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工人造反派，中國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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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造反派：中國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標本

一

我們開始研究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歷史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近十年的時候，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思考則從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時就開始了。以這場大討論為標誌的思想解放運動使我們這一代人得以衝破思想的牢籠，用自己的頭腦和眼光重新審視我們曾經親身參與過的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和將會永遠困擾我們的這個痛苦的歷史情結。這個課題所以吸引我們投入全部的精力，就如歌德老人說的：「撰寫歷史是擺脫過去的一種方式。」

我們每個人都對過去負有責任，而不能把過去的災難僅僅作為噩夢一筆勾銷，或者把它歸結為少數人的陰謀權術。

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雅斯貝爾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那一年就寫出《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一書，代表德國民族作出懺悔和反思。他思考的是每一個普通的德國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富我們回顧往事時，我們自己的經歷和我們看到的一切還歷歷在目。因此，我們首先關注的是作為群眾運動形態出現的文化大革命。

目前已經出版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著作和紀實文學小冊子大多注重上層政治鬥爭和領袖人物活動，這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沒有對於下層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充分研究，我們就不可能在總體上全面地把握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畢竟是一場千百萬群眾參與的大運動。\n
群眾運動並不等於革命。只要有大量群眾參加，持續一定時間，造成相當影響的群眾活動都應當承認是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可以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也可以是逆歷史潮流的反動，最著名的反面例子是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n
一個國家在某個時期產生某種類型的群眾運動，是由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決定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甚至不以群眾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的意志為轉移。我們過去的研究只看到群眾運動的革命性而忽視了它的破壞性，只看到群眾運動的正面而忽視了它的負面。

毛澤東與歷史上任何一位領袖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掌握政權之後仍然接連不斷地發動群眾運動，從「三反五反」到「反右」，從「大躍進」到「四清」，他都認為還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直到最後他終於找到文化大革命這個形式，實現了他的宿願。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既是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所「運動」的不自覺的群眾，又是群眾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進行的自覺的運動；既有群眾對偉大領袖的崇拜和信賴，又有對自己利益下意識的追求。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既是有序的，又是無序的。當它體現毛澤東的意志和成為中央文革派的政治工具時，它是有序的；當它表達和宣洩本身原始的動機和慾望時，又是無序的。所以，這場大運動呈現了瞬息萬變而又無限豐富的景象，也留下了永遠使人困擾和捉摸不透的疑團。

因此，如果不研究這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就無法真正接近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二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與1949年以後歷次群眾運動有根本區別：

1949年以後歷次運動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領導下，自上而下，層層發動，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群眾運動的主體是黨組織。而文化大革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則是拋開了共產黨各級組織，由毛澤東直接發出號召，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自下而上地衝擊原有的領導體制。群眾運動的主體是自發性的群眾組織。

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不能不首先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這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條件下形成的。與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工會、共青團、婦女聯合會、各種學會、協會和社團的性質和特徵完全不同。掌握了這些群眾組織的特徵也就掌握了文化大革命中群眾運動的特徵。\n
海內外研究者最感興趣的群眾組織是紅衛兵，把紅衛兵作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象徵，而忽視了或者完全沒有認識到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不能不說是研究工作中極大的缺憾。其實，工人造反派是比紅衛兵更重要更典型的代表。

紅衛兵是第一個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的群眾組織，它表現出年輕人瘋狂的熱情和理想的追求，體現了文化大革命烏托邦式的理想。工人造反派卻把人們從理想的夢境拉回現實的泥潭。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失去了浪漫色彩，顯露出血與火的本質。

