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观世变》对话戴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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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们掌握政权以后，我也斗过走资派，但是我没给别人坐喷气式，也没骂人打人。我是经济系的，我们系的党组织书记曾经说，经济系学生里60%是右派，后来斗走资派的时候也斗了他。当时我发言说，某某，请你把语录本翻到第几页第几段。那一段是毛主席说世界上90%以上的人民是革命的，让他念这一段。



戴宝元（中）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合影 来源：受访者供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文革红卫兵骨干戴宝元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戴宝元，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北京矿业学院大四的学生，曾参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的筹备过程，现为山西大同煤校退休教师。


戴宝元：虽然人家也说我是造反派的头，但我是红卫兵中的异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京矿业学院的大四的学生，还有半年时间就要毕业。政治上的东西我比较还是懂一点，不像中学生认为越左越革命、越打砸抢越革命，我不同意。而且我比同年级的大学生还要大三岁，因为我在解放前读过私塾，私塾里面不学习数理化，就读《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这些书。解放后又从一年级开始读正规学校，所以耽误了三年。

凤凰历史：您的家庭出身是红五类吗？

戴宝元：我家里是贫农出身，但不算红五类，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19路军的骑兵连的连长。我父亲被日本人打散了以后在当地打过游击，又当了几年伪保安团的队长。后来日本人想抓当地的新四军干部浦太福，他躲到我们家，我父亲保护过他，还给他送过情报。但被别人告发，然后被伪县长抓走杀了，那时离日本投降还有三个月。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被划为烈属。但解放后，我们县的第一任县长，就是我父亲保护过的人，他审查之后认为我父亲仅仅送过一般性的情报，还不够格当烈属。所以当时我不算红五类，因为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是也没有给我划为黑五类。

凤凰历史：您开始考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家庭出身受到影响？

戴宝元：我成绩是很好的，政审是凑合过关。文革初聂元梓的大字报出现后，我们班有人起哄写大字报，批院党委是修正主义，要打倒推翻，我不签字。因为我认为大字报没有实质内容，就是扣帽子、要打倒，这种方式不对。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能随随便便把一个人打倒。

我就因为这个得罪了他们，那些红卫兵将近有四千人。他们说我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要帮助我，实际上就是要批判我了。但我坚持我的主张，他们看批判不行就斗争，斗争不行就看管，看管不行就劳改，逐步升级。

我们北京矿业学院当时有800多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我们要求得自身解放，只能自己也成立红卫兵，把他们的红卫兵推翻。所以我们胆子大的有七八个人，也成立红卫兵，叫“矿院东方红”。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八百人把他们四千多人给瓦解了。这就靠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当然不能动手打，人家四千多人，我们七、八百人当然不可能靠打架起家，就是靠正确的策略把他们瓦解了。

我们掌握政权以后，我也斗过走资派，但是我没给别人坐喷气式，也没骂人打人。我是经济系的，我们系的党组织书记曾经说，经济系学生里60%是右派，后来斗走资派的时候也斗了他。当时我发言说，某某，请你把语录本翻到第几页第几段。那一段是毛主席说世界上90%以上的人民是革命的，让他念这一段。念完以后，我问他，你认为毛主席这个理论正确吗？他说正确。我说，请问你，经济系有60%是右派，这句话您说过吗？拿您的话同毛主席这个语录对照对照，我们经济系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培养17年后还有60%的右派，但毛主席说世界上还有90%以上的人民是革命的，你的话对吗？他回答：谬论！下面的人哈哈大笑，那我还把人家怎么呢？人家承认谬论了，我认为斗争应该文斗、讲理，以理服人。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备难：“三司”要当核心

戴宝元：在瓦解对立面红卫兵的过程中，大家感到我很有办法，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推举我当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司令。一司成立得最早，第一任司令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闺女汪延群。中央设想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然后大专院校就帮着中学成立红代会，再帮着工人成立工代会，再帮着农民成立农代会，在四代会的基础上，再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样就找我们三个司令部的头，要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

筹备红代会是我一手操作的，很难。尤其是“三司”提出：成立大专红代会必须以“三司”为核心，他们的意思是说：“三司”必须在红代会占主导地位。“一司”、“二司”就不干了，不同意以“三司”为核心！还要写进《红代会成立宣言》？他们就吵啊，吵了一个月都成立不了红代会。我知道把“以三司为核心”写进《红代会成立宣言》的事情做过头了，我就想出个巧妙的解决办法。我说我同意，但是有一点，你要把“以三司为核心”写进《红代会成立宣言》，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料到中央是不同意他这种提法的，只能借中央的手来打他的屁股，让他就范。

