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后记

有这样一群老女生，不合时宜、不随大流、不看天色，旷日持久地干着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文革初期她们就读的母校发生了哪些事？校长是怎样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暴力惨剧？她们悉心寻找当事人、亲历者，以谦卑的态度以心交心，召集各种座谈会，邀请本校老师、校友和外校同龄人，共同回忆、探讨文革历史。不仅如此，她们还在校友中发动捐款为死难校长塑像，举行隆重肃穆的纪念仪式，自己编脚本、自费出纪念光盘。她们与专事文革研究的电子杂志《记忆》共同编辑本校文革专辑共6辑数十万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所中学的文革（初期）历史样本。她们不惧怕谣言、不在乎谩骂，把事儿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入，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年轻一代记者，也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前来对她们进行采访报道。《南方周末》则派出优秀记者独立进行采访，历时两个多月，以四大版面深度报道。这些和文革过不去的老女生，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老三届学生，都已年过花甲，“家庭出身”各有不同，文革中分属不同派别。直面历史，拒绝遗忘，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反思，促进社会和解，对她们来说，既是动力，也是目的。
1966年8月5日下午，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发起游斗五位校领导活动，途中不断有学生加入，以高一和初二为主，还有大量其他年级的围观者。最终局面失控，少数激进者暴力殴打老师，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几位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这就是近年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女附中八五事件”。文革初期，全国、全市打死校领导的中学难计其数，为什么“女附中八五事件”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是这所女中集聚了众多中共高级干部子女；二是该校师资、生源为当年北京乃至全国上乘，却开了文革暴力之先河；三是1966年8月18日高三学生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因此被学界看做一个特殊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八五事件”率先由女附中学生披露。几十年来，女附中师生没有忘记那一天，校长之死成为她们的心中之痛，许多人对“八五事件”做过调查、披露、回忆和研究，粗略统计如下：

19668月6日及以后，张镭、苑秀琴等多位学生看望被打伤的胡校长
1966张镭等参与西城区36所中学打人情况调查并写调查报告
1966张静芬老师给王晶垚先生寄匿名唁函
1967王南芬做八五事件调查
1986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1995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1996胡志涛：《八五祭》
1996冯敬兰：《记忆的疮疤》
1999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2000王友琴：主持“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1伏生：《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2001张敏：《文革与人生》
2002于羚开始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8.5资料，历时三年
2004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在香港出版
2006刘秀莹：《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刻怀念的好校长》
2006叶维丽：《卞仲耘之死》（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2006王友琴：《八月，让我们纪念受难者》
2006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2006裕雄：《良知与责任》
2006刘进：《给梅树民老师的道歉信》
2007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2007冯敬兰：《烈日下的集体谋杀》
2007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2008叶维丽：《动荡的青春》
2010 刘进：《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学校存档）
2010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
2010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
2010 于羚：《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2010 刘进：朱学西访谈录
2010 刘进：李松文访谈录
2010 冯敬兰等五人：《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2010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2010 敏一鸿：《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2010 《张静芬老师的选择》（黄艾禾报道）
2010 庄生：《食指》
2011 庄生：《历史不容忘却》
2012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2012 张亦鸣：《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2012 叶维丽：《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2012 叶维丽：《与安迪·沃德商榷》
