明的，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错误的。这种矛盾情况经过分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在文章中没有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而是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我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姚文元“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认为剧本中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这种毫无原则的引伸，我觉得特别需要加以澄清。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我在文章结尾又指出：“我不想用姚文元同志评价《海瑞罢官》的方法评论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只想指出，这种评价方法不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不易掌握的，尤其不易一贯坚持。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学代替了辩证法，以致在鲜明的旗帜下产生了基本上是错误的结论。看来是矛盾，然而是事实！”

这篇文章既是历史文章，也是哲学、美学文章。因为形而上学、辩证法是关于哲学的，文艺创作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关于美学的。

闯下“文祸”时的姚全兴
（二）

文章寄出后十天，12月16日，我记得那天下雪，我刚走进上课的那个教堂，同学就说：“姚全兴，昨天的《光明日报》看了吗？报纸上有你评姚文元的的文章呢。”我大吃一惊，这么快就发表了？我马上到邮局买了几份。一看，好家伙，差不多占了半个版面。这种“明目张胆”的“反面”文章当时寥寥无几，而且我在《光明日报》上是第一篇，可以说是紧接着姚文元的文章而发的。

于是我的头脑立即“嗡”的一声，飞快地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捅了姚文元这红得发紫的马蜂窝，不是闯下了“文祸”？这还得了！说不定以后有什么麻烦。我又想，怕什么，不就是谈谈自己的观点吗？同学看了我的文章后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写得好，有的说定论下得早了一些。王家范老师说也可以对姚全兴的文章讨论讨论嘛。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稿费大约15元。

过了没有多少时候，学校历史系和班干部在圣彼得教堂里，开了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因为“文革”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不是批斗会，也没有把我的脑袋按下来，还是比较客气的。同学按照系里的意图，上台对我进行批评，说在北京的大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决不是小事情，要我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严重错误，很好地改造世界观，站到革命路线上来，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也只能上台讲自我的错误，说当初写这样的文章是一时冲动，没有好好考虑阶级斗争的问题，今后要吸取教训。

当时我就清楚地明白哪里有什么“真理”可言，“平等”可言，真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多久我就要被迫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接着，“你为什么写这种文章？”“你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你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一个个责问火辣辣的，来势汹汹，像一颗颗炮弹对我狂轰滥炸，叫我躲避不及，难于招架。我已经从“学术讨论”的幌子，进入“引蛇出洞”的圈套，不久将来将要成为“革命对象”，被打入另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学生贴中文系应义律老师大字报，说他对历史系函授生里面一个叫姚某某的学生很赏识，称赞他比有的教师还有学问，还会写文章，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反动学生说话，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学校为了我们毕业后容易就业，加开中文系的课，这应老师教过我们文学概论，他研究美学，知道我对美学感兴趣，平时和我讲得投机，因此有这样揭发他的大字报贴出来。

由于我是编制外的函授生，我的家庭出身没问题，所以我没有受到文革初的武斗冲击。但是我心里有数，历来的政治运动告诉我，以后可能要对我秋后算帐。我这评姚文章到底算什么性质，要讲讲清楚，弄个明白。

1966年下半年学生大串联时，我乘机到北京《光明日报》社，一位姓乔的接待人员说：你的文章肯定错误的，姚文元是怎样的人你知道，但是思想包袱别太重，因为你是学生。十六条（指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学生犯错误是认识问题，如果你认识好了，积极改造，回到革命路线上去，还是有出路的。这实际上是给我12个字：正确对待，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1966年到北京“串联”的姚全兴（左）
（三）

当时学生都停课闹革命了，我因为闯了文祸，没有资格闹革命。再说我是家里弟妹的大哥，应该分担家庭困难，所以我离开学校寻求工作，结果1967年10月街道办事处劳动调配站将我分配到第三化学纤维厂。这个厂是用有毒的化工原料二硫化碳生产化学纤维的。

一走进这个厂，就闻到令人恶心的臭蛋气味，很多老工人都中毒了，厂里要找一些新工人顶替他们。为了生活，我不能不做这样的新工人。由于新工人是从社会上招来的社会青年，厂里不少人蔑视地称我们为“社会渣滓”。

我在这个厂做早中夜三班的打包工，整整做了12年。吃苦是难免的，但我不怕吃苦，我担心的是闯过的文祸，厂里的造反派怎么对待我。很快造反派就知道我写过所谓反动文章。每个人不是有档案吗？，档案是你走到什么地方，跟到什么地方。他们派人到上海图书馆查报纸，一查就查到我那篇文章。

造反派马上就在厂里贴出批判我的大字报，刷批判我的大标语：“彻底批判姚全兴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脚，叫姚全兴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召开批斗大会。就像你们在电视里看见的那样，虽然我没有带上高帽子，但是也要低着头，这叫低头认罪。还让几个老工人上台批判我，说什么要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得逞，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他们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我听了哭笑不得，又胆战心惊，难道我真成了罪大恶极、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了？我只听到大喊大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只看到握紧拳头的手臂忽上忽下。此时此刻，我真是欲言无声，欲哭无泪……批判会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震天响，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错。尽管我被迫写了一次次检讨，我还是在内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知道我的文章针对了中央文革头目的姚文元，肯定在劫难逃了。

