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双陈案”和造反派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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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陈案”和造反派的功绩

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建国初期广东“双陈案”，是这样说的：

“广东‘双陈’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广东的造反派揭发出1951年的广东公安部门的‘双陈’案问题。‘双陈’指原广东公安厅长兼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和另一副局长陈坤，当年说他们包庇‘国际间谍’梁侠（实为驻香港特情人员）。1951年1月，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宣布逮捕陈泊。同时陈坤也被捕。又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广东省公安厅系统则逮捕7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当年审判‘双陈’案的公安部人员也因认为不存在特务集团而被错误处理，赶出公安队伍。（《撩开案情厚重帷幕，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文史精华》，2005年第5期）此案称为建国以来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直到1982年才平反。文革中打倒了罗瑞卿，广东的造反派在1968年1月重提此案，还成立了‘双陈’专案组。他们提出：‘我们要通过对‘双陈案件’的调查，揪出罗瑞卿的黑爪牙，为无辜受害的干部和因坚持正确路线而被迫害的革命干部彻底平反。’此案在文革中没有结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另一方面》，《共识网》，2011）

陈泊被判处10年徒刑，服刑到期后也未被释放，一直在劳改农场里劳动，于1968年去世。我原来以为，他到死也不知道造反派为他鸣冤叫屈的事。现在才知不是这样。

新一期《炎黄春秋》（2014年5期）上有一篇《“红色福尔摩斯”布鲁的遭遇》说的就是陈泊即布鲁的事情。作者吕璜是布鲁的妻子，后来也被开除党籍，而且不许她去探视正在服刑的丈夫。

夫妻十几年未能见面，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1967年8月的一个晚上10点多，突然有人敲我的小院门，我开门听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及顺德说：‘布鲁在门口等你。’这突然的情景，令我又惊又喜，14年了，今天终于重逢相见，那感觉真是如梦如幻。”他们这一对患难夫妇在王府井一带遛了三个钟头，“及顺德在远处监护着”。晚上11点终于离别，及顺德用自行车把布鲁带回北工大。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布鲁在北工大学生的帮助下进行申诉，得空时，我陪他到医院检查治疗他患的严重胃病。那时，他平时住在北工大，有时也住我的宿舍。这就被妇联造反派所不容，于是他们便和公安部的造反派一起，在布鲁来我宿舍的大街上将他绑架，由公安部武装押回湖北沙洋劳改农场。”为他翻案的事从此结束。

布鲁在1967年8月第一次与其妻见面时，其妻吕璜听见叫门时就知道是北工大学生及顺德，可见她与及顺德不是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及顺德肯定与她商谈过布鲁的案情。

我以前只知道广东造反派在文革中为布鲁翻案而奔走，不知道北工大学生也涉及此事，而且将布鲁接到北京居住，予以保护，帮助他向有关部门申诉。

那么，这个及顺德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能在文革那样险恶环境下奋不顾身为中共历史上的冤案的申雪奔走呢？他是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61级学生。他的中学同学叙述过他的经历：“在与老及的交谈中，方知他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幸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隐蔽战线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原延安保安处侦查科长、时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布鲁（陈泊）同志（三十集谍战悬疑电视剧‘红色利剑’主角鲁平的原型，2001年习仲勋同志亲笔为布鲁题‘红色福尔摩斯’）接触，并担任了‘北工大两陈专案组’组长，为保护布鲁同志，为‘两陈案件’的平反昭雪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正因此，1971年及顺德被整，公安部下文，他在甘肃天水干喷漆工劳教八年，1979年才恢复工作。1981年中央给‘两陈案件’正式平反，公安部给长城开关厂重新下公文，对及顺德因‘两陈案件’所受株连给予平反。（新浪博客《北京31中61届高三四班校友》，《来今雨轩 一杯清茶——见到及顺德》，2014）

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被清华录取，而得益于当时北京市委执行后来被批判的“阶级政策”而上了北工大。“可是，那些年‘左’的影响，要不是刘仁市长特批，建校一年的北工大录取了43名全市‘政审不合格’的高考尖子生，恐怕他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同上）由此可见彭真、刘仁这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们在文革开始后很快被打倒，主要原因在此。

他介入此事，还有两个特殊原因。第一，“布鲁（陈泊）延安出生的孩子陈修力（卢山）与及顺德是北工大机械系61级同学。”（同上）布鲁的这个孩子，可能也属于政审不合格者之一。

