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两篇

yangharrylg

重訪文革的另一種視角

林柏儀

重訪文革的另一種視角
    《文革的政治與困境》
    作者：白承旭
    譯者：延光錫
    出版社：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台灣）
    出版日期：2014年1月
    對於文革，你想到的是什麼？是無緣由的暴力鬥爭，還是抱懷希望的造反有理？它還能對當代的政治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嗎？透過韓國學術界白承旭敎授出版的《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我們有幸能從另一角度，重訪文革的意涵。
    讀者可能疑惑：“韓國學者，也能夠硏究得好錯綜複雜的中國文革歷史嗎？”但閱畢此書，不難受作者的旁徵博引與細緻論證所折服。熟悉中文文獻的白承旭，在此書中的叙述，有充足的歷史硏究佐證。
    他同時提出了嶄新的視角來重訪文革：能否在過往視文革全然為“極權主義”的負面意涵，或是強調“毛澤東主義”正當性的兩種論述之外，從群衆的角度來重新理解文革中的“造反”嗎？文革究竟遭遇了什麼樣的政治困境，有什麼樣的理論意涵？
    白承旭透過聚焦於“陳伯達”——這位毛澤東身邊的核心秘書、諸多文稿的實際撰寫者——的思想與經歷，說明了文革中的課題：如果說，革命後的“過渡”階段是個漫長的過程，而這之中該如何處理官僚階層與群衆間的矛盾？如何維持黨與群衆的有效結合？以及，如何打造出能邁向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文革的政治與困境》觀察到，文革要對抗的“走資派”、“資產階級”，似乎缺乏清楚定義，甚至有着前後矛盾，以致於衝突重重，但這模糊似乎又是為了創造某一種抵抗的空間。白承旭在書中指出：“毛澤東並未將社會主義下的階級問題清楚定義為‘特權名單制度（Nomenklatura）’或‘官僚階級’等特定社會集團，而是保持它的模糊性、打開可能性，使得這樣的提問能夠連接到社會結構問題。但是，‘社會主義下繼續革命’理論，卻沒有走向對於社會關係和結構的分析，反而在此停下，擴散了理論和政治上的誤解。”（頁132）
    此一不同於過往的“階級鬥爭”，在理論藍圖尙未清晰、以及黨內外權力劇烈鬥爭下，的確造成某些負面效應。例如文革歷程“把階級人格化，把揪出具體的‘走資派’人物，等同於‘階級鬥爭’的態度，這是簡便而誘人的解決方案。高達一千萬人的激進派，手中高舉‘結構變革的許可證’徘徊於街頭，但他們並沒有掌握‘結構’；相反的，他們把‘結構的人格化’誤解為結構本身，幻想他們只要找到問題人物、進行處理，就可以改變結構。”（頁133-134）但歷史的現實給予了否定的回應。
    白承旭的此一觀察相當關鍵。文革或許不是沒來由的鬥爭，但對於毛澤東、文革歷程中的“階級”概念究竟為何？能否與馬克思主義對話？造成了什麼樣的局限或風險？是對文革進一步硏究的關鍵之一。
    白承旭似乎期望能自文革的群衆視角中，重新詮釋文革，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資源。他在書中以文革的經驗，具體地反思革命後的過渡階段，如何面對“節制武鬥”、“工厰民主”、“學校與工厰的差別”、“工業發展計劃”等問題，以超越對文革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的論述。
    這樣的工作，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社會主義中國”亦面臨資本主義復辟危機的此刻，有什麼樣的意義呢？我想，它一方面是更加地急迫，以對抗當前將過往所有中國過渡經驗，全盤抹煞的右翼叙事動力（但又不走回無條件地擁抱過往）；另一方面，則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可能，從具體歷史經驗中再次提煉出希望，或反抗絕望。就這而言，《文革的政治與困境》只是個開端，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林柏儀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3/09/content_8846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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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賀克

書名：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
作者：白承旭
譯者：延光錫
出版：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1

本書最重要之處，在於挑戰了習以為常的白癡語法、反對「反歷史」思維，如作者說，「應避免將今日政治立場投射來評價過去」。長期的學術禁制，強化了「全面否定，或積極強調」的二元對立之文革評價，卻實際上啥也沒解釋。但文革不同於稍早的「反右」，其不同時期也存在人們各種有意識介入社會改造的痕跡，既然實際歷史材料告訴我們這不是「瘋狂十年」，那麼問題來了，它如何演變至後來？鎮壓、殺戮的現象遮蔽了什麼樣的真問題？本書呼應晚近文革學的要旨。另方面，由於關切「我們現在」的社會變革，故本書也展示了「東亞」學術社群參照共同命題之嘗試，值得讀者挑戰。

作者的探查方式具有創造性，他認為至為關鍵的是「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之關係，及此關係的變化，故應考察文革理論家陳伯達在文革中的起落。從保皇派現身，到造反派林立，到紅衛兵全面退出歷史，不能僅以「混亂」來解釋；文革進程很歪曲，「陳伯達－毛澤東」公式如何轉向「張春橋－毛澤東」？也無法回收到黨內官僚權力鬥爭的解釋。反之，作者提醒，當毛澤東轉向支持「張春橋－上海工人」、陳伯達最終退出歷史舞台，雖意味知識份子紅衛兵被推進了死胡同，也還帶著「上層建築、基礎建築」如何改造？如何持續社會主義革命？之考慮。

歷史過程所揭，是陳伯達構思「巴黎公社原則」之文革核心價值時的不足、「黨」結構的各種內在矛盾，更提醒我們，這些矛盾、模糊、模稜的現象，是理論家們思考「生產關係」到「體系結構」等問題時，遭遇的現實性、具體考慮與猶豫。用作者的話，「陳伯達因此象徵性地呈現了巴黎公社、工廠文革、工業問題，三個文革重要領域和癥結」，他嘗試理論化，與阿圖塞、巴利巴爾、巴迪烏等人對話，指出文革呈現的正是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文革衍生多環節悖論，若我們還關心社會變革，就應持續探索文革帶來的可能性與危險。本書理論性的「普遍化」，將「歷史性的他者」置於思考的內在，也因此帶有倫理意義。

普遍化企圖，是其開創性，卻也是侷限。文革參與者楊曦光在《牛鬼蛇神錄》提到，他發覺與鄰床對立派紅衛兵有同樣的對社會、未來之關懷，足見文革真實喚起人們的積極性。但更重要的是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所提，他同時不容於後毛時代，亦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正是因為，他除了嘗試對毛澤東做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也承認自己深受毛澤東時代的塑造。面對「普遍性」的政治大論述，又如何積極看待錢理群稱「每個中國人都『被專政』同時又『專政別人』」的「全面攪動每個中國人的心靈」的文革政治、歷史性的「特殊性」？

文革記憶，有無數反人性故事，也有無數人道的故事，但我們需要跳出這些，揭開各種認識迷障。如何如錢理群所說的，在「承認」的基礎上進行清理與反思？如何對歷史負責？對自我負責？而「毛主義」又如何成立？相應陳伯達的起落，其他思想者的狀況為何？如今，我們又還能正當的談「左」之必要嗎？在本書之後，還有許多工作待我們去做。

http://www.pots.com.tw/node/12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