结果“一司”、“二司”的很多人都不理解，矿业大学那时正在开大会，他们就到大会上去骂我，说戴宝元是投降主义，同意以“三司”为核心。我对他们说，你们不懂，斗争不是靠嗓子，嗓门高就可以胜利，要靠讲究策略。我讲究策略，估计中央不会同意。我们把《红代会成立宣言》写好，就说为节约给中央同志看的时间，把其中的“以三司为核心”这句话拿红笔画好。用不了一个礼拜，中央肯定召集我们开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大专院校。开会肯定要问红代会筹备得怎么样了，你们马上举手，就说以“三司”为核心我们不同意，让中央首长看用红笔画上的以“三司为核心”的那段话。

结果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开会的时候，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同喜就站起来，给中央看那段文字。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全都在那，他们说，什么以三司为核心？革命的核心不是自封的，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成立伪中央，仗着自己山头大、兵马多，以我为核心，最后怎么样？一个小差就开到泥坑里面去了。当时，就把“以三司为核心”这句话批得体无完肤。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一句话没吭，第二天就宣布红代会成立。常驻红代会筹备处的新华社记者说，还是戴宝元有办法，兵不血刃就把问题解决了。

红代会成立大会是1967年3月2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周总理带队，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全来了。我领着周总理上台，说：“大家欢迎周总理参加我们大会”。红代会成立的新闻、《红代会成立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给全国红卫兵书、中央首长的讲话……《人民日报》两版全都登的是这个消息。后来新华社记者告诉我，我们当时的好朋友阿尔巴尼亚，他们两版全部照登，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一个外国报纸把《人民日报》第一版、第二版两版全都照登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也很希望红卫兵团结起来，有个统一的组织，再也不要乱打、乱闹，互相闹矛盾。当时三个司令部互相闹矛盾闹得太厉害，有不同意见就互相打。不一定是武斗，贴大字报、辩论、打架什么都有。所以红代会成立是红卫兵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有个统一组织以后，接下来我们马上帮助中学成立中学红代会，帮助工人成立工代会，帮助农民成立农代会。这全都是大学红代会牵的头，因为大学生还是有办法，中学生比较小，不太懂事。

为让“五大领袖”进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给我们做工作

戴宝元：红代会刚成立的时候，“五大领袖”没有在里面，主要是我在主持工作。他们认为红代会这个组织没有什么权力。他们要的是到处夺权、出风头。所以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个红代会。“四代会”全部成立以后，就筹备成立北京市革委会。中央文革想把“五大领袖”塞进北京市革委会，因为他们名声大，他们的意见是聂元梓进北京市革委会当副主任，其他四个人当革委会常委。但是他们从哪儿来？他们还没有参加红代会呢。

后来中央文革就通知谢富治，给我们开会作动员工作，谢富治说：你们的红代会不是只有一个核心组，还没有选举核心组的组长吗？他说：“根据中央文革的意见，‘五大领袖’还是进入红代会比较好。你们不是还没有一个组长吗？中央的意见是，叫他们‘五大领袖’当组长。”

到会的各大院校代表全部反对，大家觉得五大领袖没有资格当红代会核心组成员，他们根本瞧不起红代会，一天也没有来过，筹备的时候，都是我们全体自己努力的。当时我们红代会没有领导，日常工作都是我主持，因为解决三司要当核心的问题以后，一司、二司的人对我很钦佩，他们知道还是我有办法，所以我说话大家都听，同时我做事不搞派性，办事公道。

大家都不同意谢富治的意见，这时谢富治就被晾在那里了。但我要顾全大局。虽然我不是什么头，但是威信还比较高，说话大家都听。我就站起来发言：“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我同意服从中央意见。”这一下大家就不吭气了，“五大领袖”就进入了红代会，又过了几天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聂元梓当了革委会副主任。

聂元梓进入红代会以后，当了红代会的核心组组长。红代会也搬到北京大学去了，办公地址就是北京大学的俄文楼，俄文楼过去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办公楼。后来我们住在那里，楼上楼下两层都是我们红代会的机构。聂元梓当红代会组长，实际上只是挂了个名，实际上没做什么工作。红代会在北京的工作都是我主持，上面有什么事要处理，比如红卫兵的内部纠纷、筹备国庆、抓革命促生产、接待内外宾客等等，不找其他人，都找我。

