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忠：文革“对联”始末（博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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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大约写于2000年下半年，最初每日一节发表在“华岳论坛”，又经全文整理贴在“汤本论坛”，后被“二闲堂文库”所收集。
文中提到的“知情人”是一个网上客，自称来自北大附中，是66届初中生。他在网上叙述了“对联”产生过程的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和他同班有名有姓的同学，平时表现很不好的干部子弟，这个人提出了这个上下联，然后在班级辩论中提出“那也是‘基本如此’呀！”
这个过程很让人怀疑，这个干部子弟很可能不过是在他人之前知道了北航附中这个对联，在班级拿出来辩论而已，不能说明就是出自他的创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知情人”扬言要在老忠把文章结束以后系统地给予驳斥，但是我这篇文章已经写完11年，他的文章却难产，至今也无法推出。


（一）

文革中１９６６年七月下旬开始的“对联”事件，简单地用一个“血统论”来评议，已经成为一种过于肤浅的官方说法。“对联”是“血统论”的一个突出体现，反映了“血统论”的本质，但“对联”又不等于“血统论”，即便没有“对联”也照样有“血统论”，“对联”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把“血统论”归罪于“对联”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解。

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大家就都知道﹕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什么是“成份”？就是１９４８年以后解放初期“一锤子定音”人为造就的“阶级”，这个“成份”极少有后来更改和纠正，若没有改革开放，大约应该是一辈子就铁定了。

一辈子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下一代的“成份”还要“世袭”，二十年后新的一代，“出身”就是他们的“成份”。这才是真正的“血统论”。“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这个“党的阶级政策”，就这样毫无疑义地被沿用在了“出身”上面。

可以说“出身论”就是“血统论”。


（二）

“出身论”和“血统论”本应该不是一回事，血统是先天的因素，出身应该是后天初期的影响。不过大多数情况血统和出身一致，收养抱养的则不一致。而文革中所说的“血统论”实际成了“出身论”的代名词。那阶段当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时经常会被责问﹕“什么出身？”，没有谁会问出“什么血统？”这样的话来。

也可以说，“血统论”是当初某种思潮故意强加给“出身论”的。

还有一个《出身论》，那是一篇文章。有人说，遇罗克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反对“对联”的观点而被枪毙，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没有保留这篇《出身论》，因为当时似懂非懂。记忆中，其论点不仅仅是反对“对联”，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出身好的反而更靠不住，并在此文中以“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为理论依据。提及了“权力”，想当然地触怒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遇罗克被枪毙的真正理由。当时就连“联动”死对头的“三司”，也由司令蒯大富出面公开声明反对这篇《出身论》。

笔者这样凭记忆说可能不十分准确，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众所周知，“对联”始终就不是什么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依据。反对“对联”就要被枪毙，这也是为了否定“对联”故意杜撰出来的。

笔者这样说，并不想给“对联”翻案，只是想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貌，每个人都可用正常的逻辑来思考，不要随大流人云亦云。

也许有些反对“对联”人士立即会追问笔者﹕什么出身！那笔者就只好认为，这样的反对者已经演变成了拥护者。老实坦白一句也无妨﹕笔者并非出身“红五类”的“好汉”。


（三）

笔者是文革时高三学生，虽不是“红五类”，却偏偏结交了很多“红五类”的朋友，其中不仅包括若干“联动”分子，后来甚至还认识了骨干的“联动三平”（牛皖平、邹建平、向东平）之一。因此，对文革“对联”的兴衰有些直接和间接的了解。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寒假开学以后，北京中学流传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大体内容是﹕干部子弟在学校中政治表现是中等的，积极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但不管这些人表现怎样，革命重担不能落在他们身上。

准确的原文没有记下来，但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条“语录”是假的。与这条“语录”同时流传的还有老毛和毛远新的谈话，和王海蓉的谈话。内容和形式也体现了和那条“语录”类似的精神。

