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海林：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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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萍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接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调查何式翻案问题”的电话指示后，以军人特有的雷厉风行作风，立即进行了研究，抽调了专门力量，成立了专案小组，制定了工作部署。两个月后，这一右派公开翻案的事件被查了个底朝天而大白于天下，该会在同年7月30日给上级的报告中做出结论：“这完全是一个以右派分子何式为首的有纲领、有口号、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案件。”

同年3月16日，被“四人帮”把持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右上角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编者”的《不准右派翻天——致江西萍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何式右派翻案集团”主办的4开小报《万山红遍》一下子名传全国，从而成为当时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之无愧的活靶子、大靶子。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么样？43年后的今天，作为亲历者和受害者之一的笔者，于最近一、二年间，在查阅了萍乡市已经解密的有关档案，走访了那些尚在人世的当事人后，终于基本弄清了该事件的始末。

一
1967年10月间，原在萍乡报社任记者、并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而离开报社的何式，和他的好友、湖南长沙某机砖厂合同工刘声琪，从长沙来到萍乡，目的是要求有关部门撤销1957年给他的右派结论和处分。抵萍后，他即受到了同为右派的同事钟亦、姚茂初等人的接待。商量后觉得，1957年那档子事，实在是太冤了，打击也太重了，令人难以忍受。要趁文化大革命开展之机，由有关部门为他们平反甄别。商量来、商量去，觉得阻力还是很大，于是在萍乡上栗中学任教的钟亦便自告奋勇，由他出面去请所执教学校的学生来帮忙促成此事。此时离反右运动过去已有十年了，没想到，上栗中学井冈山红卫兵团的那些单纯、幼稚的学生，竟然在粗略地看了钟亦、何式等人提供的材料后，一口气答应下来了。

何式，原名李开云，时年33岁，被划右派时年仅23岁，湖南省沅江县人，家庭成分工人，本人出身学生，他15岁时适逢湖南和平解放，立即报名参军，不久入团。可能是他1.55米的个子和过于单薄的身板不适应部队生活，不久后复员到地方，先是在萍师附小当教员，因喜欢舞文弄墨，不久被调到萍乡报社当记者。在工作中，他腿勤手快，写了不少文章，对当时的萍乡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一些局部性工作，以及部门领导，提过一些意见。没想到这下结了梁子，1957年反右开始后，立即在报社内部遭到批判，任其百般辩解无济于事，反右运动结束时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处分是调离记者岗位，下放到山区广寒寨从事体力劳动。何式是个有性格、有理想的进步青年，这等冤枉事落到他头上他受不了。于是他不停地申诉上访，坚决不承认右派身份，没想到这样一来情况愈来愈糟，被广寒寨党委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他没有成家，回乡后无法生活，只好寄居在业已成家的长沙妹妹家里，靠妹妹、妹夫接济和做点短工维持生活。1964年他又因“右派不服改造”，被长沙公安机关处以劳动教养二年，押送到湖南津市涔旦农场强制劳动。在长沙期间，他结识了机砖厂工人刘声琪，二人成为挚友，刘是何的“粉丝”。

钟亦，男，时年34岁，江西省萍乡市人，家庭成分地主，本人出身学生。他因与何式有相同爱好而同时调入报社，又因同样原因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他性格相对较为柔和一些，虽然他对自己被划为右派非常不服，下放到广寒寨劳动一段时间后，由于他不申诉，不上访，“伪装老实”，故于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但报社是回不去了，被安排到萍乡上栗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员兼某班班主任。



刘声琪，男，时年26岁，湖南省长沙市人，贫民成分，学生出身，高中文化。在长沙机砖厂制砖的他认识了何式，对何式宁折不弯的性格极为赞赏，对何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进而成为何式的“粉丝”。文革开始后，他竟然自费跑到数百里外的涔旦农场，把解除劳教的何式从津市接到长沙，住在自己那个四处漏风的小屋里。他当时已参加当地的群众组织。经人指点，刘声琪接到何式后即同来萍乡、帮助何式翻案。



