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良翮：父亲要我们甘于跑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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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鼓楼大街的小石桥胡同里，有一座建于清朝末年的幽静院落。这里原是清末邮政大臣盛宣怀的私邸，传说还曾是清朝大太监安德海的外宅。民国时期民政部长马汉三、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文革”主要成员康生等诸多历史人物都曾在此居住。如今，这里名为“竹园宾馆”，接待着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穿过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在一片竹林深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音同“合”）。

“我们谈话的这间屋子，原本是父亲的书房。因为喜欢这个环境，睹物思人，我就把它租了下来。”董良翮1945年出生于延安，那一年董必武59岁。老来得子，董必武对他非常宠爱。

董良翮从商多年。回忆和父亲之间的情感，他总会陷入沉思，久久不语。“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达，很近又似乎很远，交谈不多，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心意。”不过，在他看来，“父亲的修养和对世事的看法，我还离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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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1886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并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赴日本。1918年回国后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备受宠爱的童年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大家胸怀，长者风范”。他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好读古书，精通律诗、书法，18岁考中秀才。1911年，清政府《内阁官报》上刊登了湖广总督向皇帝举荐的湖北籍优秀学生名单，列在最前面的就是“董用威”（董必武）。董必武还通晓英、日、俄、法多国语言。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自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这是董必武签下的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董良翮在延安出生。

在董良翮记忆中，童年的他生活幸福，无忧无虑。“妈妈讲起来总觉得很自豪，我刚满月就坐过飞机，把我从延安送到重庆办事处，去见父亲。据说，我的小被子里还裹着带给父亲的党的经费 ”。

在董必武的几个孩子中，董良翮和父亲生活的时间最长，也最为亲近。长子董良羽说，“父亲可敬可畏，家里人全怕他”。唯一的女儿董良翚（音同“辉”）也回忆，父亲对几个孩子严肃有余而亲热不足。她曾不小心弄坏了父亲的指甲剪，被吓得一个星期躲着父亲走……“父亲对哥哥姐姐都比较严格，全家只有我是例外。我敢去他的办公室翻东西，把他的印、镇尺都摆在地上，像坦克汽车那么推着跑，还把他的眼镜盒弄坏了。”董良翮说。

董必武拿这个小儿子一点办法也没有，睁一眼闭一眼，显得很“宽容”。但董良翮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大忙人，早出晚归，常几天见不到面。“有时候为了等父亲回来，我玩累了就直接倒在地上睡着了。”深夜归来的董必武，看到书房地上熟睡的儿子，总是怜爱地把他抱回卧室。虽然很少有时间交流，但父子之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着爱。

董必武儿女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羽”字，寄托着父亲的希望。“意思是能飞得高，飞得远。但父亲不是指地位，而是说你的人生志向。”1963年，董必武即兴赋诗，分别给3个孩子写下名字的寓意。他给小儿子董良翮的诗中写道：“取劲宣为字，谓尔将成人。如鹏飞有意，标指向天津。”

董良翮向记者讲述了他至今难忘的一个情景：有一年暑假，还在读中学的他，向往横刀立马的军旅生活。于是，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部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学习训练。“一个月后，我回到家里，父亲正坐在院子门口的长廊下看书，我悄悄地走过去，突然挺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说‘爸爸，我回来了！’没想到父亲愣住了，一直看着我，几分钟没说话。我看到他的泪水在眼睛里面转。”董良翮说，那天父亲也只是说“回来就好”，没有过多语言，但他能感受到父亲的复杂情感。

“爸爸的名字叫必武，本来是想当兵的，却一直没有实现。可能有一天，看到我给他行军礼，像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很欣慰吧。那天他格外的高兴，这也让我明白，父亲对我们的希望其实很简单，不是什么升官发财，就是做个有志向的人。”

然而，董必武并没有料到，他这个最疼爱，又寄托着无限希望的小儿子，却因为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个人命运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两次牢狱之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身兼多职，除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外，还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司法工作。董良翮说：“父亲在党内，虽然晚年才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但中央文献的人告诉我，他们翻阅大量历史解密文件时看到，很多政治局会议记录中，父亲都是属于很敢说、直言不讳的人。包括庐山会议，中途父亲下山接待法国代表团，再上山时发现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就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他贬低自己的同时，也表明了立场。”

但董必武这种“直言”的性格，给他和全家带来了祸患。1966年“文革”开始，耄耋之年的董必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抛头露面，过着含饴弄孙的平淡生活。然而即便如此，江青还是没有放过他。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正在广州休养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让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交代问题。“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这就是他的性格，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女儿董良翚回忆，“妈妈在电话中嘱咐我带弟弟去自首，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当时，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读书。“我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儿，那时忙着在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因为串联学生多，铁路都瘫痪了。”自首时，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实地检讨了自己“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我说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等活动。他们说我在学校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4日凌晨，21岁的董良翮被关进了监狱。

董良翮说：“监狱里有两三百人，都是各学校的头儿，很多干部子女，让我们交代学校打死了一个看门师傅的事件，可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半年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通过汪东兴的儿子，将一份血书递给毛主席，信中请求主席原谅这些在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毛主席一声令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最先进去的是周总理，接着是江青，还有‘文革’领导小组的戚本禹、姚文元都来了。周总理站起来问‘董良翮在不在？’我说在。他说‘你们犯了错误，跌倒了还要爬起来，不要灰心。’我当时就哭了。”