在此前不久发表的，据说以总书记老邓为主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更是在最后以黑体字写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后来证实是老毛加上的。这其中虽然没有什么“出身”“成份”，但就“接班人”的问题与后来流传的“语录”相呼应。

再加上“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阶级政策，就虚拟出了一个“严峻形势”——从中学起的下一代人之间会有权力之争。

北京中学的干部子弟，就这样获得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是要防修反修，准备接班；二是要扫除接班的竞争者——在老师校长眼中表现积极的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学生。

“红卫兵”就是这样，在清华附中自发组织起来，而且在“地下”开始活动。因为在当时的中学里，这属于组织非法“小集团”，是不可能公开的。

当时北京海淀区的高中大都实行住校（还有一种对犯错误学生的处分叫做“勒令走读”呢），这些干部子弟的行为被发现，这种“脱离党组织”的“集团”，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批评，多数学生也是持“拥护党组织”的态度跟着批评“红卫兵”。

恰恰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请注意，是５．２９先有“红卫兵”，６．１以后爆发“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爆发“文化大革命”而造就的“红卫兵”。这里说的是“爆发”时间，本文不打算讨论“文革”准确的“开始时间”。


（四）

所谓的“文革”“爆发”，是指那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大轰大嗡”的开始。从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起，中学生在学校就坐不住了，在学校贴大字报，还成群结伙跑到北大看大字报、贴大字报。但这都是按照中央的调子，表示对聂等“革命派”的支持。一时间，北大校园里就象赶集那么热闹，在北大的“集”上还出现过田华等名人的踪迹。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串联”。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聂元梓的行动是来自康生的指派，因此六月初的北大，还剩余了很多批评攻击聂元梓是“右派向党进攻”的大字报。从中可看到聂元梓最初反对学校党委，也是受到来自领导和群众的多方压力。

与此同时也传出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校领导“压制”的消息，很多干部子弟就手又跑到清华附中，开始了中学间的“串联”。

在诸多谴责“红卫兵”的大字报群中，出现了支持“红卫兵”的大字报。不仅仅是受到北大气氛的影响，更是有“接班人条件”、“阶级政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那条“语录”为信念的支柱。所以，那些支持“红卫兵”的大字报用的署名，基本上都写的是“某某中学红卫兵”。尽管那时其它中学大部分并没有真正成立“红卫兵”组织。

记得是那年的６月８日，更多支持“红卫兵”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生来到清华附中，总数大约两百人左右，被校方挡在了校门外面。校方大概是看到来了过多的外校学生，而且在对“红卫兵”的态度上和本校学生不一致，很容易引起冲突，因而采取的措施。

校外的学生不肯走，其中有人出面维持秩序，避免和校内的学生发生语言冲突。校外学生所在学校也来了校领导，劝本校学生返回学校。但因此更加造成“校领导压制干部子弟”的对立局面。

由于最终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老毛的支持，这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行动”，并成为各校“红卫兵”壮大力量的一种模式。


（五）

在１９６６年的六月上旬，传出北京市委彻底“烂了”的消息，各单位学校都有人开始揭批“黑帮”，揪本单位“走资派”——“根子”烂了，那“稍儿”还好得了吗？但还是有消息不灵通、或者对这号“小道消息”不相信的，认为是又一次“右派向党进攻”。直到各单位学校进驻了工作组接管了领导，正式宣布了本单位原领导是“走资派”，学校里才合法停课，开始“斗、批、改”。老百姓在此之前对原领导的态度，就是最初“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分界。同时，为了扫清运动的障碍，还开始了斗“保皇派”。这也是最初的“派性”和“群众斗群众”。很多老师在这期间就被定为“保皇派”或“走资派的爪牙”。

