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一块面饼——一九七七年海南农村工作队纪事

阿陀

一块面饼
                           （一九七七年海南农村工作队纪事）
前言
一月八日在“三同户”
一封“反动信件”
卓组长
“大食节”
“烽火戏诸侯”
一块面饼

前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是毛泽东过世的第二天，其时我正探亲从海南岛回到广州，在市中心北京路（永汉路）看到了印象深刻的一幕：
当时街上同时出现两个热点——
一边是街头摊点在热卖刚刚运到的伟大领袖逝世“号外”。人们静静地排着队，表情穆肃地一个跟一个上前付钱，然后双手接过镶着黑框报纸……
另一边马路上有人在贩卖新到的“巴拿马草帽”。一辆自行车后座摞叠着高高一筒红蓝白绿紫五彩斑斓的软草编太阳帽，据说是最新从巴拿马进口的（当年国家对外贸易极少进口涉及民生的商品，屈指可数只有那么印象深刻的几次：六十年代初的“伊拉克蜜枣”和七十年代中的朝鲜、阿尔巴利亚香烟）。小贩被大群狂热的市民团团包围，人人都踮起脚跟，伸手高高举钱，争相喊叫吸引卖主的注意力……
我在路边静静观察，被眼前强烈的反差震撼。我甚至被迷惑了，朦朦胧胧觉得，这中间好像有某种真实，又有某种不真实。可惜我没有照相机。单色的旧时代正在让位给多色的新时代，我告诉自己，你已经捕捉到历史的瞬间，永远记住这一刻！
三个多月后，我被派作为海南区教育卫生系统“路线教育工作队”的一员，下放到海南临高县农村。几个月的和农民“三同”的经历，让我有幸在中国社会转型之初，从底层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断裂、崩塌，同时也开始了我作为一个“红旗下的蛋”的反思、蜕变和觉醒的新心路历程。
本文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真情实境和观念。


         一月八日在“三同户”
进村第三天，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忌日。一大早起来，我就把三同户家的厅堂打扫干净，将带来的周总理像端端正正挂在案桌上方，即通常农村用来挂先人遗像的位置，前面撒了一些自制的白纸花，两边贴上挽联……
因为一年前总理逝世的时候上面禁止设灵堂。现在已经“打倒四人帮”，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寄托哀思，宣泄曾被压抑的感情。我想无论是工作组还是农民，不会有人反对我这么做，因此事先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工作队的小龙跨进门槛，大吃一惊：“你这是干什么？你问过户主了吗？在农村这会犯忌的呀！”小龙是海南人，才下来没几天，我俩就成立气味相投的好朋友。他为我的鲁莽感到不安。我顿时也有点忐忑不安，是不是闯祸了？刚好这时已经从自留地干完活回来的大妈进门了。小龙连忙用海南话向她解释。出乎我们意料，大妈完全不在意，她好像也不知道谁是“周总理”，只表示你要纪念什么国家的大官就尽管做好了。后来他那当大队“赤脚医生”的儿子起床了，穿过“灵堂”，也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当天有几拨农民先后探头探脑进来看。村里消息传播是很快的，想必全村都知道工作组开设灵堂的新鲜事儿了。除了几个上过学的年轻人，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他们只知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大关心什么“周总理”，来访也不过是满足一下好奇心，不祭不拜，一脸漠然，和当时我那自以为挺伟大特虔诚的哀悼感情显然格格不入。我有点寡然失落。
既然哀悼没有气氛，把人吸引来了，天南地北聊聊，摸摸情况也好。工作队下来，本来就要做这方面工作的。
也许因为是灵堂气氛的感染，那天大家谈的话题也提到死人——五八年公社化，大办食堂之后饿死人。农民七嘴八舌说：
58年也不是什么荒年，上面叫办公社，办食堂，当然就得办罗。开始觉得挺不错的，食堂可以放开肚皮任吃。农民，图个什么？有饭吃就行，如果能有干饭吃，那就已经是天堂了。结果到了59年春天，公粮交完了，存粮也吃光了，上面也没有粮食拨下来，说断（炊）就断，吃野菜，啃树皮，村里陆陆续续死人。附近有的村几乎死光成废墟了。这条村还算死得少，也有十几个。这家男主人就是当时饿死的。他本来是很壮实，老婆和儿子后来都熬过来，他却死了。据说越是这样的壮汉越不经饿，反而妇女还能抗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确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大跃进饿死人的事不是传闻，是真有其事！我也第一次隐隐约约感到，我和农民对政治的认知，原来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三同户大妈和她儿子媳妇一家三口，女的都是壮劳力，儿子当村里的赤脚医生（不下地干活，在村里属于有点地位的人，常被人请去喝小酒），这个家又还没有小孩，生活应该算不错，但一天也同样是三顿番薯粥，管饱而已。对于男主人饿死的往事，大妈不提我也不好问。但观察这家人似乎没有任何抱怨，农民是很认命的。儿子能当医生让大妈多少有点满足。村里人有发病夜里来拍门，儿子常不大情愿起来，大妈就帮忙催促。她很知足，也很善良。

