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韩钢、王海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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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曾创办在学界称誉一时的《星期论文》版，我们今起尝试办《星期学术》新版，就是试图承继前辈学术薪火的梦想。应本报副刊邀请，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位教授在中央党校留筠园茶馆相聚，畅谈当代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我们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发此次漫谈会的速记稿，因篇幅所限，发表时略有删节。

微观研究的缺失和整合

王海光：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借助于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平民史学的浪潮方兴未艾，很多人开始做自己的口述。当年“文革”的那批大学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们现在不少人在重新写这段历史。这是好事情。要大家把自己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写出来，留下一段信史。

韩钢：大量民间研究和社会史研究出现以后，面临的问题非常大，要做的工作也非常多。这么多的资源怎么整合？刚刚奎松也说了，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某个地方的某个部门、某个机关有这种能力整合这么多的当代史研究资源。可是浩如烟海的史料资源不进行适当的整合，又怎么提供给学界和公众作为研究资源？能否尽可能通过适度整合史料资源，建立公共平台，而不是听任民间史料流散、消失。

杨奎松：还有一个麻烦，我写建国史第一卷，感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不够。原来做政治史、做外交史觉得问题不大，后来发现你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光讲政治、外交，光讲几个领袖人物是不行的，必须要从组织、制度、机构，一系列各种各样政策、法律、规则的生成，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卫生的，甚至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加以考察和梳理，必须要给后面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前因有一个基本的交待。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建国有什么联系？但要讲清楚这许多方面，不仅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学科知识，还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历史知识。比如，涉及教育，就要研究，至少要准确了解从传统到晚清，再到民国，教育是什么样的，怎么变的，然后才好比较和说明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变。这种变，哪些是历史造成的，哪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光一个教育史，就有初小、高小、中学、大学等等一大堆书和资料要读，我一个人要通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可能？何况，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人事制度、档案制度、单位体制的历史由来，始终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如果自己也不做具体的和微观的研究，写书时又怎么能勾勒准确？但是，你真的要去一个一个做微观研究的话，就完蛋了。

韩钢：2005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写一部断代史太难。研究者个体所能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人物，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实还原就不错了。

杨奎松：但是这个工作必须要做，不能完全没有人做，肯定要有人做这件事。究竟是没有基础研究、没有微观研究的人去做好，还是有一定微观研究的人去做好，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王海光：真正做了微观研究以后，就不再敢做这种宏观的。恰恰是没有做微观研究的，动不动就敢用“什么史”出面了。过去写历史很讲究的，什么史稿、史纲、初探等等，用语非常谦虚，用到以“史”为名就是都有定论了。可以看得出过去写史很慎重的，能够用“史”为名很不容易。现在，谁都能写史，都敢给自己的书冠名“某某史”，其实没有就具体问题研究过。特别是一些从文学领域转到史学领域的，最敢写史。我的经验是，没有做过微观研究的人写的史是不能看的。

韩钢：能不能说当下要做的工作，第一个还是要适当、适度地整合历史资源，不做抢救、发掘、整理、编辑、出版这种工作，将来这种资源还会流失。第二个，做一些专题性、个案的、人物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至少这样的工作，做一个相当的时间，然后再去看能不能做一种宏大的、整体的历史描述。

王海光：我现在经常会有些感慨，面对这么多史料，这么多问题，越来越觉得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做不了几个题目一辈子就交代过去了。

我想有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号召大家都搞口述史。首先是存史，先让大家把这一段历史记忆留存下来，尽可能完整地留给后人。让后一代人在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去看。所以在当代史研究中，我主张先做存史的工作，存史可能比写史在某种意义上更有价值。

第二，对个案的研究。我们不可能自己在每个问题上都搞个案研究，但我们可以提供出几个研究的案例样板。做出几个好一点的个案，开垦几个试验田，给我们的学生趟趟路子，提供点经验体会，点点题目，能给他们的研究工作起到一种铺垫和效仿的作用。

