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知青：一个72届中学毕业生的回忆（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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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1) 七·二一大学（上）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七·二一大学了。文革中，所有大学停止招生了。上海机床厂只能自己办学校，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1968年7月21日，伟大领袖为此作了批示。以后，全国有条件的单位都开始办工人大学，此类学校被称为七·二一大学。

1976年8月我被厂四委会批准，推荐上机电一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学校于10月初开学，学制3个月。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去世，没有人料到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到我去工人大学报到，国家和我们厂还都都没有什么变化发生。后来当我在七·二一工大读书期间，四人帮被粉碎，然后我厂再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已经是我学习结束回厂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上海机电一局，在上海以至全国的工业界大大有名，其所属公司，包括上海拖拉机汽车公司，造船公司，电机公司，机床公司，重机公司，轻机公司。就这一列公司名字，可见其实力雄厚。机电一局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自然非同一般。学校的前身是机电工业中专学校，简称“机校”，与上海的“航校（航空中专）”，“海校（海运中专）”，“美校（美术中专）”等等同属上海当年几所著名的中专。“机校”有70多年历史，原来属于法租界，建筑也有法国风格。位于复兴中路和陕西路口，对面是著名的上海电影院。


我们班有20多个学员，来自机电一局下属的各个公司下面的工厂。别人大多已经是财会人员，或将是财会人员，只有我，不知何故来到了这个“财会培训班”，不知道学完后会干什么。



我们不被称作“学生”，而是“学员”，并且是时髦的“工农兵学员”，当然我们只有“工”，没有“农兵”，所以只被称作“工人学员”。在开学的第一天，校工宣队副队长就在开学典礼上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仅仅来学习财会知识的，我们属于“工农兵学员”，是来上大学，管大学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简称：“上，管，改”。


机电一局七·二一大学的老师的素质很高，基本来自上海各高校。那时候那些老师们正在被批判，忽然有教学的机会，当然很乐意。我们这个班的老师，来自复旦大学财经系的，都是一些老教师，知识深厚，风度非凡。本来，这些人至少是教授副教授，教我们这些学生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因为那时的风气是学生不好好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教授也根本得不到尊重。所以他们教得很辛苦，有时候我看得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那些学生入学时又没有经过考核，本来大多是工人，是文革中毕业的中学生。能够混上一个财会人员的位置，多数是因为会和领导相处，不需要多少智商。有的则是由于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体力劳动，所以照顾当了会计。


这些人，来七·二一工大学习，对他（她）们来说，就像是一段度假。反正既不需要自己掏钱，学得好不好也不影响前程，所以学习根本不努力。每次上课，学生之间总是有人在开小会。学校离开上海商业街淮海路又非常近，那些学生们经常是在吃午饭的休息时间去逛淮海路，然后下午上课是则大肆交流淮海路上采购的经验，体会，和进一步采购的计划。


有时候学生在下面谈话的声音太大了，盖过了老师的声音，老师无法继续上课。可怜的老师，又不敢训斥学生，因为学生们是来“上，管，改”大学的，他们只是“臭老九”，说不定还刚刚从牛棚里出来。但是课还得继续上，这些老师只能声嘶力竭的大声讲，实在讲不下去了，他们就哀求：“工人师傅们，请你们稍微声音小一些，工人师傅们，请你们稍微声音低一点。。。。。”。


老师的苦苦哀求，有时能博得一些学员的同情，他们的交谈会稍微收敛一些。对另一些学员，则反而刺激了他们的优越感，提醒他们自己是学校的主人，是来“上，管，改”大学的，于是，谈话停顿一下，又肆无忌惮地继续了。


对其他很多学员们来说，这种学习可能是一种负担，他（她）们平时在工厂里的工作，可能更加轻松，现在忽然要每天8个小时坐在那里不能动，还有作笔记，实在太辛苦了。可是，这种学习生活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在天堂里了。不用再拖着疼痛的脚不断奔波，不用再闻那浓烈的盐酸烟雾。却能每天听到新的知识，学到新的技能，我感到极其满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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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2) 七·二一大学（下）