紅衛兵運動的黃金時代只有幾個月。這段烏托邦理想的蜜月隨即變成痛苦的回憶。到1967年初的權力再分配中，工人造反派已獨占鰲頭，紅衛兵則成了可憐的點綴。一年以後，隨著「工宣隊」進駐大中學校，紅衛兵運動便成強弩之末。有意思的是，工人造反派是在紅衛兵榜樣的鼓舞下產生的，最後卻由工人造反派來結束紅衛兵運動。\n
如果說，全國紅衛兵組織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紅衛兵，那麼全國工人造反派組織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工總司。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城市，工總司是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而且在全國造反組織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它控制上海局面達十年之久，推舉的領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一度被毛澤東確定為繼林彪之後的接班人。毛澤東也在相當長時間裡對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個動作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進程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工總司的興亡史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縮影。

三

上海工人造反派有一些重要特徵是其他造反組織沒有的或者說不可能有的。

全國群眾造反組織中沒有一個像工總司這樣完整地貫串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工總司初期作為自發的非官方的群眾組織崛起，兩年以後，當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或者歸口合併，或者被人砸掉，或者自行解散時，它卻在合法的外衣下將原有的組織系統完整地保存下來。從一個特殊時期的造反組織演變為長期合法的具有一定行政權力的機構。用王洪文的話說：「工代會即工總司，工總司即工代會。」直到策劃武裝叛亂失敗，工總司才走完它全部歷史的最後一步。也可以說它是全國最後一個被迫退出文化大革命舞台的角色。

紅衛兵與工人造反派相比，不僅存在時間短，而且它們對社會生活的衝擊和破壞也相對表層化，雖然轟轟烈烈，但如水過地皮濕，並沒有真正觸動社會的結構和基礎。工人造反派一旦行動起來，就會牽動全局，影響整個社會。工總司在它成立的第二天就臥鐵軌欄火車，造成半個中國鐵路運輸癱瘓。這是全國性動亂的真正開端。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躍的力量是學生、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沒有主動參與過運動，文化大革命對農村幾乎沒有觸動。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城市。學生和知識分子在騷動了一陣之後即被作為「接受再教育」的對象趕下舞台，只剩下工人造反派唱獨角戲。他們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名義進駐上層建築，控制了全部權力。在文化大革命全過程中，各個階層、各種政治勢力都被輪番整了一遍，而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並不是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組織都有這種幸運。上海工總司是文化大革命的寵兒。工總司的特殊地位憑藉了它與中央文革派的特殊關係。在中央決策層活動的幾個極左派與成為他們社會基礎的群眾組織直接勾結起來，這種情況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從未出現過的。他們的勾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上司與下屬的結合，而是結成一個政治幫派。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準備時期已經勾結起來，但只有在王洪文加入之後，這個幫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增添一個幫派同夥，而是使這個幫派從黨內小集團變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王洪文這個角色是不可輕視的，也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這個幫派的形成使工總司不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群眾組織，使工總司的政治能量為其他群眾組織無法比擬。所以，全國造反派唯上海工總司馬首是瞻就毫不奇怪了。

在王洪文加入四人幫之前，工總司已經形成以王洪文為頭頭的幫派體系。工人造反派中的幫派意識與這支隊伍的政治文化結構有關係，也與傳統的民間造反模式有關係。還有，文化大革命中黨內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極端不正常的狀態，政治失控和權力真空的狀態，使得原來只能在地下隱蔽的幫派活動變成公開的旗幟，幫派鬥爭成為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文化大革命前期主要表現為群眾中的派別鬥爭，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則主要表現為上層的幫派權力鬥爭。在造反派組織中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幫派體系並且保持十年之久，全國唯有上海工總司，而工總司能夠在十年中聚而不散，幫派性是它一個最重要的特徵。

如果說要像自然科學研究中那樣製作標本的話，上海工人造反派無疑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標本，它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典型性和重要性是獨一無二的。

四

工人造反派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並非偶然，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都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的。

和中國任何一次社會大變動一樣，知識分子總是敏感的先知先覺者。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主角是極左派知識分子和以紅衛兵面目出現的小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構成一場運動的主體。當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車站嶄露頭角之後，立即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關注，因為它符合毛澤東頭腦中的構想。