第三，更多地在解读史料的方法问题上做做文章。现在底层档案一打开，面临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让人眼晕。我常给学生讲，一个县档案馆能做多少题目，一个县几十万人，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内容丰富极了。人一辈子能做多少事，一个县档案就够你做一辈子，一辈子也做不完。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用什么方法去解读这些史料，如何分析藏在这些史料背后的东西，怎样从里面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来，这就很重要了，恐怕是现在应该着重给学生讲的事情。

从观念到生活的基本制度的探究

韩钢：也可以考虑，虽然不能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但是从现在开始，对很长时期内影响中国国民、观念和生活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政策，花一些精力做研究，比如户籍制度。海光做过一些研究。

王海光：我做户籍制度研究的时候，奎松给我的一个提示非常好，要把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苏联的户籍制度进行对照。我过去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1949年以来的基本制度形成中，有根据地的因素，有中国传统的因素，同时还有苏联移植的因素。所以，制度这种东西是错综复杂的，我们现在都把它简单化了。

韩钢：还有工资制度，改革开放前，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几乎只有工资，直接关切城镇居民的生活。但很长时间里，工资调整有限。“文革”后调整得多一些，而且人们收入的来源变得多元。这里面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单位人事制度，这也是长期影响国民生活的一项制度设计。还有计划生育制度。这些长期影响国民的问题，其实可以先做一些重点的研究。

杨奎松：我研究建国史的时候最想研究的，一个是干部组织制度，一个是人事档案制度，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单位制度。

你要研究中共立国的组织制度基础，必须把苏联这方面的问题大概搞清楚，但是俄罗斯人对这些问题现在几乎没什么研究，成果很少。我们又不能从俄国的基础档案查看起。

你只有去查这些东西，查原始档案。我查来查去，查到现在为止，这几种重要制度的形成及其运行方法和历史变动的情况，我现在也还没有写出论文来。

韩钢：起码形成了一套干部档案。延安时期干部都要写自传，都有交代的文字材料，有证明材料，就会形成一套文字档案。这些材料一开始形成叫干部档案。但是最好有一个完整个案作分析，人们就知道档案是怎么回事。

杨奎松：一个个案本身还不能反映一个体制、一种制度。比如这套东西怎么建立起来的，在什么情况下怎么保存和利用，由什么部门授权进行管理，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单位管理的层面不一样，管理的对象不一样，根据及作用如何，是怎样规定的。包括你不同单位、不同层级、不同职业的人，填的表都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这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文章能系统地考察出来它们什么时候规范化起来的。由于档案开放有限，真要弄清楚在今天还是很难的一个事。

王海光：我就吃过档案制度的亏。我在部队要发展入党的时候，牵扯到家庭问题，需要外调材料。我父母单位掌权的是造反派，跟我们家不对付。先是有一堆材料寄过来了，是群众组织整的，说我父亲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支部一看不敢发展我入党了。后来我觉得不对，怎么老是给我说要经得住考验啊，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儿，最后给我讲实话了，说我家庭问题很严重，够退伍的了。我说，这很简单啊，你们查查去，我父亲要是有这么多问题，我怎么能到部队来的。他们又去函到我父母单位去查，这时单位领导换人了，又重新写了材料，这才算是把问题解决了。

韩钢：还有长期实行的物资供给制度或基本生活品定量供应制度。最后取消粮油定量供应是1993年，改革以后还延续了十四五年，这个制度才取消了。这是长期影响中国国民生活的制度。像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长期影响国民生活的制度，这个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来呈现。

当事人口述的急迫性

韩钢：刚才谈到的当代史研究，当理念发生变化以后，不再把政治史和精英史作为当代史的单一甚至主体内容。只要是把社会史、草根史作为当代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们会发现当代史的资料极为丰富。这些史料或者存于档案馆，或者藏于民间。问题是，无论是藏于档案馆还是藏于民间，当代史的资料发掘和利用都不够。那么怎么经过搜集、整理、编辑、加工来提供给社会，提供给研究者和公众，提供到公共平台上去，除了学者要做努力外，还真是要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社会也做一些努力。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个体能够做到的，即便能做到，能做到的也非常有限。