本来我对学习任何知识都怀有极大的兴趣，我的中学老师是一位数学老师，他使我对数学更加感兴趣。会计总算和数学有一点点搭边，从小我有时也会为家里记一些小账。在这个班里，我第一次知道，会计的记账和家里的记账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复式记账法是由一个意大利数学家发明的，每个帐户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数字平衡，数字平衡了基本上可以保证没有错误。


虽然不知道学了以后有没有用处，我学得非常认真。一方面是由于我对任何学习都充满兴趣，另一方面自然是由于这个学习机会来自不易。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来学习前，我在厂里的另一个好朋友，后来成了这个厂的厂长的Shi兄对我说：不管有没有用，既然去学了，就要学得好。


Shi兄的提醒对我很重要。本来如果他不提醒，我也会认真学。但是，他的提醒使我对自己有了更高标准的要求。我想，既然有可能成为一个会计师，那就要当一个杰出的会计师。


我怀着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学习。我甚至自己学习用左手打算盘。在我们班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用右手写字，右手打算盘，我在生活中曾经看见过的会计师，也都是右手算盘，右手写字。但是我在小说里读到过，好的会计师是左右开弓的，这样的效率更高。


我以前在小学里是学过算盘的，当然学的是右手。我想，既然正式开始学会计了，就要向最好的努力，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就开始用左手打算盘，刚开始从右手向左手转换时，是非常困难并且别扭的，而且速度更慢。但是，我知道一旦过了困难期，后来一定会变得容易。


果然，左手打算盘很快就显出了优越性。我的计算的速度大大加快，看上去那架势挺像回事的。那些用右手打算盘，当计算有了结果时，还得拿起笔记下结果，我则边算边记，速度飞快。跟我相比，那些人变成了业余会计，我反而像个真正的老会计了。开始时，有些学员还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但是后来看见我的计算效率大大高于他们，怀疑的目光便成了羡慕的目光。


学习生活过得很快，三个月很快要过去了。在这期间，国家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月份伟大领袖去世，10月份四人帮被粉碎。消息非常激动人心，中央文件在学校里也都传达了。10月24日，我们还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有上百万的人参加。大家都感受到了政治的变化，但是，具体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变化还没有体现出来。


虽然四人帮的粉碎让人心振奋，但是随着三个月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我的心又开始沉重起来。要回到工厂了，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毕竟我们的厂不需要什么新的财会人员，没有一个位置等待着我。

学习班快要结业了，一月初我就要回到厂里去上班。十二月底，我在厂里的小伙伴小Z特地来看我，带来了一个令我高兴的好消息：我们厂的材料科记账的老会计老W在12月初忽然中风，不能继续工作，在办理提早退休的事情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这不，我这里正担心着回去没有位置，老天已经为我创造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在厂里等着我了。


三个月学习结束时是1976年12月底。过了元旦，我就回厂了，准备把自己在财会班学得的知识，练成的左右开弓的技能，在工作中一展身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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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3) 学成归来



财会培训班结业了，也就是说，我的来之不易的三个月的七·二一大学生活结束了，我要回到厂里上班了。因为知道材料科的记账会计中风退休了，我踌躇满志的准备着去材料科，施展自己在工人大学成的一手技艺。正式上班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回到自己在厂里的宿舍。


第二天一早，来到宿舍楼下的厂部，支部书记老张正好在办公室。于是我向老张报到，表明自己已经从财会班结业回来了。极其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张对我说，你回原来的班组去吧。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就离开了厂部，回到宿舍，换上工作服，去原来的车间，干原来的活去了。


这一幕，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这一段对话，虽然很短，对我打击太大了。其过程在我的脑海里刻下的印记是如此的深刻，以致在以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会梦见这一幕。以后我曾经经历过上大学，在国内读研，出国读研，反复的有过毕业—重入社会的经历。于是，我的梦中就反复出现过，或者是我大学毕业，或者是国内读研毕业，甚至是出国读研毕业。毕业后或者是回到厂里，或者是回到我出国前的单位里，然后厂里的领导，或是出国前的单位的领导，对我轻轻的说，回到你原来的工作去吧。