“天地派”的始作俑者就是我

戴宝元：自“五大领袖”进入红代会以后，五大领袖在红代会核心组里分了三派：聂元梓单独一派，蒯大富和韩爱晶一派，谭厚兰和王大宾一派，三派打得不亦乐乎，到处贴大字报，甚至于人身攻击。因为聂元梓曾经嫁过两次，开大会的时候，就在北京大学大礼堂台上吊一只鞋子，来骂她是破鞋。北大的学生稍微文明一点，反过来骂谭厚兰是谭厚脸。说谭厚脸的脸有多厚？一亿万光年。是物理系的学生发明的。

我特别反感斗争中这种下流动作，低级、庸俗。当时聂元梓单独是一派，她的处境很不好。我很同情她，我说：“聂元梓，你们三派在北京高教问题上，你已经被孤立了。你和蒯大富矛盾小，你有没有意向同他联合？你要有意的话，我给你撮合联合起来，不受谭厚兰、王大宾的气，他们太不象话。”并不是说“五大领袖”都听我的，或者我在他们中威信多高。而是因为我看准了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三派斗得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力量薄弱，就都想找朋友，那么时机就成熟了，撮合他们联合也有基础。

结果我一串通，聂元梓和蒯大富就在清华开联合会了，这样聂元梓同蒯大富、韩爱晶就联合成了一派，谭厚兰同王大宾一派，红代会“五大领袖”从三派变成了两派，“天地派”的始作俑者就是我。为什么叫“天地派”呢？这边有个航空航天大学，那边有个地质大学，那边叫“地派”，这边叫“天派”。

他们联合的时间不长，后来有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是戴宝元撮合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周总理对我说：“戴宝元，你知道不知道，清华同北大他们，开了一个派会。”我说：“我知道”，我绝对不说假话。周总理接着问：“戴宝元你是哪里人？”我说：“江苏太仓人。”周总理没有明确批评，他说得很委婉，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批评我了，这是唯一一次首长批评我。

制止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串联

凤凰历史：您在红代会里，主要做过些什么事？

戴宝元：比如1967年国庆的时候，是我组织了100万人的游行队伍，我是副总指挥。周恩来是筹备组组长，我是组员。

在红代会做的事情中，我有一件事很重要。67年底68年初的时候，清华北大带头，要红卫兵搞全国的第三次大串联。但是当时中央的政策是要复课闹革命，工人农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再乱了。那个时候乱到什么地步？全国的煤炭产量只有二十几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全国一天的煤炭用量就是80多万吨，连煤炭部的下属单位，我们矿院的澡堂都关门，我们都要拿着衣服跑到煤炭部去洗澡，真的狼狈。

经济几乎崩溃，天津大批工厂关门，周总理操心这个事。要是经济崩溃了，毛泽东怪罪下来，周总理问谁去？所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周总理说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学生复课闹革命。我就给周总理写了个纸条，意思大概就是：清华北大带头搞第三次大串联，全国看北京，北京大专院校看清华北大，他们要当了带头羊，那可了不得，要赶快制止。当然周总理比我知道得多，开完会周总理就说：“谢富治（他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聂元梓（她是红代会主任）、戴宝元（我是管家，我是核心组成员），会后你们去北京站清理一下，北京站有13列火车堵死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那些火车连卫生间都坐满人了，全塞满了红卫兵。这些火车不仅不能出去大串联，就是开出去都要出大事故。因为没有水喝，不能上厕所，那还不是要发生严重事故？人命关天的事。结果谢富治、聂元梓讲完话，都没人听，我还领了几个红卫兵，保护他们赶快退场。退出来以后，我在北京站广播室广播周总理讲话精神，是复课闹革命，连续广播了三次，没人听。

我就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我说：“傅司令，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周总理催促清理北京站。今天咱们配合一下，你派一个团把北京站包围起来，全部上刺刀，枪口朝外，只准出不准进，里边由我来处理。”他说好。我又一个电话打到体育大学，说要2000个红卫兵，全部是男的，一律带上袖章，立即到北京站报到，他们马上就来了。体育大学的学生身强力壮，我要用红卫兵来治红卫兵啊。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讲究政策，我告诉体育大学的红卫兵要先礼后兵，首先要宣传周总理讲话和中央精神，复课闹革命，不要出去串联；第二要动员旅客，让真正的旅客知道，为什么他们走不了？因为红卫兵想搞第三次大串联。如果有人不听，你们就一个个往外拉。他们是三三两两，你们是清一色的体育大学的，又是男同学，身强力壮，如果谁敢动手，你不能手软，坚决打出去。但是千万别打伤，我们绝对不是来打人的。到凌晨四点，花了五六个小时，13列火车全部清理完毕。第二天，13列火车开动了，我也没有向周总理请功，我不好大喜功，也不想谋求什么位子。