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最应该做，因为今天的当代史多少年以后就变成近代史，甚至古代史了。

王海光：做这种工作是做功德，造福整个学界的。

韩钢：这种工作既无名，也无利。还有就是口述访谈，土改历史的当事人现在都已八九十了，年纪稍轻的也七十多了，再不做口述，活的记忆也留不下来了。

现在做土改历史的口述访谈已经很难，从做合作化历史的访谈开始还有可能，实际上合作化历史的当事人也不是很多了。

杨奎松：包括统购统销。

韩钢：统购统销时期活着的当事人也不多，这些人应该抓紧作为口述访谈的对象。

当代史成熟的认知观念

韩钢：对当代史重大政治事件的还原，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学者来讲是责无旁贷的事情，精英的历史和政治史也不能忽略。比如刚才讲的这些问题，这些年来，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不同的当事人开始回顾历史，做口述，写回忆，但是这些记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为当代史的认知提供了过去未知的信息，也带来不少困惑。这些信息有些是相对可信，可能是事实，有些则可能记忆有误，是想象的延伸，有些甚至可能是编造。

杨奎松：我们做了这几年工作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愿意看这种比较平实、扎扎实实的学术性著作了。2002年以前，这种带注释的书基本出不了，要想出，弄注释就得少一点，要不也要放到每章之后或全书之后，出版社怕影响读者看书的连贯性，影响销量。现在完全不同了，出版社有时还要求你必须要加注释，这样才显得够水准，够权威。

韩钢：一些杂志过去不能有注释的，现在加了注释。表明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改变，开始出现相对成熟的认知观念了。

王海光：过去那些纪实文学的东西，带来了许多错误的历史知识。现在人们更愿意看真实的历史著作、学术研究的著作。一些纪实文学作家也自称是文史学者，这些人是用文学创作的方法去搞历史，虚实参半，经常搞些“爆料”吸引大家的眼球，我称之为“以文乱史”。当前这个问题很大，造出了很多“戏说”的东西，应该清理一下。

杨奎松：恰恰是当代史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根据客观的、扎实的研究来讲话，这样才能澄清各种各样的谬传、谬说。

无论什么样的材料，首先第一个也还是需要你能正确地解读；第二个还要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旁证材料证明这个材料是可靠的，你的解读是有根据的。现在网络很发达，好事者为吸引眼球，甚至为耸人听闻，常常在网上发布一些具有爆炸性的假史料，相信的人还很多。因此，现在专业性的研究和专业的方法，就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来了。

学术会议的高质量

王海光：我到国外开学术年会，觉得海外学术界的开会方式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学术大集一样。

我去加拿大参加的一个会议有380场，不光有研究历史的，还有研究宗教的。同时开28场，同一时间开。大约三天半时间基本开完了，他们有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大party。

杨奎松：赶集。

王海光：但是也有个好处，看一下就知道国际学界关心什么，谁在研究什么，发展趋势是什么。我还想到，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这么严重，国外学界为什么少，这也是个机制问题。每年都开次学术大集，谁做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突然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一本书，怎么来的？大家不会认可的。这就会避免低水平重复。

还有一个是它的开放度，你进去听两分钟也行，听五分钟也行，随时来，随时走。所以会场中间少则几个人，十几个人，多则很满，坐不下还有站着的。他们研究的课题虽然小，但是几个领域的边界切割得很清楚，是哪类问题放哪类，感兴趣的可以跨学科去听，对开阔视野也是很有帮助的。