（截至到2012年初）

其中，高一学生王友琴（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从校长之死开始了她对文革受难者的漫长调查和追溯过程，在海内外获得广泛影响。初三学生叶維丽（供职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院）经过四年调查，2006年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2007年又在《二闲堂》网站发表了中文版译文。不过，没有一个人在采访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刘进。四年前，我曾看到刘进打印的一个调查采访摘要，是300多人次的一个表格，简要记录着时间、地点、受访者、谈话要点等等，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她知道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所以在调查中，重要细节一定要反复论证、多人求证。刘进用十年时间，找到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120余人，做的采访笔记、电子邮件、电话记录装订成册几大本。她退休后更是无冬历夏，背着沉重的大书包，有时一天走访几处。同学们开玩笑地叫她“铁人”。
我曾经问过刘进：既然北京市委1966年8月6日的《每日快报》白纸黑字记录了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五位校领导，暴力致使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死亡的事实，说明你们当天（8月5日）就知道游斗校领导的组织发起者，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进行艰苦的、旷日持久的调查？刘进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事情过去多年，有必要找到“八五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和受害人中的幸存者，一起还原真相。
真相在哪里？锁在人的心里，尘封在官方的档案里。几十年的时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甚至是整个人生。无论他（她）们在文革中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没有人愿意打开心锁。你要干什么？是每一个受访者本能的反问。而有关文革的档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能否解禁，无人知晓。真相，始终在困境中。
由刘进牵头的调查和采访，打开了一个个心锁，激活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工作组成员120多位的记忆。大家既有口头回忆，也有书面证言，有的还提供了当年的日记、笔记、收集的大字报、批判稿，依靠众人的力量，让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园里发生的主要事件得以基本厘清。
说实话，这种深度调查，只有刘进能够做到。刘进是文革前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之一，是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认识的老师同学多。她为人质朴诚实、襟怀坦白、宽容大度，又能担当。她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不论多么难听的话，她都听得进，理得清。老师、校友更容易信任她，愿意对她说出心里话。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一边照顾病重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一边参与刘进的调查。她们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继续成长的过程。譬如她们有一次去看望“八五事件”受害者梅树民老师，受到老师不客气的质问：“我们被游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后来经过和梅老师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才逐渐解开老师的心结。2006年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为文革初期带头写第一张大字报、“八五事件”中没有挺身保护好老师，做了深刻反省。梅老师不但谅解了她，还帮助她对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给予逐句逐字的批改校正。宋彬彬因8-18给毛主席戴袖章被妖魔化几十年，背着杀人、打人、“武斗符号”等罪名，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自从参与校友们的调查、反思活动后，她渐渐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勇敢地站出来，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了《四十年来我想说的话》（见共识网），澄清事实，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并为文革中写第一张大字报、“八五事件”中未能尽责导致校长之死而公开道歉。
如果说刘进是调查真相的带头人，罗治就是一系列反思与纪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她不仅作风干练，还事无巨细，七年来倾全力做了几件大事。
1、为了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怀念，发动历届校友捐款塑像。2007年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之际，为卞校长塑像的倡议分别由高中1965届海外校友沈乾若、华欣以及高中1967届校友张育芷、罗文冬和罗治提出，于校庆前得到了老校长王本中、时任校长袁爱俊的支持。5位倡议人有3人旅居海外，具体运作的任务就落在了罗治和张育芷身上。2007年9月24日，1965届高中校友高宁、郭平英、刘文莲与张育芷、罗治共同策划，邀请原女附中各年级热心校友，商议为卞校长塑像之事。她们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小组”，成员中年龄最长的年近70，最小的也已60开外。1967届高中生张育芷身体极差，长期受“慢阻肺”的折磨，吸着氧气还在四处打电话，联络、知会更多的校友。1962届高中生刘蓓蓓一边和癌症抗争，一边参与“塑像”的各种协调工作。她们在三年多时间里，耗尽了生命的精气神，塑像落成、举行揭幕仪式后不久，她俩相继病逝。