一封“反动信件”
七七年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登基元年，基本都还萧规曹随继续毛时代的政策。我们“路线教育工作队”，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农业学大寨”。
下乡第二个月，“阶级斗争”就送上门来了
当时工作组收到一位大队小学民办教师写来投诉信，内容是控诉农村干部横征暴敛。信上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明明知道歉收，征完公粮还要征“超产粮”，农民交不起，就开拖拉机下来抢，翻箱倒柜，口粮连同晒谷场上的种子都扫光收了去。有不满抗拒的，就绑起来吊打……该信言辞激烈，甚至大骂有些干部就像土匪，“跟国民党一样坏”。
就凭最后这一句话，随便定他一个“攻击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罪”，五花大绑送进大牢，那是没说的。以往哪一级领导，哪一个工作组不是这样处理的？
问题是他说的偏偏是事实。
前一段时间摸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一些内情，“基本路线教育”开展早不是一天两天。农民反映，在我们下来以前，临高县一位副县长就亲自带队下公社征粮，一般是调集外村的干部，半夜进村搞突然袭击，实行“三光政策”，比日本鬼子还厉害。
还有就是几天前，一个下台的前大队长可能是路过，夜访该村，村民们瞒着工作组悄悄设酒热情接待，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大队只有两万三千亩田地，学大寨运动中要求体现开荒种田的巨大成绩，公社集中各大队干部办学习班，重新报田亩，并具体要求这个大队报三万二千亩。大队长不干，因为多报的都是荒坡地，不产什么粮食，以后要按这土地面积交公粮和余粮农民没法活。当时不服从就会被吊起来打，其它大队干部都屈服了，就这个大队长倔，打死也不松口，最后是撤职了事。所以他在农民心目中是大英雄。这些事农民本来是不会对我们讲的，可能他们看见这批工作队和以往不大一样，进村后除了摸情况，组织学习，基本没做过什么特别伤害农民利益的事，对我们有一定好感。再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农民也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三同”嘛，朝夕相处，忍不住就说出来了，言谈中还有点夸耀“英雄”的得意之色。
工作队内部互通讯息，大家都感觉到前段农村政策确实是太“左”。我们虽然都来自不同的机关学校，必竟那个年代每个人也都下过乡，多多少少有些实际生活体验，因此相信农民说的应该是实情。（我本人七五年曾在全省学大寨先进县海南屯昌搞“教育革命调查”，一次闲谈中公社会计就私下给我透露：上面要什么数字就给什么数字。没有一个数字是真的。）
这封信如何处理？卓蔚然组长召集大家开了一次会，讨论一番以后，大家一致同意，就当做这个民办教师是向工作组反映情况，言论偏激一些，教育为主，不追究了。当时他反映的问题也不是我们工作组能解决的，至于组长有没有向上汇报，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队、公社干部执行的是县里的指示，县里又执行谁的指示？工作组在适当的时候也许可以向上反映一下实情，但绝对不敢把屁股完全坐到老百姓一边。