韩钢：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参差不齐。

王海光：这几年也注意到专题，也往微观上走。

韩钢：有些会议想覆盖到尽量多的学者，所以不太注意提高标准。

杨奎松：愿意参加的学术会议，首先第一个是规模小，第二个是对参加人员有专业的要求，尤其对论文要有要求。你的论文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你来，或者你才好意思来。上次我们在上海开的会，请某个老外时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研究成果，后来才发现他交的论文不理想，写一个农村剧团的历史，题目很好，材料却非常薄弱。对于这种学者，我们下回请不请就会很慎重了，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韩钢：题目是好题目，但作者所依据的仅仅是当时公开半公开的文艺刊物，比如《群众文艺》、《群众艺术》这类刊物，缺少档案，也缺少口述访谈，史料品种过于单一。别的不说，史料收集方面就存在不少缺陷。

杨奎松：起码我们现在参与的当代史研讨会，基本上还是比较严格的，大家都会特别注意自己论文的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不见得都能发表，但与会者的论文大都能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而且我们每回的讨论都很热烈。不像过去许多会，许多与会者只是找机会出来玩的，有的转一圈就走了，现在不可能了。

杨奎松：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

王海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

当代史研究的转型时间

王海光：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我认为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学术转型的？

杨奎松：最早用国史名义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实际上还是没脱离原有的那套思路，写法基本还是比较传统。

韩钢：那套书的意义主要是在还原重大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实，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的路子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一是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开始具有民间立场了。所谓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

再一个就是史观这时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革命史观开始往现代化史观的过渡。治史方面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梳理，做复原历史的工作。

杨奎松：我们是1998年开始商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时候在国内第一个要找人，第二个是找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没有人不是从纯粹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史。最终找半天实际上没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极少。

王海光：从一种有意识的转型到出成果总是要有一段时间。要说从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成果了。奎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

杨奎松：2000年之前做过，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韩钢：你有一篇东西是标志性的，写1950年代上海的镇反运动，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好像是发在2004年的《学术月刊》？

杨奎松：不是，发在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

韩钢：这是你的研究领域开始往当代史扩展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文章根据地方档案，把高层和地方的政策互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是讨论当代史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1990年代以来，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学、非党史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国史、当代史。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李辉，他的著作其实也是当代史，他研究的是当代史个案，比如胡风事件。

社会学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孙立平、郭于华领衔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项的。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肯定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界开始比较多的有人投入到这方面来了。原来历史学界不碰这块，历史系的人按照传统的观点，一百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做的，甭说当代史了。2000年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阅览。像我就是2003年以后开始跑地方档案馆的。记得当时以上海档案馆为首，案卷已经开放到50年代中后期了，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延伸。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个时候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没老师能够带。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国史的题目又做滥了，学生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这时候地方档案馆1949年以后档案陆续开放，这对学生们显然是一个福音。

所以这之后北大历史系才开始逐渐有学生往这方面找题目，比较而言，外地学校历史系同学可能走得还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学生在选做这方面的题目了。当然，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开始选当代史的题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

研究的下沉和社会史的活跃

韩钢：这次转型跟老师的导向有关系。

杨奎松：当代史的档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师都会比较愿意鼓励同学回家，利用自己的种种方便条件，在自己家乡附近去查阅地方档案，找自己比较容易把握的研究题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历史，又是相对基层和微观的历史，很多题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韩钢：当代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杨奎松：历史系的老师、同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代史研究中来，给整个当代史研究冲击非常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原有研究的东西真的不够了。特别是西方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引进来，学术的标准引进来了，过去按传统党史的那种写法也有问题了。

过去写政治史，哪怕写外交史经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简单，基本上没有严格的规范。编辑提出要注释，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话就免了，因为资料保密，没公布啊。但是这种作法在历史学界不行，你要把东西发表出来，就非把你的资料出处注明白不可，而且具体要注出哪些资料信息，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的。就当代政治史研究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找理由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凡写上层政治活动，总是有一些关键资料没有公开。有些研究者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或个人的关系能够看到那些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写，可以研究，但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要想发表水准较高的研究杂志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释出处，或注释不全，就不行。这种情况的影响很大，它导致当代史的整个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为越是上层的资料越难利用，但越往下层，档案资料的开放度越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像今天的当代史研究，应该说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史这块，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从城市到乡村，什么问题的研究都有。同时就是文化、思想、人物这块也比较火，特别是文化史研究。过去比较多的、单纯依据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较少了。