“执行小组”邀请了若干联络人，从62届高中到67届初中的各年级，起初有刘蓓蓓、于凤丽、张丽云、于羚、牛立、傅珉、刘煜鸿、李国维等人，后来又增加了程东、鲁克全、莫莉、王南芬、王国云、沈佩言、方甜、陈琨、徐海伦、胡一玲和胡嘉芬。
“执行小组”发出了《关于给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公开信》，公布了资金募集方法。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多次召开碰头会组织协调捐款塑像的各项事宜，各班的校友利用节假日聚会、校友网、电话、邮件等形式，联络了更多的校友。经过不懈的努力，收到18个年级44个班共计499位同学的捐款，￥93250.23元、＄200元。
不要小看这点钱。罗治她们认为，参与的过程也是唤醒记忆、反思的过程，因此一定要让更多的校友参与。其实，实验中学历届毕业生中的实业家、文艺明星很多，由他们中任何一位掏钱都不难，但是一份五十元、一百元的捐款，更有意义。“执行小组”设计制作了纪念卡，卞校长遗像居中，两边写着：“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回赠捐款者。65届高中生高宁和郭平英虽然早在文革前就毕业离校，但她们对卞校长一直心怀感念，对母校文革之初的“八五事件”持强烈的批判意识。高宁是捐款塑像活动的总指挥，郭平英是塑像工作的艺术总监。“执行小组”的历次碰头会，都在郭沫若纪念馆的小会议室召开。捐款集中后，刘小沁（65届高中）和郭平英请中央美院著名雕塑家孙家钵先生为卞校长制作雕像。孙先生慨然应诺，不计报酬（最终只收取了材料费）。铜像并非艺术的再现，而是校长温婉气质的还原。艺术家根据卞校长生前留下的几张照片塑造出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一个善良慈祥的母亲。
2、2011年5月7日，母亲节的上午，在实验中学东楼会议室，罗治主持了隆重肃穆的卞仲耘铜像揭幕仪式。与会者不仅有本校老三届、文革前和文革后毕业的校友50多位，也有外校同代人参加。北京八中老三届学生钟离满为揭幕仪式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说不少学校都打死了校长，有的甚至更为残暴，但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唯独女附中校友开始了对文革的集体反思。诗人郭小林为揭幕仪式创作了长诗《悼念一位母亲》，65届高中生郭平英的深情朗诵，让与会者触景生情，纷纷流下热泪。一位外校与会者的母亲，是北京女一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王毓真，与卞校长一样死于文革初期的迫害。他说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的集体反思和纪念活动，让他非常震撼。所有与会者都在这个特殊的纪念会上被感动。有同学在校友网留言：昨天的活动非常震撼，非常成功。几位校友代表的发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引起大家深深的回忆和反思。虽然大家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尽相同，但是今天直面历史，深刻自省，让我看到了女附中学生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样的氛围太感人了，也太难寻觅了。只有回到久违的母校，才能得到这样净化灵魂的精神洗礼……
3、制作纪念光盘。为了让更多的同龄人和后辈了解真实的文革，大家决定将揭幕仪式及捐款塑像的经过编辑制作成光盘。罗治自写脚本，大家献计献策，分头请人剪辑编辑，配音配乐，这群老女生终于心想事成。2012年3月7日，由校友、法律学者李红云策划，罗治主持，借北大法学院会议室召开了光盘发放座谈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参与捐款塑像的1973届和1980届后辈校友，再次出资制作了2000张纪念光盘，发放到实验中学后学圈中，以期让年轻一代了解文革，牢记“校耻”。一位年轻老师看完光盘后泪流满面，她说到实验中学工作多年，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深为老校友的集体反思行为感动。
4、2014新年伊始，罗治和网刊《记忆》主编吴迪一起主持了部分老三届学生“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座谈会。参加聚会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师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学生陈小鲁、计三猛、印红标、吴迪、丁东、邢小群、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和刘进、宋彬彬、于羚、罗治、郝新平、顾湲、叶維丽、冯敬兰、李红云等，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共20多人。
讨论会从“八五事件”说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正致力于推广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顾湲，当晚就要出差，也拉着行李箱出席了座谈会。作为高一3班学生，她具体介绍了班里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组织游斗校领导的情况，并尖锐指出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在学生头脑中牢固树立了血统论、等级制的观念，致使一些干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是水到渠成。