这样的梦，反复出现过很多次！


车间里，小Yu已经提拔自己的徒弟当了工会组长（即副组长）。我当然对那个组长已没多大兴趣，不当也好。在我读书期间，我的酸洗工作是由小Yu自己在干，我回来了，当然不能再让小Yu继续干这份脏工作，于是我又从新干起了酸洗工作。休息了3个月，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而况是已经熟悉了的工作，倒也没有觉得特别的辛苦。


小Yu，小Yu的2个徒弟小D和小X，跟我的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时间，虽然工作还是很辛苦，心情还不算太糟。在我去工大前，76年上半年时，我们之间还传阅了《总理遗言》，《第二次握手》等地下手抄本。后来那《总理遗言》被厂部发现了，也没有人出卖最初带来那份手抄本的人。小D和我都喜欢写作，我们之间甚至还有诗作唱和，当然现在看来都是些很幼稚粗糙的作品。


几个人同心协力，没有以前老L在的时候的窝囊，把个班组还是搞的很蒸蒸日上。


对于老张让我回车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认为老张是在报我当年在“学哲学小组”说的那句话的仇。因为，在那件事情以后的几年里，老张对我的态度一贯还是可以的。批准我当冷拔间组长，以及以后作为组长，我经常参加厂部组织的会议，经常有机会和他照面，大家相处都还可以。老张不是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人，尤其是跟我这种小巴辣子不值得。我也不认为厂部是在报“四委会”事件的仇。他们不是跟我过不去，因为我自己认为在厂里我还是一个好工人，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厂，对不起领导的事情。


那么，厂里究竟为什么不让我去材料科呢？材料科不是没有会计了吗？呵呵，这里面原来还有一些故事。材料科的故事也反映了文革中基层单位里常见的扯皮和斗法，详见下回“材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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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4) 斗法材料科（上）



所谓的材料科，连中风回家了的老王在内，一共只有5名员工。一名科长老W，一名材料管理员老贲，呵呵，就是那位当年带领我们在进厂学习班时劳动的老贲。还有2位材料采购员，小G和小B。


材料科的工作不忙，负责我们这个300来人的小厂的各种材料供应，包括各车间需要的零部件，原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等等的发放。这些发放工作老贲基本上一个人就足够应付了。2位采购员终日在外采购，那位科长老W，平时协助老贲做些发放工作，基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厂部一直觉得老W太清闲，觉得材料科的人手太多。现在记账的老王中风退休了，厂部就要科长老W把老王的记账工作兼起来，这样可以省下一个人来。那就是厂部没有让我去材料科接老王班的原因。


可是这个老W也非等闲之人，他的本事可以说比我在大炉间的老对头小L还要高几个等级。老W究竟是何方神圣，有什么来头？


原来，老W原来是我公司下属一个兄弟厂的厂长，据说因为生活错误而丢了厂长位置，发配到我厂。当时是40出头的年纪，我们厂的领导原来就和他“脚碰脚”，级别差不多，自然不好意思让他去第一线当工人，就让他当了这个材料科长。说是“科长”，当然不是科级干部，一共才领导3，4个人。


老W早就知道我在外面学会计，我在厂里的为人他也知道。老王中风退休，老W的如意算盘是我学成回来，就到他手下去记账。本来这个打算也不算出格，问题是厂部早就对材料科人手太多有所不满，而况作为前厂长，记材料账是小菜一碟，老W是完全胜任的。


老W当然不愿被记账的琐事所纠缠，告诉厂部，他要求把我调去担任记账工作。厂里不干，要老W把记账工作兼起来。这样就大家僵在那里了。


为什么说老W比大炉间的小L高明几个等级？因为老W居然敢顶着厂里的压力，一顶就顶了几个月！这几个月材料科的帐目怎么办呢？这个根本就难不倒老W这位前厂长。


材料科每个月的材料及资金进出有一个总数，这个总数材料科是要在每个月的月初，上报给厂部的会计室，厂会计时可以把此数据做入全厂的账目中，然后上报公司。老W熟知厂里帐目的这个操作过程及其意义，在每个月的月初，他就用一张小纸条，记下几个数字，交给厂部会计，这样就算交账了。至于他的这些数字是怎么出来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材料科的所有进出单子都根本没有入账。

