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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现在都表示不愿意回忆文革。有人说回忆使人痛苦,委屈，心里留下了阴影等等。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些经历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上一所社会大学的机会，那是任何一所一流的名牌大学所无法提供的课程，它造就了我们的今天。我甚至觉得很幸运，历史给了我们大多数人得不到的机会，有幸置身于风云变幻的大动荡中,命运将我们从学校的课堂和都市的街道驱赶到壮阔广袤的山川原野上摔打。大自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磨难拓宽了我们的心胸，田野里的劳作坚实了我们的肩膀。这样的经历锻造出我们巨大的承受力和拓展力。我并非赞美那样的动荡，但为有幸经历了暴风骤雨的大时代而又活到了今天，生命依然健旺，我觉得幸运。
我在这里记述1969年的故事不仅是为了怀旧，是希望透过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更清晰地判断今天和未来，40年弹指一挥间，与40年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相比，再看今天的中国，民生、人权和民主的巨大的提升便一目了然。
西方人对中国指指点点，西方媒体动辄“唱衰”中国，其实谣言和猜想有时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些人的愿望，根源在于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造谣、渗透、颠覆、制裁都达不到目的时，他们就会恬起面皮再来迎奉你，赞美你的富裕，目的还是一样，设法制约你，在资源和市场上分一杯羮。国人万不可妄自非薄，诚然，中国远未做到尽善尽美，但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行。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哲理。”
1969年9月23日，我和2000多北京学生登上了北上嫩江的火车。
车厢里没有我认识的人，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车身猛的抖动了一下，缓缓地开始移动，车上车下顿时哭声一片。我是66届的，应该是第一批上山下乡走的，陕西，山西，云南，内蒙我都没走，我正狂热地沉浸在寻求真理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中，没有去广阔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兴趣和觉悟，1966年以前我确实曾经有过那样的激情，电影《军垦战歌》和《军队的女儿》看得我热血沸腾，“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涉水到边疆……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解放卡车满载留着短发，扎着短刷子头的姑娘们奔驰在公路上，她们朝气蓬勃，斜背着草帽一路高歌，阳光透过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叶的影子从她们的脸上闪过，电影是黑白的，这个镜头终生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崇尚雷锋，电影《雷锋》看了27遍，《东方红》看了三十多遍，满怀“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理想，可是经过1966年到1969年的风云变换，对风起云涌的大事件的辨识和思索，使我虽然仍旧是一样的“热头”，但是不轻易服从指挥了。我想跟朋友一起去西双版纳，学校不批准，我竟自跑到派出所把户口转去了云南，学校更是不准，逼着给我办了几次“学习班”，无果以后，学校军宣队带着人敲锣打鼓地把欢送我到黑龙江山河农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红喜报贴到我家门口和爸爸的机关。户口没有了，粮票停发了，家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口粮，已没有了退路，非走不可了。农场来接学生的人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柏油路，大瓦房，穿军装，吃皇粮”所谓吃皇粮，就是不算纯粹的农民，还“在编”，每个月32元“工资”。有了前两年去山西，陕西插队的人的经验，这农场的待遇听上去很是不错了。