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同学们集体还原“八五事件”真相的执着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赞佩，他说我们虽然道歉了，但是对八中文革初期的过程和发生的事情，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要向你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学者纷纷指出，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很不容易。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认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写文革史绝不能想当然，有一说一，有错要及时修正。邢小群表示，对师大女附中的学姐们做的努力非常钦佩。郭小林用拱卒比喻大家做的事情，他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不懈的“拱卒”精神，一点一点地推动。叶維丽认为还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为了警讯后人，而不是侦结刑事个案。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5、2014年1月12日上午十点，由老校友罗治、刘进、牛立、叶維丽和老教师金元、老校长王本忠共同策划的 “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在实验中学召开。电话联系到了健在的、行动方便的老师20多位，他们悉数到达会场，一共25位，朱学西老师89岁，张静芬老师85岁，都早早来到了会场。多年来，老师们之间也很少见面，这样的聚会让他们很激动。
罗治主持了见面会。刘进、宋彬彬作为文革初期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先做了道歉发言，触景生情，她俩都是泪流满面，不断哽咽地说完了多年埋藏心中的话。1965届高中生高宁介绍了卞校长塑像的捐款、制作、安放过程，6年中两个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的校友刘蓓蓓和张育芷已先后病故。她说，这个过程很难，就要靠一些人推动，刘进、宋彬彬也是推动力。叶維丽介绍了“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和参与这一工作的各位同学。
“八五事件”受害者胡志涛校长的女儿、校友丁东红发言指出，“八五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都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不做，就会让真相淹没于历史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老教师王本忠、储瑞年、丁德泗、张春条、艾立川、金元、朱学西等都做了恳切、深刻的发言，他们说，刘进、宋彬彬的道歉令人感动，“八五事件”许多人都是见证者，也有当场劝阻的老师学生，包括刘进、宋彬彬，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今天同学们来道歉，其实老师同学从来不是两个对立面。有的老师说，当时自己年轻，也批斗过自己的老师，以至于多年不能面对。多位老师表示，需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责无旁贷。
老师们的体谅和宽容，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学生。有的学生当场起立发言，说自己曾经带头批斗过班主任，一直难以说出一句对不起，老师如今年过九十，不能到会，我一定要在春节前去看望老师，当面说声对不起。有一学生说，当时自己很左，认为斗黑帮是革命行动。8-5现场看到宋彬彬劝阻打人的学生，还不理解，我远远不如宋彬彬。自己也批斗过班主任，借此机会表示道歉。
6、今年春节前夕，罗治再次组织校友慰问了老教师。
作为这群老女生之一，我对学姐刘蓓蓓、高宁、郭平英、刘进、宋彬彬、罗治、张育芷等多年的付出，非常敬佩。作为当时的低年级学妹，我为加入到这个群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自豪。

应网易新媒体之约，我从今年2月开始写《我的文革纪事》专栏文章，以每周一篇的节奏，写到了8月21日的最后一篇《我的1968》，终于松了这口气。我已经多年不在编辑的催促下写作了，之所以接下这活儿，只因为我看到网易有一个关于文革的调查，拥护文革和反对文革的比例（以我看到时间计，抹去零头）竟然是22万︰2万，这让我很吃惊。毫无疑问，这种对文革的理想化期待，完全源于当下社会自上而下的腐败带给民众的绝望感。实际上，文革对于法制、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毁灭性破坏，正是当今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重要源头。
作为亲历者，我知道我有义务原原本本说出自己在原师大女附中这个特定环境中经历过的文革。写自己的过程，也是梳理母校文革早期历史的过程。回溯文革往事，打开记忆闸门，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尽管我从事文革问题写作已有些年头，但在写作过程中，依然受到强烈冲击，几次难以继续。大量文革日记、笔记、检讨书、大字报、揭发信看在眼里，堆在心中，以往的所闻所见，同学朋友的惨痛经历，一幕幕浮现，常常使我夜不能寐，多次让我泪流满面。写作的过程也是反思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以前我只记得自己在文革初期被批斗、被孤立，现在才猛然发现，我受的只是小委屈，不知有多少人像我的同学们那样，把尊严被践踏、亲人被残害的可怕遭遇深深埋在了心里！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浩劫，一点不过分啊！
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正是从1970年前后年青一代的追问开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纪事》，能激活更多亲历者的记忆，能唤起中国年轻一代对父辈的追问，从他们那里发掘文革真相，这正是对历史的抢救。感谢为我提供大量资料的朋友们，感谢向我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在文革初期破四旧中有过可怕遭遇的同学们。是你们的帮助，让《我的文革纪事》所有情节、细节都有出处和源头。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把文革中真实的、激进的、幼稚的、丑陋的自己展现出来。
感谢网易新媒体的年轻编辑，在喧嚣浮华的大环境下，有一份难得的沉静和从容来追溯文革的历史。感谢搜狐博客能给予我的每篇纪事以显著位置，让数十万网民和读者浏览阅读和转载收藏。欢迎朋友、校友、同学、网民和读者的指正和补充，我以谦卑之心期待着。

2014年9月1日

冯敬兰的博客

http://fengjinglan.blog.sohu.com/305347443.html

这些追根刨底的老女生