厂部对老W的如此做法，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也没有误了全厂的会计工作，没有误了厂部对公司的帐目提交，你又能对他怎样？老W照样每天悠哉悠哉，看报聊天，偶尔帮老贲发放些材料。他甚至偶尔还来到我们车间，看看我的工作情况，聊几句话走人。一句话，稳坐钓鱼台。


欲知老W和厂部斗法，谁胜谁负，我最终有没有去材料科，且看材料科（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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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5) 斗法材料科（下）



厂里要老W把材料科的记账工作兼起来，老W坚持不干，一直指名要学了会计却还在车间干活的我去记帐。双方斗法持续了将近半年，直到5月份，厂里终于让步了。这个让步后面有什么来头，我不得而知。反正厂部通知我，下个月开始到材料科去上班，接替老王的记账工作。


1977年6月，我结束了属于全厂最脏最累的“药水缸”的工作，正式到材料科工作了。我的工作，自然是负责材料科的记账事务，老贲忙不过来时，也帮助发放材料。


这个调动虽然几乎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但是对我本人，对厂里很多人来说，算是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在我们厂里，虽然有前方车间和后方车间之分，但是在车间里工作的人都是工人编制，材料科，和财务科，医务室，生产科，检验科等等一起，则属于“科室编制”，在我们厂里，都算“科室干部”的。也就是说，以上各科室的人员，平时都是在一起开会学习的。科室人员和车间工人的差别，几乎相当于现在的“白领”和“蓝领”之差别。所以，我的调动，是非常引入注目的，有人高兴，有人XMJDH。


老W自然非常高兴他取得的胜利，也非常欢迎我的到来。我到达材料科的第一件事情是补记账，也就是说，要把之前6个月之久的所有进出账都补记上。老W自然全力协助，这6个月的所有领料单，采购单，调拨单等等，他都分类分月收藏着。现在，他把它们都拿出来让我登记汇总，而此时，我的左右开弓的优势显示出来了，老W对此大为惊异和赞赏。


我总共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6个月的账目全部登记计算完毕。呵呵，由此可见，这份差事的工作量实在不大，无怪乎厂部要老W自己兼这个工作。当然，在补记以前的账这个过程中，老W也帮了不少忙。我毕竟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登记和计算时有时会发生错误，导致最后报表无法平衡。此时，如何迅速的发现错误所在，是需要经验的，老W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显示出他的会计功底。他能迅速估计出问题可能出在那个环节，结果往往证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正是由于他的帮助，使我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材料科的记账工作恢复到正常状况。


通常，厂部会计室要求材料科在每个月的8号之前把报表上报给他们。我的前任老王常常要到最后一天才完成。我接手以后，第2个月开始，可以在3，4号就把报表交给他们，令他们非常高兴。不过，我的前任老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会计，他做的账非常清楚，因为他写的数目字，都像打印出来的一样，每个数字都非常端正。这一点给了我一个好榜样，我也尽量把我的账做得端正，清楚。


厂里对老W的让步，并没有使老W飘飘然，变得忘乎所以。老W毕竟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我的到来，使老W觉得可以在材料科做些事情。以前材料科采购和进货，领料及发料，都不很正规，东西的堆放也没有规律。老W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使采购和进货，领料及发料的步骤变得比较正规。他还把以前废弃的老的机修间的厂房利用起来，把材料仓库扩大，使各种材料的堆放更有规律。这些，大多是我和他2个人干的。因为老贲和2位采购员都有他们日常的工作，老W和我的每个月的日常工作几天就可完成，有大量时间干这些基本建设工作。


这份工作，也算厂里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也让我看见了当年企业管理统计工作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一次我上报上一年度的全厂煤的用量，我按照实际数字上报了，并且计算出比前一年节约多少吨。结果厂部把我叫去，说照你这样上报，我厂的用煤指标会逐年下降，最后导致不够用。要按照上年的配给指标量上报用量。呵呵，这就是所谓统计工作的奥秘。