没几个人来送我，在站台上小宁塞到我手里一块香皂，那时候香皂是要凭购货本儿买，她家的处境当时很是狼狈，我紧攒着这块香皂，觉得沉掂掂的。我丝毫没有要哭的感觉，只是满脑子琢磨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解放全人类，怎么将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怪诞念头，要传播真理，张扬正义，要设法尽快回到北京，要设法尽快行动起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些天真的理念让我在未来的岁月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车上多是东城区六九届的学生，我是六六届的，比他们大，我们学校同车的没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说得上话的，说不上是谁看不上谁，我在女十四中是尽人皆知的另类，1966年以后我很少回学校，有数的几次回校，多数是被军宣队或工宣队指派的造反派押着，每当我走进学校，校门右手四层的教学楼各个教室的窗口就会探出一排排小脑袋，她们好奇又兴奋地对着我指指点点，切切私语：“瞧，就是她！”“反对中央文革，关监狱了”“嘿，放出来了欸！”……而对于这些热衷于跳忠字舞，不辩忠奸是非，人云亦云的小市民，我也颇不齿于与其为伍，我甚至懒得抬眼看他们。直到今天,去送我的朋友里还有人记得,军宣队的人在站台上紧盯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我上车,生怕我溜掉. 车开了，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手里浅蓝色盖着红章的“乘车证”,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的卖身契了。火车走走停停，并不按点，走了近3天。最后的一天里，望着无边无际龟裂的盐碱地从车窗外飞旋而过，心中漫无边际地捕捉着十二月党人聚集西伯利亚流放地的浪漫感觉，眼前的“穷山恶水”越发叫我失望。
记不得是几点，记不得有车站，天黑下来，车终于在旷野中停下，我们被告知下车，按学校排队，漫天星斗的苍穹下只见黑压压的人群和朦胧中望不到尽头的解放车队。我们被点名后分别爬上了指定的汽车，人和行李挤在一起，抬头看着好像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密密麻麻的星空，挤坐在陌生人中间颠簸着，一望无边的黑暗，远近全无灯火，有些男生开始骂娘，有的女生开始小声抽泣，我们在暗夜中颠簸行驶着，不知去哪里，也不知还要走多久。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远远看到了昏暗的灯光，“到啦！”有人喊起来。
车在一片排房前的空场上停了下来，我们连滚带爬下了车，各自抱着自己的行李，伸展着麻木了的腰腿，接下来是点名，排队……然后是领导讲话，“这就是山河农场3分场二连，你们就要在这儿接受再教育了，我叫范文礼，是这个连的副连长，方才听说有的人想跑，我老实告诉你们，跑不了，你跑不出去，不信你们给我试试，谁敢跑，我打断他的狗腿！有的人还搁那儿哭，哭什么哭，谁再嚎丧把他的铺盖卷儿给我仍出去。”“你们听好了，从今往后，给我老老实实搁这儿接受改造！”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本来没抱任何期望。此时逃走的愿望更强烈了，不断在心里计划着逃跑的办法，好多女生躲在被子里偷声哭泣。
我被分在了二连四排，下大田，我们每人被发给一把镰刀，割黄豆，一早要排队，一路唱语录歌，我是自由惯了的，痛恨排队，更痛恨跟着众人唱歌，我感到这一类的强迫对我是莫大的屈辱，对于我是断不可忍的，于是我蹭到队尾，很不情愿地跟在队伍后边。排长是个女的叫冯燕，长着一双颇似豹子的眼睛，粗声大嗓，精干，腰板笔直，健壮黝黑，我猜想她祖上必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她双手揣在袖筒里，在队伍旁边带队，很快发现了我这个不和谐音符，用浓重的东北话大声吆和着“干嗐，干嗐呢？跟上，跟上！”从那一刻，我被副连长范文礼盯上了。