                卓组长
工作队一共六个队员，组长卓慰然和我是海南师专的，小龙和另一位青年女教师来自海南医专，副组长老彭和一位转业军人属海南行政区科委。
我和小龙年纪相仿，又都经历过文革的动荡岁月，特别是对不久前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四五事件”有共同的认知，所以见面熟，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是他的同事，那位梳着两条大辫子，身材凹凸有致的大姑娘，刚留校的女教师，就和我们谈不到一块。她和转业军人热络上了。转业军人自称原来在部队是干侦察兵的，他也确实是一副很精干彪悍的样子，人到中年，一举一动还都身手敏捷，手腕上戴了一块似乎和侦察兵身份有点关系的可以潜水的“雷达表”，在在让我们三个小年轻觉得他挺厉害，还有点神秘。慢慢“大姑娘”和“侦察兵”就背着其他人开始“谈心活动”了。这事被老彭最先发现，他说，侦察兵家有长期卧床病妻，大概生活不是那么协调，诉说给大姑娘博得同情，两个人现在是干柴烈火了。老成持重的老彭是付组长，心地善良，他担心出了事毁了姑娘的前途，以后侦察兵回到单位他也不好交代，因此愁眉苦脸，和卓组长密密商量灭火大计。我和小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乐得看戏。此事后来也波澜不兴，不了了之。
组长卓蔚然上海人，文革前是原海南广播电台台长。她的丈夫是海南人，参加革命早，原当海南科委主任，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时曾受过处分。听说卓校长参加革命前是十里洋场大上海的资本家千金，一个上海小姐如何投身革命的，又怎么嫁给了一个海南的革命土包子，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身份所在，开会时卓校长也会摆一点“马列主义老太太”的马架子，大道理一套套，私下里其实她还是挺“小资”的。老太太居然还保留一大嗜好，就是爱吃零食。农村不比城里，饭都吃不饱，还能找到什么零食？但卓组长有办法，和她在一起，她总会变戏法似地不时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南瓜籽或是几颗炒黄豆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她从公社开会回来，请我们吃糖果——一种临高县当地生产的名叫“防震糖”的黑色劣质水果糖（不由你不把它和煤都唐山刚刚发生的大地震联想在一起）。卓组长说，你们猜我文革被关押审查，在小黑房对着四面墙壁的时候，心里最想的是什么？有人猜是惦记亲人，有人估计是担心自己前途，结果没有人猜对——她当时最渴望的就是吃一颗糖！
一个在革命年代还能公开表露真性情的人，多半不会昧着良心做坏事。

“大食节”
七十年代的海南岛：
四面环海——无鱼。除了沿海地区的一些农贸集市还可以见到一些次等小鱼小虾，全岛似乎没有一个专门的鱼市场。餐馆、食堂更是难见海鲜。
气候温和——少果。在这个亚热带雨林区，无论国营商店还是农贸市场上，几乎从来不见什么芒果、菠萝、榴莲、荔枝、杨桃、石榴、黄皮…… 海口市倒是有几间水果店， 偶然能见一些当地的大蕉和椰子，常年摆的主要还是北方来的烂苹果烂梨。原来这是海南铁矿石运到大连以后，轮船返程为避免空载顺道捎回的压舱货，由于当时没有冷冻设备，水果长途运输来到气候炎热的海南，十有八九都烂了。