有这样一群老女生，以七十岁的年龄，不合时宜、不随大流、不看天色，旷日持久地干着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文革初期，她们十七岁上下就读的母校，发生了哪些事？校长是怎样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暴力惨剧？前前后后费时十二年，她们悉心寻找当事人、亲历者，以谦卑的态度以心交心，召集各种座谈会，邀请本校老师、校友和外校同龄人，共同回忆、探讨母校文革历史。
不仅如此，她们还在校友中发动捐款为死难校长塑像，举行隆重肃穆的纪念仪式，自己编脚本、自费出纪念光盘。她们与专事文革研究的电子杂志《记忆》共同编辑本校文革专辑共6辑数十万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所中学的文革（初期）历史样本。她们不惧怕谣言、不在乎谩骂，把事儿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入，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年轻一代记者，也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前来对她们进行采访报道。《南方周末》则派出优秀记者独立进行采访，历时两个多月，以四大版面深度报道。这件事在全国也没有第二。
这些和文革过不去的老女生，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老三届学生，“家庭出身”各有不同，文革中分属不同派别。直面历史，拒绝遗忘，用拱卒精神推动文革反思，促进社会和解，对她们来说，既是动力，也是目的。
1966年8月5日下午，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发起游斗五位校领导活动，途中不断有学生加入，以高一和初二为主，还有大量其他年级的围观者。最终局面失控，少数激进者暴力殴打老师，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几位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这就是近年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女附中八五事件”。文革初期，全国、全市打死校领导的中学难计其数，为什么“女附中八五事件”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是这所女中集聚了众多中共高级干部子女；二是该校师资、生源为当年北京乃至全国上乘，却开了文革暴力之先河；三是1966年8月18日高三学生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因此被学界看做一个特殊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八五事件”率先由女附中学生披露。几十年来，女附中师生没有忘记那一天，校长之死成为她们的心中之痛，许多人对“八五事件”做过调查、披露、回忆和研究，粗略统计如下：
1966  8月6日及以后，张镭、苑秀琴等多位学生看望被打伤的胡校长
1966  张镭等参与西城区36所中学打人情况调查并写调查报告
1966  张静芬老师给王晶垚先生寄匿名唁函
1967  王南芬做八五事件调查
1986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1995  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1996  胡志涛：《八五祭》
1996  冯敬兰：《记忆的疮疤》
1999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2000  王友琴：主持“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1  伏  生：《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2001  张  敏：《文革与人生》
2002  于羚开始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8.5资料，历时三年
2004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在香港出版
2006  刘秀莹：《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刻怀念的好校长》
2006  叶维丽：《卞仲耘之死》（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2006  王友琴：《八月，让我们纪念受难者》
2006  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2006  裕  雄：《良知与责任》
2006  刘  进：《给梅树民老师的道歉信》
2007  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2007  冯敬兰：《烈日下的集体谋杀》
2007  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2008  叶维丽：《动荡的青春》
2010   刘  进：《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学校存档）
2010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
2010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
2010   于  羚：《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2010   刘  进：朱学西访谈录
2010   刘  进：李松文访谈录
2010   冯敬兰等五人：《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2010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2010   敏一鸿：《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2010   《张静芬老师的选择》（黄艾禾报道）
2010   庄  生：《食指》
2011   庄  生：《历史不容忘却》
2012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2012   张亦鸣：《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2012   叶维丽：《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2012   叶维丽：《与安迪·沃德商榷》