中学里的干部子弟并不都一样，大部分都以“受校领导压制”和及时的“小道消息”而最先“造反”，但也难免有些不认为“受压制”的，成为工作组眼中的“保皇派”；原校领导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下面的学生自然也有支持这个的或支持那个的。谁个“反”，谁个“保”，可就不是凭工作组就能说清楚的了。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在各中学纷纷成立，也有学生或工作组对此不以为然，仍然认为是“脱离党领导”的“非法组织”。于是，中学的干部子弟，要么是受了原校领导的压制，要么是受了新校领导——即工作组的压制。为壮大“红卫兵”的势力，各中学之间的干部子弟不断串联，在那些“受领导压制”的学校支持“红卫兵”。有些学校的工作组因“压制干部子弟”而被赶走。

大家的观念中，“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应该“讲阶级”，用“毛主席语录”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想当然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那么怎么“讲阶级”，唯一的根据就是“党的阶级路线”，也就是那个“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而在学校里，“本人成份”清一色是“学生”，“阶级”的划分，就只有“出身”了。

在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得势的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学生成为“阶级敌人”、“修正主义的苗子”。有些地方的干部子弟出于嫉妒心，趁机对文革前与其它出身同学的各种矛盾进行报复。


（六）

虽然在５．１６通知中已经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后被简称“中央文革”），但直到１９６６年的七月份才开始公开行动。那时的北京中学已经闹得天翻地复，多数学校中干部子弟的“红卫兵”组织占了上风，但仍有些学校情况不同。即便在文革以前，各学校的干部子弟的表现，以及给普通学生老师的印象，也并不是都一样的。

七月下旬的一天（大约是２５，６日），许多学校的“红卫兵”来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这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外语中专，来这里声援仍处下风的该校“红卫兵”。就在这一天，该校“红卫兵”成员某某某（年代已久，没记住名字）写下一个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代相传”。

这个对联被北航附中“红卫兵”看到，认为不妥，将“英雄”改为“革命”，将横批改为“基本如此”，具体的修改者是岳ＸＸ。在次日的继续声援行动中公开打出了这个对联。

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是否在修改前被动，或者在修改后变为主动，笔者没有直接的了解。只知道就在当天的晚上，江青在展览馆剧场接见了“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参加的有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当然包括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组织不叫“红卫兵”叫“红旗”，但那首“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吴ＸＸ所作。

从首句的“打黑帮”可看出，这很可能是在五月份开始批判“三家村”时写的，而未必是“大轰大嗡”以后的产品。歌名则大概是后来加的。“造反有理”这个“语录”，最早公布于《人民日报》一则不起眼的国际短评《汉弗莱的哀叹》，时间大约在１９６６年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

在这次接见大会（时间大约是１９６６年的七月２７日）上，“红卫兵”唱着《造反歌》，打着各校“红卫兵”的旗帜，支起“对联”的大字标语，象庆祝胜利一样。实际上也确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此后“红卫兵”的对立面在各中学统统处于劣势。只有对立面同样也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少数组织还在苦苦支撑。

在这次接见会前不久，北大附中“红旗”女首领彭小蒙发表了一个有名的演讲（在事后也被老毛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所肯定），就在这次接见大会上，彭小蒙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就喊出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在一旁接言﹕“基本如此嘛！”

“对联”就是这样产生，并在这次大会上这样被“肯定”下来的。在这次大会上，江青还讲出过“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蛋”这样的话，后来还被加上“国骂”和“对联”编成了一首歌﹕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但参加这个大会的人，毕竟为数有限。


（七）

在这一节，笔者首先感谢知情人士的指正。

当然，笔者一没有造谣的习惯，二不认为告诉笔者这些消息的人都是有意混淆视听。比较满意的解释大体应该是，笔者所述这一过程来源的北航附中丁某，虽然组织了若干次“对联”的大辩论，但对这一“对联”的具体过程并不完全了解。丁某误以为是“原著”的外语学校某某人，大概是只知道在北大附中最初“代代相传”，而被丁某看到“执笔”修改成“基本如此”的岳某，倒有可能对“对联”的发展过程更清楚。

记忆中的东西，地点往往不容易出错，但时间却总是未必很准确。但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北大附中的对联辩论，与外语学校的声援，在时间上间隔不大。