土地肥沃——缺粮。海南岛山区植被下有沃土层，北部有火山灰层，即使是土质较差的红土坡地，因为不缺雨水，种番薯也不错。陈永贵当年到海南岛视察曾经对旁人说，这红土如果在大寨就是宝了。宝岛真是要地有地，要水有水，种啥长啥，水稻加小麦还可一年三熟……但当年海南农民大多饥不果腹，常年只能靠番薯度日。七十年代前期本人在琼山、屯昌、万宁和临高各地农村都呆过，深有体会。
各地“三同”的日子里，观察早上一般都是女主人先起床，把红薯干和少量一点米投入一大锅水煮开，趁着米还没煮烂煮化，舀几瓢冷水激入，粥米和薯干于是沉底。女人把锅底这些“精华”渣子捞起一些：第一瓢留给男人，以便有力气干活；第二瓢留给儿子，为了传宗接代；第三瓢倒进猪食搅拌一下，希望猪吃了快长膘杀了卖钱；最后轮到老人和女眷…… 这种半稀的粥水，配几个番薯，一点咸菜，就是全家人一天三顿的主粮。每天灌一肚子红薯汤，我们短时间下去尚且饿得眼睛发绿，难为当地农民长年累月就是这么熬的。
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可以放开肚皮大吃的会议。
一次是三级干部会议。
那是77年2月中旬，下乡一个半月后，农历新年到了，工作队没有人不想家的。就是我和小龙这样没家没口的单身汉，也觉得嘴巴早已“淡出个鸟来”，恨不得马上回城可以打打牙祭。不料上级通知下来，要移风易俗，在农村就地过 “革命化春节”，我们大失所望，顿时情绪低落。县里可能主要是为了安抚工作队员，特别在徐夕借口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大家嘬一顿。那顿望眼欲穿的除夕大餐名不副实，那年代物资匮乏，鸡鸭鱼一概缺席，只是大米饭和猪肉煮白菜任吃而已。最后人人都撑得走不动，有些干部拼命盛米饭夹肉，最后吃不完倒在水槽，造成浪费。让人心痛。
另一次是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学大寨动员大会”。
   平时生产队晚上开个会，社员就算每家派个代表都拖拖拉拉爱来不来，现在要动员人人远道跋涉到公社去，怎么可能？我犯愁问生产队长，他说，根本不用动员，到时候人人都会去，你放心好了！
   果然，开会那天全村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聋的哑的撇的拐的……只要有口的，几乎百分之百出席。所谓“社员大会”，就是各村一堆堆人分别聚在公社小镇的一棵棵大榕树下听广播。小孩吵大人叫，闹哄哄的谁也听不清喇叭里在说什么。可是每个人都显得特别亢奋，个个笑逐颜开，会场弥漫着一种节日气氛。这是为什么？我好生纳闷。
中午饭的时候，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今天是吃“共产饭”——从生产队的集体存粮中拿出米来，凡参加开会的人都可以放开肚皮任吃管饱。队长和会计事先已经把带来的米和在圩镇上买来的萝卜交托镇上相熟的人家操办（事后付一些米作报酬）。大会一散，急不可耐的“饥民”人人驾轻就熟连跑带冲涌向吃饭地点。不管大人小孩，每人都可以分到一勺白水煮萝卜，白米饭则自己任意舀。于是个个狼吞虎咽，吃在碗里盯住锅里，生怕不够添的，每个人都添了一次又一次，菜吃完了就光吃白饭也行。母亲一面自己拼命撑，一面匆匆往手上抱的娃娃嘴里塞，弄得孩子满脸饭粒…… 最后，所有人都翻起了幸福的白眼，气喘如牛，瘫着不愿动，这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才算圆满落幕。

             “烽火戏诸侯”
一九七七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毛刚去世不久，他夫人为首的所谓“四人帮”就被抓起来的。记得这消息公布时间是七六年十月底，全国到处都有庆祝游行。当时我从江门出差回海南旅途中，长途汽车在粤西大地一路不时遇到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我发现这次游行和以往很不一样，虽然都有点乱糟糟的，但人们都比较兴奋，感觉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激动。换句话说，如果说以前的游行都是奉命行事，那么这次好像是多少有些自愿成分。这和我个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也比较吻合。一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只是持续多年的极左的现行政策不得人心，这政策的代表人物垮台了，人们自然高兴，希望能有所改变是人心所向。但改变谈何容易？我们这工作组不一样要下来搞阶级斗争，抓学大寨？
上面布置下来，要掀起一个大开荒，大积肥的学大寨新高潮，到时公社会集中各大队干部和工作队领导一起巡回检查验收。
到了验收那一天，我随着生产队长带全村劳动力来到公路边不远的一片荒坡地，队长在高处先插上几杆彩旗，然后布置大家用锄头刨草皮堆起来准备烧——这薄薄一层被烈日晒得半枯焦的草皮，原来还多少可以起点水土保持的作用，现在刨起来，目的是烧成草木灰，这不但破坏土地，那点草木灰也没有多大肥效，完全是得不贘失。
不久远远传来拖拉机突突响声，队长立刻命令点火，顿时不光我们这个山坡，四面八方到处都出现滚滚狼烟，再加上旌旗猎猎，那一长串手扶拖拉机穿行乡村公路上，不知道乘坐上面检阅者们是不是觉得颇为壮观。反正我觉得特别滑稽，整一个现代版的“烽火戏诸侯”。车队过后，队长马上灭火，宣布收工。社员一反来时懒洋洋的拖步，人人都急急脚赶回家，忙自己的自留地去了。
积肥运动第二步是当天晚上生产队召开大会，要求每家每户必须连夜清理自家的灶头猪圈，把草木灰和圈肥挑到晒谷场集中堆放。我也以身作者，从三同户家的灶头掏了两簸箕草灰挑到晒场，结果发现社员们挑来的多是旧房基土什么的， 好肥应该都留给自留地了。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不好说什么。
又过了半个月，明明春寒未尽，上面却布置今年学大寨要提早育秧，村里迟迟按兵不动，我便问队长要了一点稻种，自己播了床铺大的一小块试验田，还把原来那挑草木灰拨出来，挑到田头做底肥。生灰加严寒，结果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的年代，工作组能够不干什么坏事，无为而治，已是功德无量，我居然还自己糊弄自己 ，现在都记不得，当时是真傻还是假傻？反正是傻吧。