（截至到2012年初）

其中，高一学生王友琴（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从校长之死开始了她对文革受难者的漫长调查和追溯过程，在海内外获得广泛瞩目。初三学生叶維丽（供职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院）经过四年调查，2006年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2007年又在《二闲堂》网站发表了中文版译文。不过，没有一个人在采访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刘进。四年前，我曾看到刘进打印的一个调查采访摘要，是300多人次的一个表格，简要记录着时间、地点、受访者、谈话要点等等，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她知道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所以在调查中，重要细节一定要反复论证、多人求证。刘进用十年时间，找到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120余人，做的采访笔记、电子邮件、电话记录装订成册几大本。她退休后更是无冬历夏，背着沉重的大书包，有时一天走访几处。同学们开玩笑地叫她“铁人”。
我曾经问过刘进：既然北京市委1966年8月6日的《每日快报》白纸黑字记录了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五位校领导，暴力致使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死亡的事实，说明你们当天（8月5日）就知道游斗校领导的组织发起者，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进行艰苦的、旷日持久的调查？刘进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事情过去多年，有必要找到“八五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和受害人中的幸存者，一起还原真相。
真相在哪里？锁在人的心里，尘封在官方的档案里。几十年的时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甚至是整个人生。无论他（她）们在文革中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没有人愿意打开心锁。你要干什么？是每一个受访者本能的反问。而有关文革的档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能否解禁，无人知晓。真相，始终在困境中。
由刘进牵头的调查和采访，打开了一个个心锁，激活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工作组成员120多位的记忆。大家既有口头回忆，也有书面证言，有的还提供了当年的日记、笔记、收集的大字报、批判稿，依靠众人的力量，让文革初期（1966年6月至8月）校园里发生的主要事件得以基本厘清。
说实话，这种深度调查，只有刘进能够做到。刘进是文革前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之一，是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认识的老师同学多。她为人质朴诚实、襟怀坦白、宽容大度，又能担当。她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不论多么难听的话，她都听得进，理得清。老师、校友更容易信任她，愿意对她说出心里话。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一边照顾病重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一边参与刘进的调查。她们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继续成长的过程。譬如她们有一次去看望“八五事件”受害者梅树民老师，受到老师不客气的质问：“我们被游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后来经过和梅老师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才逐渐解开老师的心结。2006年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为文革初期带头写第一张大字报、“八五事件”中没有挺身保护好老师，做了深刻反省。梅老师不但谅解了她，还帮助她对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给予逐句逐字的批改校正。宋彬彬因8-18给毛主席戴袖章被妖魔化几十年，背着杀人、打人、“武斗符号”等罪名，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自从参与校友们的调查、反思活动后，她渐渐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勇敢地站出来，在电子杂志《记忆》发表了《四十年来我想说的话》（见共识网），澄清事实，反省自己，放下包袱，并为文革中写第一张大字报、“八五事件”中未能尽责导致校长之死而公开道歉。
如果说刘进是调查真相的带头人，罗治就是一系列反思与纪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她不仅作风干练，还事无巨细，七年来倾全力做了几件大事。
1、为了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怀念，发动历届校友捐款塑像。2007年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之际，为卞校长塑像的倡议分别由高中1965届海外校友沈乾若、华欣以及高中1967届校友张育芷、罗文冬和罗治提出，于校庆前得到了老校长王本中、时任校长袁爱俊的支持。5位倡议人有3人旅居海外，具体运作的任务就落在了罗治和张育芷身上。2007年9月24日，1965届高中校友高宁、郭平英、刘文莲与张育芷、罗治共同策划，邀请原女附中各年级热心校友，商议为卞校长塑像之事。她们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小组”，成员中年龄最长的年近70，最小的也已60开外。1967届高中生张育芷身体极差，长期受“慢阻肺”的折磨，吸着氧气还在四处打电话，联络、知会更多的校友。1962届高中生刘蓓蓓一边和癌症抗争，一边参与“塑像”的各种协调工作。她们在三年多时间里，耗尽了生命的精气神，塑像落成、举行揭幕仪式后不久，她俩相继病逝。