这样，一个包括何式、钟亦、刘声琪在内，以上栗中学红卫兵为主体的“萍乡报社反右运动专案调查组”成立了。别看当时这些红卫兵还都是些18、19岁，不谙世事的学生，但由于当时的年代很特殊，他们的专案调查居然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专案组就在萍乡市委大院内贴出大字报，申明钟亦、何式被划右派一事纯属冤案，二人根本不是右派，之所以成为右派，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向领导提了意见，领导妒贤嫉能，蓄意报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案。



随着一批材料的公布，他俩的冤案也得到了当时萍乡群众组织的同情和支持。1968年元月，有23个群众组织自愿加入了调查组，调查组更名为“萍乡报社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在当时，以这一目的而成立的调查团，在全国可能也是第一个。元月26日，这个团召开大会，贴出公告，宣布何式、钟亦正式平反。如果事情到此戛然而止，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时调查团的红卫兵易希耀、魏海林、周建明、黄文君(女，著名音乐家黄海怀之妹)、陈宏宽、黎心田、甘定东等人，觉得何式、钟亦虽然平反了，但像他们这样受冤的人还大有人在，同类案件在1957年肯定不少，而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不如借此机会把1957年的这些糗事来一个彻查，多帮一些人解除苦难。



初衷是善良的。不久，机会也来了，材料也来了。1968年元月，由湖南右派分子肖琦写的《怒揭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刘邓黑线》一文被这批红卫兵小将拿到了手，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1957年湖南全省实划右派3万多人，但上报党中央只有3000多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不是在欺骗党中央、毛主席吗？那个反右运动不是被某些走资派利用，被各级部门扩大化又是什么？拿到这一材料后，何式、钟亦和红卫兵们如获至宝，当即拍板，将此文在《万山红遍》第三期上刊出。前二期《万山红遍》，每期只印5000份；这第三期，就印了2．7万余份。印出来后，以编辑部名义寄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湖南、江西省革委以及当时全国的著名报刊，如《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剩下的则由这些红卫兵手提肩挑到株洲、长沙、南昌、武汉等地叫卖，卖得非常之快、好。所到之处，人们无不踊跃观看，《万山红遍》一时洛阳纸贵，当时萍乡驻军首长陈贵隆副政委听到汇报后，特意接见这些红卫兵、夸奖他们“干得好，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实事、好事”。据后经军管会查实“汇报”：反动报纸《万山红遍》第三期出笼以后不到两个月，《万山红遍》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来信来访信件多达2000余封。



来访来信中，有的求购，有的表示声援，有的送诗送词。身处武汉的右派分子危上迅，在来信中说，这张报纸对“57年受害者有极大的启发”，“揭开了57年反右斗争中的黑幕”。一些右派分子拿着报纸，跑到原单位找领导，要求平反甄别，一场颇具影响的右派改正风潮正在民间形成。



而此时的红卫兵小将和何式、钟亦等也是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不世之功，除了接待来信来访者之外，便安心地等待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肯定和支持。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1968年3月3日，也就是接到省革委指示的第二天，在萍乡市公安局军管会领导的授意下，以萍乡工人造反组织“大联筹”为主的上百名手持棍棒的造反派突然冲进了《万山红遍》编辑部——老萍乡市政协办公室，将何式、易希耀等押走，将所有的柜子、桌子、房子贴上封条。等大家反应过来，才知道原来此事已惊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其所著的《十年浩劫史》中写过，中央文革在2月底，召集了各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开会，其中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到萍乡有个《万山红遍》时，江青插话：“右派竟然公开翻案，要严惩”。这就有了3月3日的查封。随后，张春桥又亲自打电话给《解放日报》，这就又有了《不准右派翻天——致江西萍乡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文章的出现。