我们的第一个活儿是割黄豆，队伍来到地头上一字排开，一人分三趟，（就是三垅）到头，大约有三四公里长，最长的4000米。范连长火眼金晶，一眼就看出我脑后长着反骨，脸上透着不驯，应该是他的首要教育对象，便紧紧盯着我，挥舞着镰刀紧挨着我的三趟割，鰾着跟我较劲，我没割过黄豆，一点技术也没有，只是凭着一股蛮劲，心里想，非得让这家伙知道，他不配，也没资格管我。我拚着蛮劲挥舞着镰刀连砍带剁，一直与他齐头并进，硬是没叫他落下。不到一半他就停下来，有人接着替他干了，人家是副连长么。当时不免暗自有几分得意，现在我才明白，当时不是我能干，而是范连长不能干。他也算“知青”，那年头不当马屁精，不整人爬不成“连副”。终于到了地头，抓着镰刀的手仿佛僵了，腰也几乎直不起来了。可能就此使他开始了对我的“重点教育”。
大概是10月，头场雪早已下过，地已经冻了。镐头刨在冻土上一镐一个白印。我们每天坐着由东方红5号拖拉机拉着的雪爬犁下到大田里割玉米，先用镰刀把玉米棵子放倒，拢成堆，过了几个星期又从雪堆里刨出来，专门往下掰棒子。我当时觉得这种收获的方法很不符合逻辑，干嘛不直接把棒子收了？一天收工的路上，大家挤坐在爬犁上，猛的有人叫起来“狼！”离我们几十米远的旷野上坐着一条灰色的大狼，一动不动，定定地望着我们，我忽然同情起这条狼来。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一条荒野里的狼，饥饿，孤独。
下大田午饭通常有人送到地头，馒头装在一米多长的大萝筐里，上头盖着厚厚的，油渍斑斑，脏得发了黑的棉被子。馒头拿到手里，吃第三口就硬了，一般的是白菜土豆或罗卜白菜，偶尔一锅里有几片白肉。那时的饭量出奇地大。我们的宿舍十五六个人一间，屋子南北是两条火炕，每个人的铺位只有六七十公分宽，中间五六平方米的空地。门在两面炕中间的一侧，靠门侧火炕的墙里凹进去一块半米见方的地方反扣着一个像饼铛样的铸铁板，我们用它烤湿鞋，湿衣服，烤剩饭，上海人把小铝锅和饭盒放在上面烤，有一天下大雪不出工，我从食堂买回来一塑料网兜的馒头挂在墙上，掏出一个放在上海人的饭盒旁烤，不一会儿就烤出一层焦黄的硬壳，剥下来冒着热气，吃起来那个香，比今天吃三宝乐的蛋糕味道还美，就这么一层一层剥着，一个一个吃着，到了下午一数剩下的馒头，已经吃掉了17个半，每个月一共34斤粮食，三斤半口粮叫我一天不到就吃完了，下半个月怎么过？北京的知青这一点上大不如上海知青，他们好像是技校的，年龄比北京的稍大一些，他们很团结，通常把发下来笨重的棉衣裤改制得很得体，瘦腿儿裤子，凸显线条的上衣，里面衬上颜色漂亮的假领。上海人很少寅吃卯粮。他们从地里捡回黄豆，菜叶什么的，在井边洗洗涮涮，不知从谁的箱子里掏出个煤油炉，又马上有人拿出了酱油，味精，糖之类的佐料，就开煮，开烧，然后围坐一圈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有时也哭一会儿。范连长骂他们“吃了哭，哭了吃，吃啥玩艺儿吃，哭啥玩艺儿哭！”我很喜欢一个叫依萍的上海人，她友善，很漂亮，皮肤白嫩若凝脂，唱歌很好听。
离开北京时带了一个木箱子的书，那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有我最喜欢的《西游记》《中国民间故事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普希金诗选》《牛氓》，《梅里美文集》《海狼》《邦斯舅舅》《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还有《雷锋日记》，《共青团手册》……下了工，我唯一的乐趣就是蜷缩在我自己的铺位上看书，给朋友写信，周围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我们每天像犯人般被驱使，常常工作12个小时。“劳其筋骨”并没让我觉得受不了，我好像完全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对周围的人和事视而不见，每天下工后就沉迷于读书和给朋友写信的自我世界中。
一日，凌晨四点多钟，忽然哨声大做，一伙连长排长的堵住了宿舍的门，我们迷迷乎乎地被从熟睡中吆喝了起来，说是战备需要，“都起来！都起来！检查，都穿上衣裳，在炕上靠墙根儿蹲着，叫到谁谁把铺盖箱子打开，检查！”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他们要查什么，反正他们那次的收获就是我的一箱子书，说是资产阶级反动书籍，全部没收。从男生宿舍搜出了两把称之为凶器的水果刀，之后，范连长的下巴扬得更高了。“一张报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不要脸，臭不要脸！”，“打断你们的狗腿！”“砸烂你们的狗头！”是他的口头禅，收工总结的时候，时不时点上几句“咱们这儿有的人，大头大脑，两只靰喇脚，腰里别着扁担横逛，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还自以为是了不起！”