“执行小组”邀请了若干联络人，从62届高中到67届初中的各年级，起初有刘蓓蓓、于凤丽、张丽云、于羚、牛立、傅珉、刘煜鸿、李国维等人，后来又增加了程东、鲁克全、莫莉、王南芬、王国云、沈佩言、方甜、陈琨、徐海伦、胡一玲和胡嘉芬。
“执行小组”发出了《关于给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公开信》，公布了资金募集方法。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多次召开碰头会组织协调捐款塑像的各项事宜，各班的校友利用节假日聚会、校友网、电话、邮件等形式，联络了更多的校友。经过不懈的努力，收到18个年级44个班共计499位同学的捐款，￥93250.23元、＄200元。
不要小看这点钱。罗治她们认为，参与的过程也是唤醒记忆、反思的过程，因此一定要让更多的校友参与。其实，实验中学历届毕业生中的实业家、文艺明星很多，由他们中任何一位掏钱都不难，但是一份五十元、一百元的捐款，更有意义。“执行小组”设计制作了纪念卡，卞校长遗像居中，两边写着：“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回赠捐款者。65届高中生高宁和郭平英虽然早在文革前就毕业离校，但她们对卞校长一直心怀感念，对母校文革之初的“八五事件”持强烈的批判意识。高宁是捐款塑像活动的总指挥，郭平英是塑像工作的艺术总监。“执行小组”的历次碰头会，都在郭沫若纪念馆的小会议室召开。捐款集中后，刘小沁和郭平英请中央美院著名雕塑家孙家钵先生为卞校长制作雕像。孙先生慨然应诺，不计报酬（最终只收取了材料费）。铜像并非艺术的再现，而是校长温婉气质的还原。艺术家根据卞校长生前留下的几张照片塑造出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女性，一个善良慈祥的母亲。
2、2011年5月7日，母亲节的上午，在实验中学东楼会议室，罗治主持了隆重肃穆的卞仲耘铜像揭幕仪式。与会者不仅有本校老三届、文革前和文革后毕业的校友50多位，也有外校同代人参加。北京八中老三届学生钟离满为揭幕仪式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说不少学校都打死了校长，有的甚至更为残暴，但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唯独女附中校友开始了对文革的集体反思。诗人郭小林为揭幕仪式创作了长诗《悼念一位母亲》，65届高中生郭平英的深情朗诵，让与会者触景生情，纷纷流下热泪。一位外校与会者的母亲，是北京女一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王毓真，与卞校长一样死于文革初期的迫害。他说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的集体反思和纪念活动，让他非常震撼。所有与会者都在这个特殊的纪念会上被感动。有同学在校友网留言：昨天的活动非常震撼，非常成功。几位校友代表的发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引起大家深深的回忆和反思。虽然大家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尽相同，但是今天直面历史，深刻自省，让我看到了女附中学生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样的氛围太感人了，也太难寻觅了。只有回到久违的母校，才能得到这样净化灵魂的精神洗礼……
3、制作纪念光盘。为了让更多的同龄人和后辈了解真实的文革，大家决定将揭幕仪式及捐款塑像的经过编辑制作成光盘。罗治自写脚本，大家献计献策，分头请人剪辑编辑，配音配乐，这群老女生终于心想事成。2012年3月7日，由校友、法律学者李红云策划，罗治主持，借北大法学院会议室召开了光盘发放座谈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参与捐款塑像的1973届和1980届后辈校友，再次出资制作了2000张纪念光盘，发放到实验中学后学圈中，以期让年轻一代了解文革，牢记“校耻”。一位年轻老师看完光盘后泪流满面，她说到实验中学工作多年，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深为老校友的集体反思行为感动。
4、2014新年伊始，罗治和网刊《记忆》主编吴迪一起主持了部分老三届学生“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座谈会。参加聚会的有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师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老三届”学生陈小鲁、计三猛、印红标、吴迪、丁东、邢小群、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和刘进、宋彬彬、于羚、罗治、郝新平、顾湲、叶維丽、冯敬兰、李红云等，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党史的两位学者，来自《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杂志和《记忆》网刊的年轻记者共20多人。
讨论会从“八五事件”说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正致力于推广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的顾湲，当晚就要出差，也拉着行李箱出席了座谈会。作为高一3班学生，她具体介绍了班里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组织游斗校领导的情况，并尖锐指出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在学生头脑中牢固树立了血统论、等级制的观念，致使一些干部子女狂妄、冷血，文革初期的暴力行为是水到渠成。