凤凰历史：当时的中央如果想组织红卫兵做一些什么活动，是不是必须要通过红代会？

戴宝元：对，必须通过红代会。



毛主席批示我的建议：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凤凰历史：红代会对下属的红卫兵组织有多强的约束力，能管得住吗？

戴宝元：我一直说红代会是联合国：场面上的事都是红代会出面，但他们不听你的也没办法。比如红代会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但是有的人自己打了红代会旗号，临时组织人去串联，这是有的，也没办法。

67年四五月份，红卫兵的权力大得了不得，有人轻飘飘的，谁的话都不听。我看这个情况不好，红卫兵要走向反面，我认为什么事情做过头了就要走向反面。咱们中国不是讲中庸之道吗？我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我说红卫兵的权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自以为权位很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连周总理说话都不听。我说这样很危险，为了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为了防止大批红卫兵小将犯错误，我建议从中央开始逐级往下办学习班，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央看了我的信，觉得写得很好，给了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批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了。

不抱粗腿不参与“黑手”：叶群曾暗示欲留家庭电话

戴宝元：67年5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和叶群唠叨了几句，我说：“叶群同志你在我们公社搞过四清”？她说：“你是哪个大队的？”我说：“我家是迷泾大队的。”她是在洪泾大队搞过四清的。

过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带队在北京西郊机场接见外宾，我们就跟着周总理绕场一圈。机场一圈两边的中学生拿着语录本，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就绕着机场转了一圈，此时，我听见韩爱晶对叶群说：“叶群同志，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吧？”我心里想：“呵，这家伙会干，会拍马屁。我们当时是很单纯的学生，不会拍。叶群怎么回答呢？搞政治的人都明白，叶群说：“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红光满面。”我心里想，你也会说，你几时看见毛主席了。谢富治比你官大多了，人家是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市长，他要见到一次毛主席高兴得不得了。他接见我们的时候，就得意忘形地说：“昨天，我又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叶群所说的“红光满面”，全是政治术语。

叶群刚说完，回头一看，见了我，对我说：“戴宝元你也来了？”我发现这都是人才啊，我们就在天安门城楼聊过十几分钟，一个多月过去了，还记得住我的名字。因为我不像五大领袖那么出名，名字那么好记。我说我来了。她马上说：“你有什么事给我家里打电话。”意思是叫我向她要她家里的电话号码，不给我电话号码让我怎么打，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我脑子很快转了一下，没必要。因为我们经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场上没有一个人胡说八道，不然马上就会被抓住，明天就成阶下囚。会上说的都是正确的，黑话都是在会后说，小道消息，捅你去干什么，这些下面“黑手”的事情，我不参与。我当时就说“好好好”来搪塞，我不愿意要，要了就是抱林彪大腿。林彪是接班人、副统帅，这家伙以后了不得。但我没有这个野心。

凤凰历史：红代会大概存在了多长时间？

戴宝元：我是1968年10月份走的，走了以后还存在了一段，实际上可能还一直存在到70年代。

后来全国审查“五一六分子”，“五大领袖”被判了17年，我也被调查了。但内查外调了两年，“五一六分子”的十五大罪状：打、砸、抢、破坏革委会、抓军内一小撮、冲击京西宾馆、包围中南海、火烧英代办等等，我一个不犯。我说发现我有一个罪状，我愿加倍地惩罚，别人判一年，判我两年，我自己立军令状。当年十万人包围中南海，几大头头都去过，就我老戴没去过。那天晚上两派打起来了，我骑自行车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人家都有秘书、手枪，我啥也没有。我路过中南海周围的时候，故意不下车。有人动员我说：老戴，咱们去看看？我说我不去。不去的原因就是，我说服不了他们不武斗，他们已经打红眼了。第二个武斗场里乱得很，打死了都是白死。所以我不参与。就我一个人没去，其他人都去了。我头脑很清楚，看都不去看。

专案组调查完毕后，对我说，大家都反映：“当时我们骂戴宝元不像造反派，今天看起来他做的对。”这就是最后结论。因此，我很快就入了党。当然我那么大年纪，入党不是为了当官，是证明我的清白。后来时任大同矿务局书记，现在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王君，很了解我，知道我很正直，很能干，并且在文革中大错误一件不犯，很不容易，想提拔我。我说：“这么大年龄不当了。”当时40多岁当官还不是太晚，我不愿意当。当清官难，我婉言拒绝了。还是当我的大学教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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