一块面饼
几个月下来，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干过，只是好事不一定有好效果。
一天夜里，一个社员哭丧着脸找上门来，说死了什么什么的。我海南话不大懂，当地话更难明白，还以为他家出什么事，死了人。弄了半天才知道他家的大猪突然发急病死了。我知道农民是不可以随便杀猪卖肉的，起码要经过公社防疫站检验批准，至于还要不要其他手续，纳不纳税就不大清楚了。现在这个农民如丧考妣，显然是知道过不了公社检查这一关，求我帮忙来啦。这个生产队很穷，只能解决基本口粮，年底根本无钱可分。养大一头猪可能就是一家人全年的指望。可是我就算同情他，一个普通工作队员，又能做什么？
先去看看再说。毕竟我原来在兵团养过三年猪，兽医短训班里也学过几下三脚猫的功夫。我先检查猪头，两眼没发红，不见脓性分泌物，鼻头也没出血点；再翻猪身，皮下不见出血点；最后检查排泄物，也没有拉稀，可以首先否定猪瘟。再看看身上没有“打火印”（疹块），不像是猪丹毒。这两种最危险的传染病排除，我就有点放心了。想起公社兽医是广州老乡，开会时认识，有一面之交，我就写了个便条让带去找他，大意是告诉我的判断，希望他验证处理。虽然没有直接求情也等于关说了。果然他很给面子，社员高高兴兴卖了肉，还留下一些，晚上请我过去喝酒，我谢绝了，自己不敢去，因为我都不知道猪到底是怎么死的，怎么会帮他卖死猪呢？当初太冲动，欠考虑。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事办得滥。
另一事是给五保户挑水。
虽说“三同”——同吃、同住，后面还有个“同劳动”，其实工作队一般很少下田劳动。不开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驻守村里，也是很无聊的。闲着也是闲着，有天我想不如帮“五保户”挑挑水。了解一下，本村五、六户孤寡老人，其中有一户还是烈属。据说户主的儿子原来在本县军用机场当兵，一次油库着火时因救火牺牲了。我于是一有空就去给这家人把水缸挑满。几天下来，全村都知道了这事了，各种议论很快传回来，说稀奇说好的固然有，批评反对的也很莫名其妙，因为这一家是烈属，享受政府一点非常有限的补贴，村里有人已经眼红妒忌了，有的五保户觉得自己更困难，工作队为什么不给我挑水？更有人“揭发”：老太婆不是烈士的生母，只是老头的续弦而已，是图老头的烈士家属身份才嫁过来的，这人本是地主婆……
好在现在已不是“四人帮”的年代，胆子也大了，反正本人非党内人士，不指望仕途发达，无欲无求，想做就做，再说这“光荣军属”的匾牌还挂在门上，也不怕谁说我立场不稳。流言权当耳边风，我还是我行我素。
三个月的下放即将结束。临别那天晚上，晚饭后都九点十点了，老两口叫人把我请去。进门后，二老放下一个吊在屋梁上的小竹篮，抖抖索索从里面摸出一块不知放了多久的拳头大的黄色碱水面饼，还有拇指大的一块腌肉，给我做了一碗面。
在三同户家，我已经吃过饭，喝过送行酒了，但此时此刻，老人倾其所有为我践行，我不能拒绝，这碗面的分量太重了。
四十多年过去，老人的相貌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每当我看到罗中立文革后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我就会想起这碗面，想起我的故土和人民。
阿陀 2014年6月9日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