毛澤東從韶山走出來，與中國農民血肉相連，他打天下率領的也是一支農民的隊伍，但他始終認為自己代表無產階級，並且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始終寄予極大的期望。因此，當他發現上海工人中有那麼一些他所期望的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時，他在感情上和理性上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他與王洪文的私下談話中幾乎肯定了工總司造反初期的一切越軌行為，他公開以黨中央的名義發表賀電支持工總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例外，他派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更給了工人造反派「領導一切」的權力。他希望工人真正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賦有無產階級的性質。儘管這與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劉少奇派「工作組」，強調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已相去十萬八千里。

任何真正意義的社會變革必然有一個作為推動者的社會中堅力量。毛澤東理所當然地把這個重任寄託於工人階級。但是，毛澤東顯然不了解他寄予厚望的工人造反派。我們在書中詳細描述和分析了工人造反派這支隊伍的政治文化結構，顯而易見他們是無法承擔毛澤東賦予的「歷史使命」的。這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戰略上的失誤。

毛澤東這個戰略上的失誤與他理論上的失誤是聯繫在一起的。毛澤東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先進階級只是工廠裡的體力勞動者，而腦力勞動者，即知識分子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對象，不屬於先進階級。從這個理論失誤出發引出的必然結論是應當由工人階級來佔領上層建築，改造知識分子，即由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去反對另一部分，由沒文化的人去領導有文化的人，文化落後的人去改造文化先進的人。當世界已經進入科學技術成為最偉大的生產力的時代，這樣的佔領不能不說是一種破壞和倒退。

毛澤東的理論失誤給他自己提出了一個無法解決的歷史難題。

五

上海工人造反派崛起時只有幾千人，在工廠裡是絕對少數派，但他們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當時頗有縱橫捭闔、所向披靡的氣勢。在短短幾個月裡，他們迅速發展成為多數派。我們在書中詳細記敘了他們從少數派發展成多數派的每一個環節，分析了這個複雜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這個過程的脈絡在上海表現得最為清晰。

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標誌，不是奪權，而是它贏得了群眾的大多數，這使它成為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n
有些研究者無視或者否認多數這個痛苦的事實，但歷史事實不是任人塗抹的。

自然，形成這個多數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但正是這個多數無情地揭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

作為勝利者，工人造反派沒有能夠保持這個多數。他們被自己奪到的權力所腐蝕，迅速暴露出他們本來掩蓋著的種種致命的弱點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我們在書中也詳細記敘了工人造反派從多數派重新淪為少數派的過程。

文化大革命從億萬人參與的群眾運動逐漸蛻變為少數人的權力鬥爭，暴露了它的本質還是少數人的政治。

因此，那些曾經與人民群眾休戚相關的鬥爭逐漸使人們感到淡漠厭倦。那些越來越頻繁的鬥爭甚至脫離了他們最基本的造反派群眾，而利益相關的只足少數造反派頭頭。

這個蛻變過程決定了工人造反派必然失敗的命運。\n
六、

工人造反派的必然失敗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當工人造反派剛從安亭崛起時，大多數人對他們抱有成見，還難以預料他們會幹出什麼事業來。當他們橫衝直撞，大刀闊斧地突破現行的政治規範、思想規範和道德規範而這些行動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時，人們不得不對他們刮目相看了。

大多數人曾經虔誠地相信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們以為將要看到一個嶄新的體制、嶄新的秩序和嶄新的價值觀念體系，亦即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宣稱的「紅彤彤的新世界」。人們耐心地等待奇蹟的出現。但是，奇蹟只存在於宗教式的夢幻之中。

原有的體制被打破了，新的體制卻沒有建立起來。毛澤東聲稱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其實，破與立是兩個過程。當這兩個過程完全脫節時社會必定陷入大混亂。