八中的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心路历程，并对女附中同学们集体还原“八五事件”真相的执着努力及深刻反思表示赞佩，他说我们虽然道歉了，但是对八中文革初期的过程和发生的事情，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要向你们学习，争取如实还原八中文革历史，以告诫后人。几位文革研究学者纷纷指出，在还原历史真相时细节很重要，并指出要从历史的深度、人性的高度去认识发生在中学生中的暴力行为。丁东强调要分清当时最高层、中层和下层的不同责任，文革的发动者要负最大的责任。米鹤都说女附中校友们打破家庭出身的界限，把过去所谓的“红五类”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团结到反思文革上来，是个创举，很不容易。印红标提出反思文革要“普及”到现在的几代年轻人中，他们普遍不关心、不了解文革。对我国的当代史被割裂，导致极左思想回潮、美化文革的现象，值得十分警惕。卜伟华认为文革研究要注重事实考证，写文革史绝不能想当然，有一说一，有错要及时修正。邢小群表示，对师大女附中的学姐们做的努力非常钦佩。郭小林用拱卒比喻大家做的事情，他认为推动历史进步就要靠不懈的“拱卒”精神，一点一点地推动。叶維丽认为还原8-5真相，反思文革，是为了警讯后人，而不是侦结刑事个案。她说，虽然国内文革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我们要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搞下去。现在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她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直面历史，抢救记忆，拒绝遗忘。
5、2014年1月12日上午十点，由老校友罗治、刘进、牛立、叶維丽和老教师金元、老校长王本中共同策划的 “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在实验中学召开。电话联系到了健在的、行动方便的老师20多位，他们悉数到达会场，一共25位，朱学西老师89岁，张静芬老师85岁，都早早来到了会场。多年来，老师们之间也很少见面，这样的聚会让他们很激动。
罗治主持了见面会。刘进、宋彬彬作为文革初期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先做了道歉发言，触景生情，她俩都是泪流满面，不断哽咽地说完了多年埋藏心中的话。1965届高中生高宁介绍了卞校长塑像的捐款、制作、安放过程，6年中两个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的校友刘蓓蓓和张育芷已先后病故。她说，这个过程很难，就要靠一些人推动，刘进、宋彬彬也是推动力。叶維丽介绍了“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和参与这一工作的各位同学。
“八五事件”受害者胡志涛校长的女儿、校友丁东红发言指出，“八五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都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不做，就会让真相淹没于历史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老教师王本中、储瑞年、丁德泗、张春条、艾立川、金元、朱学西等都做了恳切、深刻的发言，他们说，刘进、宋彬彬的道歉令人感动，“八五事件”许多人都是见证者，也有当场劝阻的老师学生，包括刘进、宋彬彬，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今天同学们来道歉，其实老师同学从来不是两个对立面。有的老师说，当时自己年轻，也批斗过自己的老师，以至于多年不能面对。多位老师表示，需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责无旁贷。
老师们的体谅和宽容，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学生。有的学生当场起立发言，说自己曾经带头批斗过班主任，一直难以说出一句对不起，老师如今年过九十，不能到会，我一定要在春节前去看望老师，当面说声对不起。有一学生说，当时自己很左，认为斗黑帮是革命行动。8-5现场看到宋彬彬劝阻打人的学生，还不理解，我远远不如宋彬彬。自己也批斗过班主任，借此机会表示道歉。
6、今年春节前夕，罗治再次组织校友慰问了老教师。
作为这群老女生之一，我对学姐刘蓓蓓、高宁、郭平英、刘进、宋彬彬、罗治、张育芷等多年的付出，非常敬佩。作为当时的低年级学妹，我为加入到这个群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自豪。

应网易新媒体之约，我从今年2月开始写《我的文革纪事》专栏文章，以每周一篇的节奏，写到了8月21日的最后一篇《我的1968》，终于松了这口气。我已经多年不在编辑的催促下写作了，之所以接下这活儿，只因为我看到网易有一个关于文革的调查，拥护文革和反对文革的比例（以我看到时间计，抹去零头）竟然是22万︰2万，这让我很吃惊。毫无疑问，这种对文革的理想化期待，完全源于当下社会自上而下的腐败带给民众的绝望感。实际上，文革对于法制、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毁灭性破坏，正是当今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重要源头。
作为亲历者，我知道我有义务原原本本说出自己在原师大女附中这个特定环境中经历过的文革。写自己的过程，也是梳理母校文革早期历史的过程。回溯文革往事，打开记忆闸门，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尽管我从事文革问题写作已有些年头，但在写作过程中，依然受到强烈冲击，几次难以继续。大量文革日记、笔记、检讨书、大字报、揭发信看在眼里，堆在心中，以往的所闻所见，同学朋友的惨痛经历，一幕幕浮现，常常使我夜不能寐，多次让我泪流满面。写作的过程也是反思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以前我只记得自己在文革初期被批斗、被孤立，现在才猛然发现，我受的只是小委屈，不知有多少人像我的同学们那样，把尊严被践踏、亲人被残害的可怕遭遇深深埋在了心里！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浩劫，一点不过分啊！
感谢网易新媒体的年轻编辑，在喧嚣浮华的大环境下，有一份难得的沉静和从容来追溯文革的历史。感谢网易博客和搜狐博客能给予我的每篇纪事以显著位置，让数百万网民和读者浏览阅读和转载收藏。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正是从1970年前后年青一代的追问开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纪事》，能激活更多亲历者的记忆，能唤起中国年轻一代对父辈的追问，从他们那里发掘文革真相，这正是对历史的抢救。感谢为我提供大量资料的朋友们，感谢向我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在文革初期破四旧中有过可怕遭遇的同学们。是你们的帮助，让《我的文革纪事》所有情节、细节都有出处和源头。是你们的鼓励，让我把文革中真实的、激进的、幼稚的、丑陋的自己展现出来。
欢迎朋友、校友、同学、网民和读者的指正和补充，我以谦卑之心期待着。
201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