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新：“一本书主义”溯源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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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对文学青年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实实在在的应该是五十年代后期至文革期间曾被广泛批判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就笔者而言，通过大批判而知道了这样的主义，到了知天命之年回首人生历程，发觉自己的追求与吃辛受苦的动力竟然全来自这“一本书主义”，该知天命了，却仍然受此理论“蛊惑”而毫无翻然悔悟之心，可知这“一本书主义”之厉害。正因为如此，实在觉得需要好好“清算清算”，免得一辈子被其蒙在鼓里。呵呵。

    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般的解释为，丁玲在主持中国文学研究所时，曾对青年作者们说过：“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那么谁最早倡导“一本书主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及对这一主义的批判又是怎么一回事，对“一本书主义”又应该怎么看？笔者根据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些溯源与辨正，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谁最早倡导“一本书主义”

    过去一直以为“一本书主义”的首倡者为丁玲，或者这么说吧，过去一直把首倡者之名加于丁玲。近观乡贤台湾学者左武章《花的丽情艳语》中代序《我与花、我写花》一文的补白，方知前人早有倡导，于是上网搜索求证，寻得《古典情怀读古集粹》，其中第446则引《清代小说笔记选乙集》中所载之清顾公燮《消夏闲记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于圣经贤传，言理谈道之书，一见辄倦再见即思睡矣。惟稗官野史，津津不厌。是记也，略彷佛稗官野史，竟之所到，笔亦随之，今观之者，时或解颐抚掌，时或骇目惊心，差堪引人入胜，名曰消夏闲记。虽固陋无文，仅供谈柄，亦足以醒愚蒙，亦足以振聋聩，而才人雅士诋诃弗计焉。先民有言曰：但使我辈身后，尚有一卷书，被人吹毛索瘢，便是天地间尚有此人在。否则，付之草已(亡)木卒而已，其言最为沉痛！仆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所谓“但使我辈身后，尚有一卷书，被人吹毛索瘢，便是天地间尚有此人在。否則，付之草已木卒而已，其言最為沉痛！否则，付之草已(亡)木卒而已”，与丁玲“一本书主义”的精神如出一辙，只是更为沉痛至重。这也是乡贤左武章公所录载，而使笔者更其耸然的一段话。人存世间，或有多种成就业绩的途径，然而对于读书人而言，尽己之才尽己之力，不怕烦苦劳累，著书立说，虽说不必皆成家成派，总归是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痕迹，其价值实在也不全由自己也不全由当世之人所定。我想，这位先民所言之深意即在于此吧。当然，就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而言，还有希望拿出高质量的一本书的含义，不过也是在尽己之才尽己之力而已吧。

    顾公燮，清代著名学者，著有《消夏闲记》、《丹午笔记》。

    不过，谁最早倡导“一本书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仍未解决，因为顾序中乃是引用，“先民有言曰”，这“先民”究为何人，此言又出自何处，实在无处寻觅，还望智者赐教。

                     丁玲“一本书主义”是个冤案

    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是始于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据陈漱渝《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中国作协党组当年的“报告”写道：“丁玲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中国作协党组搞这样的报告是与当时主管作协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有着直接关系。据陈漱渝文章，当年周扬整丁玲主要是三大罪名：一是“一本书”，二是“两个点“，三是“三个时期”。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完全是栽赃陷害，前文已经述及，不赘。但周扬居然根据这种不实的材料，对丁玲进行了振振有词的批判。他说：“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关系如何培养下一代作家的根本方向问题。究竟是用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还是用丁玲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来培养和教育青年？”他进而用近乎威胁的口吻说：“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与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中收回的。”（1957年9月16日和17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如此吓人的上纲上线术，是今天在太平盛世生活的青年人匪夷所思的。

    但周扬的讲话为这“一本书主义”定了性，丁玲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犯，不过事实并不如此，在当时即有很大的争议。

    首先丁玲自己辨正说：“我从来没有‘一本书’思想，更无从宣传。……（苏联作家）爱伦堡来中国时，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同我说过，说书和靴子不一样。靴子是应该要一百双比较差的，不应该要一双好的。而书呢，宁肯要一本写得好的，不要一百本写得差的。我当时觉得这话有道理，我们应该讲求一点质量了。我把这话同别人谈过，爱伦堡这话也许有其片面性，但这也扯不上是‘一本书主义’。”

    文学研究所当年的学员们也都认为丁玲没有提倡过“一本书主义”。先后在文研所学习和工作的徐刚1956年7月给中国作协党总支、中宣部党委、中直党委的信中说：“丁玲同志在一、二期的讲话中都提到：‘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我觉得这话是对的。”