我们有大量时间看报纸。我看见报纸上的一些报道常常会兴奋激动，通常是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一些地方改天换地的经过。老W就会笑我，说，你还信这些？ 这些都是根据宣传的需要而写的，里面没有多少是真的。老W的许多见解，比起当年大炉间的小L，世故了许多，也更加精明老辣。


材料科的日子，轻松而平静。很快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几个月里，全厂却发生了昏天黑地的动荡。其产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欲知何等变化，可称天翻地覆，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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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6) 十年一觉文革梦（上）



在我被调到材料科以后，全国的清算四人帮余党的运动，也开展到我们厂这一级了。这个运动，在我们厂，引起的动荡不亚于10年前的文革，最终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和10年前的文革相似。


前面说过，我们厂是所谓的老造反单位，出了好几个造反派大人物。这些人物，有跟四人帮有直接联系的，四人帮粉碎时还位居高位的戴立清，号称王洪文的五虎上将之一，时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见拙文 小厂人物记（四）大起大落戴立清（上）， 小厂人物记（四）大起大落戴立清（中）， 小厂人物记（四）大起大落戴立清（下） ）。有为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早年统一江湖立下汗马功劳，曾经担任工总司野战兵团司令，后来在家坐享清福的陶某。还有被称为为四人帮余党在基层单位的代理人，担任我厂第一把手的老张。


四人帮被粉碎，这些人从上到下需要被清理。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戴立清当月就被抓了。但是，清理四人帮余党的运动，搞到我们厂这一级，已经是次年的6月了。


因为我们厂算重灾区，对于我们这个支部级的小厂，机电一局首先派来的是一个工作组，带队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虽然精明能干，但是还是压不住阵脚，于是局里又派来了工作队，正副队长是2名50来岁的处级干部。


工作队来到，党支部成员全部靠边。因为被查明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厂长老颜和支部委员小施很快就恢复工作。支部书记老张和支部委员小G继续审查。政宣组长，部队复员的老J也是重点审查对象。原工总司野战兵团司令，在家休养的陶某也被请回受审。


这个陶某，有一次被审问时要上厕所，在去厕所的路上“晕倒了”。人们看见他倒在地上，就去扶他，却听见他嘴里念念有词，仔细一听，是在叫“毛主席万岁”。有人一声大喝，别装了，快起来！此公不用人扶，若无其事的就起来了。


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那一段日子里，厂里非常热闹。一方面是厂部天天开会，另一方面是下面的一群人天天贴大字报，铺天盖地。


上面开会，是敦促厂里被审查的那几位交待问题。工作队成立了帮促小组，每个帮促小组由一名工作队员和几名工人组成，上面的几位审查对象每人配有一个帮促小组，日夜开会帮促。


大概是看我比较清闲，我有幸成为前支部委员小G的帮促小组成员。小G当时40来岁，因为来厂时才30出头，人称小G，就一直叫下来了。小G以前负责厂里的人事保卫工作，很有反审查经验，我们问他的问题，他的回答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忘记了。很多时间并不长，并且很明显的事情，他也如此推托。


我的好朋友小Yu，是那位复员军人老J（见拙文 小厂人物记（六）一错再错的老J（上）， 小厂人物记（六）一错再错的老J（下） 。）的帮促小组成员。他告诉我，老J简直没有任何反审查经验，或者说没有反审查态度，极其配合，问什么答什么，全盘倒出。


下面的一伙人们则天天贴出大量的大字报。一时厂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大字报的基本上是我在大炉间的好朋友小L以及和他接近的那些人。那些人，有的和小L一样，是文革后进厂的，但是一直处于不被厂里重用的状态。还有几位文革前就是厂里的“当权”人物，比如党支部委员或团支部书记之类的，文革初期是“保皇”派，然后一直处于“在野”状态，和小L那些人有共同语言，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有一位工人X，我进厂以后经常看见他，因为他每天去食堂吃饭要经过我们大炉间，看上去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一个人。此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前是我厂的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时是保皇派“赤卫队”头头，和戴立清地位相当的人物，曾几次和戴立清面对面辩论，是一时的风云人物。后来造反派得势，戴立清上天当高官，这位X兄则成了一名普通工人，进厂几年我没听见过他讲话的声音，此时成了小L那些人的主心骨。