第二，大家知道，北工大在文革中出了个著名人物谭力夫。在1966年10月以后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他由于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宣扬血统论的讲话被批判。而谭力夫是前总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而这个当时已经去世的谭政文正是制造“两陈”冤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负责人是罗瑞卿。要不是当时罗瑞卿被打倒，也不会有为“两陈案”翻案之举。现在谭力夫被批判，自然牵涉到他的老子，也牵涉到“两陈案”。

这就是北工大涉入“两陈案”的具体背景。但是总的政治背景离不开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在《炎黄春秋》上的吕璜文章中谈到，是“在北工大学生的帮助下进行申诉”，而及顺德的身份也是北工大学生。另一方面，是妇联和公安部的造反派把获得自由几个月的布鲁绑架送回了劳改农场。这篇文章当然也会激起对造反派的仇恨。

熟悉文革历史的读者不会相信这样的描述。在文革大潮中，没有人仅以学生名义干这样的事。干这样的事的必然是群众组织，而在1967年夏，基本上只有造反派组织存在。再者，从整个文革历史看，只有造反派能够为中共历史上受怨屈的人申冤。

当时北工大掌权的《东方红公社》是三司组织。这个组织，由于是从批判谭力夫血统论起家的，属于比较典型的造反派组织，比起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坏事干得少。“当清华大学等校热火朝天地围困中南海批斗王光美时，该组织却将精力用于追踪谭力夫的后台，在天安门张贴‘打到康生’的大标语；追查谭力夫父亲历史的极左行为—为建国后党内第一起冤案‘二陈事件’翻案；介入北京中学生的运动，支持以‘出身不好’为主体的中学‘四三’派，在全国肃清谭力夫讲话的流毒下功夫。”（马士田，《文革中被乌云笼罩的高校里的一道闪电》，《爱思想》，2012）

所以为“双陈案”翻案，是北工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在当时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绝非及顺德个人行为。但是在《炎黄春秋》的文章中绝口不提这个实质问题，反而强调是妇联和公安部的造反派将布鲁绑架，从而逆转局势。

妇联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公安部的造反派是什么概念，实在颇费踌躇。

文革开始后，“主席在拿下彭罗，改组彭真刘仁原北京市委的同时，迅速整肃北京市公安局以防政变；毛从全国选调一千四百名军官，夺掌大权。军职任市局领导；师职任各区县局领导；团职营级到处科；连职干部分配派出所。”而原来的干警：“北京市公安干警1693人遭残酷打击迫害，72人关押成囚犯。”后来又进一步改造公安系统：“1966年、1967年，从军队选调兵团级一人，军级三人（内从空军×军副军长到公安部的赵××，1971年九？一三后被拘捕审查），师级十人、团级二十人，进公安部大‘掺沙子’，军级干部为部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967年12月9日，中央又发（67） 379号文件，再次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毛德传，《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共识网》，2012）

所以，公安系统的文革完全不同于地方单位，实际上是军队干部进驻夺权。原来的干警绝对不敢造反，新来的部队干部也不会造反，也从未听说过公安部有什么造反派，更没听说公安部由造反派掌权。文革后公安部有几位领导干部被指责为犯错误甚至被判刑，但也没说他们是造反派。

公安部造反派无此一说，《炎黄春秋》上的文章完全是信口开河。

如果妇联当时确实是造反派掌权，他们将此情况告知公安部。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从1967年8月起，布鲁的申诉活动持续了几个月。我估计这就已经到了1968年初了。1968年初是什么形势？是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政治高压形势。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候的形势，一切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理的人又开始倒霉。由于自己的队伍不纯，造反派也跟着开始倒霉，直到夏天工宣队进驻彻底倒霉。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没人把布鲁绑架送回劳改农场，北工大的造反派能否继续这样的翻案活动，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所以，即使当时妇联不管什么人掌权，在他们宿舍里住着这样一位来历不明的人，自然会提高警惕，告诉公安部。

即使如此，也算他们干了件坏事。本文是表彰造反派的，但没说造反派不干坏事。我曾指责北航的韩爱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干了坏事，惹得他们挺不高兴。

就算妇联的造反派干了坏事，比起北工大造反派用几个月时间给布鲁翻案，造反派的功劳还是大。在这段时间里，失去自由十几年的布鲁终于和妻子团聚，也认识到人间终归有正义存在，也就是有希望存在，尽管所有努力归于失败，他在去世时也多少有一些安慰了。

我为什么强调造反派的功绩呢？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说造反派的坏话。就拿这个《炎黄春秋》来说，本来是造反派在给布鲁翻案，偏偏说是当时的北工大学生，反而强调莫须有的公安部造反派绑架布鲁。