韩钢：这些年来，人物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人物研究比较出色。

杨奎松：李辉应该算是比较早的研究者。

韩钢：对，比较早，他从潘家园这类旧货市场找到了大量专案材料，还做了不少访谈。他编辑的《一叶知秋》，资料来源就是从旧货市场购买的杜高专案材料。

杨奎松：原来潘家园的这类旧资料很便宜，后来被一些做买卖的人发现其中有些有文物价值，结果弄得越来越贵。还有不少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私人书信、墨迹，90年代的时候真东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辉等，当年就弄了些好东西。包括一些外国研究学者，他们做得都比我们早。

韩钢：对党史、当代史研究冲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高校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开始做当代史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比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当代社会史，利用大量地方档案，同时利用民间的东西。

历史系教师研究当代史与党史研究有不同之处，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对社会层面的问题做研究、做梳理，而不仅仅是聚焦高层和精英；还有一点是研究方法很规范，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和概念出发，而是先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然后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冲击了那种传统党史研究的套路。

杨奎松：十几年以前，多数开始涉足当代史研究的人，思想还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因为着眼于精英层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7年胡绳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讲过一段话。他讲：你们写的其实多半都是会议史，党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他说，应该多写人民群众，你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吗？

西方社会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民国期间对华人学者的影响就很大。像周锡瑞、毕克伟等美国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特点，他们也研究中共党史，也研究中国当代史，但他们的研究眼光总是比较偏向社会底层，偏向社会文化。这也影响到中国学界的很多人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层面，现在的趋向是，越年轻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离政治越远。

韩钢：毕克伟，还有弗里曼、塞尔登他们，从做农村开始。

杨奎松：美国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走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人类学研究的路子了。他们中许多人年轻时就扎到中国的农村中去，直接到社会基层去体验和了解一切，具体做到一个村子，并且多年跟踪。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很多研究者。

王海光：这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度有关系。中国学术界逐渐与西方学术界接轨，他们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课题也搬过来了。比如性别史，特别是女性史，受国外影响非常大。

杨奎松：这也是历史学界引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过去也有妇女史方面的研究，但工运史研究、青运史研究之类的研究一样，基本上都是党史的，或政治史的研究路数。2000年以后地方档案陆续开放后，不少学生开始尝试从这样的视角研究问题，因此出来一批做婚姻法问题、做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问题的学生论文。这样的研究虽然直到今天都不是很成功，但过去一般是不会去做的。今天随便翻一下历史学硕、博论文网站，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题目。跟政治史沾边的，特别是直接讲精英政治历史的论文，很少很少。

不管这样一种研究趋向还存在怎样的问题，但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使得我们的历史研究逐渐开始转到关心普通人，关注大众和社会了；也使我们看待历史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视角、那种关怀和过去完全不同。过去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政策制定，为什么制定这个政策、怎么制定的、理论是怎么回事、动机和意义是什么，大都讨论的是这些东西。现在很少历史研究论文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下来以后，一层一层下来有了怎样的变化，底下的人对这个政策怎么去执行，或有什么抵触，怎么变通，在具体的人身上或人群当中发生什么影响，是有益还是有害，今天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了。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王海光：这个趋势的变化带来的是学术视野的转换，目光由仰视转为下沉，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底层民众。目光一转换，一下沉，这就和过去的知识体系不一样，要填充很多新知识。传统党史研究的知识方法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应付不了了。哪怕你掌握了一些高层的材料，对这些高层材料怎么解读，也不一样了。要走出过去那种文山会海的历史叙述，就得做底层研究，那么解读史料的方式、研究方法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底层的材料、社会史的材料比较容易收集，谁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就做一个村庄史。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从个案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多重复杂性。