这些人非常厉害，他们的大字报，基本上把10年以前，文革开始时在厂里发生的一切重新回顾一遍，时间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真怀疑有人写日记记下了这一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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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7) 十年一觉文革梦（下）



话说77年夏天，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运动中，我厂的X兄和小L那些人，在厂里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基本上把文革开始时厂里的造反过程回顾了一遍，时间精确到某月某日某时。


比如，关于戴立清的造反，那些大字报写道，某年的某月某日，戴立清因犯事被厂部抓住要处分，某日戴写了检查，某日全国开始造反，此时戴的处理也到了关键时刻。戴当时是临时工，如果被处分了，很可能就要被辞退，失去工作。于是戴拉起造反组织，于某月某日某时冲击厂部，砸开保卫科的办公室大门，敲开办公桌抽屉，取走自己的检查和处分文件。由此揭举起了我厂造反的大旗，也因此我厂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单位之一。


支部书记老张，当年只是厂里的副厂长。戴立清要在厂里有根据地，原来的厂领导中要有代表，就鼓动老张造了反，后来成了厂革委会主任，再后来恢复党组织，老张成了支部书记。平心而论，我在厂期间，并没有看见老张干什么坏事。即使我曾经对老张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老张也没有对我有什么报复行为（见拙文工厂里的知青 (9) 厂级学习小组成员 ）。


清查四人帮余党的高潮是揭批戴立清大会。那次大会是在市里的一个剧场里举行，由工作队正副队长，一位姓缪的处长和一位姓孙的副处长主持。戴立清那时已经被关押，也被带到会场，接受批判。


戴的口才和精明使大家再次领教。那位主持会议的工作队长，在文革前就是个处级干部，姓缪，书生气十足，显然不是戴立清的对手，往往他问了一个问题，戴立清侃侃而谈，那揭发会似变乎成了戴的报告会。戴立清的策略是避重就轻，当问及一些早有定论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当问及新的很敏感的问题时，他绝口否认。


比如，主持人问他，你当年是造谁的反？他就非常慷慨地回答：我们当年完全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共产党的反，是完全错误的。当问及是否在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后，积极策划反革命叛乱时，他绝然否认，哪怕有人当面质证，他也一概否认。


戴立清颇为嚣张，下面人都觉得不像是批判大会了。幸亏，那个工作队姓孙的副队长，文革前也是个处级，口才颇佳，当场用一番极其凌厉的话，把戴立清骂了个狗血喷头，才让戴立清回复到他应该的态度。


复员军人老J，因为配合审查，认罪态度很好，被请上去和戴立清对质。老J曾经是厂里的民兵组织的头。据揭发，在四人帮刚被粉碎时，戴立清曾经回到厂里，和厂里的领导们说起当时的形势，戴曾经说起，必要时要动用上海的民兵组织，和中央对抗。我认为，戴当时很可能是说过这些话的，但是在揭发会上戴当场一口否认，所以工作队让老J上前与其对质。老J自然把当时谈话的经过全盘托出，结果反而被戴立清说成是无中生有，是老J编出来的。戴立清显然很清楚，当年的造反是历史问题，无法回避也不用回避，四人帮粉碎后的活动可是现行之罪。


当时我和我们材料科的科长，曾经担任过厂长的老W坐在一起，老W看见老J的全盘交待，无保留的配合工作队，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惊异。老W说，这个老J，这辈子没有人再会重用他了。由此我才想到，为什么那位支部委员，负责人事保卫的小G，会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或记不清了。


清算四人帮余党运动，在我厂进行了几个月。戴立清最终被判刑10多年。厂里的那些人并没有被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尽管如此，老张的支部书记是当不成了，有没有被开除党籍我已经记不清了。小G和老J也都被免职。从此都成了普通员工。我的师傅和师祖，都曾当造反队头头，后来是厂革委会委员。他们俩人与群众关系都不错，也没有什么劣迹，所以当时就没有被重点查，后来也没有什么处分，只是不再当革委会委员了，因为连革委会也不存在了。我师傅后来还当了管几个车间的工段长，比原来的厂革委会委员的实权只大不小。此是后话。