不过，笔者写到（六）才出来的“对联”产生情节，并非故意要在这几句话上“憋”什么“宝”。对什么人执笔的具体过程，笔者没有过多的兴趣，不管是谁执笔，笔者都不会认为他们就是什么十恶不赦历史罪人。笔者着重强调的都已经写在前面，那就是“对联”产生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

不妨再重复一遍﹕“对联”是“血统论”的一个突出体现，反映了“血统论”的本质，但“对联”又不等于“血统论”，即便没有“对联”也照样有“血统论”，“对联”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把“血统论”归罪于“对联”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解。

对于彭小蒙的讲演是在什么时间地点，笔者也没有记得很准确，但这也并非笔者所要强调的地方。笔者要说的是江青在大会上以接下句的方式，公开表示了对“对联”的支持，而知道这事的人只是那些参加了该次展览馆剧场大会的部分“红卫兵”。

这就是事后“红卫兵”有恃无恐地宣传鼓吹这个“对联”的原因。

“对联”之所以能够泛滥，决不是北京的干部子弟的“能量”所能够决定的，江青的支持也仅仅是少数人知道。所以说“对联”泛滥的基础，还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血统论”。

在江青公开支持“对联”以后，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先后在北航、化工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及清华等大专院校主动挑起大规模的辩论，意在争取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核心。

在诸多次辩论中，“血统论”的“对联”占了上风。这并非“红卫兵”如何擅长雄辩或以势压人，关键在于“党的阶级路线”确实如是执行的。因此拥护者还是占了多数，根子上的原因是“相信党”和“相信党的政策”。


（八）

首先声明，在本文中老忠有可能“以讹传讹”，但并不想美化历史上的自己，因此没有任何“故意”的必要。非常欢迎知情人士来指正。要说“埋没了谁谁的文革功绩”老忠认可，但要非说是“误导无知青年”那实在是言重了。

本文所述的“道听途说”都是来自知情的“历史见证人”，如今的知情人士的叙述对老忠来说也仍然是“道听途说”而已。老忠不坚持以往的“道听途说”都是历史事实，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现在的“道听途说”。老忠只不过以为，当初在１９６６年还是几天以前发生的事情都不能说得清，到了三十多年以后凭一句“见证人”就指望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即便同是现场目击者，由于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叙述的都会有区别。这没什么可奇怪的。“道听途说”统统放在这里，留给考据学家们去争论。再次强调一下﹕本文着重要说的是“对联”所代表的思潮，才真正是“对联”产生的起因。

就在那次天桥大会上，“红卫兵”和江青发生了争执。会前“红卫兵”还在为“对联”争“头功”，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好几个学校的“红卫兵”都说“对联”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大会上，江青却矢口否认了对“对联”的支持。

会后，“红卫兵”认为受到了捉弄，拿出录音磁带放给江青听，江青却说﹕“这不象我的声音，磁带没收！”但此举实在拙劣，因为她没收的不过是一盘拷贝。

要说“红卫兵”要专门对付江青才进行了拷贝，在那时大概还不至于。比较合理及解释是﹕复制多份用来做为四处宣传“对联”的杀手锏。

以上内容１９７２年“联动”分子石某对笔者所述。如果这段录音现在还有人保留，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见证。

此后，北京的“红卫兵”不再宣传和辩论“对联”，但“对联”及其代表的思潮早已流毒全国。不过随着文革的深入，“走资派”被不断揪出，“好汉”一夜之间变成“混蛋”的也比比皆是。“五类分子”加上一个“资（本家）”变成“黑六类”，又进一步加上一个“黑（帮）”成为“黑七类”。虽然到了１９６６年的１２月份还有坚持“绝对如此”的，但已属极个别。


（九）

“血统论”最风光的时候是１９６６年８．１８接见以后。在学校里，是按照林彪所说的“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的反对派自然就是“保皇派”，老师校长就都成了“牛鬼蛇神”。这就是那段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期。