我们收发信件必须经过“连部”，外边来的信是先到连部再发到我们手中，要发的信必须贴好邮票交给连部，由连里统一发走。
有一天傍晚，收工回来队列解散前，排长们宣布，晚饭后在男生大宿舍召开全连大会，所有的人不得请假，必须参加。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男生大宿舍灶上的水壶滚滚地往外冒着水汽。一开场，连长讲话：“咱们这三分场，出了人物了，有那么个人，一张报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她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流放，大家伙儿说，她反动不反动！？她说咱们大伙儿都没有头脑，愚昧，她把咱们大家伙儿都给骂了！今天晚上，咱们奇文共欣赏，给大家伙儿唸唸，好不好？”昏暗的屋子里，烟雾腾腾，浓烈的劣质烟味儿混合着脚臭，汗臭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忘了是什么人开始拉着长腔大声唸我写给朋友的信：“我们被像牲口一样运到了这片不毛之地，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挤在女生一边，裹着大衣歪在炕头的暗影里，甚至连生气的感觉也没有，满心的鄙夷，脑子里仍在盘算着从这里逃走的计划，忽然听见连长用极富鼓惑力的声调问：“大家想不想见见这个人物？！”然后是男生们的一阵鼓噪，“要——嗷！好——嗷！站出来！”“站出来让我们看看！”我腾地从炕上的角落里蹦到两排火炕中间的地上，我的头顶上是一盏没罩的大灯泡，很刺眼，我没觉得惭愧，也没觉得畏惧，甚至也没怎么恨他们，心里有一种类似阿Q的，从云端里往下看的感觉，后来我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我当时真正觉得我面对的是一群连动物也不如的白痴。这次会的结果是我被强制去清理厕所。
那年12月的嫩北平原，最低温度到了零下50度，出发前北京的知青每个人领到了一身屎黄的棉衣裤，连同一顶一个色儿的棉帽子和一件“军大衣”，当时时兴戴口罩，医生动手术时的那种，戴上口罩脸可以不冻，再戴上棉帽子，一身棉衣裤外面套上棉大衣，男女不分。有一天上工的路上，我的眼睛突然睁不开了，一种本能的恐惧吓坏了我，“看不见了！瞎了！？”我僵在了原地，大约过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是上下睫毛冻在一块儿了。
因被查出“反动信”，我被从下大田贬去刨厕所，所谓厕所，是在我们住的几道排房东头的空地上用红砖盖成的一座低矮小屋，中间用砖砌墙分成男女两边，用木板条钉成简易的门，上冻以后被尿冻在地上根本不能开关，百十号人的粪便半天就能冻成一座小山，来不及刨时地上得撒上土，要不然爬不上尿冻成的冰坡，我的活儿是先用镐把冻结实了的屎尿刨开，再用铁锹将它们铲出厕所，堆到厕所后边。一镐下去粪渣溅得满身满脸，好在有口罩又不用排队唱歌，不必跟人打交道，并不觉得很糟。可能就是此时奠定了我至今一直不太讲求卫生的恶习，“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被“大赦”了，升级到跟着牛车进山拉（发音：涝）柴禾，这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一来一回要六个来钟头，通常由“二劳改”干，（山河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由他们赶两三辆，有时是三四辆牛车沿着林子间的小路压着冰雪吱扭吱扭地走到林子深处，然后我们把林间的空地上横七竖八早已放倒的桦树，柞树拖到牛车上码放好，用绳子苫上捆好，再赶着牛车把柴禾运回营地。有时，赶车的人发善心，回来的路上让我坐在柴堆上，牛车慢慢吞吞，摇来晃去，冬日的太阳正在缓缓沉落，斜射的夕阳把林间的树叶和荆棘都染成了桔黄色，桦树林银白的枝杆和覆盖了大地的皑皑白雪反射着着橙红色的光，晶莹，透明。除了牛车轧在雪地上的沙沙声和牛喘气喷鼻的声音再无声响，万籁寂静，我大口吸气，觉得进入了童话的世界。这个画面永远地定格在我心中，成了我的灵魂的一部分，如果灵魂是存在的话。
一辆车的树木供应两个排，忘记是四间还是六间屋的烧火用柴，到了营地的排房前，各屋的人马早已严阵以待，牛车还没站稳，人群就蜂拥而上，也等不得解绳子，更容不得车上的人下来，就七手八脚从车上抽抢木头，我早已冻得手脚麻木，生从高高的柴垛上滚了下来。滚了一身的土和雪，还差一点儿让抢柴的人群踩踏在脚下。
两个屋的女生因抢柴发生了殴斗，我拖着麻木僵硬的腿进了宿舍，看见一个女生举着搓板砸向另一个人的头，顿时墙上溅得血迹斑斑。