从此，我成了真正的“社会渣滓”，连在班组里读报的资格也没有。不久，厂里搞起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勒令我进“清队学习班”，把我关进“牛（牛鬼蛇神）棚”，叫我老实交代是怎样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

我曾经和几个有文艺才能的新工人在一起，听他们唱唱歌、拉拉琴，就要我坦白如何和一个人称“歌王”的新工人一起散布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那个“歌王”遭到严刑逼供，甚至用“小太阳”强光灯照他的眼睛，他不堪忍受，上吊自杀。自杀前还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曲子，那凄厉之声在夜空中回荡，令人不寒而栗。由于出了人命大事，办班人员才把我放了出来。

虽然如此，我一有空，就披着又脏又破的工作棉袄，蜷缩在打包机的后面，偷偷地看书，在书中忘却痛苦，摆脱烦恼。后来被厂里的头头发现了，说我“狗胆包天”，为了“以毒攻毒”，用调动工作岗位名义，勒令我去切断机工段做生活。那里扑鼻而来的蒸气，散发出一阵阵有毒的臭味，我还是去了。因为一只无形的脚踩在我身上，我这个“臭老九”不去不行。

我是被损害被侮辱的人，就这样在厂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熬下去。然而，正像当时批判“地、富、反、坏、右”时经常用的那句话一样，我“人还在，心不死”，一心还在追求真、善、美。我结婚后仍然一下班看我的书，写我的字。妻子说我“瞎子点灯白费蜡，竹篮打水一场空”。妻子的话我并不记恨，我把它当作对我的激励。不管它是正面的激励，还是反面的激励，都成为我度过难关，避免沉沦的一种精神力量。

我“躲在小楼成一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自得其乐，忘乎所以。但有谁知道我的心在悄悄地滴血，滴血。就是在今天，我眼前常常会浮现起不堪回首的往事，仍有惊悚之感。特别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当年任人宰割的可怕情景，会闯入梦中，使我惊醒后一身冷汗，唏嘘不已……

（四）

我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但“文革”虽然结束流毒并未肃清，还遗留在某些人头脑中。1978年，厂里新进一批从技校来的工人，一个原来在“文革”中很红后来依然很吃香的厂干部，居然对其中一个女青工说，别看那个姓姚的闷声不响，他可是一肚子坏水，不能接近；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你要当心。由此可见，我在厂里12年中受的罪有多大。

现在看来，我能熬过来，由于有文化知识的支撑，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还可以。我的内心潜藏着热和力，常常念叨“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在铁屋中咬牙沉默，相信自己“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我文章中关于“清官”的观点，后来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文汇报》的《关于“清官”问题讨论简介》中去，跟谭其骧、周谷城等学术权威的观点并立在一起，说明我虽然对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但还是从学术角度参与讨论的。写这篇“简介”的作者也许认为我是一个言之有理的老学究，因此把我和一些学术界老先生并立，殊不知我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呢。

当时单位没有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因为我闯文祸的时候还是学生，否则就可能是要镇压的反革命黑帮分子了。如果“文革”一直搞下去，劳改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或者在厂里监督劳动，或者流放到边远地区改造。所以厂里的老师傅见我老大不小，怪可怜的，给我介绍了一个当车工的叫阿惠的女朋友，我不敢向她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因为她如果和我结婚，将来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家属，连累她的一生。

这成为我的一大“心病”。这“心病”在我写给她的情书（至今我还保存着）中不时流露出来，左右为难，十分痛苦，反映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恋爱婚姻方面悲怆的心路历程。一位文革研究专家看了这情书后说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如有可能出版，不失为研究文革时期婚姻生活的宝贵资料。

我1972年春节结婚，我的情况是结婚以后才讲的。幸亏阿惠单纯而善良，文化程度不高，不明白我的反姚文章闯祸的严重，更不太懂我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危险，觉得我人好就可以了。因此，我很珍惜我的文革婚姻。2006年6月13日，上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的“心灵花园”，播出了我和阿惠的谈话节目。同年11月12日，上海《新民晚报》用一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纪实散文《我的“文革婚姻”进行曲》。

“文革”后的1978年8月18日，我写信给《光明日报》社，问我的问题怎么处理？该社群众工作部8月22日的答复说：“如果因为在本报发表了批判姚文元谬论的文章而受到处分，应当得到纠正。来信已转有关领导部门研究处理。”研究处理结果是厂里召开了我的平反大会。

后来我要求到中学当历史教师，厂的上级部门纺织局认为我是一个人才，要推荐到上海纺织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华大学）去当教师，不久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需要研究人才，便推荐我去该院的历史研究所。调令发到化纤公司，公司不肯放了，说以后厂里办老工人识字班，要派我用处。最后调令压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去了历史所。

2002年8月我从社科院哲学所（我1983年调到该所研究美学）退休，现在垂垂老矣，还在搞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回顾往事，感慨万千。我认为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应该对当年的《海瑞罢官》和清官问题讨论事件作必要的、深刻的、沉痛的反思和清理。（录音整理：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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