    很得丁玲器重的作家徐光耀（《小兵张嘎》作者）1956年12月12日在回答中国作协党组的提问时说：“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李向东、王增如《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

    到了1956年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错误，均不能成立或并不存在。当事人之一的李之琏1989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不该发生的事——丁玲事件的经过》，文章回忆道，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和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

    不过，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中，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不可避免地又被作为她反党的罪证当作了靶子。时任作协秘书长的朱正，在后来出版的《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回忆道：
    从1957年7月25日开始， 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例如骄傲，把自己的像片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挂在一起，例如一本书主义等等。不但在斗争会上，报纸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也一再把这些材料搬出来。曾经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学习过的玛拉沁夫在《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一文里揭发丁玲说：“据说，前年批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是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还渗杂着旁的一些情绪。那时，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谈论说，丁玲作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作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作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我们还说： ‘在这一点上，丁玲同志有点阿Q精神。’今天看来，这样分析显然太浮浅了。其实丁玲的思想实质并非这样简单。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人们看不起她，请胡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 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是什么一般的‘家常话’了。”
   即使丁玲不承认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也不打紧，反正玛拉沁夫以亲耳听到的话作证，坐实了这一点，这就比一般的揭发批判有力得多。揭发之后，还有一段章太炎《谢本师》式的文字：
    “作为一个学生，我曾向丁玲的作品学习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艺术上我曾得到过她的帮助；因而我也尊敬过她。但是，丁玲，你不要以为你在我们这些青年作者当中有‘影响’，不管你对你错，都会听你的； 如果你仍反党到底，你就会被群众无情地抛弃掉！”（《文艺报》1957年 第22期）
    在当时，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文艺界的一种时髦，更是一种必须的过场。正如巴金晚年在其《随想录》中回忆的：
    反右斗争中，“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不像别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也想保全自己。

    这样“一本书主义”再次成为丁玲的罪证，其实在最后的平反中似乎并未涉及到“一本书主义”，确实，这又怎么可以作为什么罪证呢？


                    周扬批判丁玲“一本书主义”之心迹寻觅

    丁玲与周扬本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同一战壕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丁玲和周扬相互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在左翼文学内部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它与1935至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一场论争爆发时，丁玲尚被软禁在南京，自然没有卷入。但是，作为自认喝过鲁迅乳汁的鲁迅的崇拜者，作为冯雪峰心心相印的知音，作为胡风的友人，丁玲连带着对周扬有了隔阂，而周扬连带着对丁玲也有所戒备，对于有着浓重的血缘宗派传统的中国文坛来说，本也在情理之中。（秦林芳《丁玲与周扬》）这样看来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怨是很复杂也很尖锐的，笔者这里只想重点探究一下，周扬为什么会把“一本书主义”作为丁玲的头等大罪揪住不放？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按照周扬他们所认为的丁玲确实表述过“一本书主义”，似乎很难成为什么罪过。

    周扬对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可以他1958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代表，他写道：

    许多同志正确地批评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对待文艺事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究竟是把文学事业看成整个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呢，还是把它当作个人猎取名利的手段呢？究竟是用前一种态度，即共产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还是用后一种态度，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

    我们希望每个作家都写出好书，而且不止一本。没有作品，还有什么文学事业呢？但一本书主义却是损害我们的文学事业的，而且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决不可能产生出好作品。“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做满足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以为写了一本书就可以伸手向人民要东西，高踞于人民之上。“有了一本书，谁也打不倒。”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在文艺界，这种人并不少：写了一本书，画了一幅画，拍了一部电影，有了一点名气就目空一切。个人的名望愈大，党和人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愈小。他们的思想感情离人民就愈远。他们觉得人民沾了他们的光，欠了他们的债。他们忘记了荣誉是人民给他们的。贪图名利和骄傲自满，就成为不少文艺工作者生活上和政治上堕落的重要原因。