1969年的冬天，山河农场三分场又搞了一次赶交“战备粮”的“大会战”。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我们地处边境地区，据说经常有“苏修特务放信号弹”。那年的麦子浯了，所以我们只能吃发了秥的黑馒头。12月份，得赶着脱谷，把割下来的豆子和麦子用脱谷机脱粒后装麻袋打包，我的活儿是用一根三个齿的木叉子挑起一坨又一坨带着豆夹的黄豆棵子往脱谷机后的大斗里送，好像是四五个人一起喂一台脱谷机，机器轰鸣着从另一头把黄豆和豆秸喷出来，人们用围巾把头脸裹得只露着眼睛，我用那把比我还长的大木叉挑起一大坨一大坨的豆秸，双臂高高扬起往脱谷机的大斗里甩，一下又一下，一开始很是过瘾，很是解恨，甚至感觉很是潇洒，若干小时以后就没了知觉，完全变成了机械动作，满头满脸是机器喷出的灰土和碎屑，尤其是夜班，灯光下被笼罩在雾蒙蒙的尘埃里的人一个个灰头土脸，怪模怪样，现在回想起来不解，那时侯好像不知道累，也不知道脏。上边发了命令，要突击完成战备粮任务，先是24小时“大会战”，后来是48小时，再后来居然搞了一回72小时“大会战”。干部们说，“不怕你们偷懒儿。”的确偷不了懒儿，你不能停下来，零下50度，停下来人马上就会被冻死。
一日脱谷，场院上拖拉机像坦克一样碾过两三米高的豆桔垛，一声惨叫从豆秸垛里传了出来，“哎——呀！”一个男生不知是累晕了还是故意偷懒，把自己埋在豆秸垛里睡着了，拖拉机从他腿上轧过去时大叫起来，大家七手八脚把他从两三米高厚的豆秸堆里扒出来，惊诧地发现这小子命大，不但没叫东方红5号拖拉机轧成果酱，居然伤都没受。
1970年，农场里发生了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传说是通过老鼠传染，老农工说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最多的时候一下子死了好几百人。我们连有从北京来的姐妹俩，姐姐圆圆的脸，个子不高，说话细声慢语。妹妹高一些，瘦一些。姐俩都是那种很本份，不张扬，守纪律的人，记得有一天下工回来，五排的女生宿舍门口围着人，说不让进，有人病了，当时并没听说是什么病，传出话来只说是发烧，大口大口地吐血，止不住，后来又说连身上的毛孔里也往外渗血，两天后听说姐姐死了。七分场有一个叫张小翔的死了，水利队也有人死。开始有谣传说“出血热就是鼠疫”，一时间闹得大家谈鼠色变，人心惶惶。我们的消息非常闭塞，不知道那一年出血热究竟死了多少人。一直到前两年，当年日军埋在齐齐哈尔附近的细菌弹被发现并致多人感染，我才开始怀疑这种“流行性出血热”是日本人侵华时下的蛆，因为一般未经人为变异的细菌是很难在零下50度那样的严酷环境里存活率那么多年的。
一个冬夜里，大约10多点钟，我和同屋的王雁南商量着去厕所，那是得下点儿决心的，我们屋在排房的西边，厕所在排房东头往北拐还有七八米处，得走个三四分钟夜路，窗外滴水成冰，还时有狼们绿幽幽的小眼睛透过窗上的冰花往屋里窥视，不去吧，就得憋一夜，咬了半天牙还是决定去。出了门，她拿着手电筒走在前面，拐过排房东头，看见厕所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半敞着的木板门间隙中透出来，“有人呢，”我胆子壮起来，抓过手电抢先一步迈进了厕所，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血像凝固了一样，毛发竖了起来，王雁南随后迈了进来，手电僵在我的手里，我们谁也没说话，强做镇静转身出了厕所，先还像来时一样走了一小段，拐过弯来不约而同地狂奔起来，喘着粗气，我们进了宿舍，她背靠在门上嘴唇哆嗦着：“你看见什么了？”“你呢？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灯光了吗？”“看见了，咱们进去之前明明里面亮着光呀！”“我也看见肯定是有光的呀！”那不是光束，是均匀的光，像灯光那样均匀的光，可是我们进去时却发现里面既没有人在也没有任何光源，是磷火？磷火不是黄色的，而且门缝里透出的分明是均匀的灯光，是错觉？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同时产生一样的错觉，是有人从外边照进来的光？不可能，因为四面墙全是红砖砌的，根本没有缝隙。这件事让我多年后想起来仍旧发根倒竖，心往下沉。没有解，听上去荒诞不经，但的确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回到北京后我心有余悸，把这事讲给老田的妈妈听，老太太说，“倒霉孩子，活人见鬼，不死也得脱层皮。”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见到了鬼，我见到的到底是什么，不过我的灭顶之灾从那个春天开始了，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去找老田，她那时住在小羊毛胡同的小院北屋，这道门，这个小院儿，我出出入入百十次，闭着眼也走不错的，从大门口到她住的北屋有10多米远，在大门口我脚下莫名其妙地拌了一下，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摔趴在了北屋的地板上，老田开玩笑说，“别价呀，大年初一就磕头呵？”