工人造反派是具有破壞力和爆發力的社會力量，他們在衝決羅網時可以叱吒風雲，但他們卻沒有創造和建設的能力，即使在他們能夠有所建樹的經濟領域裡也無所作為，他們只是重複一些現成的流行口號。他們批判「管、卡、壓」反對大工業的科學管理，批判「利潤掛帥」反對基本的經濟規律，批判「物質刺激」反對個人物質利益原則，批判「洋奴哲學」反對開放國門。這些口號實際上反映了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要求和反現代化的封閉意識。這是工人造反派最本質的思想特徵。

工人造反派這種反現代化的思想特徵是在毛澤東「五．七指示」勾勒的那種自給自足、平均主義、小而全、封閉式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中孵化出來的，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在當時有極大的迷惑性。

但是，近百年來先進的中國人把實現現代化作為偉大的奮鬥目標，這是不可遏制的歷史要求和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任何反現代化的努力不管打著什麼旗號，歸根到底要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也會遭到經濟規律的懲罰，中國經濟在1976年到了崩潰的邊緣不是偶然的。這是工人造反派最終垮台的最深刻的原因。

七

工人造反派是個群體，當我們研究這個政治群體時不能不注意作為個體的工人造反派。

工人造反派頭頭是工人造反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作為工總司領導核心的王洪文及其小兄弟們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工總司與其他群眾組織不同。它的領導集團相對比較穩定。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多如牛毛，「司令」也多如牛毛，頭面人物像走馬燈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大多是短命的。而工總司的主要核心人物從它籌備的第一天起就已基本形成了。

工人造反派儘管一再標榜自己是巴黎公社事業的繼承者，儘管一再聲稱奉行巴黎公社民主選舉原則，但他們只是借用前人的名字、戰鬥口號和服裝，以便穿著這種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偷運自己的私貨。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民主選舉，它的組織形式更接近於舊中國工人中的幫會，領導權始終控制在先進山門的少數頭頭手中。工總司成立只有幾個月，以王洪文為頭頭的幫派核心和幫派體系已經基本形成。這個幫派核心的主要成員十年中沒有大的變化，只是淘汰了幾個人，又增加了幾個人而已。如王洪文的小兄弟，所謂「五虎將」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和馬振龍，還有王秀珍和金祖敏，自始至終是這個幫派的核心人物。而王洪文後來成為中共黨內第三號人物，使這個幫派取得合法的保護傘更加為所欲為。

工總司領導集團比較穩定，但工總司中下層頭頭的變化卻非常大，大約半數以上的頭頭或者因為政治歷史問題，或者因為掌權後的腐敗，或者因為根本不稱職而被淘汰，還有一個原因是內部的傾軋。非王洪文嫡系大多數遭到排斥，只要屬於王洪文的幫派體系，即使烏龜王八照樣可以雞犬升天。

我們在書中記錄了王洪文及其小兄弟在各個階段的活動和心態，分析了他們的演變過程。我們用盡量冷靜和客觀的態度去描述他們的行為，但還是難免使人感到他們的誇張和荒誕。這是極左派把一切事物都推向極端的必然結果。極左和極右都不符合人的本性。違反人的本性只能把真實扭曲為虛假。虛假是那個時代的最大特徵。因此荒誕成了工人造反派的真實面目。

今天的人們會覺得他們可笑，但他們在那個年代一點也不可笑，因為整個社會生活都是可笑的。

作為個人，他們是荒誕的。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存在並不荒誕。

八

工人造反派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現在的年輕人對他們已經非常陌生，但是，對於工人造反派認真的研究還剛剛開始。其實，對於文化大革命認真的研究也只能說是剛剛開始。

這使我們每一個有責任心的學者感到羞慚，也使我們產生緊迫感。

我們這部書還談不上研究，只是提出一個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的課題，努力辨清一些歷中事件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我們希望我們所提供的史料和對這個課題的探討會改變人們的一些看法。