    “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得比一切都更高贵，好像作品只是依靠个人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他们不了解，任何天才的创作，离开了当前人民群众的斗争，离开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劳动人民，只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生命创造历史的人们，才是不朽的。书的不朽也只是因为它真实地纪录和描绘了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于万一，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说出了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而已。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首先是立德、立功，然后才是立言。没有人民之德、之功，又那里有什么“言”可立呢？如果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你的“言”又如何立得住呢？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骄傲。一个作家，如果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赚稿费，为了想一举成名，如果写出一两本小书就沾沾自喜，骄傲起来，这样的作家就未免太可怜，太渺小了。这样的作家就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写出了一两本书就用来当作反党的资本，那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野心家们为了拉拢青年作为供他们驱使的工具，竟不惜利用青年的弱点，利用他们的缺少经验和好胜心来向他们灌输骄傲的思想，引导他们走上反动的道路。丁玲、陈企霞等人就是这样腐蚀青年的。这应该引为我们的教训。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其中的欲加之罪不言而喻，但是即使当时的人们也不一定清楚，周扬为什么要对“一本书主义”这样上纲上线呢？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再加上三四十年代的恩恩怨怨，于是，周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是一个方面，但其本心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主导他如此作为的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林伟光《一本书主义》中的剖析或许能让我们对周扬当时的心迹有所体会：

    反观周扬先生，虽然我们见到过几大册的《周扬文集》，但其中大多是经不起历史及时间淘洗的，应时应景式的讲话之类，何况不少还是别人代写的，严格上也不能算是他的作品；就是翻译，自始至终也就半本《安娜》。这原也怨不得他，繁重的行政事务，还有接踵而来的运动，哪有他闲下来创作的时间？可是不幸，周扬说到底也还有些文人的臭脾性，于创作也还不能完全放得下，结果，丁玲之炫耀正击中他的软肋，这就难怪他要如此之耿耿于怀了。这是否意味着周扬之反对“一本书主义”？如今寻绎，恰恰正是相反的另一种心态的潜意识流露。

    当然对于笔者来说，既不是当时的亲历者，又非这一个问题的专家，只是把网上搜集的资料加以排比，以期帮助读者对这样一个问题有所了解，同时也从中体会到反右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貌似纯洁革命的过程中，包含着多少个人的私欲与争斗，而这种私欲的膨胀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党的形象对于人际关系对于人们良知，具有多么大的摧毁作用。

            关于“一本书”思想或“一本书主义”的认识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知，在丁玲之前（如果说丁玲曾经主张过的话）中国古代先贤早已经倡导“一本书主义”，这样的思想不自丁玲始，其实也不会自丁玲终，或者说也不会因为对丁玲的批判而终止。笔者在开头讲了，其实正是在对丁玲的批判中，我们深受“一本书主义”的影响。林伟光《一本书主义》中还有这样的叙述：

    以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正先生说过，他原是写诗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获过全国诗歌奖；但对着洋洋得意的他，老作家，著名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却浇了他冷水，说写这些小东西没用，必须要有一本大的东西才能在文学史上立足。这就促使熊召正开始了《张居正》的创作。姚氏的话无非是“一本书主义”的换个说法。还有陕西的陈忠实，五十岁前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反响不能说没有，却始终局限于陕西。五十岁时忽然惊觉，如果自己此刻死去，连一本可以垫棺材的书都没有，于是发愤而写《白鹿原》，写成后，获茅盾文学奖，于是自觉一本书有了已可以死而无憾矣。

    再一个，丁玲并无人们一直批判的或者说一直认为的“一本书主义”， 《“丁陈反党集团”案略述（上）》记述，丁玲于1956年8月9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重大事实的辩证》和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及8月17日写给李之琏的信中，说，有人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事实上，丁玲从未有过“一本书”思想，更谈不到“一本书主义”。（史云、李新《文史月刊》2004年第5期）

    在丁玲之子蒋祖林的《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中，记述了丁玲亲口陈述的情况：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潢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 “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止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引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1、2期）

    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有一种理解认为不是指“写一本书”，而是指“读一本书”。 武兵《一个把灵魂和社会主义紧紧裹在一起的人——纪念丁玲》一文中说，大家知道，丁玲同志曾经被批判为“一本书主义”。她在晚年解释过她的“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她说：“我就读一本书。什么书？我就是读生活的书，社会的书，革命的书。我不是革命家，但我不愿离开革命；我不懂社会学，但我总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我在生活上总要和最广大的群众打成一片。我最爱和这些人共欢乐。我坐牢5年，头一年不准我读书，第二年起让我读书，我就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50来本书。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我觉得，我每天都和世界历史上那么两位最高尚的人相对，我发现我读那本书比我读文学书还有兴趣。文学书里写的人物，英雄人物，才子佳人都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可爱。我感谢‘四人帮’给了我那么一个幸福，坐在那里读了这本书。”（（22）（《丁玲文集》第八卷第501～502页））从此事渊源来看，当是两个范畴内的事，此说并非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正解，录此聊备一阅。
    最后我想说，“一本书”思想也好，“一本书主义”也好，实际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也是它能影响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原因，它实际上是要求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劳动向社会奉献成果，以此来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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