70年的春节快要到了，陆续有人收到家里来的电报，无非是“母病重，速归”“父病危，速返”之类的东西，拿着去连部请假，北京的一个不准，我知道这不是办法。有谣传说农场在嫩江设了卡子，即使跑得到嫩江也会被抓回来，从三分场到嫩江有80多公里，总场有命令，凡是穿我们这身黄皮的，无论客，货车一律不准带，除拿到批准证明者。
一月里的一天，我做好了准备，可以行动了，早晨和大家一起吃过了饭，参加完出工前的点名，我落在队伍后边磨蹭了几分钟，看着队伍走出营地，返身回宿舍换上我的新棉鞋，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唯一值钱东西了，黑灯芯绒面，白塑料底。崭新崭新的。除了一两个病号，宿舍区里没什么人了，我向着队伍出发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就改变了方向向通往公路的方向走去，离我们最近的公路是一个叫39公里的地方，出了生活区，我就意识到我脚上的新棉鞋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冻得硬梆梆的白塑料底走在雪地里还不是特别困难，但走不快，一上了被车碾轧成冰板的公路可就遭了，两步一滑，三步一倒，双腿吃着劲，越走越绝望，有时干脆挺起腰来双脚撑着地滑几步，可鞋底太滑又起不了步，速度越来越慢，不知走了多久，到了“39公里”处，确切地说那只是茂密的林间公路上一个比较大的叉路口，没有标记，我知道不能指望在这儿搭上任何车，稍稍停下来判断了一下往嫩江的方向，就继续走了下去。没有表，天空灰蒙蒙的，不知已经走了多远，也不知还要走多远，有过两三辆往返的卡车从身旁经过，我曾试着对一辆往嫩江方向的汽车招手，司机甚至懒得减一下速。
林海雪原无边无际，密林间被车碾压成灰色冰板的公路寂静又永无尽头，我穿着该死的白塑料底棉鞋在冰板上继续三步一倒，蹒跚前行。天色渐渐发暗，有时能听见风吹得树叶沙沙响，一定要走出去，我不信我走不出去！天快要黑的时候，身后传来马达声，一辆军绿色的卡车吱吱嘎嘎地在我身旁停了下来，司机摇下窗户大声说“你小子不要命啦？上车！”我连滚带爬坐进了驾驶楼，摘下棉帽子和口罩，头上像刚揭锅的笼屉般冒着热气，“还是个女的！”司机满脸惊愕，“过不了半个钟头天就黑了，你哪儿也走不到，不叫熊瞎子和狼吃了你也得冻死你！”“你胆儿也忒大了！”我就开始说怎么我妈在北京病重了没人管，怎么请假申请报到连里快十天了还没批回来，再不回去就见不着了……说到后来入了戏，差不多连我自己都被自己的故事感动了，相信真有那么回事，现在想来实在不厚道。
反正后来这位师傅，应该说是救命恩人把我带到了嫩江一个烟熏火燎的大车店，没见有炕和床，几张发了黑的方木头桌子和几条脏西西的木头长条凳，坐得满当当的全是等长途车的农民，“你就搁这儿等着吧，没人上这儿查学生。”然后他就走了。
第二天，我遇到了几个哈尔滨的学生，也是逃跑出来的。他们都比我大一点儿，大家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个有主意的说：“咱不能上客车，他们一准儿搁站上查，得找个保险点儿的货车上。”几经周折，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列运煤的火车爬了上去，车厢没有装满，正好有我们坐的地方，两层厚厚的苫布下面是潮湿的黑灰色的粉末，温温的，有一股刺鼻的怪味儿，我们钻到第一层苫布底下正好可以避寒。尽管我们全身包裹得只露着眼睛，挤在一起，车开起来还是马上就觉得周身寒彻，几个男生开始手发着抖点上了烟，谁也不说话，黑暗里只看得见火红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烁着。
车没开多久就停了下来，有几个铁路工人提着信号灯，拿着小槌子东敲敲，西敲敲。抽烟的男生暴露了我们，突然我们头顶的苫布被猛地揭了开来，几个铁路工人从四边八方跑过来“下来，下来！都滚下来！这是他妈的火药！”我们灰头土脸被赶下了车，火药车咣噹了几下缓缓地开走了，我们被甩在了黑夜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后来大家又一块儿辗转到了老莱，从那儿混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慢车，再从齐齐哈尔蹭68次客车回到北京，路上经过了白城子，太平川，大虎山，锦州，锦西……查了几次票就下了几次车，最后终于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才发现，北京已不再是我的家了，我也不再是北京人了。