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社會大變動，把群眾作為這場社會大變動的主角，還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層面和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這不是一部書能夠囊括的。我們還準備作進一步的努力。

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但是，這種「補償」不會由歷史自己發生作用，而需要我們去爭取和奮鬥，否則我們將受到歷史再次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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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研究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历史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近十年的时候，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重新思考则从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就开始了。以这场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这一代人得以冲破思想的牢笼，用自己的头脑和眼光重新审视我们曾经亲身参与的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和将会永远困扰我们的这个痛苦的历史“情结”。这个课题所以吸引我们投入全部的精力，就如歌德老人说的：“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既是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所“运动”的不自觉的群众，又是群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的自觉的运动；既有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盲目崇拜和信赖，又有对自己利益的下意识的追求。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当它体现毛泽东的意愿和成为中央文革派的政治工具时，它是有序的；当它表达和渲泄本身原始的动机和欲望时，又是无序的。所以，这场大运动呈现了瞬息万变而又无限丰富的景象，也留下了永远使人困扰和捉摸不透的疑团。
　　因此，如果不研究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便无法真正接近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海内外研究者最感兴趣的群众组织是红卫兵，把红卫兵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忽视了或者说完全没有认识到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中极大的缺憾。其实，工人造反派是比红卫兵更重要更典型的代表。
　　红卫兵是第一个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的群众组织，它表现出年轻人疯狂的热情和理想的追求，体现了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理想。工人造反派却把人们从理想的梦境拉回现实的泥潭中。文化大革命很快失去了浪漫色彩，显露出血与火的本质。
　　红卫兵运动的黄金时代只有几个月。这段乌托邦理想的蜜月随即变成痛苦的回忆。到一九六七年初的权力再分配中，工人造反派已独占鳌头，红卫兵则成了可怜的点缀。一年以后，随着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运动便成强弩之末。有意思的是，工人造反派是在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产生的，最后却由工人造反派来结束红卫兵运动。
　　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而持续时间也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十年之久。毛泽东也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相比，不仅存在时间短，而且它们冲击和破坏的只是社会表层，虽然轰轰烈烈，但如水过地皮湿，并没真正触动社会的结构和基础。工人造反派一旦行动起来，立即牵动全局，影响整个社会。工总司在它成立的第二天就卧铁轨拦火车，造成半个中国的铁路运输瘫痪。这是全国动乱的真正开端。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没有主动参预过运动，文化大革命对农村几乎没有触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即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赶下舞台，只剩下工人造反派唱独角戏。他们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义进驻上层建筑，控制了全部权力。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而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各地工人造反派组织都有这种幸运，上海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的宠儿。工总司的特殊地位是凭借了它与中央文革派的特殊关系。在中央决策层活动的几个极左派与成为他们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直接勾结起来，这种情况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他们的勾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和群众的结合，而是结成一个政治帮派。
　　工人造反派中的帮派意识与这支队伍的政治文化结构有关系，也与传统的民间造反模式有关系。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状态，政治失控和权力真空的状态，使得原来只能在地下隐蔽的帮派活动变成公开的旗帜，帮派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造反派组织中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帮派体系并且保持十年之久的在全国唯有工总司，而工总司能够在十年中聚而不散，帮派性是它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并非偶然，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
　　毛泽东从韶山冲走出来，与中国农民血肉相联，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且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希望。因此，当他发现上海工人中有那么一群他所期望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他在感情上和理性上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他希望工人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任何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必然有一个作为推动者的社会中坚力量。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把这个重任寄托于工人阶级。但是，毛泽东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当工人中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先进分子被作为“保守派”排除在文化大革命之外时，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却成为被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着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决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他们却被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