在社会上是“破四旧”抄家，先抄“黑六类”乃至“花七类”同学的家，然后又抄与本校没有联系的。这样一交叉，被抄多达五、六次的也并不新鲜。带领抄家的当然是“红五类”，而被抄的却包括了在六月份还属“红五类”的“黑帮”，其子女即是从“好汉”变成的“混蛋”。

可惜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年后，那些“红卫兵”在运动初期的体罚、打人、逼供信等手段被“造反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完全地继承下来。１９６８年的八月份一天的下午，笔者来到高教部某机关，见到院子里“撅着”几排“喷气式”，还有单独一个“喷气式”撅在队伍前面，口中还念念有辞，反反复复就是在说“我是反动分子某某某，我是牛鬼蛇神……”与１９６６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学里的情景别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周围站着的监管人员都是三十朝上的成年人，而且没有穿扎武装带的旧军装。

“对联”被公开否定后，江青的出尔反尔，就给那些狂妄的“红卫兵”一个极坏的印象。虽然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江青，但议论中则多有微词。即便在镇压“联动”以后，这样的微词也时有听到。说“红卫兵”反江青是可信的，但反对的根据主要还是江青的出尔反尔。

不过说“红卫兵”反“中央文革”，在当时是一种故意的丑化，现在则是一种故意的美化。“红卫兵”其实是只反江青不反“中央文革”。第一个公开出面否定“对联”的中央领导正是“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但“红卫兵”中立刻反对陈伯达的则只有不成气候的极少数。当然，要是以“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再进而认为北京的“红卫兵”就是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了，那更是大错特错的。

最终还在坚持“绝对如此”的是少数“革军”子弟。地方干部中的“走资派”虽然已经成为“一大片”，但军内始终是“一小撮”，“好汉”变“混蛋”的情况不象地方那么普遍。稍微理智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变化十分荒唐，但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那么理智，坚信自己永远“根红苗正”的人总是有。


（十）

虽然在１９６６年“８．１８”以后的“破四旧”期间，北京“红卫兵”还在自以为是地“镇压流氓”，但大约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开始，不但和“流氓”之间没有了因血统而故意造出的隔阂，反而形成了“兵痞佛三结合”的局面。有些“红卫兵”组织成了单独的流氓团伙，“血统”矛盾转变成团伙矛盾；也有些“红卫兵”更溶入了社会流氓的团伙中。

这些游手好闲的中学生形成的流氓团伙，在北京城抢劫滋事打群架，用的凶器也从匕首、三棱刮刀升级到切菜刀，到了１９６８年一度把北京变成一个可怕的城市。

但“血统论”并没有因为“对联”的逐渐被忽略而减轻。１９６８年初在北京从学校里参军入伍的公安部某副部长的儿子，两个月后因老子出了问题而被“基本如此”地打发复员，回到了学校。“好汉”一夜变“混蛋”是那么荒唐，但又是那么现实。

所谓“不唯成份论”是没有任何“定量”依据的，绝无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只要有一宗反例就可以称为“不唯成份论”。所以凡是对“出身”有要求的岗位，毫无例外都是象当兵那样执行着这样的“基本如此”。

在农村，执行的是“绝对如此”。贫农的儿子还是贫农，地主的孙子仍然是地主。直到１９７５年笔者在插队的村里还看到，地主的孙子在地里和大家一起边劳动边闲聊，大家议论讽刺到党员干部时，只有地主的孙子在旁边一言不发。大家临时开个会，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地里干。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地主，没有和大家一样的政治地位。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没有剥削欺压过任何人。

对这个不满十八岁的“投错了胎”的小孩，笔者深深感到社会给予他的不平等。但这就是“阶级路线”，就是“绝对如此”。

这种非常现实的情况，早在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笔者在北京四季青公社北高庄大队就看到过。但那时看到的是地主的儿子，当时年轻的笔者还认为非常合理。没料到十年以后经过文革还看到了地主的第三代，但心情早已一反当年。所幸如今地主的第四代第五代，想必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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