一场鸡蛋碰石头的戏就此黯然收场。

和善的陈贵隆副政委很快被调走，新来了一位杀气腾腾的马凤成副团长任萍乡驻军最高首长、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何式、钟亦、刘声琪锒铛入狱，易希耀、周建明被软禁在一所学校内，已参军入伍的魏海林被从金沙江边的8700部队退回，所有参与这一事件的红卫兵被全部集中起来，3月20日全部软禁在市内某中学办学习班。当时军管会认为首要任务是斗垮斗臭极右分子何式，于是在萍乡市体育场(现商城)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何式被强令跪在最前排，后面跪着一排翻案骨干。造反派先一一列举何式的罪状，然后一顿乱打，打得他当场晕死，又用凉水喷醒，问：“你承认自己是右派吗？”何式坚决顶回：“我不是右派。”于是再打，再问。值得一提的是何式直到临死时也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因为他过于强硬，不到一个月，身历大小批斗会50余次。也许他觉得生不如死，于是便采用了绝食的方式与军管会抗衡。



由于“萍乡报社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万山红遍》也是公开发行，故查处一事，进展非常顺利，两个月之后，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对这一事件便查了个水落石出。立即向省革委作了汇报，结论为，这是一个以“右派分子何式为首的有纲领、有口号、有组织、有目的公开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可以说，这一定性完全是不实之词，右派翻案固然是真，有纲领、有口号、有组织、有目的公开翻案也不假，但说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造谣诬陷。军管会收集到的何式的唯一反革命言论，就是何式在辩论时说了：“我们说毛主席正确，是说他的大方向正确，并不是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



不过，话又说回来，像《万山红遍》这样的报纸能够公开印刷发行，“萍乡报社专案联合调查团”能够公开成立，并且活动达几个月之久，获得上万人的支持，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笔者认为还反映了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即1957年反右运动并非那么必要，那么得人心，那些右派是值得同情的。



二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以当年55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转发了“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50余万右派中，除96人未获改正外，全部被摘帽改正。至此，反右运动被扩大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并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春天来了，春风也来了，这股春风自然也吹到了偏居赣西一隅的小城萍乡。1979年8月13日，未经任何人推动，当时的萍乡市革委会即批转了市公安局“关于纠正何式为首的右派翻案集团的请求报告”。认定并宣布：当年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做出的将“萍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萍乡报社调查团”定性为“以何式为首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因此案而受到株连和迫害的人员，由所在单位纠正平反”。



市革委会的这一修正，虽然距打击查处时已长达11年之久，但还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但扼腕叹息的是何式，他于1967年在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后，未来得及送至服刑地，即于1967年7月绝食死于狱中。据当时的看守人员回忆，死之前，他还在低声呼唤“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此时的他体重已由80多斤降到了40多斤，咽气后，被看守顺手装在便桶内，由看守人员送至火葬场火化。他终生未娶，其他亲人也远在他乡，他的那些同案犯和好友们也不知道何式已死亡，故在火化时没有一个亲朋好友送别，骨灰也是寄存在火葬场多年后，被他唯一的妹妹取走。



他的好友刘声琪，因此事获刑12年，到1979年12月，他已服刑11年又10个月，距刑满释放还有两个月，这天他正在田间劳动，突然被看守人员叫到办公室，向他宣读了(1979)萍中法刑字16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宣布：撤销原萍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刑事判决书；改判刘声琪无罪。刘当场释放。于是刘声琪便高兴地怀揣着这一纸“无罪判决书”，喜滋滋地回到了故乡长沙，干他的临时工去了。



钟亦虽然当时被关押，但由于认罪态度尚好未获刑，关押几年后便被放出，由上栗中学安排他担任食堂工友，但由于他有民主党派身份，落实政策后不久，便担任了萍乡市安源区政协副主席。对“联会调查团”最热心支持的萍乡市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人士李苏菲不久也官复原职，1970年后因萍乡市由县级市升格为设区市，水涨船高，他也由副县级升至副厅(局)级。



其他几位非学生身份的翻案骨干分子姚茂初、徐依广、兰家琪、喻品奎，长沙的骨干分子杨美兰、肖琦、李胤宗，在国务院外贸部工作的干部陈牛也都在受尽群众运动的百般侮辱后，被平反昭雪，然后各归其位，原先干什么还在干什么，也没有人说他们当年做得对或是做错了。



至于那些红卫兵身份的骨干分子，虽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给了他们一次重创，但他们没有因此而颓废、消沉，均逐渐通过努力，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作者为《萍矿工人报》原编辑）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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