　　我们在书中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工人造反派这支队伍的政治文化结构，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承担毛泽东赋予的历史任务的。毛泽东这个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只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而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不属于工人阶级。从这个理论失误出发，引出的必然结论是应当由工人阶级来占领上层建筑，改造知识分子。即由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由工人阶级中没文化的人去领导有文化的人，文化落后的人去改造文化先进的人。当世界已经进入科学技术成为最伟大的生产力的时代，这样的占领不能不是一种破坏和倒退。总之，毛泽东的理论失误给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
　　上海工人造反派崛起时只有几千人，在工厂里是绝对少数派，但他们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当时颇有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气势。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迅速发展成为多数派。我们在书中详细记叙了他们从少数派发展成多数派的每一个环节，分析了这个复杂过程中的各种宏观条件和主观因素。这个过程的脉络在上海表现得最为清晰。
　　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不是夺权，而是它赢得了群众的大多数，这使它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有些研究者否认或者无视多数这个痛苦的事实，这不是客观的科学态度。
　　自然，形成这个多数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正是这个多数无情地揭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作为胜利者，工人造反派没有能够保持这个多数。他们被自己夺到的权力所腐蚀，迅速暴露出他们本来掩盖着的种种致命的弱点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在书中也详细记叙了工人造反派从多数派重新沦为少数派的逆过程。
　　文化大革命从亿万人参预的群众运动逐渐蜕变为少数人的权力斗争，暴露了它的本质还是少数人的政治。
　　因此，那些曾经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斗争逐渐使人们感到淡漠疏远。那些越来越频繁的斗争甚至脱离了他们最基本的造反派群众，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只是少数造反派头头。
　　这个蜕变过程决定了工人造反派必然失败的命运。
　　工人造反派的必然失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当工人造反派刚从安亭崛起时，大多数人对他们抱有成见，还难以预料他们会干出什么事业。当他们横冲直撞、大刀阔斧地突破现行的政治规范、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时，人们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了。
　　大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相信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们以为将会看到一个崭新的体制、崭新的秩序和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即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宣称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人们耐心地等待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只存在于宗教式的梦幻之中。
　　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新的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曾相信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破与立是两个过程。当这两个过程完全脱节时社会必定陷入大混乱。
　　工人造反派是具有爆发力和破坏力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冲破罗网时可以叱咤风云。但他们却没有创造和建设的能力，即使在他们应当有所建树的经济领域里也无所作为，他们只是重复一些现成的流行的口号。他们批判“管卡压”反对大工业的科学管理，批判“利润挂帅”反对基本的经济规律，批判“物质刺激”反对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批判“洋奴哲学”反对开放国门。这些口号实际上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要求和反现代化的农民意识。这是工人造反派最本质的思想特征。
　　工人造反派是个群体，当我们研究这个政治群体时，不能不注意作为个体的工人造反派。
　　工总司与其他群众组织不同，领导集团相对比较稳定。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司令”也多如牛毛，头面人物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多是短命的。而工总司的主要核心人物从它筹备的第一天起就已基本形成了。
　　工人造反派尽管一再标榜自己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承者，尽管一再声称奉行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原则，但他们只是借用前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偷运自己的私货。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民主选举，领导权始终控制在先进山门的少数头头手中。工总司成立只有几个月，以王洪文为头头的帮派核心和帮派体系便已经基本形成。这个帮派核心的主要成员十年中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淘汰了几个人，又增加了几个人而已。如所谓“五虎将”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始终是这个帮派的核心人物。而王洪文后来成为中共党内第三号人物又使这个帮派取得合法的保护伞。
　　我们在书中记录了王洪文及其小兄弟在各个阶段的活动和心态，分析了他们的演变过程。我们用尽量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去描述他们的行为，但还是难免使人感到他们的夸张和荒诞。这是极左派把一切事物都推向极端的必然结果。极左和极右都不符合人的本性。违反人的本性只能把真实扭曲为虚假。虚假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因此荒诞成了工人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今天的人们会觉得他们可笑，但他们在那个年代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可笑，因为整个社会生活都是可笑的。
　　作为个人，他们是荒诞的。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存在并不荒诞。
　　就如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一样。我们看到使工人造反派这些可笑的人物扮演了叱咤风云的角色的社会原因是严肃的。因此，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他们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群体存在的工人造反派的命运。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但是，这种“补偿”不会由历史自己发生作用，而需要我们去争取和奋斗，否则我们将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
　　
　　(《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李逊、肖关鸿著，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著译者言
李逊/关鸿