但是我不愿指责这篇文章作者吕璜。她已是一位老人，文章应是别人代笔写的或修改的，也许是《炎黄春秋》编辑改过的，不排斥他们按习惯把一切罪恶推给造反派。

《炎黄春秋》这一类春秋笔法由来已久。再举2011年第8期《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是魏海林的《萍乡〈万山红遍〉事件始末》，说的是文革中的1967年，江西萍乡的上栗中学红卫兵帮助原萍乡报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记者何式和其他几个右派翻反右运动的案，成立了调查组。到1968年元旦，又有23个群众组织参加，称为“萍乡报社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组”，并自行召开大会，宣布给何式等人平反。他们还将右派分子肖琦写的《怒揭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刘邓黑线》文章登在在他们办的小报《万山红遍》第3期上，向全国发行，受到各地右派分子的拥护，引起很大震动。

1968年2月底，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向中央文革汇报此事。江青说右派翻案要严惩。3月2日，江西省革委会指示公安局采取行动。3日，“在萍乡市公安局军管会领导的授意下，以萍乡工人造反组织‘大联筹’为主的上百名手持棍棒的造反派突然冲进《万山红遍》编辑部……”，进行逮捕和封存。然后是开大会批斗：“造反派先一一列举何式的罪状，然后一顿乱打，打得他当场晕死，又用凉水喷醒……”都把造反派描绘成一伙罪恶滔天的暴徒。

可是，给这批右派翻案的“红卫兵”是哪批红卫兵呢？参加调查团、宣布给右派平反的“群众组织”又是哪些群众组织呢？文章到此很含糊，未予交代。

从1967年到1968年，萍乡的文革形势大致是，1967年7月13日，萍乡保守派组织进攻并火烧了萍乡煤校，“自‘713’火烧煤校，震惊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怒斥保守派后，萍乡支持造反派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央派来了解放军支左，煤校学生开始陆续返校，学生造反派的势力又凝聚起来了，全校师生员工在萍乡城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局势对造反派还是不利，因为保守派掌握了武装，手中有枪，驻扎在萍乡饭店内，控制了萍乡城最繁华的路段，造反派仍然受到威胁。后来萍乡造反派从支左部队手中拿到了武器，经过不到一天的枪战，保守派退往山区，后来造反派乘胜前进才将保守派武装彻底瓦解，萍乡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了武斗，又恢复了正常。”这次武斗发生在1967年8月8日到9日，称八八八九事件。（杨明远，《回顾文革经历引发的思考》，红歌会网，2014）

所以，在1967年8月以后，萍乡是造反派的天下，而且得到了驻军的支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给右派翻案的事。《炎黄春秋》上魏海林文章中说的红卫兵，几乎可以肯定是造反派红卫兵，群众组织就是大联筹。但此文只字不提造反派给右派翻案的功劳，只提后来在军管会授意下，迫害这批人的行为。这就使读者误认为，造反派自始至终反对给右派翻案。1968年3月以后，是军管会和造反派合伙迫害这些给右派翻案的人。

实际上，尽管有些造反派遵从军管会命令，参与迫害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从1968年3月起，江西在程世清指挥下，开展了“三查”运动，声势比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声势要大得多。造反派不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尽管造反派中有不少人也反对给右派平反，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一直和右派相始终。

我并非专门挑《炎黄春秋》的毛病，只因为我订阅了这个杂志，看得仔细一些。况且这个杂志一向以尊重历史真相为号召，我希望它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所说的造反派被诬蔑现象几乎每天看到，如《共识网》登载关于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在文革中惨遭毒手的事情，标题是他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完全是颠倒黑白。实际上，姚桐斌本人就是造反派，被七机部保守派九一五殴打致死。

再拿刚引过的毛德传的文章来说。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是其中有这么一段：“宪法成废纸，人权、法制与民主荡然。砸烂公检法再加上号召‘群众专政’、‘造反派说了算’，一度各地随意抓捕乱杀成风，湖南省的零陵专区，在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就屠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子女，共杀死和被迫自杀达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尚未成年者862人。还有四类分子及子女受毒刑致伤残2146人。手段极端残忍，人性泯尽，连观世音大士和主耶稣基督也无影踪。近万冤鬼悲啼，老百姓不敢夜行，新中国人世间竟有此恐怖岁月！”这段说得都对，只是“造反派说了算”不知出自何处。另外，说零陵地区的惨案时没有主语。如果连贯看，似乎是造反派在那里杀人。事实是当地以武装部为核心的基层政权和保守派以屠杀四类分子震慑造反派的行为，也有部分造反派被杀。从这角度看，毛德传的文章，实际上也是一篇抹煞历史事实的阿世文章，虽然我不愿过多予以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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