八十年代出了一批“伤痕文学”作品，如我不喜欢的电影《芙蓉镇》一样，多数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都是故事里有好人，坏人两类，仿佛文化大革命就是几个本性奸恶的坏人迫害了大多数无辜的好人。可是今天现实里满眼一看，全是好人。那迫害别人的坏人一个也找不见。有时就想：都躲起来自我反省去了?未见得吧？
当今人人说起文化大革命都咬牙切齿，痛心疾首。一个个都道自己清白无辜，回想起我的山河农场三分场X连连长XXX。我不敢叫他同志，因为实在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我敢肯定他是“人民”。这里并没有报复人家的意思,只是希望解开困扰我多年的疑惑，作为人民，尤其他本人还是“知青”，当他把别的“知青”的当作劳改犯打击和羞辱时，他们是怎么想的? 今天他们又是怎么看待文革的?
在国外，人家一问起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四人帮搅乱了国家”，责任是少数人的，和“我”没有关系。民众这样的态度，历史的悲剧就难免重演。这就是咱们的国民老长进不快的根本所在。文化大革命里几乎没有人能游离于政治之外，“你支持我吗？不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你敢反对我吗？反对我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有多少人没有写过大字报？有多少人没有上街游过行？批斗大会台上揪打"牛鬼蛇神"的是在迫害别人，那台下跟着举拳振臂高呼“砸烂狗头”的就是无辜人民吗？依我看，台上是揪，台下是斗。倘若只有几个恶人在台上发威而没有台下的万人助阵，就不可能闹得举国上下风起云涌，人仰马翻。有几人没跳过?有几人没有站脚助威？有几个清白无辜？就像一个大风车，人人曾被推到过了最高端，人人跌到过最低谷。多数人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也曾经施害于人。
有些西方人对文化大革命很感兴趣，常常有人会追着你聊，我坦言我曾经当过红卫兵，人家看我的眼神就微妙起来，红卫兵在他们眼里跟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几乎没法让他们相信，那个年代，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是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他可能不叫红卫兵，他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或者叫“三司兵团”，“5•16战斗队”，“狂彪战斗队”什么的。
不同的阶层组成了不同的政治派系，你方唱罢我登场。
街道的家庭妇女组成小脚侦缉队表决枪毙政治犯，造反派抄别人的家后强行挤进人家的单元房。“工人宣传队”逼着人集体跳忠字舞，军宣队办“学习班”监禁不听话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今天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怒吼：“打倒XXX”，“砸烂XXX的狗头”,明天就举着小旗欢呼并“热烈庆祝”同一个人的复出。最大的悲哀是多数我们当时并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损，当时鲜有人为自己的是非不明，忠奸不辩感到羞耻，且至今依旧。
“伤痕文学”已经误导了西方，误导了年轻一代。我们还活着，我们有责任阻止历史被永久误导。
一群不能正视自我，不能正视现实的民众是懦弱的，缺乏良知的民众。不但不能避免将来的错误，仍可能重蹈覆辙。
2009-02-27
靰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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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2 18:5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