摘自 《读书》1993年04期

http://www.eywedu.com/20/93/40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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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禦靈魂的大崩潰

．龍應台
我的眼睛一亮。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曾經開槍射殺越牆「叛逃者」的東德士兵被控以殺人罪受審。法官宣判他們有罪，理由是：東德國法固然給予士兵射殺權，但是「汝不可殺人」是一個良知的認定，而良知超越國法。

良知超越國法？我的眼睛一亮，這豈不是王陽明的「致良知」體現在 20 世紀？

馮驥才的文革資料中收過一個例子：不忍見父母繼續受紅衛兵的折磨，一個女醫生因此用小刀割了父親的頸動脈，然後和母親一起從三樓跳下自殺。重傷的母親送醫院，醫院以她政治出身不好而拒收，讓她慢慢流血至死。

良知，你的良知、我的良知、王陽明的良知，在1966年的中國，哪裡去了？

5月16日，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紀念日，我讀《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逐字逐句地讀，思索著我的問題。這本書，揭露的不是上層政治的勾心鬥角，而是下層群聚的運動型態，以上海一地工人造反派的興衰作為標本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體質。

作者有一面放大鏡，在放大鏡下，呼聲一致、眉目模糊的群眾中就浮現出一張一張清楚的面貌來。名叫王洪文的棉紡工人為什麼會貼出工廠裡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因為他想升官沒升上，心存不滿。名叫馬天水的上海市委書記為什麼突然加入造反，背棄了自已的同儕？因為他及早發現鼓動造反的一夥人才是新的權力所在。負責市委寫作班的知識份子許景賢為什麼不惜用筆桿置人於死地？因為他可以趁造反的青雲更接近權力的核心。

顯然是權力的欲望使人昧了良心。文革前，權力的取得還得經過某些固有的程序；文革的出現，意味這個程序的取消，「奪權」的叢林規則上場。人的弱肉強食的獸性受到鼓勵而勃發。昨天還遵循著文明的儀式，點頭問好、鞠躬致謝，今天就可以你死我活，血流遍地。文明與野蠻，只是一線之間。良知蒙昧的一刻，就是野蠻的開始。

可是權力欲望哪一個社會沒有？為什麼在1966年的中國就必得以全民瘋狂的方式呈現？《大崩潰》裡的小細節像拼圖的小碎片一樣，慢慢地露出主線輪廓。在極權的組織結構裡，有了權力就得到一切，沒有權力就失去一切。在工人造反的過程中，所有的人都被卡在權力的機器裡，選擇擁有一切或失去一切。因為是「一切」，所以不得不用靈魂去換取。大崩潰，在那樣一個權力絕對集中的體制裡，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那殺氣騰騰的造反派頭頭們固然多屬利欲熏心之徒，他們身後那跟著搖旗吶喊的人又算什麼呢？作者心存忠厚：「紅衛兵是因為幼稚而受騙……幹部是因為忠誠而受騙……人民則因為善良而受騙。」幼稚、忠誠、善良，難道不也是「愚昧」的美稱？因為不明白權力的運作，所以幼稚；因為看不見弄權者的真面目，所以忠誠；因為不知道自已的權利，所以善良。這些人被剝奪殆盡的，是他們個人獨立判斷的能力。是非善惡，無非判斷。沒有這種能力，又哪裡有良知可言？

