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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繁华的上海南京东路上，伫立着一块巨大地铜雕。是“五卅”的象形体，匆匆的路人，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含义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为了抗议日商内外棉七厂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暴行，上海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公共租界时，百余名学生被英国巡捕的拘捕。愤怒的市民拥到了大马路(现在的南京路)边上的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学生。英国巡捕开枪了，手无寸铁的上海市民英勇不屈，无数的中国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十三个人被凶恶的枪弹夺走了生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第二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主任。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暴行的斗争从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爆发了。六月一日，在市民们的要求下，上海总商会答应罢市，全面三罢(罢工罢市罢课)使上海的城市生活陷入瘫痪。全国各地的工人市民学生声援上海市民，举行了各种集会游行。
经过不懈的斗争和交涉，终于在同年年底，迫使列强的北京公使团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辞职，工部局赔偿七万五千元抚恤费。惨案本身以受难家属得到抚恤的形式结束，当然死难家属的悲伤和愤恨是无法用金钱补偿的。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在这次壮烈的斗争中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尊敬。在这次事件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向人们宣言:上海，这块平坦的土地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上海市民的家园。
二十三年后的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管制下的哈尔滨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上海工人代表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的时候，上海人民将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南京路上，开出最漂亮的彩车迎接你们。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工人实现了一年前的诺言，用最漂亮的彩车在南京路上迎来了解放军。以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特别是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在交出企业的民族资本家们长期领着5％定息的同时，工人和市民们却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不计报酬，辛勤奉献，因为他们被奉为老大哥，被说成是领导阶级。他们把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些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上了，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坚信，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十七年漫长的岁月，他们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艰苦的劳动和无奈的现状使得一些人开始不太相信，通过劳动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斗争。当红卫兵小将们在北京横冲直撞的时候，一个不太满足现状的纺织厂国棉十七厂(过去是日商裕丰纱厂)的保卫科干事王洪文隐隐约约地闻到了这股血腥味的意义了。他带领着一帮“阶级弟兄”，开始革命了。他们从抢协大祥绸布店的红绸布开始,到在安亭车站卧轨拦车,从占领政府机构到在人民广场揪斗市委书记市长,胆子越来越大，排场越铺越开，最后甚至学起了当年沪上大亨的口气,对于不入眼的对手,可以用一句切口“作脱伊”来处置别人了。这场被称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从上海开始走向了深渊。
革命，在近代中国被套上了莫名其妙的光环，而且革命又有总是和破坏被连接在一起，好像不破坏就不革命了。就像当年那些拖着辫子的府衙县衙的老爷们所理解的那样:既然革命了，就得破坏一下，把屋檐上的瓦片戳下几块也就可以显示革命气概了。
对工人阶级所知甚少的伟大领袖，在念叨起“工人阶级的领导”时，却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和能量。经过多年革命教育的上海工人阶级却没有衙门老爷的那种文质彬彬，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自己的灵魂，都砸得稀巴烂。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体现在他们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上，只有他们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时，他们才具有先进性。当他们脱离生产关系的时候，当他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向反动。实际上他们在这场“革命”中也确实这样尝试了。这种能量所具有的破坏力在那以后的十年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工人阶级把就像一个戴着手铐的囚犯在冲出监狱的时候把手铐的钥匙也砸烂了一样，他们或许可以在广阔天地横冲直撞，但是他们永远戴着手铐。
本书就是一本详尽描述这一上海工人阶级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从社会的先进阶级被走向没落的一曲悲壮的挽歌。
三
龙应台把这场革命总结为灵魂的大崩溃，她在题为《抵御灵魂的大崩溃》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深沉的文字:
“显然是权力的欲望使人昧了良心。文革前，权力的取得还得经过某些固有的程序；文革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程序的取消，‘夺权’的丛林规则上场。人的弱肉强食的兽性受到了鼓动而勃发。昨天还遵循着文明的仪式，点头问好、鞠躬致谢，今天就可以你死我活，血流遍地。文明与野蛮，只是一线之间。良知蒙昧的一刻，就是野蛮的开始。”
全书共二十一章，加上自序、引子、附录等，约四十万字，直排繁体，正文达五九二页。作为时报出版社的“历史与现场”丛书的第七十六册，于一九九六年在台湾出版。据扉页的简单介绍，我们知道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一九七九年起在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研究所从事上海工运史的研究。一九九二年赴美，在海内外发表过一些工运史的论文和专著。