“文革”时期，董必武多次为老同志写下证明材料，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却没有安排自己儿子的前程。董良翮出狱后，在1968年向家人提出了去当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家里人很支持，我终于要开始新生活了，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董良翮回忆。然而，当他兴冲冲来到北京火车站，即将远行时，却在车站被捕。“这一次（入狱）毫无征兆，连站台上送我的哥哥姐姐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董良翚曾在《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一书中回忆：“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爸爸在沙发里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爸爸长长地叹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这个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四人帮’整人，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我爸爸，因为无权可夺，于是对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董良羽也说：“天安门曾出过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儿子》”。即便如此，董必武依旧三缄其口，没有让江青一伙得逞。

儿子再次入狱，董必武只能通过在书房写诗，来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的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董良翮说，那个时期，父亲写了不少诗篇，内容都是关于他的。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击碎了董良翮的一切憧憬，狱中的他，体会到了“生不如死”。“单人间牢房比多人间牢房恐怖得多，没有一点声音，每天对着四面墙。那种绝境，让你偶尔听到一声鸟叫，能兴奋一天。我曾经被看守殴打，他们让我跪下，脚踩在我腿上，不停扇我耳光。很奇怪，我没有任何痛苦，反而很兴奋，内心觉得特别痛快……”当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董良翮却第一次体会到个人命运的渺小，特殊的家庭、复杂的政治运动，让他无助而绝望。



十年下乡路

1968年年底，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董良翮被释放出狱。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木讷地走进家门，走进父亲的办公室。“我只叫了一声‘爸爸’，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董必武也只是说：“回来了？！坐吧。”父子俩相视了一会儿，董良翮发现，“父亲一夜间苍老了，像变了一个人，听力也非常不好”，为了不让老人伤感，他什么也没有说，“有言尽在不言中，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董良翮将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终噙着泪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谈起过往，董良翮一支支不停地抽着烟。抽烟是他第一次入狱后开始的。“父亲不抽烟，基本上也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抽烟。我记得父亲的一个表弟在屋里抽烟，父亲突然进去了，吓得他把烟反过来掐在手心里，一直到手都被烫出了泡。父亲对抽烟很反感，但是他看到我抽烟，却总是一转身就走了，什么都没有说，我想他内心是很复杂的，知道我为他受了苦吧……”

董良翮出狱后，正赶上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他被下放到河北晋县接受再教育。临走前，父亲问他：“你还有什么要求？”“我想要你的洗脸毛巾和牙刷。”董良翮说，父亲的毛巾因为时间用得太久，洞补洞，缝了一圈又一圈；牙刷杆断了，胶布缠上还在用。“我要这两样东西是想作为纪念，带走父亲艰苦朴素的作风”。

逃离复杂的政治漩涡，到农村做个普通劳动者，董必武和儿子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临行前，董必武第一次“话多了”起来。“他跟我谈过几次话，要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甚至嘱咐我在农村上厕所没有纸，农民擦屁股要用石头……说的全是些很细小的事情，其实是让我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

让董良翮没有想到的是，父亲主动提出，让他这个中学生尽快结婚。“父亲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人，而当时中学生结婚，学校都没有先例，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要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他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开明。”董良翮在高中时，交了一个女朋友，两人准备一起下乡锻炼。董必武担心谈恋爱的状态农民看不惯。“后来，学校破例给我开了结婚证明，我和爱人在家结了婚 。以前一直觉得父亲对我的爱很远、很大，这是第一次觉得他那么贴心。”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副书记，几乎三年就上一个台阶。在此期间，中央也给董良翮进行了平反，并烧毁了全部不真实的材料。“做了公社书记以后，我每年坚持两百多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我能感受到父亲的那种骄傲，我们那里产梨，每次回去带给他，他总是把我种的梨拿给客人们吃，说这是我儿子种的，特别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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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于跑龙套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一时间，董良翮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然而，就在儿子有出息时，董必武却被查出患了肝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但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询问过自己的病情，很乐观地面对家人。”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这一天，老人的情绪格外好，坚持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老伴、孙子、孙女们照一张合影。他还写下了一首名为《九十初度》的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27天后，董必武与世长辞。

“父亲留给我们子女的，就是教会你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从没对我们子女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没限制我们必须在哪个领域发展，只强调要做自食其力的老实人。”当看到女儿用抹布擦拭不小心洒在办公桌上的开水时，董必武就势说：“我就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女儿不以为然，他又说：“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董必武曾给子女讲故事，京剧里主帅出来之前，都有一些跑龙套的人登场，跑龙套的人很不简单，不要忽视，他们缺一不可。“父亲说，他就是跑了一辈子龙套，人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这些话，董良翮说他们当年并不理解，但后来在工作中，才发现父亲的话都是真理。”

董必武的子女们虽然没有沿袭他的高位，但都传承了董家的家训，为人真诚、勤俭、忠厚。大儿子董良羽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曾称“哈军工”），退休前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参谋部工作，大校军衔。女儿董良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文联机关党委书记、离退休局局长。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79年，董良翮调回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可能和我前期的经历有关，我还是向往相对单纯自由的环境，后来选择了下海经商，去过海南，又在广州办了公司。”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董良翮反而觉得10年知青路，给了自己最好的锻炼。“现在倡导大学生深入农村，我觉得这非常好。回顾我的人生，那10年学到的东西太宝贵了，塑造了你强大的内心。有了这些，什么样的知识学起来都只是时间问题。”董良翮反而更担忧自己孙子的教育。“现在的孩子条件是好了，但每天就是对着电脑，经历和磨练得太少，应付社会的能力很差，内心都很脆弱。只埋头学好数理化，这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上世纪20年代，父亲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时，曾拟定校训‘朴、诚、勇、毅’，我想这4个字，值得我们教育界和所有家长、年轻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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