如果，和那東德士兵一樣，那當年逼人跳樓的紅衛兵、那眼睜睜讓病人流血致死的醫生，也要受審，中國人的判決書要怎麼寫呢？

如果說，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人不得不一次次放棄自我，那麼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則是對自我的完全否定。整個民族自覺自願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人支配，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歷史甚至無法對大多數人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因為失去了「自我」的行動主體，已經不具備承擔道德責任或歷史責任的力量。

無數個零的總合，還是零。

作者的「判決書」看起來似乎在為被審者推卸責任——他們沒有能力為自我負道德責任，其實是一個萬劫難復的沉重審判。一個民族墮落到只是「無數個零的總合」，那才是靈魂的自我消除。

《大崩潰》的放大鏡讓我看見少數的小人如何躍上政治舞台，看見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如何從猶疑觀望轉為跟隨擁護，使原來屬少數的小人頃刻間變成風從雲湧的多數。我不驚訝。「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飽受政治迫害的蘇東坡可以將文革的權力鬥爭理解為一部「小人竊國記」。

使我震動的，卻是從《大崩潰》中再度被提醒：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絕對不只是上與下的關係——在上的當權者迫害在下的善良老百姓和老實的知識份子。不，善良百姓往往彼此迫害更烈，知識份子往往互相殘殺更甚。只有那自殺的人（作者指出，傅雷夫婦自殺的那個月份中，同區裡有九十多人自殺），或者是怯懦者無法苟活，或者是勇者在實踐蘇格拉底的良知哲學：「寧可受人之不義，不願施人予不義」。

施人不義者存在於各個階層，工人、學生、街坊鄰居，而知識分子為害尤大。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文人為當權服務，以知識為工具，在工人背後搧風燃火，剷除異己，似乎印證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說法：「千年以來，知識分子作惡最大。大屠般都是以思想、教條、理論、宗教而師出有名的——這些全是我們的作為、我們的發明。」

波普的「我們」不能不包括那自稱為農民或工人的毛澤東。他抱著一個「理論」：「天下大治」的達成，必須經過「天下大亂」。文革，不過是一個「理論」的實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就埋葬在一個理論的實驗中。

這種悲劇的雛形，我們在數千年前就看見了。以色列人的知識分子摩西從神那裡取得了十誡；十誡中最重要的，整個基督文明的基礎，是「汝不可殺人」一誡。摩西下山來，尚未頒佈十誡，發現族人在祭拜金牛偶像，他立刻呼籲：「每個人拿起劍來，殺掉他的兄弟，殺掉他的夥伴，殺掉他的鄰居 」（《出埃及記》）血流成河。為了實現他「汝不可殺人」的「大冶」，摩西的手段是殘酷的「大亂」，不擇手段的手段。大治，卻遙遙無期。

不久前的德國報紙上刊了一則顯眼的訃聞，沒有姓名、日期，只有「卌」的記號，一行又一行數不清多少個「卌」的記號。下面只有一行小小的字：「紀念二次大戰中陣亡的同胞。每一撇代表十萬人。」

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歐洲人還在哀悼自己倒下的同胞。在文革三十周年的今天，中國大陸只見人們夸夸而談經濟開發，不見一絲記憶的悲戚。是那「總和為零」的民族的集體失憶嗎？

恐怕不是。拒絕失憶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因為拒絕失憶而坐在牢裡，譬如魏京生；有些人寫了書探索過去，卻不能在大陸出版。當權者必須抹掉某些記憶，因為他極清楚，探討文革逃不掉對共產黨極權體制做最徹底的解剖。可是試圖抗拒失憶的作者們更是眼睛雪亮：歷史是冷酷的，你不從浩劫中學習教訓，它就要輾過你傲慢的身軀。

《大崩潰》的作者藉書寫來抵禦靈魂的大崩潰。

「五，一六」剛過，又逢「六．四」，我彷彿聽見歷史的輪聲轆轆，竟覺得背脊發涼。

1996年5月20日於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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