个案的碎片化和价值

韩钢：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你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韩钢：近年来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有一种批评，担心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将历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抛开这类批评声音里的“政治含义”不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个人感觉这种担心有些多余。研究者做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本属个人志趣，而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最原始的意义都是还原事实，只是还原的对象各有侧重，微观关注局部，宏观关注全局。从思维方式上说，宏观研究还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杨奎松：主要问题在于怎么通过微观的研究和具体事例的研究，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有个学生做中共建国前后一个县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变动的研究，他本来的计划是想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两个点的考察和比较。后来我告诉他你精力不够，还是先集中做一个较好。

他接受了，后来发现光这一个县这方面的情况就复杂不得了。光这一个县至少就有几种差别很大的区域，有山区、有平原、有临近城市周边，长期的商业化，主要种植各种各样经济作物的，平原也有旱地、水地的区域。光这一个县，因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习惯等等的差异，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所有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不是一样的，包括简单地按照土改时的政策规定讲剥削量和剥削关系，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办法具体落实。

韩钢：无法涵盖非常复杂的当代史现象。刚才说的南方地租，地租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权状况。地权状况非常复杂，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千差万别。奎松有个学生做过上海郊区的征粮问题研究，仅仅是江南一带的地权状况，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王海光：目光下沉到社会史上，就是要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的新的历史事实，所揭示出来的新问题，能推动当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化。这是研究趋势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现在看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基层档案，存在的数量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民间史料，民间史料看起来数量也不得了。虽然散失了很多很多，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体系，几乎每个人都建有档案，包括农村都建立了档案保存制度，因而还是留下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个也就使得今天当代史面临一个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靠一个人、一个学校，甚至靠中国今天已经不算少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生，都不可能真正和充分地阅读和利用这样大量的档案史料。这就出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微观的、相互差别的史实是如此之多，不要说咱们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两三代人，都不能给后人提供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判断来。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情况很让人兴奋，也很让人担心。兴奋的是新研究比比皆是，担心的是大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微观史，宏观的判断历史学家都不去管了，任由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其他对历史研究毫无概念的人在那里说三道四。我们想的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微观做起，尽可能多地由点到面，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然后再把碎片的、复杂的情况做一个整合，得出比较宏观的历史判断来。但今天看起来，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现实的问题是，大家都研究微观史，非历史的宏观的结论性东西仍旧层出不穷，而且冲击影响还很大。你要不要回答，你要不要应对？

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序中引述过半个多世纪前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的傅衣凌的一个观点。傅当年就提出，民间史料和民间史的研究能反映小区域中的情况很重要，但不应放弃对中国社会总的轮廓的说明的努力。不过这么多年来，哪怕是民国期间的农村史或经济史，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成果，仍旧不易发现。这也说明了要在微观史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宏观史研究的成果，是多么的不容易。

韩钢：海外关于中国当代史比较宏观的一些研究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麦克法夸尔的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台湾陈永发的中共历史研究，也是很宏观的，影响也很大。

王海光：山东大学校庆那年，请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来，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也去了。当时去的历史学者不太多，搞政治学、法律的比较多。在研讨会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他们问老麦，哈佛学派到底有什么方法？麦克法夸尔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就是从传统史学来考察问题的。我们哈佛学派也没有什么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在研究中间所形成的。你们看，当我们国内学者还想寻求某种新工具，寻求某种新理论，或者寻求某种研究方法的时候，西方学者实际上还是按照传统的东西在搞，还是按照传统的治学方式去研究这段历史。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大道至简，并不是一定非要什么新方法。我们学界的问题就是方法太多，成果太少。

韩钢：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关于“文革”起源和“文革”史的著作，还是很有一些见解的，而且他们很重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国政治、分析“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著作最大的问题跟过去中国大陆的党史、当代史研究有点类似，对于社会层面的东西不太关注，或者说关注很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425105023.html

yangharrylg

看完了之后，有个感觉，幸好没投身所谓的国史研究。。我想这些学者口中的所谓宏观史是什么呢？是跟原先统治中国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革命史观是一个东西吗？若是这种宏观最好别有，历史本来就是多元（尽管不一定琐碎），若是多元的，则折射出这些 学者抽象能力很差，基本没有经过一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