全书以翔实的史料和饱满的笔触向读者叙述了在这场革命中粉墨登场的“工人领袖”和摇羽毛扇的人们是如何踩着血污，攀登权力宝座的真实故事。下面的这段描述两派工人团体武斗的文字，或许会引起当年过来人痛苦的回忆，但是作为镇魂词，照抄一遍这些血淋淋的文字，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三点，在黑沉沉的天幕下，人民广场召开十几万人的控诉“联司”大会。被急剧发展的事态搅热了头脑的工人们高举起手中的长矛，高呼着口号“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红色政权!”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大血战，气氛异常悲壮。这些即将用长矛去刺杀自己阶级兄弟的工人们，早就把自己的头脑交给别人指挥，他们从不怀疑那些漂亮的言词后面是否隐藏着肮脏的勾当，他们的义愤和仇恨轻而易举地被煽动起来，他们始终相信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了一个别人描绘的目标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天还没亮，十几万的大军从人民广场出发了。沉重的脚步踏碎了清晨的迷雾，揭开了上海文化大革命史上血淋淋的一天。沪东市郊通往上柴厂的军工路上，车声鼎沸、人流不绝，各种车辆和队伍形成了一条长达七、八公里的洪流向上柴厂冲去。紧挨着上柴厂的黄浦江面上，工总司调来了巡逻艇、登陆艇和打捞船来回游弋。上柴厂被从水陆两路团团包围了。与军工路上的拥挤喧闹形成鲜明对比，上柴厂的大门口却是一片无人地带。两军遥遥对垒，一派紧张而又恐怖的大战前的寂静。双方都清楚:这是一场血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天凌晨，“联司”不断接到报告，工总司的武装部队正在逼近。在厂里值班的“联司”群众有一千多人，“联司”头头决定妇女撤离工厂。但是，她们坚决不撤，誓与“联司”共存亡。
这场大武斗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六点结束。
八个小时，正是一个工作日。在这个工作日里，十几万产业工人没有从事他们应当从事的建设，而是把一个全国第一流的现代企业捣毁成一片废墟。厂房在冒烟，设备被砸烂，遍地是瓦砾，到处是鲜血。
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浑身流血的“联司”伤员横七竖八地昏死在路旁。他们象货物一样被仍上救护车，一个一个叠在一起，完全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上柴门口，聚集着“联司”的家属们，他们眼见自己的亲人惨遭毒打，泣不成声，有的甚至跪下来向那些指挥者求情。……
据一九八○年的调查，在这场武斗中，全厂有九百八十三人被打伤，六百三十人被关押，其中十一人被关八年之久，一人关了六年;一百二十一人被打伤致残，死亡十八人。(380－382页)
四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张春桥、江青的策划下，《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文化思想领域的批判运动呈现出异常的事态。文革的帷幕实际上从此被拉开了。
文革开始以后，上海的领导层，不管它的名称怎么变来变去，例如公社，总司令部，革命委员会，总工会什么的，总是有一批摇笔杆子的身影。毛泽东和围在他身边的投机分子们深深地懂得舆论和宣传对这些工人老大粗所具有的影响，更懂得这场革命要开展起来，达到夺权的最终目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工作是很必不可少的。刘少奇在“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大滑坡之后的调整时期树立起来的实际成果和威信，并不是能简单地一扫而光的。毛泽东倚仗着自己似乎比刘少奇多几分的文采，开始挥舞起在延安时代曾经挥舞过的大棒:思想文化领域的整风。但是，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界，对这场谁也无法预料的革命却有着不同的反映。毛泽东终于向北京文化界开刀了，借用上海文化界的笔。
姚文元一下之俨然成了文化界的旗手。进京后，他与张春桥一起，依然严格控制上海的市委写作班。这个写作班的人数根据形势的需要，时多时少，多的时候达到几十人，都是上海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他们不停地发表充满理论色彩的文章，一次次地煽动人们的“斗志”，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改造成一个只有一种思想的怪兽。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斗争，即“继续革命”。他们的结局证明:知识分子以出卖自己灵魂的方式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只能是一次伟大的失败。
龙应台在序言中引用了波普的说法，对知识分子的危害作了如下的分析:
施人不义者存在于各个阶层，工人、学生、街坊邻居，而知识分子为害尤大。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文人们为当权者服务，以知识为工具，在工人背后扇风燃火，铲除异己，似乎印证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说法:“千年以来，知识分子作恶最大.大屠杀都是以思想、教条、理论、宗教而师出有名的－－这些全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发明”
波普的“我们”不能不包括那自称为农民或工人的毛泽东。他抱着一个“理论”:“天下大治”达成，必须经过“天下大乱”。文革，不过是一个理论的实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就埋葬在一个理论的实验中。
五
而且，苦苦经营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人阶级失去了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格，中国也与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擦肩而过。
毛泽东曾经对这场“革命”表现出一种异常的自信，说是死了张屠夫，照样能吃褪毛猪。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中国人因为死了“张屠夫”，不得不吃了整整十年的带毛猪，不仅肚子里留着猪毛，甚至连身上都长出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毛来了。十年以后，不得不请洋屠夫来为中国人示范，如何褪掉猪毛和本身的毛。
上海工人阶级在那场暴风雨般的革命中，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公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他们把自己的财产和灵魂都交给别人的时候，他们就得重新去学会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如何游泳。要么游到资本主义的彼岸，要么喂鱼丧生。因为没有人为他们过河搭桥，只有一些先锋队员们，比他们早摸到石子，过河后就不知去向了。留给工人阶级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另一条是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工人。在他们失去作为市民最基本的保障时，例如食物、住房、衣服、呼吸、以及象空气一样重要的思想和言论的时候，这场无情的游泳比赛就会开始了。
那座老闸捕房后来被改装成学校，学生们曾经在那里声情并茂地朗诵过《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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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31 19: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