工作队临走前，公司又从兄弟厂调来一人担任厂党支部书记，老颜还是厂长。那些在文革中处于“在野”状况的X兄和小L一群人，也并没有从此得到重用，该干啥还是干啥。


我进厂时是1972年，正是文革中期，到76年四人帮粉碎，77年清算余党，我算经历了10年文革的后半段。清查运动中的那些大字报，让我看见了文革的整个前半段。十年一梦，戴立清等人大起大落，X兄等人大落却未大起，世事沧桑，这10年，是一个完整的圆圈，一个梦。我们厂，正是全国10年文革梦的一个缩影。


我有时想，如果戴立清和那位X兄如今有缘相遇，应该还会记得当年各率一支队伍以命相搏。今天，大家都成了平民，一起坐在街头公园赛太阳，是否会相视会意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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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8) 考大学



新来的党支部书记上任，工作队撤走，表示我厂的清理四人帮余党运动结束。也标志着，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了，工厂基本恢复其生产为主的本色。一切归于平静。

这个期间，我还上了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既不需要推荐，也不需要考试，只要报名即可，那是区里的业余工大。在业余工大里，我学了机械制图，机械力学，还学了高等数学。这个大学，让我实实在在地过了一下学理工科的瘾—如果这个业余工大的学科可以被称作理工科的话，这是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次学习理工科，

不久，我的生活再次掀起波澜，因为，1977年10月初，报纸上正式宣布，从今年起，高校招生恢复文化考核，当年的招生方针是，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据说原来是16字方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后来邓小平说，假如领导不批准怎么办？拿掉领导批准这条。所以，77级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是不需要经过领导批准的。

我当然非常高兴，照我的本意，我是毫不犹豫的要报名参加高考的，毕竟，这是我从小的愿望。但是，对于是否参加高考，当我征求周围人的看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

检验科的S兄，我平时对他很尊重，就是他在我要去上721大学时对我说，去学了，就要学得好。S兄是66届高中毕业生，学问颇佳。他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每次野营拉练，每天晚上讲外国名著里的故事，是他的保留节目，深受青工们的欢迎。也是他，带领我发现中国古典散文的美，什么滕王阁序，别赋，恨赋，等等，都是他告诉我，我才去读的。

听说可以高考了，我第一个找到S兄，对他说，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高考了。谁知，他很冷静的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他说，他是不会去考的。他的态度对我打击很大。连已经完成高中学业的，我敬为师长的S兄都不敢去考，我这个小学念了4年，中学只学了2年“工基”“农基”的人，凭什么去考呢？ 我的信心大减。


另一位不支持我高考的是我的父亲！老父的理由很简单，假如我考不取，我将自毁前程。毕竟，在那个时候，一个＂不安 心工作＂的评语，是足够改变你的一切的。而况，我的这份在上海工厂工作的机会，是2各姐姐下乡换来的，不容我轻易放弃。更何况，当时的我已经在厂里谋得了一个不错的 位置。


尽管有两个重量级人物的不支持，其他几乎所有我周围的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我在学工时遇到的复旦大学物理二系毕业的L老师更是极力支持，他认为，我绝对应该去考，而且肯定能够考取。并且他表示会帮助我复习。


在家里，我大姐支持我考。她认为我应该考而且能考取。母亲不置可否，她既担心我考不取，又怕不叫我考，伤了我的心。二姐在外地插队，弟弟在部队当兵，我都没有通知他们，因为我毕竟不知道自己能否考取，能不通知尽量不通知。


我的中学同学们极力支持问考，因为他们知道我对学习的痴迷，和我的学习能力。

其实，这个时候，支持我去考也好，反对我去考也好，对于我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基本上是义无反顾，没有任何犹豫的决定去考。当然，我也非常担心考不取，但是并不是什么自毁前程。我知道，事在人为，我的前程我自会努力。然而，假如我考不取，我的大学梦将永远划上句号。我不可能考第二次，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担心归担心，我还是报名参加了77年的高考，（详细过程，请看我的博文我的高考和上大学经历（上） ，我的高考和上大学经历（中） ，我的高考和上大学经历（下） ），并且最终考上了，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考上大学，为我的5年工厂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